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歷史博物館館藏精品欣賞
這件器物是是何家村窖藏文物中最華麗的提梁銀罐,同時也是館藏18件組國寶級文物之一。 罐體中心以鸚鵡紋作為主體紋飾,鸚鵡抬首,展翅,翹尾,栩栩如生。折枝花團圍繞著鸚鵡,將器物簇擁而繞,形成一種生機盎然的景象。鸚鵡在唐代被稱為「神鳥」,其毛色多彩而艷麗,能學人言,因而刺激了唐人的好奇心和想像力,受到了唐人的格外喜愛。受此影響,鸚鵡成為地方和鄰國向大唐王朝所敬貢品之一。器身其餘空白處用魚子紋填滿象徵著多子多福。花紋平鏨,紋飾鎏金。銀罐的肩部有一提梁,提梁能自由活動。研究人員打開罐蓋,驚奇的發現在銀罐蓋子內有墨書「紫英五十兩,白英十二兩」。紫石英、白石英均為礦石類藥物,是煉丹的重要原料。由此可判斷,此罐應為何家村儲存藥物而用,蓋子經過轉動蓋合非常嚴密。古人認為用金銀器盛放煉丹要物可以提高其藥效,因此在何家村發現的藥材均盛放在金銀器中。這件銀罐體現出唐代工匠豐富的藝術想像力。金怪獸
這件黃金製成的奇怪動物,之所以被稱為怪獸,是因為它是多種動物的集合體:身體似羊、嘴似鷹、角似鹿、蠍形尾,四蹄立於花瓣形托座上。仔細觀察,你會發現,怪獸的兩隻抵角是由兩兩身相連、背相對的16隻小鳥組成的,而且蠍形的尾巴也是一隻小鳥的樣子。因此,這件小小的怪獸身上竟隱藏了十七隻小鳥,體現出工匠們的睿智巧思和精湛做工。根據金怪獸底盤上的小孔,學者們推測可能是匈奴族首領帽上的冠飾。人面魚紋盆
仰韶文化也被稱之為「彩陶文化」。彩陶是指在陶器的內、外壁上用含鐵量較高的一種礦物質顏料繪製出各種花紋和圖案。彩陶的紋飾主要有兩種:動物紋和不明意圖的幾何紋。人面魚紋盆是彩陶的代表作之一,畫上的人面和魚紋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只見人面戴著一尖頂飾物、圓圓的臉、三角形的鼻子,嘴上還銜著兩條小魚。關於它的含意國內外專家看法各異,有近三十種解釋,其中較普遍的觀點有三種:人面魚紋是當時圖騰崇拜的產物;是巫師作法時戴的面具,繪在陶器上的人面魚紋則是代替巫師主持祭祀活動的專用圖案;當時人口增長率很低,人們希望像魚一樣繁衍子孫。不論怎麼說,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人和魚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
在人面魚紋盆的底部還有兩個小圓孔,這是幹什麼用的呢?原來,當時小孩的成活率不是很高,小孩夭折後,父母會把孩子的屍骨放到一個瓮中,再把這個盆扣到瓮的上面,並埋葬在房屋附近。這兩個小孔就是為了方便小孩的靈魂自由出入的,說明人們已經產生了靈魂不滅的觀念。
五祀衛鼎國寶級文物。鼎造型簡單大方,內壁鑄有銘文19行共207個字,講述了西周中期一件土地交易事件。大意是說西周共王五年的正月,一個叫裘衛的人想與他的鄰居邦君厲交換土地,於是他把這件事報告給刑伯、伯邑父、定伯等大臣。經過詢問,邦君厲表示同意並立下誓言,大臣便命令三有司(司徒、司馬、司空)以及內吏實地勘察、劃定地界並辦理了手續。這篇銘文反映出西周中期部分土地實際已屬私有,但土地的轉讓、交換和買賣,仍需通過王朝重臣。同時這篇銘文中有確切紀年,因此五祀衛鼎是判斷西周中期青銅器的標準器,非常珍貴。皇后之璽
國寶級文物。玉璽印面為正方形,上雕一隻螭(chī)虎形象做紐,四面刻有雲紋,印面篆書「皇后之璽」四個字,書體流暢,刀法自然嫻熟,可見當時的篆刻藝術已達到了高超的水平。此玉璽質地為新疆和田的羊脂玉,溫潤潔白、有著凝脂般的光澤,極具觀賞性。 我國最早的印章實物發現於安陽殷墟,是商代晚期物品。秦統一後,確立璽印製度,規定帝後印章稱「璽」,其餘均稱「印」。據《漢官舊儀》記載:「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鈕。」還記載:「皇后之璽,文與帝同。皇后之璽,金螭虎鈕。」螭虎是一種神話動物,像龍有耳無角,用螭虎做鈕表示君臨天下,威服臣官的絕對權威。從這件「皇后之璽」的質地、鈕式和文字來看,應該是屬於西漢的物品。又因它的出土地點距漢高祖和皇后呂雉合葬墓東側有一千米,由此推測它很可能是呂后生前所用的印章。「皇后之璽」是迄今發現唯一的漢代皇后玉璽,對研究秦漢帝後璽印製度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摩羯紋金杯
金杯的造型為四瓣海棠形。杯內中心有一摩羯在水中嬉戲。在杯的內壁,工匠們以花瓣欄分成四個區間,每一區間內鏨刻兩組對稱的寶相花,寶相花兩側還有如意花紋,口沿處則裝飾一周花瓣。
