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郭敬明還是作家時 曾經的小城青年如何想像大上海？|界面新聞 · 文化

郭敬明最初以敏感憂鬱的文學少年形象出道，但如今，我們差不多要遺忘他的「作家」身份了。至而立之年，他是「悶聲發大財」的文化商人與言行高調的電影導演，2013年還拿下過「中國夢踐行者」的榮譽稱號。《南方周末》略帶揶揄地描述他躋身當紅都會小說家的經歷：「生長於西南小城，發達於超級大都會，作為中國最普通的『民二代』，郭敬明把握了大時代中的小機遇……創造了屬於自己的小時代」。

不過，自抄襲風波始，郭敬明這十幾年來從未擺脫過形象危機。不論小說的拜金言論、電影的華麗空洞或對少女少男的教主般的消費感召力，還是私人特質如身高、容貌，都能引來眾人的嘲諷或不屑。

或許，我們可以藉機將目光拉回到郭敬明的作品。儘管文化人對他往往不屑一顧，但郭氏小說的影響力卻不可小覷。郭敬明仍以小說寫作為業時，他最引以為傲的創作版圖無疑是上海。而一度，他曾受人矚目、也備受污名的身份是「小城青年」——人們津津樂道並反覆指認這位「征服大上海」並試圖為之代言的「鳳凰男」虛榮拜金，本性難移，他書寫上海的合法性亦因「外地人」的身份而一再遭受質疑。

上海書寫一向強調作者身份的本土性，從小城青年蛻變成新上海人之後，郭敬明能算是新一代的上海文學代表作家嗎？來自四川小城自貢、發達於國際都市上海的暢銷小說家，又如何想像和書寫上海？帶著這些問題讀郭敬明，便能發現他所引領的烜赫一時的文化現象背後，透露出上海乃至中國城市書寫的大轉變，這也與當今中國的大都會發展趨勢息息相關。

2013 年時，北大教授張頤武曾在博客上將郭敬明列入上海文學代表作家之一。「在張愛玲遠去，程乃珊故去，而王安憶已越來越和上海年輕一代疏離而影響力淡化的時刻，郭敬明變成了上海想像的新的部分。」

此說法一出，當即遭到眾人反對，網友紛紛以郭敬明是四川人而非上海人、其作品非純文學等理由加以駁斥。《收穫》雜誌主編程永新近乎決絕地撇清郭敬明與上海的關係：「郭也許跟這個時代什麼都有關係，就是跟上海想像沒任何關係。」

有趣的是，我們早已頻繁使用郭敬明的代表作「小時代」來命名當下所處的時代了，而近百萬字的《小時代》恰恰是他「獻給上海的金色讚美詩」。實際上，上海想像不可能總是訴諸老上海的風華靈韻——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和城市化改造令這種「上海性」難再追尋，城市舊日的生活肌理不斷分崩離析，或物化為有待消費的懷舊商品，我們早已身處改頭換面的「新上海」之中。郭敬明所捕捉的正是這樣一種新的城市景觀，他曾對記者說：「希望以後提起新上海，人們就會想到我的《小時代》」。不得不承認，《小時代》系列小說及電影有傲人的銷量和票房，這無疑使它成為今天最具影響力和代表性的上海故事之一。這些故事，有力地參與重構了新世紀新上海「美好圖景」的想像——一個光鮮亮麗的國際化都市，一個跨國中產階級彷彿從來如此生活的地方。而新上海的城市想像，恰恰是我們對當下中國大都市的普遍想像——目下影視劇里的北上廣再現皆是如此。

作為新一代上海文學代表作家的郭敬明，便是在這個意義上成立的——他確信自己真正把握了這座城市的精華所在，這種把握與他是否來自何方並無關聯，因為他對於上海之「精華」的領略只牢牢繫於上海的當代都市景觀之中。

早在中學時代的散文之中，郭敬明已頻繁傾訴自己對上海的苦澀迷戀：

我的根似乎是扎在上海的，就像人的迷走神經一樣，一迷就那麼遠。這多少有點不可思議……為什麼要讓不愛上海的人出生在上海？上帝一定搞錯了……我的同學曾經在復旦大學裡逛了整整一天，並且拿了很多照片給我看。我望著那些爬滿青藤的老房子目光變得有點模糊，我想那才是我真正的家。

上海的歷史感被轉化為小城少年心中「奇幻之都」難以言明的靈韻，同樣構成他未來想像的核心：「上海啊，上海。這兩個字是多少人心裡的夢，也是多少人心裡的痛。它彷彿是一個龐大的終極夢幻，也同樣是無邊的灰燼曠野」。可以說，作為一個無可替代的符號，「上海」的意象自始即盤踞於他的書寫版圖，並幾乎被視為中國所有城市的中心，其地位正如19世紀法國的巴黎——外省人的夢想、野心與未來都繫於此。

