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興國與國衰科教_

――讀李工真《文化的流亡》

丁東

當今世界的科學和教育的中心無疑是在美國。是誰讓美國取得了這個中心地位？如果說答案是希特勒，有人一定會感到不可思議。然而事實就是如此。正如一位美國科學家所說，「我們應該為希特勒豎立一座紀念碑，以此來感謝他為促進美國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

在希特勒統治德國以前，世界的科學教育中心不在美國，而在德國。１９世紀後半葉，德國就進入了科學與教育的輝煌時代，超越了英國和法國，成為世界科學文化中心。進入２０世紀，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但在科學、教育方面，還只是德國的學生。以物理、化學和生物醫學三頂諾貝爾獎為例，截至１９３３年，德國共有３２名獲獎者，美國只有５名獲獎者。當希特勒上台以後，推行種族主義政策，使得５０萬猶太人被迫流亡他鄉，美國接收了這些難民中的四分之一，並給難民中的知識精英提供施展才華的環境，使得世界科學文化中心發生了一次洲際大轉移，從歐洲轉到了北美洲，從德國轉移到了美國。到二戰結束的１９４５年，德國的三項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在世者只剩１４名，而美國已經有２５名。難民知識精英把德國學術體系中最先進的方法論和最嚴謹的學風帶到了美國，奠定了美國在全世界科學教育上的領先地位。到今天，美國的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得主已經超過２００名，有的年份的三項諾貝爾科學獎甚至被美國科學家包攬。對於這次科學文化中心的轉移過程，中國學界過去知之不多，更缺乏專門研究。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李工真教授，積十年之功，完成了《文化的流亡――納粹時代歐洲知識難民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８月出版），填補了這一空白。希特勒為什麼要煽動種族主義？上台後為什麼要迫害猶太人？為什麼讓猶太知識難民流亡出去？其他國家對猶太知識難民分別實行怎樣的政策？公眾對知識難民持什麼態度？為他們提供了什麼樣的生存發展條件？這些知識難民怎樣適應接收國的環境？對接收國的社會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本書都有詳細的梳理和到位的分析。

種族主義是希特勒和納粹黨的核心思想。希特勒抓住了德國人一戰失敗後渴望翻身的民族情緒，依靠煽動種族主義上台，１９３３年當政以後，立即展開文化清洗運動，大肆迫害猶太人，驅逐「非雅利安學者」，把有猶太血統的科學家盡數逐出校園，趕出國門，到１９３７年，德意志高校師資隊伍損失了３９％，到１９３９年二戰爆發時，整個納粹德國高校教師崗位中的４５％，已經被納粹黨棍佔據。希特勒瘋狂的短期行為，得到德國主流社會的配合，使德國科學教育文化元氣大傷。

猶太難民為了活命，流亡地多達７５個國家，但最後只有美國接收最多，讓這些難民落地生根，並結出科學文化的碩果，美國也因此而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其中的原由十分耐人尋味。

猶太難民的最初首選的流亡目的地並非美國，而是路程較近，文化差異較小的歐洲國家。美國畢竟遙遠，中間還隔著浩瀚的大西洋，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難民從歐洲來到美國並非易事。但某些歐洲國家由於各種原因，未能善待猶太難民，包括其中的科學文化精英。比如瑞士，是永久中立國，以德語為主要語言，本來是猶太知識難民十分願意選擇的避難所。但瑞士當時失業嚴重，人們害怕猶太知識難民競爭就業崗位，於是政府規定入境的外國人不得從事任何獲利的職業，法律禁止僱傭任何外來難民，這就使流亡科學家到瑞士找不到施展的舞台，只能把瑞士當作流亡的中轉地。

