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省武威市民風民俗之經典武威【圖文】
06-12
遙遠文明的音響 一 武威人考狀元，考得艱辛，考得悲愴。從隋唐確立科舉制度到清末廢除科舉制度，風風雨雨一千三百年，武威人沒有考上一個狀元，狀元的路就被歷史的風塵永遠地埋葬了。至到今天，「狀元」的有效期已過了一百年，武威人還對「狀元」二字唏噓不已。這是一種懷舊與失落的傷感情緒。懷舊與失落，都是希望武威的文運脈氣盛些，再盛些。武威文廟，那道從未打開的門，就成了文人心上永遠的疼。 天下文廟皆姓孔。據說文廟的正門只為狀元開。武威沒狀元，文廟便無正門。無正門的文廟，誰進時都有點凄凄然，慨慨然。其實，自文廟自建成始，那正門的位置就預留好了，用青磚將門墩砌好了。誠如人子未長成，娶媳婦的新房就給他布置好了似的。而且那門寬得令人咂舌，即便十個狀元橫排著出入，也綽綽有餘。只等，狀元的喜報快馬加鞭，從京城傳來，武威人就可以在鑼鼓聲聲里，將那正門推開，盛迎狀元。為盼望這一天的到來，武威人煞費苦心，做了精心設計。正門已打開，便是狀元橋，橋下是泮池，而後是欞星門，再後是供奉孔子的大成殿。自南而北，處在一條子午線上，像北京的故宮。可惜，這一天，永遠沒有等來。等來的是1903年張之洞、袁世凱給慈禧太后的一份「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各國」的錚錚奏摺。更等來的是1905年，朝庭廢除科舉的一道聖諭。自此，武威人做了千百年的狀元夢就被一道宮牆永遠地封死了。 其實，武威人沒考上狀元，並不能說明武威人腦瓜子不行。武威文廟的正門打不開，更不能由此而說武威這地方人不傑，地不靈。相反，武威無狀元，但英才輩出。確立科舉制度之前，武威出的文人之多，口碑之好，就令世人感嘆不已。比如，匈奴休屠王的太子金日 在漢室忠於武帝成為西漢名臣，武帝臨終時還托他與霍光共同輔佐幼主漢昭帝；東漢被京師稱為「涼州三明」的段穎；三國時有「張良、陳平之才」的曹操謀臣賈詡；前涼文治武功、威著西州的涼州刺史張軌；博學多識、禮賢下士、文治武功可與前涼張軌媲美的沮渠蒙遜；被司徒崔浩稱為「涼土才華」的段承根、陰仲達，二人「同修國史」，對北魏的政治、文化發展可謂勞苦功高；南朝著名詩人陰鏗，五歲能讀詩賦，可謂神童，開創了中國五言詩的先河；唐代詩人李白號稱詩聖，即是受了陰鏗的影響，杜甫評價李白是「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為武威文化的發展乃至中國文學創作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唐代武威人只考了兩個進士，也並不表示武威人的水平不高，而是唐代是中國科舉制度的確立時期，當時，一科進士的錄取名額全國不過二三十人，有時只有幾人，但報考的人數每年卻多達一兩千人。地處西北一隅的武威能中兩個進士，其含金量已經非常高了。且這兩個進士的官做得都很高，可以說是身居要職。被稱為唐「大力十才子」之一的李益，官至禮部尚書；詩作更是豐收，僅《全唐詩》就錄存李益詩174首。唐代設三省六部制，六部尚書分管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工、農等部門。李益是唐朝的文化部長兼教育部長，分管全國的文化、教育意識形態。而另一位武威進士段平仲，曾任唐德宗時期的太子左庶子、都察院左都御使。都察院是一個皇帝耳目風紀的機構，也叫肅政院、廉政司。段平仲這個紀委書記、檢察部長，專門監督皇帝和中央文武官員的行為，可以說手握著上能打昏君下能打奸臣的重權。 元明兩代，武威也只出了兩個進士，一個是元朝的余闋，任淮南行省的左丞，官階正二品；一個是明代的李銳，任汀州府知府。顯然，元明時期，武威的文風大大的衰弱了。武威文風盛行，文官疊出的鼎盛時期是清代。一下子出了65名文武進士，478位文武舉人。這個數字相對於全國千百年間選拔出來的十萬進士，百萬舉人，真是鳳毛麟角，羞於啟齒。但在甘肅卻首屈一指。武威人這才覺得臉上有光了，心裡滋潤了，堂堂正正地誇起了武威的文風之盛。 武威莫道是邊城，文物前賢起後生； 不見古來盛名下，先於李益有陰鏗。 ——清許蓀荃《武威絕句》 這麼多的文官，從哪裡來？天上掉下來的？不可能。自己長出來的？這是自然，但長出來得有條件。在武威，讀書考狀元的條件，雖不及魚米之鄉的蘇州，但武威自漢武帝開闢河西四郡以來，這裡的文化就傳承不斷，讀書之聲就朗朗不絕。尤其是清代，武威文化進入繁榮時期，經濟富裕，環境安逸，重視文化，崇尚教育的風氣又被掀起。武威人早先是尚武的，後來經過教化，風氣轉變了，變得文質彬彬了。 其實，早在西漢成帝年間（公元前32~7年），武威的教書先生就有自己的鄉土教材《武威禮儀漢簡》；東漢光武帝建武中（25年），南陽名儒任延擔任武威太守時，就有了官辦學校，選立學官，讓官吏的子女上學；三國時，武威太守條茂又在城西門外的干泉上修建起了學校；至晉，涼州太守范燦，仍以「選廉吏，立學校」為己任。興學立教的風氣從未停絕，更不亞於中原。可見，武威讀書人的儒雅之風自漢至魏晉，早已大開。五涼時期，東晉十六國的前、後、南、北涼皆在此建都，武威更以學風盛，人文薈萃聞名於世，史稱「號為多士」。雖然這些文人仕子，畢業於那個學校，不得而知，但師承的脈氣倒是清清楚楚。 到了明代，南方和內地隨戌邊將士來的學者，看到元朝過後，一切剛剛百廢待興的武威，民間的讀書之風竟是那樣的濃厚，就有了教書的慾望，可惜沒有大點的學校，三五個學生設一館，有點寒酸，也有點寂寞。戌守涼州的兵部右侍郎徐大人便倡導辦學校。「遂請於朝」，得到中央和地方官吏的大力支持。明正統二年（1437）到正統四年，經過徐大人的親自操勞，涼州衛儒學即在武威文廟落成，閃亮登場。其規模之「壯偉宏耀，為隴右學宮之冠」。後參議道武廷適又捐資在城北修建了成章書院。「日出東南隅，照我讀書樓」，武威的文人終於有了魚躍龍門的地方。「入文廟者如有功名」，就像時下的名校，一入校門，就等於前腳已跨入了大學的門檻。武威的文運脈氣不僅盛在城裡，也開始向鄉下吹拂。 不能不表的是，家住北鄉陳春堡的張允徵，他看著窮鄉僻壤農家的孩子上不起學，隨用家裡的全部積蓄五百金，購置朱家莊田園一處，設置了義學，並舍其地為義田，供給老師和學生的費用，此舉得到朝庭表彰，並載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有了這樣好的讀書聖地和環境，武威不出文人，出什麼？ 考不上狀元，還不興考一堆兒進士回來。「進士」之稱源於唐代，凡參加禮部考試者稱進士。明時，舉人會試合格者為貢生，並參加殿試。殿試中選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出身；二甲三名，賜進士出身；三甲三名，賜同進士出身。通稱進士。