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西學東漸中的西方傳教士

作者：陳衛省 中國與歐洲交往源遠流長，但在歐亞兩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與希臘—拉丁和基督教文化為主的西方文化基本上是獨立發展起來的兩種不同的精神文化成果，這兩種文化在歷史上首次開始真正的交流應是在新航路開闢後的明清之際，架起東西方兩個世界之間精神上交往與溝通橋樑的，則是以耶穌會士為主體的西方天主教傳教士，他們出於宗教熱忱和獻身宗教的精神，為把上帝的福音傳播到中國，也把自己送到了中國。為了在傳教中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消除中國人對西方宗教的隔閡和疑懼，他們往往以西方的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地學，軍事技術等近代科學知識作為傳教的媒介，從而在客觀上承擔起西學東漸文化大使的歷史使命。 從16世紀開始，伴隨著地理大發現，西方的商人和傳教士就來到了中國，實現了自《馬可波羅遊記》問世起在西方社會中所激起的對東方的嚮往、憧憬和追求。在明清之際來華的西方傳教士中利瑪竇無疑是一位最為重要的人士，他所確立的知識傳教政策對明清之際西學東漸局面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從1583年到1610年，利瑪竇在中國的二十八年歲月中，能夠攜帶著西洋文化進入宮廷和士大夫群，在中國的士林名流中覓得知音，建立了以往任何傳教士都無法比擬的極為廣泛的社會聯繫。利瑪竇之所以能立足於中國上流社會，使中國的士人階層樂於與其交往，主要基於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理解，利瑪竇深深意識到，他所接近的中國民族和中國社會，已經具備高度的精神文明和複雜的社會關係，就「政治制度和學術名藝而論，他們不僅把別的民族看成野蠻人，而且是沒有理性的動物」（《利瑪竇中國札記》（上）第13頁）。要想使西方的宗教思想被崇尚權威和正統思想的中國士人所接納和理解，是一項極富挑戰性的工作，他一方面儘力使天主教的禮儀適應中國的社會習慣，尋找基督教思想與儒家思想的切合點；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所確立的知識傳教政策，因為他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尊重學問和知識的國度。因此他在傳教時尤其注重數理科學知識的傳播，往往將西方的天文、地學、物理等科學知識作為與中國文士、朝臣、宮室結交的晉身之階。正如他們所認識到的「中國士大夫對基督教的最初印象，與他們生活中的科學知識密切相聯，然而科學的卓越成就還具有另外一個效果，導致他們接受一個外國人新信仰所必須的謙恭，以便使這個傲慢的民族減輕其心理優越感的枷鎖。」基於以上認識和策略，因而使他在西學東傳方面能夠取得很大成功。1584年，利瑪竇在肇慶製作了第一幅世界地圖，即《坤輿萬國全圖》，後將它進獻給明朝神宗皇帝，圖中繪有經緯度數、赤道、五帶及注有各國風土異俗，首次在中國人面前展示了世界全貌，並向中國推介西方的天文歷算、機械工程、軍事技術等。時人馮應京以欽佩的口吻說：「利子周遊八萬里，高測九天，深測九淵，皆不爽毫末。」 由此，科學知識成為西方傳教士開啟中國士人精神世界的鑰匙，也成為西學東傳的引子。 明清之際的文士當中，有不少人信奉了天主教，其中最著名的為中國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延筠。導致士大夫信教的重要根源是西方科學的吸引力，從十六世紀利瑪竇來華開始到十八世紀末，耶穌會士在傳布宗教神學的同時，譯介了相當數量有關天文、輿地、數學、物理、醫學、植物學和動物學方面的著作。有中文可考者，約計370種左右，屬科學者120種左右（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卷4下冊P1246、P1255）。「西學」這個詞，正是伴隨著這一活動而來的，從傳教士一開始譯介西學的同時，中國奉教士大夫出於經世的考慮予以積極的合作。1606年徐光啟與利瑪竇合作翻譯了含有西方嚴謹邏輯推理科學方法的《幾何原本》；李之藻與利瑪竇合作撰寫了《同文算指》，陝西人王徵（教名斐理伯）與教士鄧玉函合作譯繪《遠西奇器圖說》，以介紹西洋物理學和機械工程學而為學術界所推重。李之藻在任南京太僕寺少卿時，出於匡時濟世的苦心，曾上《請譯西洋歷史等書疏》，欲破啟錮閉，全面引入西學，他在上疏中寫道：「……其書非特曆書，又有水法之事，機巧絕倫，用之灌田濟運，可得大益；又有演算法之書，不用算珠，舉筆便成。又有測望之書，能測山嶽江河遠近高深，及七政(注:日、月、金、木、水、火、土)之大小高下，有儀象(註：天文)之書，能極論天地之體與其變化之理……格物窮理之書，備論物理事理，用以開導初學，有幾何原本之書，專究方圓平直，以為製作工具本領。可見其對西學之推崇備至（以上摘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P150頁）。 