從金杯的造型和紋飾來看,有著濃郁的外來文化色彩。從公元3世紀中葉開始,摩羯紋就出現在古代印度的雕塑、繪畫藝術當中,在佛教寺院建築的塔門中更是常見。摩羯紋隨佛教的東進而傳入中國。摩羯紋最早見於東晉顧愷之的《洛神賦圖》,至佛教盛行的唐代更為普遍,被廣泛地用於金銀器的裝飾。這時的摩羯紋比起古代印度的摩羯紋來,表現形式更加多樣化,有的是單獨一條摩羯魚,有的為摩羯追魚,有的是摩羯戲珠。這件金杯是以摩羯戲珠為主題紋飾,與中國雙龍戲珠有同工異曲之妙,顯然收到了中國文化的影響。牛尊
牛尊,是模仿牛的形象鑄造的酒器之一。雖然鳥、獸等仿生題材的青銅器在西周中期較為常見,但是這件牛尊卻獨具匠心,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牛尊的整體造型在不失生物形態的情況下,巧妙地利用了牛的各個部位實現了酒器的實用功能,使其既實用又美觀。
牛尊通體以雲紋和夔龍紋裝飾。構圖疏朗,莊重大氣,與商末周初青銅器上神秘怪誕的裝飾風格截然不同,給人以強烈的藝術美感和容易理解的親切感。秘色瓷盤秘色瓷是浙江越窯燒制的一種青瓷,釉色青碧、晶瑩潤澤,好似湖面般清澈碧綠。過去秘色瓷僅見於文獻記載,一直未見確鑿的實物,而且所記其燒造年代為五代時期。1987年,扶風法門寺地宮中出土了13件越窯青瓷,經過《衣物帳》石碑記錄對照後得知,這些青瓷確為秘色瓷,至此人們才得以目睹到秘色瓷的真實風采。唐代詩人陸龜蒙《秘色越器》中的詩句「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秘色瓷所呈現出的悅目色澤。 至於「秘色」二字的含意,目前有幾種解釋,一種認為它專為皇宮燒制,釉色配方和燒造工藝對民間保密,取其秘而不宣之意,故稱秘色瓷。再有將「秘」解釋為中秋,引申為入貢,「色」為品類、種類,「秘色瓷」就是指進貢的品類。法門寺地宮的秘色瓷不僅解釋了何謂「秘色瓷」,也將其燒造歷史推前了半個世紀以上,它的出土是我國瓷器史上的一次重大發現。
它盤它盤為盛水器,是商周時期貴族宴饗時用的。那時宴前飯後都要行沃盥之禮,《禮記內則》載:「進盥,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也就是年長的侍者持匜向貴族手上澆水,年幼的侍者端著盤在下面承接棄水。 它盤平唇,淺腹,腹飾重環紋,盤內鑄一「它」字。雙附耳,向上高出口沿,圈足飾斜角夔紋。圈足下有四個裸體男子為足,人作跽式,兩手扶膝,眉眼俱全。四人均為受過刖刑的奴隸。刖刑是西周墨、劓、刖、宮、殺五大刑之一,即將受刑的犯人的雙足或一足剁去。授這種刑罰的奴隸,不能從事重體力勞動,多罰作守門一類的簡單勞動。鎏金銅蠶
鎏金銅蠶,全身首尾共計九個腹節,胸腳、腹腳、尾腳均完整,體態為仰頭或吐絲狀,製作精緻,造型逼真。
鎏金銅蠶出土於石泉縣。據《石泉縣誌》記載,此地古代養蠶業就很興盛。由於當時養蠶之風盛行,加之鎏金工藝的發展,因而,有條件以鎏金蠶作紀念品或殉葬品。漢代的養蠶繅絲業達到高峰。大的作坊,均為官府經營,織工多達數千人,絲織品顏色鮮艷,花紋多樣,做工極為精緻。西漢絲織品不僅暢銷國內,而且能途徑西亞行銷中亞和歐洲,中國通往西域的商路以「絲綢之路」馳名於世界。
鎏金銀竹節熏爐國寶級文物,1981年出土於陝西興平茂陵一座陪葬墓。這件熏爐為青銅質地,通體鎏金鎏銀。熏爐的底座上透雕著兩條蟠龍,兩條龍昂首張口咬住竹柄。竹節形的柄分為五節,節上還刻著竹葉,柄的上端有三條蟠龍將熏爐托起。熏爐為博山形,爐體下部雕飾蟠龍紋,底色鎏銀,龍身鎏金,爐體上部浮雕四條金龍,龍首回顧,龍身從波濤中騰出,線條流暢,造型奇妙。整件熏爐被分為三個裝飾區域,共有九條龍裝點其間。「九」在我國古代象徵最高數字,是皇權的一種體現。爐蓋外側銘文可知,此爐是西漢皇家未央宮的生活用器。從同時出土的「陽信家」刻銘的銅器分析,加之歷史文獻的記載,得知這件熏爐原在未央宮,建元五年(前136年),漢武帝將其賞賜給姐姐陽信長公主。
我國自古就有熏香的習俗,戰國時人們就在室內放置各種熏爐,一方面凈化環境,另一方面人們認為裊裊香煙就像進入了飄渺的仙境。這件竹節熏爐的爐蓋形似多層山巒,雲霧縹緲,再加以金銀勾勒,宛如一副秀美的山景。青煙裊裊飄出,繚繞爐體,造成了一種山景朦朧,群山靈動的效果,彷彿是傳說中的海上「博山」。西漢時,封建帝王為了求得長生不老之術,大都信奉方士神仙之說,博山爐就是在這種風氣影響下產生的,並在漢代廣為流行。