博取這個功名，尤如登天；選擇文廟，等於摸到了進士之門。自從文廟裡走出了這幾十名進士，幾百名舉人，武威文廟的知名度，就高得「誠足以聳人之瞻仰也」。 條件確實不錯，但如果沒有讀書人的刻苦和用功，再好的條件怕也是枉然。武威人也不見得天生就比別的地方的人更聰明，更會到京城考試。他們是苦讀書苦出來的，是十年寒窗熬出來的。那麼，又是什麼東西，什麼力量支撐著武威人苦讀書，苦熬的。沒有別的理由，就是為了「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就是為了企盼「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讀書做官，是古代中國人走向成功的唯一一條道。武威人苦守寒窗，日日夜夜讀書，就是想學好了，考出去，步入仕途；就是想當官，當大官，到皇帝身邊去。武威人說，這才是我的本意，我的理想。即是現在的武威人，百分之九十，逼娃子苦讀，還是為了做官。不像深圳人，「若不好好學習，長大了才當官去」。為了做官，為了把官做得大一點，到京城去，到皇帝身邊去，源源不斷的武威人讀書，考試，考得好，走出去了；又有源源不斷的武威人讀書，考試，考不好，灰溜溜地回來了。循環往複，無窮無盡，不堵不腐，武威人就在這種往往複復地過程中，積累了大批的進士，也留下了沒有狀元的遺憾。 二 文廟，就成了仕子文人們朝拜的聖堂。不論考上的還是沒考上的，他們都要踏進文廟，拜見「至聖文宣王」、「至聖先師」孔子，去聞那沁人心脾的書香。他們進文廟，心靈是極為聖潔的，態度是極為虔誠的。即便左腳踏進了門檻，也忘不了凈手、抖鞋的動作。他們怕手上的臟物褻瀆了書卷，怕腳上的塵埃玷污了聖堂。「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這三句話，大字不識的老農都知道它的份量。何況文人。書讀成了，顏如玉、黃金屋、千鍾粟，樣樣就都有了，人生所求莫過於此。所以，武威文廟一建成，孔子牌位一立下，讀書人就都覺得有了庇佑之人，有了靠山。孔子面前，一雙雙渴求功名的雙膝就跪了又跪，拜了又拜。那一溜兒方磚都被膝蓋磨下了坑跡。 就為的考狀元啊。但在武威文廟，通往狀元橋的路，仍然曲曲折折。或許近千年的狀元路，已讓武威人的腳走得酸痛，更讓武威人明白了今後的狀元路仍然荊棘叢生。所以那位許大人就在文廟裡的各個景點上設置了眾多的玄機。一道道的憧憬，一道道的希望，一道道的艱難，更有望之生畏的一道道障礙，如一道道的關口擺在了文人的面前。第一道暗含玄機的景點是憧憬。進了門，迎面而立一個照壁，壁下有一崖，崖底有一大石，水流崖下，滴於石上，濺起的水珠猶如魚形。文人們進了廟，不能不S樣繞過去，仰視照壁，讓這個「鯉魚跳龍門」的意象把心攪動（如今，這個照壁已不復存在）。但憧憬的後面緊跟而來的是看似容易實則暗示艱難的第二道風景爬桿。 這根滑溜溜的木杆就斜靠在照壁上，能爬上去者會交好運。讀書人大多手無束雞之力，偏要生著法兒去爬這根木杆，木杆自然被爬磨得光滑如漆，抱不好就會赤溜溜滑下，甚至跌進崖內石上，碰得頭破血流。在這樣一根爬桿面前，結果自然很容易想像，爬上去者少，跌下來者多。我為許大人的這番設計而感動，它讓武威的文人記住了朝考之路的艱難。也讓武威大多數文人知道了朝考後灰溜溜地回來是什麼滋味，什麼樣子。滋味肯定很難受，樣子肯定很難看。但艱難是艱難，難受是難受，爬桿者仍然信心十足，三更燈火五更雞，為的就是「跳龍門」。能跳出龍門，難看算什麼，難受又算什麼。所以，在孔老夫子的眼皮底下，這些徒子徒孫爬得戰戰驚驚，而又無不充滿了希望。 武威文廟沒有正門，而是在東西開兩個小門，東門叫「義路」，西門稱「禮門」。不開正門，一說是武威沒出過狀元，那年出了狀元，那年才開正門；一說是提醒讀書人考取了功名別數祖忘典。不論那種意思，都給文人瘦弱的雙肩壓上了重重的擔子。至於義路和禮門，意思非常明白，時時不要忘記了禮數的重要。從「義路」進入廟院，又一堵神聖而高大的影壁「萬仞宮牆」赫然而立。這是第三道暗含玄機的風景。有的人雖然爬上了木杆，但在這堵精神之牆的威懾面前，卻膽怯了，後退了，在求學的路上半途而廢。戰勝了宮牆的威懾，便是柳岸花明。影壁下半月形的「泮池」就向你招手。池內蘆葦茂密，荷花飄香，池旁綠草如茵。這是設給文人朝考前的加油站和憧憬地。「泮池」之說源自周代。周天子的學校稱辟雍，諸候的學校稱泮宮，因學校前有半圓形的池，名泮水，故名。科舉時代，稱生員入學為入泮。武威文廟的泮池就是依此而建的。說實在的，文人們站在池邊，真正想望的不是入泮，秀才們為泮的時間已經太長，此時去拜孔子，心思絕不會放在泮池中的水有多清，魚有多美，荷花有多漂亮，他們看重的就是何時踏上泮池上的那座橋。 這座橋叫「狀元橋」。這是武威文廟裡，最具誘惑力的一道風景。文人們十年寒窗，渴盼的就是踏上這座橋，武威渴盼的也是有人踏上這座橋。可惜，狀元橋頭血淚多。寒往署來千百年，卻沒有一隻腳能真正踏上狀元橋的第一級台階，耀武揚威地接受家鄉人盛迎狀元的大典。蘇州沒有狀元橋，蘇州的狀元卻佔了全國的四分之一；武威修下了狀元橋，卻沒有一個人能享此福。武威人的狀元夢做得好苦，好悲傷。但再苦也要做，也要拜孔子。於是，文人們羞羞嗒嗒地踏上狀元橋，自我安慰一番，就有儼然考上了狀元的*。心緒馬上變得輕鬆起來。就走進欞星門，過了戟門，直奔大成殿，拜見孔子去了。相傳靈星是天上專管文化教育的星宿，這樣的星宿理應高高在上，所以四根朱紅立柱就貫通了欞星門牌樓的頂部。這四根出頭立柱叫擎天柱，讓天地相接，天之靈地之氣就能使武威文人文運拂拂，同時寓意著武威要出四個狀元。這始終未被他人佔去的名額，又是後來者產生了希望，彷彿自己就是未來那四個狀元之一。讀書的信心隨之倍增。可見，為造一方文運脈氣，為給文人們鼓勁加油，武威人煞費了怎樣的苦心。文人們走過欞星門，回頭一望，門背上字體遒勁的「太和元氣」四字，又給文人們增添了無窮的力量。但寄託文曲星的元氣之助，遠不如看看戟門兩旁的鄉賢、名宦祠，更能使文人們感到求取功名光宗耀祖的重要，這裡是供奉社會賢達和地方清官牌位的地方。一個個死去的、熟悉的、令人仰視的名字，讓他們更加堅定了考取狀元的信心。進入戟門，氣勢磅礴，雄偉壯觀，供奉孔子牌位的大成殿巍然屹立。終於看見心中的至聖先師了，終於能得到孔子的庇護與提撥了。所以，讀書人牢牢記著兩個日子，即每年的九月二十八日和二月三十日。這兩個日子，一個是孔子的生日，一個是孔子的忌日。一到這兩天，通向大成殿的門才會打開，祭孔活動熱熱鬧鬧，供在大成殿東西兩廊的孔子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賢人，每逢此日，也就跟著老師沾了光，即接受了窮酸文人的香火，也接受了窮酸文人的跪拜。 三 其實，拜孔也只是一種心理上的自我安慰。朝朝代代給武威人讀書力量的，還是科舉制度，它給武威人懸示了一個既遠又近的誘惑，有了這個誘惑，武威人苦打苦熬的心中就始終暗藏著翻身的那一天。