再比如加拿大，雖然地廣人稀，原來並不拒絕歐洲移民前來謀生，但加拿大對移民的選擇有自己的偏好，他們願意接收的是礦山、森林和血汗工廠需要的廉價勞力，而不是知識精英，「如果在藝術家與農民之間，文人與伐木工之間，詩人與礦工之間，學者與石匠之間，只能選四個人入境的話，那麼加拿大政府會毫不猶豫地都選擇後者。」這就使加拿大拒絕了大批科學家、藝術家、銀行家、教授、律師、醫生的避難申請。他們甚至害怕，如果政策有了彈性，加拿大所有的大學會被難民塞滿。德國著名物理學家赫茲伯格因為妻子是猶太人，遭到驅逐，到加拿大一所大學任教。因為由美國的基金髮工資，移民局才允許他入境兩年。兩年後，又要趕他走，校方千方百計和政府交涉，方獲准留下。１０年後赫茲伯格才取得加拿大國籍，１９７１年成為加拿大第一位諾貝爾獎得主。

土耳其是少有的熱情吸納猶太知識難民的國家之一。１９０多名流亡科學家和藝術家進入土耳其的高校，大大地提升了土耳其的科學教育水準。可惜由於凱末爾總統１９３８年去世，中斷了這一進程。

相比之下，美國對猶太知識難民最具吸引力和包容性，給他們提供了發揮聰明才智的最寬廣的舞台。美國科學界和文化界的一些領袖人物具有非凡的遠見，他們敏銳地看到了接收來自歐洲的知識難民，會對美國的科學和文化的發展產生巨大的作用。他們不止於對猶太人受迫害表示同情，而是努力化解本國人的對外來科學家的恐懼症和反猶主義情緒。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讓猶太知識難民得以安居，並施展才能的主要力量並非美國政府，而是美國的公民社會。書中說：「真正有功的絕非羅斯福政府，而是那些目光遠大的知識界領袖、私人性質的基金會以及各類民間的援助組織。正是由於他們的努力，才使美國成為接受猶太難民最多的國家，同時也成為接收猶太知識難民最多的國家。」其中有１０９０人是科學家、絕大部分是教授；８１１名法律工作者，２３５２名醫生，６８２名記者，６４５名工程師，４６５名音樂家，２９６名造型藝術家，１２８１名作家以及來自其他文化領域的職業者。被德奧兩國驅逐的１２０００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６３％被美國接收，其中約１４００名科學家中，至少７７％為美國接收。當時從歐洲流亡到美國的知識精英可謂群星燦爛，他們之中有相對論的創立者愛因斯坦，「計算機之父」馮.諾伊曼，「現代宇航之父」 馮.卡門，「原子彈之父」西拉德，「氫彈之父」特勒，物理學家玻爾、費米，數學家庫朗，現代建築家米斯.范.德.羅，音樂家勛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社會學家拉薩斯菲爾德，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等等。美國本來就是一個文化包容性較強的自由競爭環境，當時又處於科學、教育和文化的上升期，有了這些世界一流的知識精英的加盟，可謂如虎添翼，迅速地登上了全球科學和文化的制高點。吸納歐洲知識難民的成功經驗讓美國嘗到了甜頭，從此，美國形成更加自覺的科學、教育的開放機制，面向全球的知識精英，敞開交流之門，移民之門，面向全球的青年才俊，敞開留學之門，就業之門，這正是美國在二戰以後一直保持全球領先地位的秘訣之一。

李工真先生青年時代目睹文革對中國科學教育的摧殘，如今又親身體驗權力和金錢對中國大學的扭曲和腐蝕，這都是他放眼全球，探討別國興衰成敗的心理動力。他對科教興國問題有獨到的見解，認為像美國這樣由社會力量自主發展科學教育，導致國家振興的模式，可稱「科教興國」，而德國１９世紀由威廉皇帝集中國家財力投入大學，但國家不干涉大學的學術自由，導致德國崛起的模式可稱「國興科教」。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既不是「科教興國」，也不是「國興科教」，而是國衰科教。中國近幾年經濟發展很快，科教興國的口號也提出了多年，雖然對大學和科研的財政投入越來越多，但在尊重學術自由方面卻乏善可陳，行政權力獨大，致使學界媚權媚錢之風日盛，學術風氣空前污濁。別國的經驗教訓，當為中國所參考。這就是李工真教授給國人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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