白釉黑花卧美人枕枕頭的形狀是一位側卧的女子,女子頭扎兩個小辮,面部豐滿,細眉如月,微微含笑。只見她左手被枕在頭下,雙腿彎曲,顯得悠然自在。她上身穿窄袖褐黃衫,上繪桃花枝葉,黑色的領邊繪珍珠紋飾,下著白色窄褲。枕頭的下底有墨書「大定十六年五月」七個字,推斷是金代物品。此枕胎制堅硬細膩,造型裝飾自然清新,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
瓷枕最早出現於隋代,盛行於宋元。古人認為使用這種瓷枕對身體很有好處,有「名目益睛、至老可讀細書」的功效。獨孤信多面體煤精組印這枚印章是由26個大小不一的正方形和三角形組成的多面體,其中14個正方形印面上刻著規範的楷書陰文。印章由煤精刻制而成,煤精也稱煤玉,是褐煤的一種變種,以低等植物為主,也有部分高等植物遺體組成的腐植腐泥混合煤。這枚印章的主人是西魏八柱國之一、鮮卑族上層人物獨孤信,原名獨孤如願。
印文的內容可分為三大類:公文用印,如「大都督印」、「大司馬印」、「柱國之印」、「令」、「密」等;上書用印,如「臣信上疏」、「臣信上章」等;書簡用印,如「獨孤信白書」、「信啟事」等。多面體印章使得這位身兼數職的獨孤信使用起來十分方便。獨孤信不僅自身戰功赫赫,他的女兒也很有名。他有7個女兒,其中大女兒嫁給了北周的明帝,成為周明敬後;七女兒嫁給了隋開國皇帝楊堅,是歷史上以嫉妒著稱的隋文獻後;四女兒嫁給了唐代開國皇帝李淵的父親。因此他作了連續三個朝代的國丈或太上國丈,所以人們戲稱他為「中國古代第一老丈人」。不過正因為有此淵源,所以隋唐兩代最高統治者身上都流淌有少數民族的血液,因此大唐盛世吸納各方精髓、接受異族文化就沒有太多的心理障礙,這也成為隋唐兩代社會開放、民族平等的前提之一。
羊首勺古代舀水、舀湯、舀酒都用勺。早期的勺都帶柄。勺柄有長短、寬窄之別;勺有圓、橢圓之分;材質有竹、木、銅、鐵的不同。一般說來舀水的勺柄短,斗大,舀湯和酒的勺柄長、斗小。羊首勺出土時和酒器伴出。因此學者們推斷應該是舀酒器,但羊首勺的勺體比通常所見的舀酒器深,最為特別的是在長不過盈尺的勺柄上竟鑄有三種不同的動物形象。勺柄端鑄有一個長著一對盤角的綿羊頭,勺柄上鑄有一隻老虎正在追趕一隻小山羊。老虎嘴大張,整個身體略微後傾呈準備撲食狀態,前邊的小山羊也作奔跑狀,雙目前視,小嘴微張似在咩咩呼救,又似力乏喘息。這一畫面表現出了自然界弱肉強食的場景。勺柄端羊頭的方向與老虎和小山羊的相背,給人以處亂不驚、順應自然的印象。 勺在青銅器中比較少見,特別是造型別緻、製作精美、設計新穎的羊首勺,可以說是獨一無二,是青銅器藝術的瑰寶。 中國古代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下,崇拜強者是一種普遍的現象,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早期人們經常表現的主題。在有限的空間和特定的範圍內,用火和金屬鍛造出如此活靈活現的情景,且刻畫得淋漓盡致,充分顯示出三千年前商代工匠們的高超技藝,說明我們的祖先是非常熱愛生活的。鎏金雙獅紋銀碗
銀碗口沿下內束,折成略有弧狀的斜壁。圜底,外腹壁捶出十朵如意雲頭,器底焊接附加鎏金圓飾片。圓片內以魚子紋為底,中心模衝出兩隻相對的瑞獅,雙口銜摺紙,腳下亦裝飾一株折枝花,邊緣為一圈繩索紋,繩索紋外加飾一周向內翻卷的波浪紋,紋飾均鎏金。 唐王朝的繁榮與開放,是唐朝的文化呈現出繽紛的多元化風格,表現在手工業製作上則是除了豐富的中國傳統工藝和裝飾風格外,還有許多從西域傳入的外來文化元素。尤其是金銀器,無論從製作工藝還是裝飾紋樣都有外域文化的烙印。這件雙獅紋銀碗的碗體上捶揲出一周如意雲頭,使整個銀碗的外形飽滿厚重,極富立體感。而這種在碗壁上以捶揲技術製作出凹凸紋樣的手法在古代中亞、西亞乃至地中海沿岸都十分流行,它是西方器皿特有的風格,更是西方古老的文化傳統。而銀碗碗底的主紋飾外圍環繞著繩索紋圓框的裝飾手法,也並非是中國古代傳統的裝飾手法,它應是波斯薩珊銀器影響的產物,其形式大都為中間是獅、鹿和瑞獸,周圍繞以繩索式圓框或花瓣。這種手法在薩珊銀器中被稱為「徽章式紋樣」。銀碗中雙獅的對稱布局符合中國傳統審美中均衡對稱的要求,而雙獅口中的折枝花和碗體裝飾的如意雲頭紋為典型的中國傳統紋樣。可以看出,唐代工匠們並不是單一地借用外來文化,而是將其有機地與本國的文化統一起來。所以這件雙獅紋銀碗可說是融合了中西方藝術風格的精美之作。彩繪雙環望仙髻女舞俑
唐
1985年陝西長武縣棗元鄉郭村出土
女俑身材頎長,削肩蜂腰,頭梳雙鬟望仙髻,柳眉鳳目,高鼻朱唇,頸戴項鏈。身穿闊袖襦,外罩貢領翹肩半臂,下著曳地長裙,前腰佩繡花蔽膝,臂飾釧鐲,雙手抬舉至胸前,食指伸出,神態虔誠。雕塑家捕捉住了她飛舞游移之中靜止的一瞬間加以雕刻,達到了氣韻生動的意境,以形寫神,神形兼備,是研究唐代舞蹈藝術和服飾文化的重要資料。