除此之外，還有身邊的榜樣，實實在在的武威人自己。第一個武威人走出去了，是後來的武威人看到了希望；第二個武威人走出去了，後來人考取功名的慾望就更加濃厚。就像如今，一個家族，老大考出去了，老二、老三就都從哥哥的身上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種活法。於是，一家子一家子考出去了；一窩子一窩子考出去了。而文氣不盛的家族和地方，怎麼也考不了幾個學生。這不是因為他們笨，而是他們的前面沒有引力，沒有榜樣。他們吃著山藥米拌面，以為就是世上最好的吃頭了，不知道這世界還有麵包，還有牛奶。武威人有的是這樣的榜樣。這就是從馬背上春風得意地跳下來，從杏園宴、聞喜宴的鼓樂中走出來的一個個新科進士，爾後一個個赴全國各地任官的武威人。 清代武威進士中，官做得最大的，要算牛鑒。他是嘉慶十九年全國考試的第四名、二甲的第一名，皇上封為「賜進士出身」，不僅做過都察院的右副都御使、河南巡府、江南主考官，還做過兩江總督、太子太傅，給咸豐皇帝當過老師。是武威人中唯一給皇帝當過老師的人。就這一點，就讓武威人自豪了幾百年，「外地有沒有給皇帝當差的，武威就有給皇帝當老師的」。牛鑒能中進士，而後當上咸豐皇帝的老師，全是一種因緣。牛鑒的家境並不富裕，在武威讀書時，他棲身小關帝廟，得河南人王老酒資助，才步行至蘭州參加了鄉試中舉，而後費好大勁才到京城會試。此時身上的盤纏早盡，鵝毛般的大雪裹著牛鑒，使他饑寒交迫，不得已，牛鑒投宿於香山碧雲寺。碧雲寺方丈很同情牛鑒，見他寫得一手蠅頭小楷，功力甚佳。正好醇親王的母親許下一願，出百金想請一部《金剛經》，方丈便讓牛鑒手抄一部正楷《金剛經》，換得百金以解他的窘迫之境。也許時來運轉，醇親王母親在拜會皇太后時，手持牛鑒手錄的《金剛經》，引起了皇太后的注意，點明要碧雲寺的方丈獻相同的經本。方丈無奈，只得實情相告，讓牛鑒見駕。牛鑒呆在皇宮，手抄經本，急得卻是科考在即，只好不分晝夜抄經，幸好在科考前抄完了《金剛經》，並向皇太后道明了自己的身份，才得以在第二天五鼓開科時進了考場。此後中了進士的牛鑒，能當上咸豐皇帝的老師，自然離不開皇太后的賞識。遺憾的是，就這一個最大的官，在做兩江總督時，受君命作為地方官參與了《南京條約》的簽定，斷送了他一世的英名，也把武威人的自豪勁兒損折了三分。好在清代57名進士中，還有10名進入了翰林院。又是武威人重重地抖了下衣襟，顯擺開了，翰林院是啥地方，是儲才儲相為國家培養後備幹部的地方。那時的宰相、內閣大學士、六部尚書、軍機大臣等高官要員基本出自翰林院。因此，明清兩代就有「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之說。能進入翰林院，就意味著有更多的機會在京城裡在皇帝身邊做官了。那麼，什麼樣的進士才有資格進入翰林院呢？只有兩種人，一是一甲三名，也即狀元、榜眼、探花，可以不參加「朝考」，直接進入翰林院，被授予修撰和編修；二是二甲的進士，也就是「賜進士出身」。讓武威人自豪的是武威還出了6名武進士，都在軍界任職，代表人物是李鎮鼎，官至廣東提督，官階從二品，是地方武職中的最高長官。有了他們在前面引路，一撥一撥的武威人就都跟著走出去了。武威文廟的文運脈氣就被養育得濃而又濃了。 四 武威文廟的風鈴能夠六百年叮鐺作響，餘音繚繞，除了濃濃的文風脈氣外，更重要的是有一種人格力量的貫注。對一個教學和文人朝拜的聖堂來說，這種力量便是一種靈魂。一旦魂散了，即便名廟再美，學田再多，也成不了大氣候。 文廟，說到底，是武威人精神和生命在文明層面上的一個集結地。而與它相伴的儒學院則將這種精神和靈魂的力量源源不斷地傳遞了下來。這一點，歷代儒學院的主持者們都是很清楚的。他們所制定的學規、學則、堂訓、條規等等，現在我們雖已難見其真實的芳容，但從武威文官們血液里流淌下來的精神內核中，可以想像得出，他們是不是以振興武威文化為目的，就不好說；但是以道德修養約束學生行為規範為前提，最終以如何做一個品行端莊、人格正直的文化人為著眼點。這倒是確實。事實上，他們所講授的經、史、文學也大多以文化人格的建設為歸結。因此，這座氣勢磅礴、書聲琅琅的書院，也就成了武威文化人人格精神的冶煉所。這一點，不僅是武威人自己關注的焦點，連皇帝老兒也對武威文廟和儒學院的這一功能垂注再三。清康熙十一年，康熙皇帝對全國學者發出的一道命令《聖祖御制訓飭士子文碑》，即沒發往全國第一的山東孔廟，也沒發往全國第二的雲南孔廟，卻發給了全國第三的武威文廟，由武威文廟尊經閣保存，就是最好的說明。康熙這道命令的核心要義是，他要求讀書人既要有才，更重要的是要有德。「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要他們「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盪軼」。如果「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奸滑，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弗齒。」如果說，康熙是在用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力建構著他的「文化人格學」，那麼，武威文人則在用自己的魂魄之火冶煉著人格上的大道義，大精神，充實詮釋著康熙「文化人格學」的具體內容。 武威人的這種人格魅力，我在《遠逝的背影》一章中，已作過專門論述。這裡，我特別想提提嘉慶十三年的進士潘挹奎。他在三十六歲時考中進士後即被授予吏部考功司的主事。他在京城做官期間愛交朋友，性格豪放，常能仗義疏財。那時，武威每科到北京會試的有一百多人，發榜後往往還要留下十多人。他把官薪的大部分都用在了幫助趕考的家鄉學子身上，對於那此考試落榜的學生，除了提供給食宿外，還親自給他們補習功課，他的家成了北京城裡有名的「潘歇家」。張澎評價這位專管提撥人才的武威老鄉：「近世如君厚天倫，敦信義，履艱險而不渝者幾人！如君輕貲財，扶危困，以友朋性命者幾人。」張澎和挹奎有過很深的交往。一次，他倆在京城一起喝酒時，就談到了為官與做學問的事，挹奎深知張澎剛直不阿的脾性，認為他適合做學問，而不適宜做官，挹奎說：「從你的才能來講，你著書立說可以傳世；從你剛直不阿的脾性來說，很不適宜為官。」但張澎從小的抱負就是為官，自己也知道自從進入政界後，處處感到不協調，但還是想「做一個當代的循吏。」挹奎聽了哈哈大笑：「你性方而不圓，常直言不諱地揭人家的短處，你在官場上怎麼能混得下去呢。」從此，張澎走上了治學的道路。後成了我國著名的經學家、史學家、金石學家、姓氏學家、第一位研究敦煌學的人，作為晚清洋務運動的最後一位代表，倡導中體西用的張之洞在編篡《書目答問》時，一一翻看了張澎的著作《輯子夏傳序》、《說文引經考證序》、《續黔書》、《姓氏五書》後，驚嘆到：「才氣無雙，真乃異人也。」