徐光啟、李之藻采西學的主張，具有重大的創新意義，但由於朝中保守勢力的排外和責備，剛剛吹來的西學東漸之風，在一派反對聲中趔趄前行，但它卻真實地反映出明清之際先進的中國人士，從華夷之見中探出頭來接納新知識的開明和勇氣，為中國科技發展注入新的生機。 明清之際，向中國介紹西方軍事火炮技術和天文歷學知識，取得重大成就的有耶穌會士湯若望、南懷仁等。 明朝末年，明廷為與東北滿清抗爭，亟需新式的軍事技術，當時只有西方傳教士能夠向中國介紹和提供關於西洋火炮的新技術，西方耶穌會出於宏教的願望，也極為有意將西洋火炮技術引入中國，以爭取中國朝廷對傳教工作的認可和支持。在所有來華耶穌會士中，以湯若望的鑄炮業績最為卓著，據載：1642年7月，崇禎皇帝通過兵部尚書密令湯若望鑄炮：「要把七十磅重炮改為四十磅的小炮，所需材料鐵、鉛、紅銅、技工，還有炮廠（設在皇宮內一大廣場）都已備好，湯只得應命。……湯若望共造了二十尊大炮在離城四十里大廣場上實彈射擊。太監和軍官們遠遠站著，不敢近前，發射一次成功，全場歡騰，采聲四起。」（魏持《湯若望傳》P162-P164，1949年商務印書館）西方傳教士除以軍事學、火炮技術貢獻於朝廷 ，還以天文歷算學知識進呈，耶穌會士湯若望在清兵入關以後，在推介西方天文歷算方面取得重大進展與成就。中國歷代王朝，在天人感應思想的支配下，將天文歷算視為通天和通神的重要工具，為此設有專門的機構欽天監等從事相關職事，中國的天文歷算，不僅包含自然科學內容，也含有選擇吉期等更要人文社會因素，明末利瑪竇來華時，欽天監以兩百多年未改之《大統歷》屢推日食不驗，利瑪竇即建議大可籍西方天文歷算之長為明朝推測天象，但未獲准。崇禎二年。欽天監以《大統》《回回》歷推算日食皆失誤，大學士徐光啟以西法推算獨驗，皇上乃命設立歷局，命光啟督修曆法，徐光啟引薦來華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等進入歷局，推行改歷行動，開明末西學東漸之先聲。清軍入關`後，湯若望仍籍西方科技服務於新朝，1644年9月出現日食，湯若望的比漢人及回回曆官都准，年底清廷准用西法，由湯若望出任欽天監監正，這樣在短短數月之間，即廢止了有近兩千年傳統的中國曆法，開啟了中國天文學史上的新時代。繼湯若望之後，耶穌會士南壞仁由於精通西洋曆法和鑄造西洋火炮技術，再入欽天監掌管曆法修訂工作，且深得康熙皇帝賞識，康熙以南懷仁為密友，甚至於「當皇帝情緒不好時，只要一看見南老爺，情緒立刻就轉過來了。」在南懷仁影響下，康熙對西學有了深刻印象，他把洋教士請進宮中，向南懷仁學習天文歷算，向法國傳教士張誠、白晉學習幾何學，對西洋的地理、醫學、哲學、音樂、繪畫已無不涉獵。他曾兩次差傳教士回歐洲招聘科技人員來華，並希望教廷派精通天文、律例、演算法、內科、外科人員來華。康熙學習西學，提倡西學，與把西學罵作「奇技淫巧」的守舊派官僚不同，對西學採取較開明的態度，因而在康熙年間，西學東漸，洋為中用，曾一度蔚然成風。 明清之際，在一批註重學術教育的耶穌會士和中國信奉西教士大夫的推動下，在中國學界出現了一股西學風潮，它在給當時的中國社會帶來清新氣息的同時，也引起了中國各階層保守人士的竭力反對，因為傳教士們所宣揚的基督教理論與中國的傳統文化觀念畢竟有著很大的差異和分歧，而他們傳播的科學知識僅是傳教士們傳教的輔助活動，更基於傳統的華夷之見，清初的保守派官員楊光先提出「寧可使華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的高調，向西方傳教士發難，後由於西方教會內部的禮儀之爭，進而擴大了基督教與中國傳統習俗和文化的歧異，1704年羅馬教宗克勤門十一世發布上諭，明令中國信徒禁止祭祖祭孔，干涉中國內政，引起羅馬教廷與滿清王朝廷之間教權與皇權的對歧與衝突，到雍正皇帝時終於頒發了禁教令，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逐漸被禁止，由此開始了120年的禁教時期，經西洋傳教士吹起的「西學之風」也漸趨衰落下去。 明清之際西方宗教借科學與學術面目的傳播經歷，西方傳教士在宗教、哲學、語言、天文、輿地、數理、醫學、工程、軍事諸方面留存的種種著述，如流星過夜天，其影響總體上是微弱的，正如近人蔣延黻說的：「在朝廷方面——無論是明清——外國傳教士的地位是一種技術專家的地位、朝廷所以用他們，不過因為他們能改良曆法及製造佛郎機炮和紅衣炮。……我們從乾、嘉、道、咸時代的藝文著作里，能找到多少西洋科學方法及科學知識的痕迹呢？」（《蔣延黻選集》文台出版社1962年P536）但由這些熱衷於宗教的傳教士們帶來的西學之風畢竟也產生過明亮的火花，給以八股取士制度下僵化陳腐的中國學界、文化思想界帶來了一縷清新之氣息。 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輩有志於匡時濟世的士人，接受了西方的信仰，也接納了西方的學術，及西方宗教的獻身精神，把近代科學的實證精神和中國傳統的經世思想結合起來鑄成了明清之際中西學術文化交流特有的社會歷史內涵，只可惜這些竟未在我國引起一種精神運動，我國的文化依然保持了舊觀，隨著清朝的百年禁教歷史，中國的知識界更加閉塞，迂腐和落後，這是文化的悲哀，也鑄就了民族的悲哀。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