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禁書題解(蓼齋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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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蓼齋後集》詩文集，為李雯所撰，共五卷。李雯（公元1608年——1647年），字舒章，江南青浦（今上海）人。明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舉人。清軍入關時，李雯正在京城，因而被清朝政府羈留，並被推薦授官為內閣中書舍人。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南歸葬父，第二年在返京途中染病，後不治而亡。李雯才華過人，年輕時就享有詩名。他與陳子龍、宋征輿是交情極深的摯友，並且共同創立了雲間詩派。同時又和彭賓、夏允彝、周立勛、徐孿遠等人因才結交，平日以詩文唱和為樂，聲滿天下，當時被人稱為「雲間六子」，其中以李雯、陳子龍、宋征輿三人是雲間詩派的中堅力量，而李雯才名尤甚。順治年間，龔鼎孳曾經上疏當朝推薦李雯，稱讚他「文妙當世，學追古人之李雯，國士無雙，名滿江左。石錄天祿，實罕其儔」。在仔細品讀這部《蓼齋後集》之後，發現龔鼎孳之語實非虛言。關於李雯才高學深的傳聞很多。例如，相傳清開朝的攝政王多爾袞那篇傳誦于海內外的《致史閣部》勸降書，以及順治初年許多的詔誥書檄，都多出自於李雯手筆。這部《蓼齋後集》刻於清順治年間，其中的詩文都是李雯入清以後所作的。李雯的著作還有與陳子龍、宋征輿合作編選的《皇明詩選》十三卷，自著《蓼齋集》四十七卷。李雯像雲間派的其他成員一樣，在詩歌理論上，基本接受了明朝「七子」的復古主張。他的詩作中，有一部分作品模擬前人的痕迹非常嚴重，比如他的詩集中有多達六卷的樂府詩，就其大體而言未脫「七子」習氣。歷來朝代的交替都會給時處亂世的人們以精神和物質的震撼，對那些思維敏銳的文人來說，震撼尤為強烈。因而，明清之際翻天覆地的社會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個人生活和巨大轉折，給李雯帶來的是無以復加的心靈撼動，從而使他更多的詩作突破了復古理論的局限，能夠正面變幻莫測的現實，有感而發。清人吳騏在讀李雯的詩文以後，曾經作了一首七絕：「胡笳曲就聲多怨，破鏡詩成意自慚。庾信文章真健筆，可憐江北望江南。」吳騏在詩中把李雯與庾信相媲美，頗為賞識李雯的詩文風采。究竟李雯是否真的具有庾信那種「凌雲健筆意縱橫」（杜甫）般的清才，有些人持有不同的看法，這自有待討論，這裡不多贅言。但是，從《蓼齋後集》作品哀怨的基調看，確實與庾信屈節於敵國後的詩歌作品有某些相似之處。究其原因，可能與兩人同時背國屈節於敵國（朝）的人生經歷有關。李雯作為一個明朝的舉人，卻在故朝覆滅不久，就在當時被漢人稱為夷族的清廷作了官，這無論是從他自小所接受的儒家「忠君報國」的傳統教育的角度來看，還是從他自身的良知上來說，這種悖離與背叛都不能不是一個異常沉重的精神負擔。所以，他詩歌創作的重要主題之一就是抒寫身處亂世的悒鬱和失節仕清的愧疚。他的作品中，處處都是自責自怨的詩句，處處都顯現出一種壓抑沉痛的負罪感，同時也處處洋溢著對故國的思戀與懷念之情。這不僅表現在如《旅思》、《卧病射陂喜逢萬內景有贈》等一些直接傾訴內心苦悶、憂鬱的詩歌之中，而且在部分描寫景物、記錄時事的作品，如《太平奇聞子規》、《感秋》之中也有所流露。從而，決定了李雯詩歌哀怨、悲涼的基調。「雙關麗天衢，皋門平旦啟。市朝猶未移，玉步方更始。難忘故國思，已食新君餌。……俯仰神自傷，淚落垂丹。」清晨，在上早朝的路，作者看到大路兩旁繁鬧的貿易集市與舊時（明朝）情景沒有什麼改變，不由從此聯想到自身的境遇，念及自己雖然深受故國養育重用之恩，而今卻失節開始投效異主，食新君之祿，不禁黯然神傷，滴落傷心之淚。字字傷懷，句句自悔，讓人彷彿親眼目睹了作者感嘆唏噓之態，在感其文采之時，也予其無奈。「憶我親生存，愛子不能已。昔為席上珍，今為路旁李。名節一朝盡，何顏對君子！」狂怒的北風大作，將路旁的李樹颳倒，如此之小的一個景象，也讓詩人獨自唏噓不已，因為它使詩人聯想到自身的命運，勾起了詩人的淪落之感。其中「名節一朝盡，何顏對君子」一句，將詩人痛悔前塵，自愧於人間的苦痛心態描繪得淋漓盡致。讓人雖怒其失節，卻憐其自怨。忠與孝是中國文人精神世界的兩大支柱，甚至是他們生活的準則。為人可嘉可劣，但不能失忠孝大節。而李雯在投效清朝政府之後，他的父親死了，由於當時南方仍然屬於明朝政府，所以他無法將父親的遺骸送返丘園。