女俑以朱紅點唇,白粉塗面,色彩穩定沉著、疏淡自然,衣褶的線條既有雕塑的立體感,又有繪畫的平面效果,流動的線條貫通衣裙,使女舞俑呈現出飄逸流暢的氣勢,如音樂一般富有節奏感,極具東方女性的神韻。
作為唐文化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唐代樂舞藝術,以其豐富多彩而著稱於世。其樂舞可分宮廷樂舞和非官方樂舞,前者是專為朝廷服務的禮儀性和娛樂性樂舞,演出多在慶典、宴饗、迎賓、節日、祭祀等場合進行,場所多在宮廷殿堂;後者則是在宮禁和官衙之外的士大夫私宅及長安城中市井巷陌里表演的樂舞,一般分為健舞和軟舞。官方及非官方樂舞二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大量地吸收少數民族和外國樂舞的成份,並與漢族樂舞融為一體,有的甚至把域外音樂舞蹈直接引進、移植了過來,唐太宗時的十部樂舞中除燕樂、清樂為傳統民族樂舞外,其它均為外國和國內少數民族樂舞;而當時社會上廣為流傳的源自西域「胡騰」和「胡旋」舞,都是由普通百姓的喜好開始,先流傳於民間,逐步變成了朝廷內外達官顯貴以及文人墨客的共同愛好而風靡一時的。據《新唐書?禮樂志》載:「唐自製樂凡三。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舊唐書?音樂志》載《九功舞》:「舞者六十四人,衣紫大袖裙襦。」此女舞俑即著大袖裙襦,可見其所穿舞服乃是唐代傳統舞蹈所服,故其應是一位表演輕柔、溫婉、抒情軟舞的私宅樂舞伎形象。也有人認為她是一位將《霓裳羽衣曲》舞畢,「小垂手後柳無力,斜曳裾時雲欲生」的舞娘形象。 孔雀紋銀方盒
1970年陝西省西安市南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銀方盒的紋飾採用滿地裝的手法裝飾,顯得反覆細密,富貴堂皇。這是唐代金銀器精工細作的代表。主題紋飾的安排以中軸左右對稱為基本構圖模式,規整而穩重;輔助紋飾則根據空白填補,靈活而多變。盒正面醒目處為一對口銜勝帶垂蓮、立於蓮蓬之上的孔雀。孔雀在唐代被視為珍禽,也是畫家濃彩重筆表現的對象。
這件銀方盒上的孔雀圖,兩隻孔雀相向而立,作躍躍欲飛狀,周邊環繞以折枝花卉,構圖主次分明,動靜有序,應該是當十孔雀花鳥畫流行的反映。遺憾的是,兩隻孔雀加工痕迹有所不同,一隻鏨刻出細膩的羽毛和蓮蓬的葉脈孔眼,一隻卻僅僅鏨刻出輪廓。根據這些痕迹來分析,孔雀圖很有可能是一幅未完成品。關於何家村窖藏文物,至今還有許多沒有揭開的謎。銀方盒上的孔雀圖,既再現了社會流行風尚與金銀器的關係,有透露出金銀器製作方面一些鮮為人知的信息。
鎏金雙狐紋雙桃形銀盤銀盤在製作上採用了唐代金銀器製作工藝中常用的兩種製作方法,即捶揲法和鎏金法。銀盤為雙桃相連形,在兩桃盤底各捶揲出一隻行走的狐狸,其中一隻狐狸回首俯視,另一隻狐狸回首仰視,兩隻狐狸均呈現出機警的神態。狐狸的頸部及腹股出鏨刻細紋,通體鎏金。銀盤造型優美,做工精細。這種動物圖案是用模具衝出來的,圖案高於盤底,因而具有浮雕效果。這件器物從造型到紋飾深受波斯薩珊藝術風格的影響。
在唐代狐狸同龍、鳳、獅、犀、熊、鹿、兔等一樣,均屬祥瑞之獸。以桃、狐狸作為裝飾題材是迎合了中國傳統的「辟邪」和「祈福」的心理要求。葡萄花鳥紋銀香囊
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了一件葡萄花鳥紋銀香囊,香囊外壁用銀制,呈圓球形,通體鏤空,以中部水平線為界平均分割形成兩個半球形,上下球體之間,一側以鉤鏈相勾合,一側以活軸相套合,下部球體內又設兩層銀質的雙軸相連的同心圓機環,外層機環與球壁相連,內層機環分別與外層機環和金盂相連,內層機環內安放半圓形金香盂,外壁、機環、金盂之間,用銀質鉚釘鉚接,可以自由轉動。這樣無論外壁球體怎樣轉動,由於機環和金盂重力的作用,香盂始終保持重心向下,裡面的香料不致撒落於外。儘管已經經歷了一千多年,其仍然玲瓏剔透,轉動起來靈活自如,平衡不倒,其設計之科學與巧妙,令現代人嘆絕。
《舊唐書》卷五一講:安祿山反叛,玄宗等逃離長安,途徑馬嵬坡時,賜死楊貴妃,並葬於此地。玄宗後來自蜀地重返京都,念及舊情,密令改葬。當挖開舊冢時,發現當初埋葬時用於裹屍的紫色褥子以及屍體都已經腐爛,唯有香囊還好好的。這就說明楊貴妃身上佩戴的香囊,是用金屬製作的。
