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田野消失在都市叢林-台灣二次土改

三峽田野消失在都市叢林(1)

記者陳承中／調查採訪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祕書長劉銘龍，母親姓蘇，從清朝起，蘇家即定居台北縣三峽，務農。小時候，劉銘龍爬樹、打蛇、摸泥鰍，到今天他還記得很清楚，當時，三峽處處是良田。

背對三峽的祖師廟，站在橫跨三峽溪的七星橋上，以往，面對的是一路到大溪的無限良田。

他們大多是自耕農但是早就不種田了

十幾二十年前，劉銘龍母親一方的蘇家，在三峽也有二、三十公頃良田。到了今天，蘇家四、五十人的一個大家族，雖然，多數人都還有「自耕農」身分，但是，只剩不到十公頃農地，其他土地不是賣了，就是與建商合建了房屋，大家，也早就不種田了。

例如，劉銘龍的三個舅舅，現在都住在三峽老家，一個打零工，一個當廚師，一個當木匠，沒人靠種田維生。家裡的地，只利用了其中一點點，種點兒菜，自己吃吃，其他的，就荒棄著，等著，也許將來賣了。

「因為，種田的收入太少。而且，田地都被汙染，種出來的東西，不好賣給人家吃。」幾天前，劉銘龍站在三峽光明路，他老家前的一小塊荒廢田地前，指著園中雞籠裡的幾隻雞說。附近一間老屋裡，他當木匠的三舅蘇明榮，正用一個大汽油筒在燜幾把青青的香蕉，這蕉，是自家院中的兩棵蕉樹結出來的，種蕉，是「消遣」。蘇明榮背後，則是一大棟、一大棟集合式的高樓公寓，有的可以高達二十一層?一個又一個這樣「沒有公共下水道，沒有汙水處理廠」的「水泥怪物」，不是三峽才有，台灣從南到北，可多著呢。

優良的水稻田，成了雜亂的住商混合區。「這是最糟糕的都市發展模型。」劉銘龍說。

水稻田釋出，使生態環境惡化了。因為水稻田的生態價值高，功能也很多，包括：涵養補注地下水源、穩定河川流量、調節暴雨洪峰、淨化水質、淨化空氣品質、調節局部地區微氣候、降低土壤沖蝕、沖除有害鹽分、提供鳥類等動物庇護所，維持生態多樣性。

還有，日本轉用農地的經驗發現，農地轉用使周圍農業的「生產環境」也惡化了。

今天台灣農地釋出，沒有章法，農地轉為工業用地，已發生鎘汙染及「鎘米」等聳人聽聞的重金屬汙染事件，現在，台灣各地又普遍出現「用廢土及事業有毒廢棄物回填農地」，以及「垃圾濫倒於農田中」等亂象，所以，台灣推動開放農地政策，怎能不小心？

或許因為有了自己「摸泥鰍」走過來，親身體會的「三峽經驗」，這天黃昏，劉銘龍好不容易帶領我們在三峽市區找到了一小塊水稻田，他站在這塊侷促在工廠和大樓當中「苟延殘喘」的水稻田邊上說：「我對我們的農業政策完全沒信心，對農地農用政策，也完全沒信心，所以我完全反對開放農地自由買賣！」

農地釋出沒有章法環保戰士越來越多

態度和劉銘龍相似的人，這些「環保戰士」日漸增多，他們認為，台灣的自然生態破壞越來越快，像現在，台灣農地違規使用嚴重，農地做了非農業用途後，即失去綠地景觀，也失去了生態保育的功能。

他們認為，農產品可以從國外進口，但農地卻不是進口可以替代的。如果，農地任意轉為非農用，破壞了原有的灌溉系統，喪失了原來農田蓄水的功能，地下水得不到挹注，生態將變化，國民的生活品質也將劣化。

例如，非農民買了大面積的農地，一部分如果用農舍的名義蓋房子或工廠，工廠汙水任意排放，會破壞農產品品質。

還有，一旦農地轉變為高樓工廠等，就不易恢復為農業生產用地，台灣的微氣候，會劇烈改變。

一些農業官員及學者專家，意見也雷同。

好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說，農地開放，沒有妥善配套法令的情況下，現行的農地相關法規根本無從管理，驟然釋出大批農地自由買賣，將不可能維持「農地農用」，水土保持破壞會更劇烈。

台大農經系教授陳希煌說，我們不否認市場比較利益下，農業不利，但是農業的非市場利益，也必須考量，農田涵養水源與固定砂土的功能，以及農村提供都市居民休閒活動的價值，兩者合計，幾乎與農產品的市場價值相當，而其永續性的價值，更難以估量。

大華不動產鑑定公司董事長張義權則建議，農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應該根據地方自然條件，規範各種適合當地生態環境的用途，而且必須有完善的汙染防治措施，要事業主負起維護環境的責任，否則就處罰。如果放任農地開放後，雜亂無章地變更使用，台灣地區的生態環境恐怕會嚴重破壞。

問題是，大規模釋出農地，一定會衝擊生態環境，但是衝擊有多大，沒人知道，也沒人研究。

三峽田野消失在都市叢林(2)

「台灣土地不夠用」......農地被迫向工商業投降

但是，老是有人抱怨「台灣土地不夠用」，這些抱怨者的力量強大，一直壓迫農地向工商業投降。

他們說，台灣地區近八成的人口，關在不到百分之二的土地上，太擁擠了。

原因是農業佔有八成可利用的土地，農業產值占國民生產毛額卻不到百分之三，嚴重浪費土地資源。

於是，政府不解除農地管制，他們就走後門，鑽漏洞，全力找土地，濫蓋房子，驚動萬方。

甚至，李總統登輝都因此提醒過，山坡地蓋房子太多，尤其是台北縣、桃園縣和台中縣，過去為了保護水田，限制農地不能利用，大家跑到山坡地蓋房子，不但影響農業，也影響水土保持與環境保護，有關單位要重視農地釋放問題，徹底研究，並趕快去做。

