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曉回憶：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流露厭惡眼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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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曉回憶：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流露厭惡眼神

2011年05月17日 15:23來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張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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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去了石油部國際司擔任副司長，在此之前不久，在這個位置上的人是去上海工作的曾慶紅。

王軍最初希望孔丹能夠來中信，而孔已經在香港的光大集團任職，他轉而推薦了秦。三人見面幾分鐘後，王開始討論秦來中信的細節。

在此之後，秦先後擔任業務部副總經理、總經理，集團副總經理、總經理，一直作為王軍的副手出現在前台。

中信集團是直屬國務院的一家超大型企業。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找到老牌資本家榮毅仁，成立了這家利用國外資金髮展的企業，從銀行、房地產、租賃到衛星通訊、金融，這家公司均有涉及。王軍在中信集團有著特殊地位，董事長榮毅仁都要讓他三分。

1995年，秦曉出任總經理。在他的就職演講中，他開始用現代企業理論和實踐來剖析中信資產、組織結構和經營戰略。他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講現代企業理論，從科斯的交易費用到威廉姆森的「M型結構」；另一篇文章論述中信管理體制、資產結構、發展戰略重組和調整方案，被稱為「20條」。

兩年後，他帶著對大公司總部功能的思考和體驗，去劍橋大學讀了經濟學博士。

秦的思想開始轉變，不論是在中南海還是早期在中信，他都是發展主義政府理論的信徒。他和他的朋友都承認向市場經濟轉軌，但始終強調的是在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最初學習過東歐的奧塔西克、科爾內的理論，但他們很快發現這些理論沒法滿足現實的需要。

此時，東亞四小龍興起，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這讓他們把目光投向了日韓——因為文化上的相近性，而且在體制層面上更有認同點，他們都認為市場經濟轉型需要政府扶持。

日本的通產省模式成為他們的楷模，秦曉寫了一篇《大公司戰略》，提出要學習日韓經驗。《通產省的奇蹟》、《Governing Market》(《駕馭市場》)這兩本書是他反覆閱讀的。他和吳敬璉開始爭論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是否適用於中國。

1994年，秦曉出任中信澳大利亞分公司董事長，在悉尼讀博士的韋森與他在一次研討會上認識。韋森說當時的秦曉尚處在思想轉型期，依然堅持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理念。很多年之後，他驚訝地發現秦已經徹底成為自由市場經濟的信徒，並且試圖探尋已經市場化了的中國社會的未來走向問題

在澳大利亞時，秦曉開始系統學習微觀經濟學，開始梳理自己的思想。很快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現實問題和理論學習讓他扭轉了思路。

他分析自己的轉變是：「亞洲金融危機後『東亞模式』的問題得以暴露，這些問題主要是扭曲資本價格(匯率、利率)、政府對企業的過度干預和對市場的不當替代、官商勾結產生的腐敗等，因而它的產生的奇蹟是有代價的、是不可持續的。經過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東亞模式』受到了批判，這些國家也逐步轉向主流市場體制。後來讀了『公共選擇理論』，從經濟學看政府也是個利益集團，他們既不比別人道德更高尚，也不比別人更聰明，他們的目標函數是選票極大化，所以會出現民粹、短期行為等弊端。回頭看中國這幾十年的改革，當年留下來兩個問題：政府職能和產權。這兩個問題都變成了現在經濟改革中的大障礙，這也涉及到體制、理念(意識形態)和利益集團的問題。現在政府的主要職能不是提供公共產品，而是直接從事經營活動，還有大量行政審批，對要素價格的管制等。」

和很多企業家不同，秦曉對理論有濃厚的興趣。1997年擔任中信總經理期間去中央黨校學習，在《資本論》的課上他向老師提問：「《資本論》有幾個問題：第一個，馬克思的理論是經濟決定論，歷史的發展、文明的演進是多種因素互動的結果，而不是由某個單一的因素決定的；第二個是他的假設是資源無限的，他認為只要解決了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束縛，在科技進步的推動下，就會創造出無窮無盡的財富來；第三是他假設人不是理性的，工人只要掌握了生產資料，就會把勞動作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資源稀缺和理性假設是現代經濟學和市場機制運行的兩個基礎性前提。」

同班的孔丹拽住秦曉的衣服。黨校有中組部的代表，孔擔心秦留下把柄。

一次，在陪同朱鎔基接見外賓時，秦曉提醒說見面的基金經理有幾百億美元資產規模。朱說，他們有錢，他們是富人，我是窮人。秦回答：「朱老闆，這話不對。人家對富人和窮人的定義不是按擁有多少錢算的，是以能調動多少錢算的。在這個意義上，你比他們有錢多了。」朱馬上回應說：「調動錢？我能調動你嗎？」在得到肯定的答覆後，朱繼續問秦曉：「你能調動榮智健嗎？」秦的回答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