這就清楚地說明，武威人是以人格為做官治學的中心點的。當為官有損於自己的人格時，寧可不做官，也要保持人格尊嚴不受影響。 在武威人看來，教育和治學是恢復人性、改變素質的根本途徑。「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以齊家、治國。」（《語類》）天底下沒有任何一種事業比讀書治學更重要。這方面，要說一個人，又以張美如為最。他於嘉慶十二年（1807）考中舉人，嘉慶十三年考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嘉慶十四年授戶部主事。但張美如先後辭了兩次官，一次是為敬孝，辭官回家；一次是道光二年（1822年）從戶部員外郎上辭官。三年後，朝庭發來詔命，要他赴京復官，但他一笑了之，「優遊林下，耽翰墨，悅琴書，引掖後進，以為名教自有至樂。」他把畢生的精力放在了教育上，在信息傳播手段落後的古代，他想不出有比在書院里向生徒們傳道授業更理想的學術弘揚方式了。他雖然沒有在與武威文廟緊鄰的涼州儒學院教過書，但他先後在蘇山書院（今民勤）、涼州天梯書院教書，最後一次棄官回家，又主講天梯書院、蘭 州蘭山書院，道光十二年（1832）主講西安關中書院，兩年後病逝在三尺講台上。張美如*倜儻，一表人才，詩、書、畫樣樣精通，被武威人稱作是「武威的唐伯虎」。特別是他的書法，因攻習王羲之、王獻之，「直逼二王」，大有《蘭亭序》之遺風，字兒俊秀飄逸，清麗洒脫，猶如閨閣中的美麗女子。其畫水平之高，可以用清蔣寶齡在《墨林今話》中稱讚他的一句話來概括：「澹遠似雲林，蒼厚似大痴。」以一般人的眼光看來，這樣一位大學問家，既沒有必要也沒有時間再去做老師了，若就社會地位論，他的官職也不低，況且朝庭還在時時招他回去，更不必靠教師來顯身揚名。但張美如有著另一層面的思考。他崇拜朱熹，朱熹就是一位一輩子都想做教師的大學者。因此朱熹「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其類之惡矣！」故「唯學為能變化氣質耳」的思想，對他的影響就大了。因此，他的目光一直關注著祁連山下的一座座書院，捕捉著從那裡傳來的種種信息。 五 「苟行知有虧，雖讀書何益」。有了康熙皇帝發來的校訓，有了張美如這樣一大批致力於教學，致力於扶攜人才的蠟炷們，有了武威人對功名的想望和苦讀精神，那進士榜上武威人的名字就越來越多了。清朝時，武威讀書之風的大興，極大地促進了文廟的建設。其規模、體系之大，「數遍三隴無出其右」。「涼州府學」一時享譽全國。武威文廟的聲望，自然水漲船高，安享著來自各方面的溢美之詞。 中國人溢美一個地方，最佳最經濟最能留芳百世的方式莫過於送匾。能在中國供奉文昌帝君的第二大文廟掛起自己的匾，更是一種榮耀，所以，送匾者都無不追求匾牌的精美，文書的俱佳。文廟桂籍殿卷棚下，就成了掛放各地牌匾的最好地方。從清康熙五十七年開始直到民國十二年的二百多年間，陸陸續續送來的44塊精美牌匾，使得武威文廟的文化品味大增，放之全國也實屬罕見。鄉國學弟子獻的「書城不夜」；邑人曾國瑛書的「文明長晝」；甘肅按察使劉大懿題的「聚精揚紀」；兵部侍郎牛鑒書的「天下文明」；全國著名書畫家、邑人張美如書的「雲漢天章」；邑人趙永年書的「貴相太常」；邑人王三益書的「人文化成」；等等。既反映了武威文化的昌盛，又積累了件件藝術真品。其中，「聚精揚紀」、「書城不夜」兩塊被列為「中華名匾」，更是武威名匾增色不少。文廟，從此又多了一道吸引眾多遊人目光的亮麗風景。 中了進士的武威人不會忘了再進文廟，仰望這些牌匾，更不會忘了文昌帝君。讀孔子的教義，想文昌帝君的毛筆，和爬「鯉魚跳龍門」前的木杆是一個道理。文昌帝君名為張梓潼。在眾多的神仙中，讀書人尤愛文昌帝君，更愛他手中的那支毛筆。「筆點翰林」是文昌帝君的權利。你學問再好，若得罪了文昌帝君，也進不了翰林院。就像江南唐伯虎三才子，雖詩書畫俱精，也確實包攬了前三名，但就因為得罪了朝庭的「文昌帝君」，還是名落孫山了。武威人信文昌帝君，信得很真誠。所以，在武威各鄉大多都建有魁星閣。過去修魁星閣時，各地都會舍巨資而不惜，文昌帝君居住的地方，裝修得越豪華，越能討得張梓潼的歡心。他老人家一高興，多給武威「點」幾位進士，武威就會平地生金，風光無限。所以，在武威，張梓潼受過的香火，有時會超過孔聖人。孔聖人再聖，畢竟還是人。而張梓潼卻是神。神的力量大過人，在武威人的心中，至今是不爭的事實。 竟也出了一個例外，出了一個極端。一個例外是，武威文廟東邊的桂籍殿中，偏偏沒有供奉張梓潼的神像。作為文廟，沒有文昌帝君的座位，似乎說不過去。前人為何不供，原因謎奇不解。後人不想過問，只想悄無聲息地補上這一課。就在1990年，把供奉在高壩鎮文昌宮的張梓潼石雕像拉進了文廟，與其它的石碑、石雕、石像為伴。但極端的是，這位文昌帝君的身高只有1.14米。這是一個侏儒的形象，是一個一輩子坐公共汽車都不用掏錢的形象，絕不是「筆點翰林」的文昌帝君的形象。但他確實是文昌帝君。我站在這位侏儒文君的面前，對武威文人的行為產生了好多聯想。首先是打鑿石像的工匠。他為何要將文昌君的身高定位於「要要死」這個咒數，是文昌帝君*了他的進士之夢，還是封殺了他父親光宗耀祖的機會？才產生了報復之心。如果不是工匠的錯，那麼，其創意源自讀書多年而未能考取功名的讀書人之故意，可能有更強的真實性。不論是石匠還是讀書人，都是一個心理：「你不讓我中狀元，中進士，我就讓你變成侏儒」。這種復仇和報復心理，對於內心絕望了的人來說，再正常不過。當一個人被他最崇拜的人耍笑嘲弄後，對他最崇拜的人也就產生了最惡意的想法。他們要通過自己的親自打磨、雕鑿與醜化，讓後人永遠再不把這位醜陋的張梓潼與那位高高在上的文昌君聯繫在一起。如果僅僅是這一層報復的意思，我倒要為武威人心胸的狹隘而羞虧。但若這位名落孫山的書生報復的原意不是這一層意思呢，或許是，他經過世事的蒼桑，時間的打磨，認識到了世上從來就沒有救世主，更沒有什麼神仙，一切還得靠自己。更認識到了科舉制度的危害，聽到了張之洞的那份奏摺，才把科舉制度與文昌帝君連在一起，創意了一個令人噁心的形象。這我就由衷地敬佩了。是的，千百年來，武威人考不上狀元，並不是文昌帝君不抬舉武威人，也不是孔聖人不佑護武威人，而是科舉制度成就了武威人，也是科舉制度害殘了武威人。成就時，武威人自己苦沒吃夠，汗沒流夠；相害時，武威人地處邊關，悶在鼓裡，以為科舉還是選拔人才的一方凈土，還在一個勁地苦讀，其實，科考早已是濃皰一個，腐敗透頂。一切怨不得文昌帝君。那麼，就讓文昌帝君和科舉制度徹底地休息吧，讓這一個神和一種制度靜悄悄地坐在陳列館中，聆聽當代人的耳語。 當我的思緒回過神來，再仰望這些名匾，神往過去鄉宦達官揮毫潑墨的豪舉時，我又想起了一個人，一個在「文革」中用自己的聰明才智，保護了這些名匾的武威文物專家黨壽山。在破四舊的年月，這些牌匾時時面臨著滅頂之災。那時節，祖國山河一片批，喊得最響的四個字是「批林批孔」。