唐代,香囊還可用於佛事。人們認為將佛經盛放在香囊之中,隨身攜帶,能起到消災辟邪的作用。四鸞銜綬金銀平脫鏡唐代銅鏡不僅以題材新穎、紋飾華美著稱,而且在鑄造工藝上也頗有創新,出現了金銀平脫、螺鈿、貼金貼銀等特種工藝鏡。四鸞銜綬金銀平脫鏡是目前西安出土的唐代平脫鏡中最精緻、最完整的一面。它採用的就是金銀平脫工藝。圓形,鏡背正中置圓鈕,鏡鈕四周以金絲同心結環繞,素緣。鈕外一周貼飾花葉形銀片,鏡背主紋為四隻鸞鳥銜綬帶逆時飛翔,為金片刻鏤粘貼而成。鸞鳥昂首展翅,優雅現已地起舞,金光銀灰的飾片在黑色素胎地映襯下更加顯得華麗奪目。
鸞鳥(傳說中鳳凰一類的鳥)向來被人們認為是能夠帶來幸福的吉祥鳥,而綬帶的「綬」與長壽的「壽」字諧音,代表著長壽不老。「鸞鳥銜綬」蘊含著幸福長壽,而環繞的「同心結」則被寓意相愛之意。這枚銅鏡表達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祝願。
金銀平脫是唐代的一種華貴的裝飾方法,做法是把厚度一般不超過半毫米的金銀箔紋片粘貼在器物上,然後用色漆髹塗數道,再經打磨,使紋片與漆面平齊,以顯示出用色漆地上的金銀圖案,紋片上有時還施鐫刻,金銀平脫較多地應用於漆器,兼見於銅鏡等其他製品。這種工藝做工精細,費工費料,做成的器物也因此極為美觀華貴,是金銀平脫鏡稱為皇家貴戚、達官貴人的重要裝飾品和饋贈物。杜虎符「符」是中國古代常用的一種信物,一般分為兩半,兩半相合,就能作為辦理某類事務的定約和踐約的憑證。現代漢語中,「符合」一詞及來源於此。我國古代兵符多製成虎形。1973年,西安南郊杜城村附近一位農民犁地時發現了一枚形似虎的秦國兵符,即我們要認識的這件「杜虎符」。 杜虎符為左半符,虎作行走狀,昂首,尾巴蜷曲。背面有槽,頸上有一小孔。虎符上有錯金銘文9行共40字,字體為小篆,內容大意是:右半符掌握在國君手中,左半符在杜地軍事長官手中,凡要調動50人以上的帶甲兵士,杜地的左符就要與君王的右符相合,才能行動。但遇上烽火報警的緊急情況,不必會君王的右符。銘文反映出秦以「右」為尊,秦國的軍權高度集中,凡徵調50人以上的兵士必須經國君認可。 虎符作為中國歷史上調兵遣將的憑證起源很早,信陵君「竊符救趙」的故事說明至少在戰國時期虎符已經行用。而且從記載可知戰國時期各國君主為把持軍權都實行了類似的制度。彩繪釉陶戴笠帽騎馬女俑
女騎俑圓臉、闊眉、朱唇,頭戴緊裹髻發的帷帽,帷帽之上加一頂時髦的笠帽,乳白色上衣外套帶花邊的黃色半袖,下著淡黃色條紋長裙,足穿尖頭鞋,騎在一匹紅斑紋黃馬上,勒韁前視,神情悠然,高貴文雅,是初唐時期仕女出行的真實寫照。 唐朝時一個寬容、開放、自由的時代,婦女擺脫了立交的羈絆,可以經常外出,拋頭露面,到郊外踏青遊玩。聽戲、看球、逛廟會,盡情玩耍,而且穿著、婚姻、表達感情都甚少受限制。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後,婦女出門已經不再坐在轎子里,而是很神氣地騎在馬上,揚鞭策馬,在街市賓士穿行,享受自由的快樂。考古發掘中出土的眾多騎馬女俑形象正是唐代女性自由生活的真實寫照。日己觥
觥是商周之際眾多酒器中造型特殊的一種盛酒兼飲酒器。日己觥通體由蓋和長方形器身組成,蓋前端為雙柱角夔龍頭,後端作虎頭形,中脊為一隻小龍,兩側各飾長尾鳳鳥紋。器身曲口寬流,四角起扉棱,曲口飾回首夔龍紋,尾隨小鳥,器腹四面飾卷角饕餮紋,圈足飾鳥紋,把手為寬大逶迤的獸尾,飾魚鱗紋。紋飾採用浮雕手法,突出於器表,神秘奇特的造型和豪放粗獷的紋飾組合巧妙,是西周青銅藝術中獨具匠心的設計。 日己觥器、蓋同銘各18字。大意是天氏為亡父日己鑄造祭器,庇護子孫萬代。 陝西扶風、岐山一帶是周人發祥昌盛的故地,西周貴族和王臣曾在此聚居,所以歷年來周原出土的窖藏青銅器很多。與日己觥同時出土的還有日己方彝、日己方尊及它盤、它盉等器。三件「日己」銘青銅器銘文、紋飾相同,造型各異。 觥最早出現於商代晚期,一直延續的西周中期。西周后期逐漸消失。觥出土較少,陝西僅三件,除牛觥為商代外,折觥和日己觥都是西周中期器。這件日己觥不論從造型、紋飾和銘文看,都是不可多得的西周青銅藝術珍品。三彩載樂駱駝俑
駱駝站在長方形底座上,引頸長嘶,駝背上的馱架為一平台,鋪有色彩斑斕的毛毯,共有八名樂手。其中七名男樂手身著漢服,手持胡人不同樂器,面朝外盤腿坐著演奏,中間有一站立女子正在歌唱,顯然這是一個流動演出團。唐代藝術家用浪漫的手法將舞台設置在駝背上,可謂匠心獨具。唐代的開放,迎來了世界各地的人們,他們帶來的各種奇珍異寶,讓唐代人愛不釋手;帶來的異域音樂和舞蹈,使唐朝人喜不自禁。能歌善舞的各國藝人在唐代首都長安這個大舞台上,盡情演繹著人們對太平盛世的讚美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這件載樂駱駝俑表現了一個以駝代步、歌唱而來的巡迴樂團,有主唱、有伴奏,駱駝背上放置一平台。一般人坐在高高的駱駝背上都有點心驚肉跳,而這七個人卻圍著圈坐在平台邊沿上演奏,個個神態坦然,全神貫注,沉浸在美妙的音樂中,達到了忘我的境界。尤其是那位唱歌的女子,你看她梳著唐朝婦女典型的髮型,身穿高束腰的長裙,線條流暢,頭向上揚,右臂動作優美,神態優雅、自信,駱駝在走,她卻站在樂隊中間婉轉歌唱,顯然已是唱到了動情之處。整件作品中人物形象個個生動鮮活,連駱駝也顯得沉穩有加,好似踏著樂步徐徐行進。 西安地區出土的大量唐代表現樂舞藝術的陶俑與眾多的文獻資料一起,為我們再現了那個偉大時代震撼人心的樂舞之聲。它穿越時空,久久回蕩在歷史的各個角落裡。直到今天,當我們看著這個駝背上的樂隊時,耳邊又似乎迴響起了盛唐時期那優美的歌聲和動人的旋律。赤金盆
