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擺不定的憲政——清末預備立憲始末-今日頭條

06-12

甲午戰爭的慘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徹底失敗。連李鴻章也承認洋務運動不過是紙糊的房子，經不起真正的風吹雨打。這時一些開明之士已經認定，中國的癥結不僅在於「技不如人」，更在於「政不如人」；僅僅是「君民一心」、「上下相通」不能治除中國的病根，必須進行政體的改革。

憲政思想最早的鼓吹者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遺憾是，「百日維新」在慈禧太后的反撲下失敗了。但事隔不到兩年，八國聯軍攻進北京，慈禧被迫帶著光緒跑到了西安暫避。清政府已難以維持舊有的統治秩序。為了自救，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義下昭改弦更張，實行「新政」。

然而「新政」了無新意，只是在炒戊戌變法的冷飯，遠遠滿足不了立憲派和革命派的要求。朝中和社會上一些開明人士不斷發出求變政體的呼聲。社會名流張謇在1903年下半年赴日考察歸來後，就立憲問題多方奔走聯絡；1904年2月19日，雲貴總督丁振鐸、雲南巡撫林紹年聯電奏請變法，說中國面臨極其危險之局面，要想挽救，「惟有急宣上諭，誓改前非」；4月，出使法國的大臣孫寶琦又奏請立憲。

1904年日本與沙俄在我國東北地區爆發戰爭，清政府因無力抗衡兩大強國而被迫宣布中立。國內的立憲派與守舊派此時也展開了爭論，對他們而言，誰勝誰負直接關係到立憲國與專制國誰優誰劣的問題。日本最終勝出使人們相信立憲可以救亡圖存，憲政改革的呼聲由此大漲，再加上革命派力量日漸壯大，海內外的暴力事件頻頻發生，已經開始動搖清朝的統治根基。清政府驚恐萬狀，終於勉強接受了立憲派的建議。

1905年慈禧派出戴鴻慈、端方、載澤、尚其亨和李盛鐸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出洋考察了6個月，先後訪問14個國家，最後得出結論：中國貧弱的根本原因在專制，若想富強，只有「採用立憲政體」。而在此期間，國內的頑固派勢力仍堅決反對立憲，認為立憲會造成皇權的削弱，使漢人得利—這也正是慈禧所擔心的。

頑固派當時提出：中國情勢與外國不同，因而實行立憲，必然導致皇權被削弱；實行民主，但國民素質低下，根本不知有了權利怎麼行使；實行自治，居心叵測之人便會掌握地方命脈，非常危險。

立憲派官員反駁：國民素質的高低全在政府勸導，如坐等提高，永遠不能立憲，只有先事預備立憲，引導提高國民對民主的認識程度；正因中外情勢不同，才定為預備立憲，而不是立即實行。曾經在戊戌變法中背棄「維新派」的袁世凱，此時堅決主張立憲，甚至表示「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當以死相爭」。

慈禧最終採取的是一種折中的辦法，她決定師法日本，與明治維新一樣從改革官制入手，1906年9月1日，慈禧下詔宣布了預備仿行憲政的計劃方案，至於何時能夠真正實施立憲，則隱晦不言。

不管是出於真心還是假意，也不管慈禧的內心動機如何，以政府文告的形式首次對憲政加以肯定，也即對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予以否定，其里程碑式的意義是自不待言的。清政府由此進入預備立憲時期，在這之後，清廷先後設立了資政院和各省的咨議局。這已經具備了西方議會政治的一些初步特徵。

1908年 8月27日，清政府公布了《欽定憲法大綱》。《憲法大綱》共23條，其中14條是強調君權的，9條是給臣民設定的一些權利。如《憲法大綱》中規定：「臣民於法律範圍以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結社等事准其自由」；「臣民非按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監禁、處罰」等。另外還有一些規定將司法權劃歸「審判衙門」，實際上取消了皇帝的最高審判權。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憲法性文件，1908年的《欽定憲法大綱》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的文件，這也反映出清廷在君權問題上的矛盾態度。史學家對其褒貶不一，但它在中國憲政史上的開創性的地位還是不容抹殺的，可以說它是中國憲政史上的一座重要的界碑。事實上，晚清新政時期，人民在言論、出版、辦刊、組織社團、集會示威諸多方面有著廣泛的自由與權利，可以說是中國社會進入近代以來，人民享受自由與權利最多、最好的時期之一。

《欽定憲法大綱》頒布以後，清廷規定了長達九年的「預備立憲時間表」，計劃於1916年舉行全國選舉，1917年才召開國會。但是，歷史已經不願意給清廷這一緩衝時間了。1908年農曆十月，執政半個世紀之久的慈禧太后和被囚多年的光緒帝相繼死去，以憲政為核心的清末新政的重任，歷史性地落在了攝政王載灃身上。無論是在資望上，還是在才幹上，載灃都難堪大任，而他親手所為的下面兩件事則直接導致了清末憲政的夭折，甚至成為壓死「大清帝國」的最後兩根稻草。

載灃在1911年5月組織了新內閣，同時撤銷了軍機處和舊內閣。在13名國務大臣中，滿族貴族佔9名，其中皇族佔6名，時人稱為「皇族內閣」。「皇族內閣」成立後，一時輿論大嘩，這不僅使立憲派大失所望，也使統治集團內部因滿漢矛盾和中央與地方矛盾的尖銳而分崩離析。立憲派開始對革命派的態度有所轉變，有的不那麼反對了，有的理解和同情了，有的甚至支持和投身革命了。清廷的這一舉動，可以說大失天下人心。

第二件事是載灃宣布將由民間出資建造的粵漢鐵路、川漢鐵路收歸國有。這一舉措引起湘、鄂、川、粵四省各階層的強烈不滿，掀起了四省保路運動，尤以四川最為激烈，後來發展到罷市罷課和抗糧抗捐。清廷從湖北調兵鎮壓，終於激起了大規模的民變，直接引發了後來的武昌起義。清廷的統治陷入土崩瓦解。

此時攝政王才如夢方醒，他急忙下罪己詔，宣布解散「皇族內閣」，召開國會，赦免政治犯，並命資政院速立憲法。資政院僅用三天就起草了《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1911年11月3日，攝政王正式公布《十九信條》，並宣布立即施行，企圖以此抵制風起雲湧的革命。

如果抽象地看《十九信條》，應該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憲法文件。該條文中大大削減君權，而歸權於國會。儘管比起《憲法大綱》來更為進步，但為時已晚，已經無力挽狂瀾。1912年3月12日，清帝宣布遜位，清王朝宣告滅亡。晚清憲政也成了這個王朝的殉葬品，一同成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