一批狂人已經把一隻只腳踏在了哺育自己長大位居「世界十大文化名人」第一的孔子肩上，全國幾千座文廟幾乎拆毀一盡，連曲阜孔子老家的紀念碑也被砸斷，若不是周恩來制止，孔廟孔林恐怕都將毀於一旦。或許是祖先留下的文化之根太深，也或許天意不絕。機敏的黨壽山，用印有「最高指示」的報紙將這些牌匾糊在頂棚裡面的時候，武威這些人文瑰寶才在他的忐忑不安中得到了保存。當然，這也得感謝那些不學無術對本土文化壓根不知的學生。倘若他們中有一個學生來過文廟，見過桂籍殿卷棚下的牌匾，這些牌匾還有保護了牌匾的黨壽山能否逃過厄運，便不好說。我由此而想到了另一種劫數。文運脈氣大概是武威這座城市真正的根。根是不會被搖倒的。所以，民國十六年（1927年）四月二十三日凌晨，發生在武威的那場毀滅性大地震，就沒敢對文廟怎樣發泄淫威。那場地震，使武威城24座城門樓子中的23座全部震塌；城內大雲寺、羅什寺、清應寺及城外百塔寺、蓮花寺、金塔寺等宏偉古建築群毀於一旦；號稱「文筆三峰」的羅什寺塔、大雲寺塔、清應寺塔也未幸免於難；城北效的雷台、東嶽台、海藏寺等古建築大部分毀壞；與文廟緊鄰的「涼州儒學院」更是蕩然無存。但獨獨文廟幸免於難，獨獨武威人的精神故園未受破壞，這是天意，還是奇蹟，說不清吧。已故著名文學評論家、西北師大教授孫克恆，當年在參觀了武威文廟後，對他的學生講，文廟有兩個地方非常值得人珍視：一是桂籍殿卷棚下的牌匾；二是詳盡地記載舊時文廟帳目收支和登記其它東西的牆壁。文化的價值，只有歷史的風塵才能洗涮出來。只要是文化的根，就不腐，不枯，不爛，不倒。 風風雨雨六百年。昔日的儒學院早己被那場地震埋葬，但書院的精神和功能則被現代化的學校代替。而文廟的書香之氣依然很濃，芳香四溢。作為甘肅省保存最完整的一組古建築群，武威文廟在往後的日子裡越發變得沉甸甸起來；作為河西走廊最大的博物館，武威文廟的歷史重任也就卻不下肩了。館內收藏曆代文物近5萬件，其中不泛國寶級、國家一級文物。僅這一處館藏文物，就使得南方有些省份的文化蒼白無味。我真擔心，讓一個地級市來承受如此的文化重負，真有些消受不了。但我更多的心情是自豪。走進文廟，每看見一件文物，都會讓我回味起武威的一段歷史，一段雄宏，一段蒼涼，一段悲壯。這些文物，依然散發著悠遠而文明的馨香，見證著武威歷史的興衰與滄桑。1996年11月20日，武威文廟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是武威人的文化福音。武威歷史的時空里那道文明的星光又閃爍了起來，文廟的院落里，從此遊人不斷，黃頭髮藍眼睛的地球村人不斷，儒雅之風的餘韻里又輕輕飄飄地拂來了另一種清風。 你好，文廟！ 佛氣升騰的海藏 一 終於等了一個秋陽曖照的上午。去浪海藏寺。 先我而來的遊子，已熙熙攘攘。浪跡遊子中的是一位特殊的老人，他是武威人，更是一名著名的學者。他背著雙手，在松柏間穿行，這瞅瞅，那望望，雙眼就定格在了海藏寺牌樓「海藏禪林」四個大字上。老人微眯著雙眼，是在尋找那縷從牌樓下裊裊而起的青煙么？那縷青煙是海藏寺的魂靈與仙氣。不知從何而來，每至早晨，都會飄然而上，繚繞於白揚、垂柳之間，若有若無，時隱時顯，給海藏寺平添了奇異的色彩，也帶來了諸多的神秘。可惜的是，俗人們用那聲音嘶啞的鋸斧毀了能讓青煙穿行的白揚與垂柳，也毀了「海藏煙柳」、「日出寒煙」這一神奇的縹緲仙境。老人再也看不到此景了，長嘆一口氣，兀自生出了些許的傷感。望著這喪失了仙風靈氣的海藏，老人的思緒只有回想，只有回味「海藏禪林」四字的意境。他希望能從字裡行間發現些什麼，產生些什麼靈感。他的思緒突然如電波鑿通了深隧的時空。他想起了一個佛教傳說，說佛教大乘經就典藏在大海內的龍宮中，故云海藏。這不正是「海藏」一詞的由來么。收入《大藏經》的鳩摩羅什譯的《龍樹菩薩傳》中，即有龍樹求經心切，大龍菩薩接他入龍宮，以經典相贈的記載。 「大龍菩薩見其如是，惜而愍之，即接之入海，於宮殿中開七寶 藏，發七寶華函，以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之。龍樹受讀九十 日中，通解甚多。」唐李德裕《贈圓明上人》詩：「遠公說《易》長 松下，龍樹雙經海藏中。」金好元問《游黃華山》詩：「驪珠百斛供 一瀉，海藏翻倒愁龍公。」都是用的這個典故。又，武威城北五里有 龍宮寺。 ——李鼎文《武威歷史考辨三題》 秋日的海藏寺本來很寧靜，寧靜如它的名字和靜靜的湖水。名字有就是有了，至於最先是誰起的，叫響於何朝何代，這些問題，如同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因缺確鑿的史料，千百年來已無人對它感興趣。好舞文弄墨的文化人就默認了一種推測：海藏之名源於海中藏寺。我一直為文人們這個淺薄的解釋汗顏臉紅。用「海中藏寺」解釋海藏寺，真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但我又才疏學淺，拿不出有力的駁證。正因為如此，我才為李鼎文老人的思緒感動。老人的思緒，令這望文生義的解釋暗然失色，卻是再沒了裊裊青煙的海藏寺上空那團柔柔和和的佛雲悄悄回歸。 人們終於知道，這個普普通通的寺廟，曾孕育過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系脈。 海藏，你註定與佛有緣了。 今天，至少武威的許多文人和在外地供職的武威籍文化名流，還在研究著這個寺與藏傳佛教的血緣關係。而更浪漫的武威古人甚至把海藏寺靈鈞台上的一口古井與雪域高原上的拉薩聯繫在了一起。明言，這聖井與西藏布達拉宮的龍王潭相連，這井就是地底下那脈千年不斷的清清泉水的出口。至今，清澈的泉水裡仍有香風佛氣拂出，喝一口聖井之水，就像喝了大氣功師的功夫茶，能給體弱者以加持之力，病難者以希望。於是，這口井便成了海藏寺的寶中之寶。凡善男信女每至高台聖井處，必要輕輕搖動木輪，提出一桶，咕嚕咕嚕飲上兩碗。這一切，都帶有浪漫的聯想色彩。所以，在我看來，諸般學問中，要數浪漫的暢想最有詩意，最有禪味。難怪古今的禪宗大師都兼通此道。 二 正史的說法，海藏寺「建寺當在宋、元之間。」這恰恰和藏史《涼州四部寺志》的記載吻合。於是，以涼州會盟名垂青史的西藏著名佛教領袖薩班的法身又浮現在我的眼前。那位在馬背上叱吒風雲一統中原的人物也浮現了出來。1247年，窩闊台汗之子西涼王闊端，與西藏佛教領袖薩班在涼州握手言和，達成了西藏歸順中國版圖的歷史性協議。薩班隨留身涼州，弘揚佛法，涼州大地處處佛氣冉冉。1248年，薩班根據佛教理論，建議設置了以涼州城為中心的涼州四部寺。即東幻化寺（今白塔寺）、南灌頂寺（金塔寺）、西蓮花寺、北大海寺（海藏寺）。毫無疑問，海藏寺有「寺」始於薩班。甚至，我猜想，「大海寺」之名也由薩班所起。 「大海」系佛教用語，藏語稱「香嘉措岱」，漢譯為「海藏」。如果這個猜測成立，那麼，李鼎文先生對「海藏」原意的考證，就正是薩班起「大海」之名的佛理根據了。