盆,是容器,也用作洗滌或盥洗,從古至今,是一種被廣泛使用的生活實用器。用陶制盆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出現,用金銀貴金屬製作盆則出現於文明發達石器。而金盆則只有地位尊貴的皇室貴族才可以使用。 唐代,金盆是皇宮內常用的洗漱器具。皇子(女)出生後三天,皇宮中要舉行隆重的洗兒會,為皇子洗身時要用金盆。因此,也有人將金盆稱作洗兒盆或浴盆。 這件赤金盆是用金片捶打製成的,在盆口沿處向外彎折,形成便於手捉的邊沿。器壁光滑規整,由內底中心點處向外有密集的粗細不一的螺旋紋,一直延續到腹壁。金盆的內外壁留有許多擦痕、磨痕、斑痕,從這些痕迹分析,這應該是一件使用器。 金盆雖然通體光素無紋,但卻厚重大方,顯得高貴、典雅、殷實、富足。透射出不同尋常的豪華大氣。何家村窖藏一共出土了兩件金盆,另外一件金盆與這件形制、大小几乎相同。這是迄今為止考古發現的唯一兩件唐代金盆,也是現存時代最早、分量最重的古代金盆。金筐寶鈿團花紋金杯
這件溢彩流光的唐代金杯杯口外侈,器壁有內向的弧度,「6」字形的把手鉚釘在一片「十」字形金片上,與杯身固定。杯身製造成型後,進行了仔細的打磨處理,因此腹身有密集的等距離平行線。在光滑的器腹表面上,由上下兩端相對的四對如意雲頭紋分割成四個相對獨立的單元,每個單元中裝飾一朵團花,團花由鍛打的扁金片構成,焊接在杯腹表面,形成立體感極強的裝飾。在團花及如意雲頭紋最外緣又焊接有細密排列的小金珠。下腹部用同樣工藝焊接四個雲頭紋,外側皆焊有金珠,其中一雲紋內沿里殘存著一小塊白色鑲嵌物。那麼什麼是「金筐寶鈿」呢?考古學家從法門寺出土的物賬碑中找到了答案,其上面有「真金函一枚金框寶鈿真珠裝」的文字記載。通過對照實際器物,我們知道「金筐寶鈿」就是指器物表面焊接有金絲編成的外框及細密的金珠,再鑲嵌以寶石。由此可以想像這件金杯當年的完整面貌,在其杯身的紋飾內曾經鑲嵌有五顏六色的寶石!現在,雖然寶石已遺失殆盡,可當我們面對這件依舊金碧、玲瓏的藝術品時,仍能感受到它令人屏息凝神、繼而驚嘆的美。雙獅紋金鐺
這件金鐺為捶揲成型,單柄呈葉芽形,下有三獸足。在鐺的外底部中心分出九條水波紋曲線,將外壁分成九個「S」形區間,內鏨刻出雙鳥銜綬、銜方勝、力獅及花卉等紋飾,整體構圖協調華美,體現了唐代金銀器富麗華美的特點。在器物上區分構圖,是西方金銀器中常見的構圖方式。金鐺內底部以雙獅為中心、周圍環繞麥穗紋圓框,是薩珊金銀器中常見的「徽章式紋樣」。但鐺這種器形則是中國傳統的,在南北朝時就已出現,有茶鐺、酒鐺、葯鐺等。這件金鐺,在造型方面也很有特點。通常圜底的器物上配以三個遒勁的獸腿為足,雖然沉穩,但很容易顯得造型獃滯。唐代的工匠巧奪天工,以一個婀娜柔弱的葉芽為柄,不但使器物恢復了勃勃生機,而且將獸足所帶來的獃滯之氣一掃而光。唐代工匠高超的藝術表現力,令人稱絕驚嘆。赤金走龍
龍作為中華民族的象徵,為海內外華人所熟知和景仰。說到龍,人們便會很自然地聯想到氣勢磅礴,神奇怪異,然而,眼前的這件金龍卻小巧玲瓏,樸素而平實。工匠用金條先掐編出身體,然後插上尾巴和角,最後用鏨子鏨出魚鱗紋的裝飾。由於是手工製作,每個與每個都不完全相同。如此之小且並不具有震懾力的小金龍,究竟是幹什麼用的呢?這組小金龍共12件,出土於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有可能是投龍祭祀儀式中所用的法器。投龍祭祀的活動來源於道教的天、地、水三官信仰。古代帝王祭祀山川,慣用「沉埋」形式,祭山用「埋」,祭水用「沉」。早期用於「沉埋」的祭物,有金銀器、銅器等。唐代逐步形成了沉埋金龍玉簡的固定禮儀。它的一般方式是將寫有願望的文字玉簡和玉璧、金龍、金鈕等器物一塊用青絲捆紮,待舉行醮儀後,再投入名山大川之中,作為升度之信,以奏告三元。鴛鴦蓮瓣紋金碗