李總統這些話，說了大約兩年。但是，只要「台灣土地不夠用」，情況怎有可能改善？

於是，不久前，汐止林肯大郡慘案，嚇了全台灣一大跳，迄今大家餘悸猶存。

去年十二月，台中縣太平鄉一江橋頭的頭汴坑溪旁，山頭蓋別墅，山下便著了慌，當地建築業者剷平了山頭，準備建別墅，附近居民就惶恐了，擔心建商沒做好水土保持，一旦下大雨，可能山崩，土石流入溪中，為大里溪兩岸居民帶來浩劫。

居民憂慮地說，這處剷平的山頭有三十多公頃，山上原有一個面積約一公頃的水潭，是附近山坡地灌溉的水源，不久前建商購買後，開山整地，推倒綠油油的森林，變成光禿禿的黃土，下雨時大量泥漿流入山腳下的頭汴坑溪，令人害怕。這處光禿禿的山頭，遠從台中市和大里市都能看見。

建地不夠，農地太多，所以有人主張，農地應全面解除管制，如政治上的解嚴，但必須建立一套制度來規範。

可是這套制度太難建立了。

農地自由化，是把現行「農地農有農用」政策，改變為「農地農用」政策，讓農地自由買賣，非農民也可擁有農地。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吳惠林說，農地鬆綁，無論由何種層面評斷，都有迫切需要，問題是「如何開放」？

贊成農地鬆綁者認為，農地自由化，是大勢所趨，也是經濟發展中不得不為。反對者多是從水土資源、生態環境、社會公平的觀點來質疑農地自由化政策。

反對者，往往假設農地開放自由買賣後，農地將可隨意變更，而「農地農用」將不保，但贊成者認為，這個憂慮，可以透過修改各種相關法律，包括農業發展條例、土地稅法、區域計畫法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健全農地變更的審核與監督制度，落實「農地農用」的政策。

贊成者指出，台灣現在這種戒嚴式的「農地農有農用」政策，使農地轉用非常困難，不但限制工商業、都市發展及公共建設取得土地，間接還造成都市地價飛漲。而且，由官方主導的土地區位畫分，和黑金政治，利益輸送也脫不了關係，所以農地政策要趕快改變。

一方認為，農地政策要趕快改變，「環保至上」的另一方又認為，應該放慢農地釋出的腳步。

同時，政府各部門，對農地政策也有歧見。好比，農委會主張畫設永久農地，經建會和內政部營建署則反對畫設永久農地，主張採開發許可制。

農業部門端出一個方案，馬上有人踹這個方案一腳。

好比，農委會最近提出「重要農地，保育農地，次要農地」的「三分法」農地政策，限制法人只能購買次要農地，認為這可以杜絕農地炒作。結果，馬上有人批評，農委會的三種農地區分方式，公布後，農地價格一定因此發生大變，三十四萬公頃的次要農地，因為有變更的潛力，成為法人購買的唯一目標，一定會價格飛漲。

除了各方意見不一，更應該警惕的是，因為過去政府「紀錄太差」，施政經常「放水」，政府即使端出最完美的農地政策，大家也不放心。

高球場就地合法前例二次土改前程坎坷

例如不久前的高爾夫球場「就地合法」事件。

這個事件，因為「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明示，國土利用要以「生態保育為優先考量」，並使「增值的利益為社會全體共享」，但是，碰到高爾夫球場事件以後，卻證明政府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所以政府施政失去了人民的信心。

這個案子，大致的內情是，台灣有很多高爾夫球場使用的土地有問題，有些高爾夫球場竊佔國土以為私用，違反社會公益，政府卻千方百計使其「就地合法」，它們濫墾濫挖，影響水土保持，政府卻修法以便利其破壞環境。

政府用的手段是，行政院修改了正在施行的「農地釋出方案」，對農地改為工商綜合區，條件不變，但改為遊憩區的高爾夫球場，則大幅放寬限制：原規定繳納回饋現金百分之十二，降為百分之五，原應捐百分之三十保育綠地，改為可不捐地，而以捐現金代替。

在這個案子上面，國人不但看到農委會對高爾夫球場大放水，還看到教育部要使法律「溯及既往」，乾脆人情做到底。

政府這樣子搞，施政人民沒信心，加上農地問題原本就千頭萬緒，各方利益糾葛不清，而且，保護農地，保護農民，保護農業，三者往往不能兼顧，所以，我們的農地政策，或所謂的「土地二次革命」，前程無疑是坎坷的。

在這一片混沌之中，政府照顧農民無方，農民一方面難以靠農業維生，前途沒有希望，不得不賣地，一方面農民期待賣出農地轉業，一夜致富，財團即在混沌中，炒作農地，四處濫建，破壞環境。將來，台灣的情況只會更糟。

最近，不少人說：「放寬農地農有，落實農地農用」，已成各界共識。

同時，不少人的感受是：這是共識，怎樣做得到，怎樣做得好，則好像是另一回事。

（記者陳承中、葉英豪、賴桂松、吳佩玲、林錫霞、簡慧珍、羅緗綸、張三雄、黃宏璣、紀文禮、苗君平、陳信利、郭先盛聯合採訪，陳承中執筆）【1998/2/5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