當時武威，沒有人比薩班更有遠博的佛學造詣了， 更沒有人比薩班知道大乘經典藏於大海內龍宮的典故了。 龍宮翻騰，藏典佛氣浮出水面。佛興之初，魔也就緊跟而盛了。西涼王闊端好端端地就患了龍病。只有精通五明的薩班才知道是當地的龍神犯了，闊端王患的是龍魔附身。薩班隨坐陣海藏，打座靈鈞台，講經說法，大轉法輪。薩班為闊端做了「獅子吼菩薩儀規」，才安撫了當地的龍神，收服了使闊端患病的龍魔。當然離不開源自雪域高原神奇的藏葯和醫術，離不開靈鈞台上那口具有加持力的聖井之水的配伍，闊端喝了那佛力深厚的井水，頓覺周身通泰。這事，在《安多政教史》中記載得清清楚楚。我忽然覺得，這源於藏傳的佛法，與靈鈞台上的聖井之水，又有了隔不斷的緣源。這緣源即是政治的，也是民族的。沒有薩班的到來，西藏的回歸，闊端日思夜念版圖統一的思想之「魔」是否就治不好呢。內地的聖水與高原的藏葯，都只是一個引子。漢藏民族團結，漢藏文化互通，這「大乘佛法」才是治好幾百年民族分隔之「魔」的最佳良藥。 薩班與闊端出了大殿，站在靈鈞台上。他倆疏疏筋骨，活活關節，深吸了一口繞自禪林間的香風，海藏美景便盡收眼底。密密匝匝的古剎楊柳間，成千上萬的鳥兒啁啾不絕，音如天籟；縱縱橫橫的湖汊溝澗里，鑽上跳下的肥美魚兒在清清湖水中遊盪，叮咚的泉水婉轉地流淌著動人的樂章。喉管里，那被薩班施了佛法的聖水滋味還瀰漫著茵茵的佛香。他是想到前涼時的張軌父子了。沒有張軌之子張茂築靈鈞台，他們就不能在台上建起大殿，也就沒了今天他們高處攬勝的心情，更沒了那口神奇的聖井。 是的，言海藏寺，不能不言靈鈞台。在歷史的隧道里，先有靈鈞台，才有海藏寺。海藏寺的歷史不過600年，而靈鈞台的歷史則有1600多年。寺齡若以台算，靈鈞台則是海藏寺的年齡猛增了一千多歲。寺在600年里風雨飄搖，屢毀屢建；台在1600年里固若金湯，根基牢實。台是寺的根，寺是台的枝。枝的俏麗源於根的老虯。 在今天，我們已不知道張茂建靈鈞台時的確且動機。那塊被煙熏火燎過的難辨尊容的《晉築靈鈞台》石碑，也只冷寂地寫了一句「東晉明帝太守中涼王張茂立古台」。《晉書·張茂傳》雖然清清楚楚地記載了張茂修築靈鈞台的故事，但說的是張茂為築台而勞民傷財，引起民怨的事，說的是此台的規模「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都沒流露出他的半點心跡。這些都不重要。我所看重的是張茂築台時對人文與自然的關懷。這一點，仍然是那口聖井給人的啟示。未築台前，那聖井不是井，而是一股清清的泉水。張茂為保住這清泉，辦法肯定想了不少。於是，在公元321年，成群的民工抬著芨芨筐在湖泊澗泉間穿梭，一筐筐的黃土湧向了城西北張茂圈定的那塊聖地，打夯的號子開始日夜不停地在在工地上嘹亮地響著。每壘高一層土，工匠們往聖泉的周邊放幾層青磚，泉水依然咕嘟咕嘟地往外冒，邊冒，民工們邊用盆盆罐罐把水舀走，或灑在一層層的夯土上。等到九仞高台築成，那泉眼也被青磚鑲成了一口下大上小的台上之井。自古以來的井，往地下打；靈鈞台上的井，卻往上夯。這就是張茂在1600年前給武威人留下的自然與人文巧妙結合的藝術傑作。對於千年後生態極度脆弱的西北來說，張茂阿護自然的奇思妙想，對今人啟迪更大。我以為。 三 我在海藏寺呆了一天。午後入暮，遊客都已走完了，我還在曲曲折折的水上迴廊里徘徊。武威八景之一的「海藏煙柳」，今生註定是看不到了，我還徘徊什麼。但這曲曲折折的迴廊由不得讓人的大腦也曲曲折折起來，是在繼續尋找著關於海藏的故事么。薩班大師構建的宏偉海藏，已在清同治年間毀於兵燹。那位太監為什麼又要大興土木，重修海藏？ 太監這名字，歷朝歷代都遭人唾棄。太監心理，更讓人惡之又惡，防之又防，唯恐防之不及，遭他算計。明朝中葉，正是皇帝不專朝政，太監權勢大增時期，這位力主重修海藏的太監張睿，是否有普通太監的普通心理，還是有別的什麼用心，史料沒有記載。或許是我心多疑，倒是古時的武威人大氣，只記下了張睿給武威人留下的功德。從《成化御敕修海藏寺碑記》中看，張睿這個「以能聲聞於上」的太監，能耐與當時太監的權勢情形倒也相符，權勢確實不小；他「至涼數年， 羌不敢輕犯。」說明張睿很有軍事才能，周邊民族竟也深知他的威望。武威人在《碑記》中更以「公」、「張公」相稱。看來，在武威人心目中，並沒拿這個張睿當太監看，反而相當地敬重他。《海藏寺碑記》中還透露出兩條信息：一是張睿很有見識，二是張睿做事雷里風行。有了這樣一個對張睿的大致印象，我的心裡也開始敬佩起了這位來自「七閩建安」的太監。但他修海藏的緣由仍不得而知。他說過的唯一一句話是：「此古海藏寺之遺址也。」我忽然明白了這太監更深愛人文景觀，更懂得用教義去訓化一方百姓。於是，他的一折倡議上去，立時得到了上級官員的鼎力支持與白金資助。自成化19年2月19日至成化23年8月15日，張睿召集工匠百姓，歷經4 年多，曾凋敞一時的海藏寺又重放異彩，並大大擴張，成為河西規模最為宏大的寺院。憲宗皇帝隨賜名為「清化禪寺」。 立在寺前的木構牌樓東北角的斗拱上，從此有一縷青煙裊裊升起，那是張睿親手點燃的香炷冒出的青煙吧。不管怎樣，武威因張睿而又活了一處神奇景象。武威的香火也因張睿而再次變得盛極起來。 在張睿之前，海藏寺已於元末毀於兵燹。在張壑之後，海藏寺屢傾屢頹，屢荒屢穢，先後於康熙36年、乾隆元年、乾隆54年多次修茸。這也是的中國的特色。別國的遺迹一般修建於一時，興盛於一時，以後這以純粹文化遺迹的方式保存著，讓人瞻仰。中國的文物古迹就不是這樣，總是代代修建，代代拓伸。武威的海藏，作為一處弘揚佛法的場所，竟與時間的蜿蜓緊緊對應。中國的歷史太長，戰亂天災頻頻，苦難太深太多，沒有那一種純粹的遺迹能夠長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在墳里。但再不為人所知的秘處，也少不了盜墓者的光顧。從一個小小的海藏，我們看到了千年歷史的層層累聚。它不是死了千年的標本，而是活了千年而且始終活著的歷史與生命。 與海藏有關的生命還有一個，那就是際善法師。 際善法師的故事與鎮寺之寶的佛經有關。佛經，在廟宇里的地位至高無上。清康熙年間，海藏寺經過重修，規模更為宏大，香火也日盛一日。每天清晨，當法號一響，主持走進經堂，寺僧敲響缽盂時，就都覺得眼前這幾本能被微風翻動書頁的經卷有點單薄，有點念爛了的感覺。佛說真經在北京。於是，海藏寺主持便派僧人明徹和實印兩人，千里條條，跋山涉水，赴北京求取真經。明徹、實印不負重望，在北京請到了全部藏經。可惜佛祖不佑，在回來的中途遭遇凶變，藏經全部失落。 清雍正年間，海藏寺主持際善法師，二度望著這修飾一新的寺院和念爛了的單薄經卷，又是一番滋味，重上心頭。承前人遺願，重上北京請經的念頭，開始在心中涌動。關山遙遠不怕，沒有盤纏不怕，唐朝高僧能西天取經，演譯了一部如夢如幻的《西遊記》，我難道不能東去北京，用汗水寫一部《東遊記》。際善法師隨發了弘誓大願，拿著缽盂，拄著法杖，乞齋東行。