薩特的背叛，加繆的醒悟(2)

雜誌《摩登時代》編輯得知勞改營的存在，迅速將其拋之腦後；儘管清楚東歐「擺樣子公審」的真相，薩特仍宣稱「反共人士是狗」；波伏娃讓筆下的人物長篇大論演講，一廂情願表示「來自啟蒙的西方共產主義者的道德壓力將會促使蘇聯改變其監獄形態」。克洛德·雅梅則寫道，儘管共產主義現實令人幻滅，但是「仍然有必要如此假裝……是的，去欺騙，英雄般地。」

他們輕易地原諒了蘇聯，儘管大量無辜者在勞改營中死去。

仇視蘇聯和斯大林的人把這裡當做尋找罪證的寶地，他們在集中營遺址周邊發現了大量亂葬坑，而且發現了許多頭骨，而頭骨確實有被專業器械切割和槍擊的跡象。

知識分子自感有責任教導工人階級。他們甚至認為，對蘇聯的選擇性失明和失語，是對工人的保護。工人階級是脆弱而單純的，「我們不能讓工人失望。」薩特說。在工人階級街區，艾呂雅拒絕說出他對蘇聯的疑慮和鄙夷：「可憐的人兒，這將令他們氣餒，我們不能讓那些正在鬥爭的人們失望。他們是無法理解的。」穆尼埃在一封寫給《行動》雜誌的信中，說任何懷疑馬克思主義的舉動，都會削弱工人的立場，瓦解他們的決心。

他們心痛的是共產主義田園詩的墮落。至於冤假錯案、勞改營、反猶肅清中死去的數以千計的不知名的工人、農民、店主、非共產黨人士的作家政治家，是不在他們視野內的，他們關心更理論更純粹的「馬克思主義本身」。

薩特固執地認為，為了實現「為全體的正義和自由」的終極理想，蘇聯擁有不擇手段的特權。他將共產主義暴力視為可敬之物，甚至說：「也許我們生活在這樣一種場景中，即只對個人的非正義已經不能被稱作是非正義了。」

《法國當代詩人》一書曾這樣評價艾呂雅：「在所有超現實主義詩人中，保爾·艾呂雅無疑是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他精通如何把『荒謬事物的不斷同化』有機地融人他對自由無比的渴望中去。

詩人艾呂雅的舊友、一名捷克歷史學家被逮捕和被迫認罪。「在你內心的最深處，如何能夠忍受這樣一種人的墮落，而這件事還發生在你的朋友身上？」在收到布勒東呼籲他抗議的信件後，艾呂雅拒絕了。這位曾寫下「我生來就認識你／要把你稱作／自由」句子的詩人說：「沒有精力為聲稱有罪的罪人操心。」

知識分子們邏輯牽強地為蘇聯辯護：「我們看似是自由的，但是確實如此嗎？作為資產階級剝削的受益人，我們有什麼資格去譴責斯大林主義者的多樣性？」但他們也常常不能說服自己，於是，薩特將兩個世界做了「明惡實善的共產主義」和「實惡明善的資本主義」的區分，「更容易的做法是，譴責雙方，而後撤回批判共產主義的那層意思。」朱特評價道。

然而，諷刺的是，薩特們卻常常成為法國共產黨辱罵的對象，共產黨媒體「無情揭露他們的矛盾和偽善」。「在車輛偏離了原有的辯證道路時，司機越是試圖想拋掉這些熱情的同路人，他們就越是堅持，並且發誓說，他們永遠不會半途而廢，因為不會有回頭路可走。」朱特在書中寫道，他認為，在他看來，這些狂熱的共產主義者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在為共產主義辯護，還是為自己的過去辯護。

一個不光彩時代的最高貴見證人

勞改營是一種簡單化的使入獄者強制勞動的場所。勞改營制度和奴隸制、監獄有許多相似點。

但是，古拉格勞改營讓加繆感到不適。

1946 年之前，加繆也像大多數人一樣對蘇聯的罪行顯得一無所知，但轉變在悄悄發生。他開始覺得「歷史之外還存在著別的東西，比如單純的幸福、人的激情和自然的魅力」。薩特不以為然，反駁「只存在歷史，什麼都離不開政治」。

就在這一年，他與薩特第一次發生意見不合。在《戰鬥報》上，加繆發表文章「不當犧牲品也不當劊子手」，薩特的追隨者龐蒂發文反擊，把加繆稱作「革命的叛徒」，在一次圈子聚會中，加繆摔門離開。這場爭執持續了 6 個月，薩特的伴侶波伏娃在著作《東西的力量》中公開支持龐蒂。

「如今真相大白，我們必須把某種東西如其所是地稱為『集中營』，即便它發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本不該再一次如此彬彬有禮。」蘇聯令加繆心痛，他認為反抗是一種以混亂的方式尋求秩序的悖論，原則在於「正義」，任何反抗壓迫的行動，不能淪為新的壓迫。

當加繆把這些話寫進《反抗者》一書後，他成了眾矢之的。他的哲學老師在讀了這本書的片段後，對他說：「這下你要四面樹敵了。」這本書成了加繆與薩特決裂的導火索，薩特稱人道主義和非暴力「荒唐又虛偽」。

此後，加繆幾乎與知識分子圈子決裂，「一個不光彩時代的最高貴見證人」——在《未竟的往昔》中，朱特給了加繆如此的評價，並認為只有加繆在統一口徑的文人共和國里，填補了道德空白。

「一個不光彩時代的最高貴見證人」——在《未竟的往昔》中，朱特給了加繆如此的評價。

加繆反思了知識分子在暴力面前的集體噤聲和胡言亂語：「流血的總是他者。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的某些思想家會如此隨意地談論所有事情。」朱特認為，在這一點上「加繆領先於他的時代差不多四分之一個世紀」。

薩特終身沒有改變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在上世紀 70 年代的採訪中，他仍為蘇聯辯護：「一個革命的政權必須擺脫一些威脅到它的人，除了死亡，我看不到其他處理方式。僅僅是監禁的話就意味著會有出獄的這天。」

而波伏娃則在上世紀 50 年代末的作品《名士風流》中穿插了一系列主角人物對蘇聯集中營的痛苦論戰。只是她變換了事情發生的年代，讓這些辯論看起來像是發生在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