唐高5.5厘米,口徑13.7厘米,足徑6.8厘米重392克高5.6厘米,口徑13.5厘米,足徑6.8厘米重391克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 兩碗造型、紋飾均相同。純金質,捶揲製作,造型飽滿莊重。侈口,弧腹,圜底,喇叭形圈足。器壁捶作出上下兩層向外凸鼓的蓮花瓣紋,每層十片,上下輪廓相合。每一個蓮瓣單元里都鏨刻有裝飾圖案,上層主題是動物紋,有鴛鴦、野鴨、鸚鵡、狐狸等。下層是單一的忍冬花裝飾圖案。蓮瓣上空白處裝飾飛禽和雲紋。魚子紋底。兩碗內壁分別墨書「九兩半」、「九兩三」,應是碗的重量。墨書標重顯示兩碗重量略有差異,但現今天平實測重量相同。碗在唐代金銀器中的數量很大,形制變化也頗多。主要有折腹碗、弧腹碗、多曲碗、帶蓋碗。大多數為銀質,金碗很少,最有名的當數這兩件鴛鴦蓮瓣紋金碗。在唐代,金碗有時還被用作酒器,如與鴛鴦蓮瓣紋金碗同時出土的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上,舞馬口銜之酒杯,就與金碗的形狀相同。文獻中也有唐代用金碗盛酒的記載,如《唐摭言》卷十五載:「王源中,文宗時為翰林承旨學士。暇日與諸昆季蹴鞠於太平里第,球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遂賜酒兩盤,每盤貯十金碗,每碗容一升許,宣令並碗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態。」鑒於此,有學者認為應把鴛鴦蓮瓣紋金碗看作飲酒之器。 金銀器皿壁面捶揲出凸凹起伏的多瓣裝飾,最早起源於公元前六世紀地中海沿岸的希臘羅馬,後來的西亞和中亞的金銀器製作繼承了這一風格。公元五世紀至六世紀,捶揲技術非常成熟的粟特銀器中,就大量使用凸鼓的多瓣紋作為裝飾。初期是瓣數較多水滴形的分瓣,後來又演變出桃形的分瓣。唐代,隨著絲綢之路上東西方交往的密切,大量工藝精良的西方金銀器的傳入,尤其是許多粟特金銀工匠進入內地,深刻地影響了中國金銀加工工藝的發展。中國金銀器皿上也接受了這種凸凹多瓣的作風。但是這種接受不是被動的、全盤的,而是在吸收過程中加入了符合中國傳統美學的一些元素,如改變了西方銀器中過於誇張的造型,使之線條盡量柔和流暢,在裝飾上也採取了西方銀器很少見到的外表通體裝飾的手法,使之更具有中國本土的特點。這兩件金碗流暢的蓮瓣、穩重的雙重結構和華麗的紋飾,是典型的唐代藝術風格。當然,其對西方金銀器造型的借鑒和改造也體現了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與唐人的創新精神。多友鼎
西周晚期 通高51.5厘米,口徑50厘米,腹深31厘米重35千克1980年陝西長安斗門鎮出土 青銅器發展到西周中晚期,形制逐漸趨向定製,尤其在進入晚期以後,各類銅器都進入了整齊劃一的時代。以青銅鼎為例,這一時期的青銅鼎主要只有兩種形制。一種是克鼎類,主要特徵是盆形體,腹寬大而呈扁體形,蹄足上部一般有獸面裝飾,裝飾紋樣一般為環帶紋和竊曲紋,散伯車父鼎屬於此類;另一種為毛公鼎形,主要以半球形體、蹄足為特徵,裝飾紋樣簡單,一般僅以弦紋、重環紋或竊曲紋裝飾,多友鼎就屬於這一類。 多友鼎,半球形體,器腹較深,蹄足。裝飾花紋簡單,僅在器腹上部裝飾兩道弦紋。器內壁有銘文二百七十餘字,是建國以來陝西地區出土銘文最多的青銅器之一。銘文記載的是西周厲王時期與獫狁的一場戰爭。獫狁此次入侵危及京畿腹地,厲王命令武公派遣多友率兵迎擊,激戰半個月,先後在采阝、龔、世、楊冢等地戰鬥,共打了四次大仗,都取得了勝利。殺掉敵軍三百餘人,俘獲二十多人,繳獲戰車一百二十七輛,奪回了被擄去的人民,將獫狁逐出了周境。武公將多友的戰績報告給了厲王,厲王給予以多友重賞,賜給多友青銅一百多鈞。多友特鑄此鼎以紀念這件事情。 西周晚期的青銅器銘文,許多都記載著周人反擊獫狁的事件。獫狁是西周時期北方地區重要的民族之一,與西周王朝經常發生戰爭。當時的獫狁是西北主要的邊患,時常侵擾周,劫掠財物、人口,嚴重威脅著周王朝的統治。 在銘文中涉及到獫狁的銅器中,多友鼎是最為重要的一件。這篇銘文對戰爭的原因、過程以及結果都進行了詳細的介紹。這些資料對研究西周晚期的歷史、西周晚期同北方少數民族的關係及古文字研究、歷史地理研究等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彩繪包頭巾女俑