自此，在邊陲武威與北京的路上，有一襲袈裟日日在寒風飛雪中獵獵起舞，有一句阿彌陀佛天天在沿路的村鎮祝福著蒼生百姓，有一路汗水如雨點灑在了腳下的芨芨草上，又長成了一粒粒的念珠，一串串的善心。海藏寺的僧人翹首東望，酥油燈下的蒲團上，一個個膝蓋伸直了又彎下，日日誦念著祈禱法師平安的經卷。悠揚的佛號在海藏寺的上空就這樣飄蕩了八年。當年唐僧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但有四個徒兒徒馬保駕。際善法師則一個人孤零零地在相隔關山的路上寂寞地用腳丈量了八年。佛說，不論成功的，不成功的，都是一種「境界」，一種「苦修」。 但人的目光，往往聚焦在成功者身上。際善法師徒步八年赴京求經的壯舉一時成了京城達官要員們談論的話題。涼州駐京按察使副使蔣洞更受感動。蔣洞知道自己這個駐京辦事處的副主任，人微言輕，起不了直接作用，就通過在京的叔父蔣廷錫在皇上面前「玉成周旋」。蔣廷錫時任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他一出面，連皇上也被感動。特命朝庭賜給海藏寺明版藏經全部，計6820卷，並發給了執照，這就意味著他的行為得到了朝庭的認可。 回武威的路上，際善法師風光多了。馱經的白馬也風光多了。雍正皇帝親令蔣廷錫叔侄以及寧遠大將軍、太子太保、總理川陝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的岳鍾琪三人，施銀920兩，作為際善回武的盤纏，雍正再也不忍際善法師過風餐露宿的日子了。能馱佛經佛像的只能是白馬。白馬是運送佛經的最好交通工具。當年漢明帝派人去西方拜佛求經，就是用白馬把佛經佛像馱到洛陽的，並在那裡建造了我國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馬寺。白馬——佛經，這是一組不能分隔的美麗具象。有了這具象，路上，際善法師的馱經白馬就神神氣氣地打著響鼻，甩著尾巴，啃著一路嫩嫩的青草，回來了。長河落日圓，一道霞光射向天宇，羞紅了快要入睡的雲彩。一座四柱三間，古樸玲瓏的牌樓展現在際善的眼前。餘暉中，他看見牌樓下那一縷裊裊青煙慢慢升起，際善心中一熱，由不得喜淚涮涮而下，慨嘆曰：久違了，「海藏煙柳」。 際善用白馬馱回的這批藏經，隨即被供奉在靈鈞台上的無量殿中。因著這一盛事，殿名也被改為「藏經閣」。今天，我站在藏經閣內十根描金大柱前，看著那些斑斑駁駁的金漆，仍然能想像得到當年安放藏經時，青燈冉冉，佛號聲聲，經聲朗朗，幡旗獵獵的宏大佛事場面。仍然能想像得到 在那不久來涼州做官的郭朝祚，得知這一壯舉盛事後，滿懷激情，揮毫潑墨，撰寫《海藏寺藏經閣碑記》時的激動心情。但望望空空的木樓，當年海藏寺的鎮寺之寶已不在原處。現移藏市博物館的藏經也已殘缺不全，損毀數目多達1944卷。只有這《碑記》，依然在向後人訴說著際善法師赴京求經的故事；還有這金漆斑駁的十根大柱上那一幅幅文詞清麗、意象雄宏、行筆秀雅英銳的對聯，在默默地訴說著當年請經入座時佛事的興盛，訴說著靈鈞台上藏經閣的壯麗和威嚴。 闕影射池塘，足下龜蛇低吸水； 台靈高坎位，座傍旗劍上凌雲。 大寶巍巍，鎮朔方，乘乾出治； 厥聲赫赫，臨南面，居坎司勞。 武威人，應該記住際善，記住這位青海河湟人。更應該記住明徹、實印兩位普普通通的僧人。記住他們，是要記住取經的過程，而不是背沒背回佛經這一結果。過程永遠比結果更重要，尤其對生命的感悟和體驗。他們三人走過的路程都是一樣的，都是偉大的佛教旅行家。他們的艱難過程中，處處閃現著兩個字：「行善」。佛教的主旨是善良，而善良的行為準則是護生，是利他。並不尋找起始原因，也不追求具體結果。這一點與西方宗教十分接近，誠如列夫·托爾斯泰在闡述西方宗教精神時所說：「如果『善』有原因，它就不再是『善』；如果『善』有它的結果，那也不能稱為『善』。善是超乎因果聯繫的東西。」佛教不講具體的原因，但講整體的原因，不求具體的結果，卻求整體的結果。這就是「行善」的目的是為了「積德」。做一件善事就為世間積存一種力，這就是「業力」。種種業力組合成人世間整個生命環境的改善和圓滿。這就是「德」。要說明徹、實印、際善不辭艱辛東去求的動機和原因，就這，而不是為了自我揚名。為了使武威的香火更旺，人們的生命環境更佳，他們一路風塵，去救護生命。而沒有功德的圓滿，自然求不到真經。同時，他們也在征服自我，征服生命。「他們長年累月跋涉於曠野，說是去取經，而最大的經典便是有關生命的證言。我想在茫茫曠野里，他們對惜生護生、善良慈悲的體驗比哪兒都要強烈。」（余秋雨《關於善良》）無論法顯、玄奘、鑒真還是際善、明徹和實印，居然都以孤獨的軀體把生命群落之間的萬水千山一一打通，實在是一種至情至愛的精神實踐和征服生命的壯舉。 「際善」與「積德行善」，「明徹」與「*徹悟」，「實印」與「實踐印證」，一個名字和另一個詞，另一個名字和另一個詞，忽然一一勾通了。最後只剩下兩個字：善和愛。這才是他們和海藏寺給我們留下的最為寶貴的精神構建，而不是取回的佛經本身。佛經會損，佛經會失，只有精神才會永恆。 四 海藏的人文讓人唏噓不已，海藏的自然更勾人魂魄。 今日海藏，遊人如織，大多不是去感悟歷史的蒼桑，而是去親近自然，回歸自然，在閑適中找回一些天人合一的默契與自信。歷史的東西日失月丟，如電腦桌面上的垃圾箱，一件件常人不感興趣的人文故事，都丟進古柏蒼松的年輪里去了。好在海藏寺的景隨時空的變幻而變幻。常變常新，常變常奇。最早一景是：海中藏寺，寺中有海。清清湖泊里，蒼松翠柏間，一座古剎，伴著嘹繞的佛音，讓人神往；進了寺，上了台，又有一海，這海就是那口聖井，又名海心，直通往西藏的布達拉宮。海藏寺前面還有兩個湖，一個叫南湖，一個叫北湖。南湖林茂，北湖林老；南湖水激，北湖水奇。南北兩湖猶如兩位妙齡的武威少女，兩手一綰，就綰成了一座橋，輕輕地把神奇海藏牽了起來。北湖裡又有景。兩座相連的石拱橋，把北湖分成了東湖和西湖。北湖的奇就奇在，冬日裡，東湖結冰，西湖蕩舟。這是自然的造化，也是海藏的榮耀。西湖裡有一隻曖泉，當曖曖的泉水咕嘟咕嘟往上冒的時候，海藏的心也就熱乎乎的了，親吻著在碧波里蕩舟的雙槳；而東湖裡早已冰封湖面，以寒冷招呼著溜冰者的步履。站在石拱橋上，這邊塞北，那邊江南。這是武威絕無僅有的景緻。是自然賜於與人文積澱的精美組合。海藏的美就美在這裡。 海藏北湖依然見證著海藏過去的勝景。曾幾何時，海藏以泉多、水盛、林茂、鳥靈、魚美，而被稱為不似江南、勝似江南的「武威林泉之冠」。可惜的是，由於生態環境的變化和人為因素的破壞，祁連山的雪線不斷上升，上游來水日益減少，海藏之泉日見乾涸。自然的造化與演變是平和而又殘酷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一場人工挖湖救海藏於水火的義務勞動，就在這種背景下，由政府倡導了起來。而後投入200多萬元資金，對海藏的寺廟、泉湖、林木進行了全面修茸。曲曲幽徑，水上長廊，亭台樓閣，這些前人見不到的景緻，今人卻通過超人的智慧將它與自然和諧地融合在了一起。