此情此境，讓李雯想起君子關於「忠孝」的明訓，深感自己出仕清廷，是背君背父，苟活於人世。所以他曾作詩：「君子有明訓，忠孝義所敦。豈曰無君父，背之苟自存。念我親遺骸，不能返丘園。偷食在人世，庶以奉魂歸。」「紅雪堆高柯」的陽春三月，應好友之邀去賞花飲酒賦詩。花間飲酒、好友相伴，這本該是最讓人賞心悅目、心曠神怡的事了，然而對此良辰美景李雯吟出來的卻是：「喪亂以來淚洗面，一朝一夕春風見」，「誰說花開不看來？看花正是傷心伴。家國興亡若海田，新花還發故時妍」這樣惆悵凄婉。於無奈中又顯露沮喪的詩句。更何況，若在行旅跋涉途中，見到鷓鴣南飛等最能誘發詩思、最能引發聯想的情景，詩人就會更加傷感。故國難忘、故土難離，這本是人之常情。如若國破家亡之際，又因為自己的原因而使自己無國可思、無家可歸，其時其事的感懷與痛苦是令人難以想像的。相信如非歷經其事之人，恐怕是難以理解他們那種自心靈深處迸發的痛苦與自我責難。正如李雯詩中所寫：「家國今何在？飄零事日非。依人羈馬肆，鄉夢憶牛衣。有淚吟庄舄，無書寄陸機。鷓鴣真羨爾，羽翼向南飛。」所有的淚與痛都在詩句中揮灑而盡。當時弘光小朝廷偏安江南，詩人家鄉亦在南方，這首詩表現對故國鄉土的懷念是不言而喻的。自然界的景物所引起的詩人對故國故土的思戀已經很深刻了，但更讓詩人不能忍受的是，當他出仕清廷事奉新朝之時，他年少時的好友陳子龍等人卻正在誓師抗清。如此消息傳來，兩相比較，直令詩人覺得無地自容。他感到不僅愧對故朝，而且愧對朋友、愧對親人。他非但不能與摯友一同為復興故國而奔走，反而先屈身任職清廷，因而只能從遙遠的地方為他們的努力禍福，並默默為自己的屈節而懺悔。在詩《東門行寄陳氏》中寫：「出東門，草萋萋。行入門，淚交頤。在山玉與石，在水鶴與鵜。與君為兄弟，各各相分攜。南風何，君在高山頭；北風何烈烈，余沉海水底。高山流雲自卷舒，海水揚泥不可履。喬松亦有枝，落葉亦有秦。結交金石固，不知浮與沉。君奉鮐背老母，余悲父骨三年塵。君顧黃口小兒，余羞三尺章子今成人。聞君誓天，余愧無顏，願復善保南山南；聞君慟哭，餘聲不讀，願復善保北山北。悲哉復悲哉，不附青雲生。死當同蒿萊。知君未忍相決絕，呼天叩地明所懷。」如此泣血成詩，無數的悲、痛、悔、恨層層交織在一起。詩人還在詩後附書信一封，信上寫：「三年契闊，千秋變常。失身以來，不敢復通故人書札者，知大義已絕於君子也。然而側身思念，心緒百端，語及良朋，淚如波涌。側聞故人，頗多眷舊之言，欲訴鄙懷，難於尺幅，遂中意斯篇，用代自序。三春心淚，亦近於斯。風雨讀之，或興哀側。時弟已決奉柩之計，買舟將南，執手不遠，先生馳慰。」短短几句，卻讓人讀之心酸，閱之不忍。行文之中隨處可見作者的怨悔摧抑之情。一是玉，一是石；一是鶴，一是鵜；一是高山流雲，一是海底沉泥；如此高下之分所顯現出的詩人那種自哀自怨、自悔自怒的無奈是這麼清晰，彷彿一個沉溺於傷悲痛苦的人的抑鬱面龐就在我們眼前。震撼著我們的心。詩文中蘊含深情是李雯所長，這些作品也是《蓼齋後集》中的精品。李雯文采卓著。在藝術上，七古最足以顯示李雯的才情，《醉月灘懷李白》、《大滌山行上黃石齋先生》、《燒香曲》都是令人讚歎的佳作，既具李白詩歌豪邁奔放的氣勢，又具李商隱詩歌纏綿婉轉而濃艷的色彩，同時又兼之「小李」詩瀏亮的音調。近體詩於李雯筆下也別具一番風貌。鄧之誠在《清詩紀事初編》中評價李雯的近體詩「極才情思致之妙。」他的五、七言詩也頗多佳作，如《感秋》：「晚花濃刺目，病葉墮先霜。」《晚意》：「雜霞停瞑色，清吹入高桐。」《秋盡》中：「水薄平霞連畫角，風高枯柳散城烏。」這些描寫景緻的詩作都可以見出李雯觀境體物的細微，以及其文筆的清麗俊爽。但是這麼一部充斥著才情文採的詩文集，卻只是因為李雯在作品中表現得過於直露的自責懺悔而遭到禁毀。任何統治者基於國政穩定的考慮，都不會希望他的臣民中有不利於自己王朝統治的思想感情。在清朝政府看來，李雯既然已經歸順大清並出仕清廷，就應當忠心一意地報效清政府，斬斷自己同過去的一切，包括那千絲萬縷的感情糾葛，一心為大清的穩固繁茂而奔走效命。然而，李雯卻在他的詩文集《蓼齋後集》中如此眷戀故國明朝，哀嘆自己的身世遭遇，懺悔自己的所作所為，甚至將自己接受清政府賜予的官銜稱作為「失身」行為，認為自己是屈節叛變作了見不得人的事。同時，又為了朋友之間的私人感情，為那些今為抗清之士的昔日摯友忠心祝福，而完全將大清的基業與利益置之不顧。這對於清政府是無法容忍的，也是不可原諒的。因而，這本《蓼齋後集》在乾隆時期就被禁毀了。出於安民定邦、穩定國政的原因，清政府禁止再勘刻《蓼齋後集》是可以理解的，畢竟這部詩文集所展示的是一個「清朝官員」對明王朝的無限眷戀以及他自身為「清人」而恥的自哀自怨。但是，這樣一部才情溢採的詩文集就此被禁，確實又是一件令人扼腕嘆息的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