郭敬明這樣描寫自己初抵上海、第一次「從人民廣場地鐵站鑽出地面」時所見的世界：「龐大的。旋轉的。光亮的。迷幻的。冷漠的。生硬的。時尚的。藐視一切的。上海」。接連拋擲的形容詞與緊張短促的句點，定格了小城青年初到繁華冷漠的都會遭受的震驚與創傷。

致力渲染大都會的現代性震撼和視覺經驗，這種都市書寫並不罕見。上世紀 30 年代，茅盾的長篇小說《子夜》就是如此呈現上海的聲光化電。吳老太爺從鄉下乘輪船來到上海，懷中緊抱著《太上感應篇》坐進汽車，一路被南京路上光怪陸離的燈光和高聳的摩天大樓驚得全身發抖，昏死過去。

郭敬明書寫上海的另一顯著特徵、也是他一以貫之的再現方式，則是如何辨識本地人與外省人的品味。散文《荒蕪盡頭與流金地域》里有這樣一段微妙的心理描寫：

你並不能在很短的時間裡迅速地了解到羅森和好德之間的區別。在最初的照面里，他們都是二十四小時徹夜不休的夏天裡嗖嗖地往外噴著冷氣冬天裡落地玻璃上結滿厚厚霧氣的超市。你不會了解到那些小資女青年在文章里，為什麼對羅森推崇備至，而對好德不屑一顧。後來你才會慢慢地發現，羅森的飯糰會好吃很多。推開門的時候撲面而來的是混合著台灣或者日本一樣的氣息，沒辦法用文字形容，卻可以真實地塗抹在心裡。

初抵上海的小說家覺察到小城青年和上海人（以「小資女青年」為代表）的微妙差別，在於能否從細微處分辨兩家便利店的高下差別。實際上，郭敬明中學時代的文章便已深諳把玩文化資本的象徵價值，比如散文小說《天亮說晚安》之中，聽平克·弗洛伊德的文青便鄙視聽迪克牛仔和臧天朔的文青。在那些吐露心聲的早期作品之中，種種看似稀鬆平常的都市經驗，都是作者學習融入都市的重要一課。這意味著一場身份的「改造」：自小城鎮向大城市的流動要求年輕人告別鄉土，習得全球城市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名合格的中產階級「新上海人」。

小城少年的這樣一種上海迷戀，要置於中國特殊的城鄉關係之中來理解。1990 年代以來的大都會發展趨勢與競逐之下，曼哈頓式的大都會成為我們想像城市的主流方式，北上廣與那些我們戲稱為「十八線小城市」的內地城鎮的發展差距不斷拉大。不過，郭敬明的此方夢土在某種意義上又非上海不可。不同於那些急於發展、力求模仿的後進者，上海曾深受上世紀西方殖民或半殖民歷史及其現代性都會遺產的形塑，1990 年代以來的上海開發，將上世紀初「東方巴黎」的都會傳說與當下「全球城市」的慾望意象無縫接合，使上海成為整個社會想像「中國大都會中產生活」的最佳空間。

王安憶的著名小說《長恨歌》里，有個反面角色叫長腳。外鄉人長腳為了融入上海，如同十九世紀英國企圖混入上流社會的窮小子扮作「假紳士」一般，為自己捏造了一個天方夜譚般的顯赫身世。

香港中文大學的黃宗儀教授對這一段有個有趣的解讀，說王安憶透過長腳一角暗諷「看似最全球化的人物往往是最鄉巴佬的」，因為他們無知地混淆了「老上海不朽的都會傳奇和當代大肆炒作的地球村景象」。故事結局中，這位野心勃勃的外省人為謀財而勒死了三小姐王琦瑤——後者某種意義上是王安憶認同的老上海日常生活的象徵。

這麼來看，長腳的破壞性隱喻幾乎是明顯的，外省人某種意義上代表了全球化、城市化的「代罪羔羊」——因此要講一個真正的上海故事，就要辨別裡面的「外省人」，然後加以排除。的確， 1990 年代以來那些不同程度上被經典化的上海書寫之中，「上海性」往往定位於這座城市的「過去時」和「老後裔」：「只有張愛玲時代的老上海才是貨真價實的，1949年後的上海則是那樣的『平庸』和充滿了『令人羞恥的拮据』，而現在的一切不過是贗品」。

不過，郭敬明卻要扭轉 「新上海人」與「老上海後裔」的「新」、「老」之別。程乃珊在《上海探戈》中盛讚「老克勒們」的生活品味，相較「由可口可樂和麥當勞催谷的新生代上海人」能「摜幾條上海馬路」；但《小時代》中，作為都市新貴的「顧里們」則宣告「老克勒們」的退場，在新空間中登台的是作為全球城市新貴的新上海人。

在全球城市的發展趨勢下，上海將自我改造為一所向全世界敞開的「大都會」，卻又與此同時要求將自己收緊為一個排斥性的「本土」的概念——只不過，這種「本土」不再依託於上海方言、弄堂傳統社區或是別的什麼，而是郭敬明透過小說所重新定義、由都會新中產文化所主導的「上海性」。