當年佛氣冉冉的海藏，歷經了一次次磨難，一場場源自自然亦或人為的劫難後，香火復又旺盛。比我小兩歲的海藏寺方丈釋理智，自走出中國佛學院蘇州靈岩山分院的大門，就把弘願許給了武威。在擔任市佛協會長四五年內，修復、開放已毀寺院18座，海藏寺門下登記在冊的信佛居士達到2萬多人。愛國華僑傅鳳英女居士贈送的兩尊玉佛和日本大正版大藏經又成了今日海藏的鎮寺之寶。今日武威人，就這樣一點一滴地將百姓心中的夙願，融進了海藏的一亭一閣一橋一木上。宗教信仰自由與人性的釋放，在和風麗日的拂照下，終於如兩朵蓮花並蒂而開。儘管人工的雕鑿難抵自然的造化，但我們畢竟有了用自然和人文將海藏綰成一朵美麗之花的意識。當年唐代大詩人王維筆下「婆娑依里社，蕭鼓賽田神」民風習俗，仍可在湖邊農舍里，找到它的依稀蹤影；著名史學家張澎筆下「寺為涼都梵宮之冠，林泉深秀」的景色，又從我們的夢中活了過來。當我們站在海藏北湖，靜聽湖底魚兒的私語時，我們仍然能清晰地聽到過去詩人那激動的心跳。 依舊海藏結構工，溪邊流水繞台東； 雙峰寶塔孤城裡，一角危樓夕照中。 拱翠梯山高入座，參天松柏秀凌空； 登臨最是春秋日，才有風光便不同。 ——清·段永恩《登靈鈞台》 秋日的太陽，平靜地灑在湖面上，一陣輕風，吹鄒一池湖水，金黃的楊柳葉，飄飄洒洒地落於湖面，盪起了豐收的搖擺。幾隻水鳥振翼而來，和著聲聲鳥鳴，就把海藏扇動成了江南的小舟。湖光倒影里，段永恩筆下的雙峰寶塔不見了，危樓不見了，台東的溪水還在，夕照還在。只是風光不同。聳立在清清碧波上的一座座亭台樓閣，音樂茶座，水上廊橋，曲曲垂柳，慢慢訴說著時空的變遷。海藏寺終於在秋陽曖照中笑成了一尊大佛，心境平和地面對著一切，該容納的繼續容納著，該捨棄的從容捨棄著，慈慈善善地撫慰著一顆顆受傷的心，讓人向善，教人博愛。佛法無邊，唯心是佛。只有敢摸藍天白雲的參天松柏，硬向空中扎幾枝老枝枯葉，迎風顯擺著它的老資格，也顯擺著風雨六百年海藏的人文與歷史。 海藏南湖，是一處近乎原生態的去處。湖裡草木茂盛，一到盛夏，齊腰深的青草漫在林間，微風吹來，綠波碧浪起起伏伏，伴著泉水的叮咚，一顆顆青翠純和的心就向你暢開。這草，不象草原上草，細碎而密。也不像戈壁灘上的草，生硬而稀。它有泉水的滋養，有綠洲的曖照，因而長得高高胖胖，密密匝匝，不卑不亢。即便你踩上一腳，青草經過瞬間的思索，便又直起了腰桿。不能不直起來，周圍的青草都是有骨氣的漢子，和善的幫手，隨風隨性就把踩倒的青草扶了起來。一根草跌倒了，千百根草在伸手。這是海藏南湖的野性之美，自然之美。而你鋪上單子躺下去，千百根草便又是軟得令你心醉的天然席夢思床了。要站就都站起一片，要倒就倒下一片。這又是一種奉獻之美，團隊之美。只是沒有牛羊。「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景緻也就只能想像。濃蔭間，青石板路曲曲折折，至溪邊通幽處，是一座座原原始始、純純樸朴的小木橋。腳踏上去咯咯吱吱，像是溪水惹了她的胳窩，痒痒得咕咕大笑。小橋，流水，鳥兒的和鳴。還有偶爾從腳邊跳過的青蛙，讓人在驚嚇之餘，頓生了進入自然的情趣。順著小路，你可以去林子的深處，可以去青草的深處，亦可以去那小巧玲瓏得僅能容納兩人的日式小木屋裡，溫一壺美酒，放縱一回。南湖的*和發生在草叢中的一切故事，就被這密密匝匝的青草遮得嚴嚴實實了。只有南湖一絕，果木枝烤童子雞的香味，遮不住，順著草尖一溜兒瀰漫。 南湖的樹，多為楊樹。秋陽里，一脈金黃的樹梢下，點綴著一層層、一團團的漸黃的綠，沿河道，沿湖灘，一溜兒曲里拐彎地向西南方向抹去。在武威城的西北上，構築了一道金色的風牆。這是蒼天這位大畫家，在千里河西走廊上，在石羊河流域的上游，畫下的最濃墨重彩的一幅山水油畫。只因年代久遠，只因油墨漸枯，樹齡過大的，蒼老的，已經枯乾了，靜靜地挺立成了站著的木乃伊。營養不良的，被大樹欺著的，挺著個瘦弱不堪的身子，在大樹的縫隙里掙扎，尋找陽光，尋找生長的空間。但物竟天擇，適者生存。人有人的活法，樹有樹的法則。在這裡，你不必同情弱者，更不必同情那些枯乾的老樹。南湖的綠與枯、老與少、強與弱、陰與陽，都是近乎原生態的給你演譯著一個古老的哲學命題。這種對比是一種原始力的美，這種反差也是一種原始力的美。我被這美震動了，震動於它的頑強，又震動於它的殘酷，更震動於它的弱小。正因為弱小，萬物的競爭才顯得殘酷；正因為殘酷，它們的競爭中才出現了頑強。佛教把這種生命分為無情和有情兩種。無情的是楊樹，有情的是人。有情的人總害怕自己的生命迷失，所以，總要到曠野里走走，去尋找和聆聽那三千年的證言。這證言，我在去東風航天城觀看三號試驗飛船升空的戈壁灘上領略過，那就是胡楊樹。可惜感悟相同的語言早讓賈平凹說掉了，大意是：胡楊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枯。活著的，倒了的，死了的，枯了的，都是一道生命的風景。讓人震憾，讓人自悲，讓人渺小。 今天的南湖公園已承包給了個人。承包者是金羊鎮宋家園村的農民趙萬東。起初真擔心那些粗能當梁細能當椽的枯樹對一個農民的吸引力。但趙萬東的的踐行使我感動，他在不斷植樹的同時，讓那些枯樹仍然傲立在活樹的中間。西北，畢竟不是江南，留一點死亡的氣息，更能給人以警示。那麼，就讓它長著吧，也許，春待來年，風調雨順，那枯樹的老虯又會吐出新芽。 回頭笑紫燕 逆著時空的隧道，我向兩千年前走去，走向漢武帝吒吒風雲的古戰場，遙聽千萬將士在馬背上嘶喊血戰的聲音。能讓我逆流而上的是武威雷台漢墓。說不清我已多少次來過此墓了，但每來一次，都覺與漢文明時代接近了一步，與「武威」的文化源頭接近了一步，我的頭頂上也便長滿了漢文化的蒼蒼銀髮，根根萋草。 雷台漢墓系大型條磚結構多室墓。然而，1969年以前，武威人眼中的雷台，僅僅是一個在武威城七寺八廟九台中， 專供人們向雷神爺討好祈雨的道觀高台，一個專供神婆子們在初一、十五跳大神、算八字、燎病災的場所。那時，矗立於平疇綠野中的雷台，儘管台周古樹參天，湖溝縱橫，台上山門、雷祖殿、三星斗姆殿、東華閣、西華閣等古建築古樸典雅，氣勢巍峨。但也只能算是在河西著名的道教勝地。雷台一夜間馳名世界，讓所有地球村人為武威聳肩的事發生於1969年9月22日上午。那天，廣積糧、深挖洞的武威縣新鮮鄉老百姓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一寸一寸地往前掘進著戰備地道。新鮮地處城效，沒有山，沒有坎，那兒挖地道去。無奈中，他們把目光投向了雷台。那時節，挖地道是全國人民的第一要務啊，就象如今泛濫了的老鼠，到處在打洞。所以他們挖了三十多天，也沒有一個人出來說話，說文物古迹上是不可以挖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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