女主角顧里成為坐擁象徵資本、走在華麗度會生活最前沿的代表人物——這正是「新上海人」之中跨國精英的形象。《小時代》的上海只限於「上只角」的市中心（浦東陸家嘴的建築群也只能作為窗口的風景存在），其它城區無不被鄙夷為「外地」與「鄉下」。借顧里之口，郭敬明對那些與都會格調格格不入的外地人施展了俏皮而惡毒的諷刺。事實上，如何在上海百納百川的公共空間（如人民廣場）中辨識外地人的可笑樣貌和舉止，已成為《小時代》這套小說最津津樂道——也是最臭名昭著的內容之一了。比如，顧里調侃北京女人穿秋褲走進愛馬仕店的樣子，說是她「 1998 年看完《午夜凶鈴》之後看過的最恐怖的畫面」。

郭敬明愛用「把品牌丟出來」的寫法誇耀上海新貴的生活，盛大鋪排 Prada 毛衣、Dior 禮服、Armani 沙發等奢侈的都市符號。這不是新鮮的寫法，上世紀末自稱「上海寶貝」的作家衛慧早也發揚光大了這種繁複的鋪陳，她筆下的上海充滿殖民情調，上海寶貝們流連酒吧和咖啡館，與中國男人相戀的同時，又陷入與西方白人男性的情感糾葛。試圖為 1990 年代末上海「新人類」代言的衛慧同樣從南方小城來到上海，她因小說風靡全國而被媒體冠名「上海美女作家」。

不過，相較衛慧的上海書寫，郭敬明最大的不同在於，他不再費力描摹那些符合西方想像的殖民化空間，即便是租界遺迹也被賦予了新的發展意涵，奢華繁榮的景象被寄寓於「最新」、「最高」、「最大」、「最快」的中國式都市想像。

在今天，一個初抵魔都的外省人會如何書寫上海？可能是排起長龍的網紅奶茶店和點心鋪，新天地石庫門裝飾的昂貴餐廳和酒吧，或者……這些在會玩的城裡人看來可能也已經過時，因為新事物正不斷湧現。

郭敬明幾乎前所未有地將上海激進的城市建設和景觀更迭，作為小說重要的興奮點。這種發展的興奮感令小說中的人物感同身受，城市建設播報與青春故事的講述互為纏繞。上海的城建更新速度令我們的小說家最為激賞：

投資360億打造的中國超級工程——虹橋交通樞紐工程，將成為世界上最複雜的交通樞紐。三個天安門廣場的面積里，集中著高速鐵路、磁懸浮列車、城際鐵路、高速公路客運、城市軌道交通、公共交通、及民用航空。整個工程像是一個發光的巨大怪獸雄踞在上海的西部，在未來，人們將從它的體腔內部的各種腸道，迅速被運往上海的各個地方。

上海的一切景觀都面向「未來」，又隨時成為「歷史」，因為它的發展潛力不可限量。黃平曾批判《小時代》呈現了「一個歷史完全被架空、可以與紐約、倫敦、東京彼此置換的上海」。事實上，郭敬明正要如此改寫上海再現的傳統。在《小時代》中，上海非但與紐約、倫敦等老牌全球城市相較毫不遜色，甚至後來居上、更勝一籌。這種城市的禮讚，與上海90年代以來城市化、全球化發展規劃中的理想上海形象可謂高度重合。如房偉所言，「《小時代》第一次完整地呈現了中國式繁華景觀的想像。」

《小時代》中的上海城市空間，體現出永不止息的新奇華麗，海納百川的開放包容，以及不可磨滅的階級區隔。而《小時代》的故事，幾乎宣判了「青春」一詞在當代中國所內置的階級屬性：「長得好看又有錢的人才有青春」。於是，郭敬明對於上海神話不帶批判色彩的殘酷禮讚，某種意義上也構成了少男少女們的「悲傷」來源之所——因為他們必須以「征服」的姿態來處理自身與城市的關係。

《小時代》中的角色們有這樣一個日常生活癖好，在高處俯瞰整座城市的繁榮地景——這正是19世紀巴黎外省人小說中常見的場景。在華麗的聚會、節日或是晚宴的尾聲，年輕而耀眼的男女站在露台之上俯瞰城市燈火，宣告那些通過「個人奮鬥」達到與之匹配的經濟及象徵資本的「外來者」，已成為這座都會當之無愧的新主人。然而，「小時代」的征服感卻始終無可奈何地透露出一個「悲傷」的信息：這座耀眼的、物神一般的大都會實際上無法為任何人所征服。這是小說人物周崇光（某種意義上也是郭敬明的自我投射）那段著名的個人抒懷所表達的意象：面對大都市的「浩瀚宇宙」，個體存在將永遠如同「渺小星辰」一般「微茫」。

可以說，憑藉《小時代》此一聲名狼藉的上海小說，郭敬明不但完成了對於「當代上海」的再定義，甚至弔詭地改寫了「當代中國」的時代基調。魯迅筆下處於現代化懸而未決的關口、方生方死的「大時代」，由此轉化為被明晰的大都會叢林規則所限定、以原子化個體之微茫感為填充物的「小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