西漢高31厘米西安市西郊漢長安城遺址出土貌比蔡文姬,腰若趙飛燕 女俑以巾裹頭,狀如風帽,面容豐滿,柳眉杏目,直鼻小口,雙手抱袖置於腹前。身著白色深衣長袍,衣擺寬大形似喇叭,長垂曳地。俑身材修長,線條優美,比例勻稱,神態端莊恬靜。 根據文獻記載,漢代社會對女性的審美觀是面容姣好,以唇紅齒白,皮膚光潔為美。身材方面講究體態輕盈,弱骨豐肌。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對此多有描述,如《孔雀東南飛》中有「東家有賢女,窈窕艷城郭」,王桀《神女賦》中描述的「豐膚曼肌,弱骨纖行」,「膚柔曼以豐盈」。目前所見出土的大量漢代女性陶俑、木俑及畫像磚石中的形象,無論是長袖曼舞的女子,還是吹竽撫琴的伎樂,大多為細腰裊裊,輕盈欲飛,即所謂的「窈窕淑女」,漢代著名的美女趙飛燕就是由於體態輕盈、腰肢纖細而深得漢成帝的寵愛。與輕盈體態相應的是頎長身材,據漢應劭《風俗通義》載,東漢時入選後宮女子的標準之一是「長狀妖契有法相」,從史書中記載的漢和帝鄧皇后身高七尺二寸、漢靈帝何皇后身高七尺一寸看,所謂法相的身高大約是七尺一、二寸左右(相當於現代的165厘米左右)。這個身材高度高於當時女性的平均身高。各地出土的漢代女性陶俑身材也多表現為修長。可見身材修長是當時對女性審美評價的標準之一。對比漢唐女性之間的審美觀,一般說法是「燕痩環肥」,給人們的印象是漢代以痩為美,但是漢代的痩絕不是枯瘦如柴,而是只講究肌肉豐澤而不肥胖。強調體態輕盈而不滯重。 這件女俑人體比例勻稱,面容秀美。製作工藝精細,衣著的形制和色彩都模擬了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將一個溫婉嫻靜,端莊恭順的漢代女性生動準確地表現出來,顯得栩栩如生。同時突出了人體美,充分反映了那一個時期人們的審美觀念。工匠還巧妙地利用深衣寬大的下擺做成形如喇叭裙一樣的的底座,大大增加了俑的穩定性,同時形成輕盈飄揚的美感。充分顯示了漢代制陶工匠們對生活敏銳的觀察力以及非凡技藝和智慧,是漢代陶俑中難得的別具風格的藝術品百戲俑(3人)
西漢高19---20厘米西安市西郊出土稚朴古拙,遊戲人生 此組陶俑為三個正在歌舞的百戲俑,中間的俑頭梳椎髻,張口吐舌,扮相滑稽,其上身裸露,兩臂前伸,下身著寬口長褲,身體略向右傾。左右兩邊的俑頭戴幘[ 音ze,包頭髮的巾],穿寬袖長袍,居左者頭扭向左側,雙臂伸張,右腿前跨,左腿後伸,整個上身向後傾仰,作舞蹈狀。居右者俑頭左手叉腰,右手上舉,左腿直立,右腿抬起前邁,作舞蹈狀。陶俑塑造手法質樸生動,將手舞足蹈的「百戲」藝人表現得活靈活現。 漢代是我國樂舞、雜技等「百戲」藝術空前發展的時期,《樂府詩集》卷五十二雲「自漢以後,樂舞寖盛」。「百戲」樂舞的繁榮與上層統治者的喜好有關,《史記》記載高祖劉邦回家鄉與父老鄉親宴飲到酒酣耳熱時擊築[古代擊弦樂器。左手握一端,右手執竹尺擊弦發聲,有5、12、13弦之分。]起舞,一邊跳舞,一邊唱大風歌,並叫在場的兒童都跟他一起合唱。由於上層統治階級的大力推廣,樂舞表演藝術在前代基礎上有較大進步,並出現了專職的歌舞藝人。同時國家樂舞機構——樂府也十分重視民間採風活動,除了搜集大量的「趙、越、秦、楚之歌」外,還搜集黃河與長江流域各地的民歌一百三十八首,並進行加工提高和演出,這對促進「百戲」的繁榮和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 經過「文景之治」到漢武帝時,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國勢空前強大,人民生活安定,這為廣泛開展「百戲」活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當時民間的歌舞活動已很普及,成為人們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之一。在桓寬的《鹽鐵論》中提到當時在荊州南部,「雖然白屋草廬,歌謳鼓琴」;在趙國的中山地方,「田籌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屑,鳴琴在室。」有錢人家是「鐘鼓五樂,歌幾數曹,」中等人家是「鳴竽調瑟,鄭舞趙謳。」人們不但喜歡觀看「百戲」樂舞表演,而且在閑暇時也自娛自樂。司馬遷外孫楊惲在《報會宗書》中也談到「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烝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古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這種狀況在達官顯貴那裡更是有增無減,幾乎宴宴都有歌舞、雜技相伴,以助酒興,它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陶俑、壁畫、石刻、磚刻等文物中常可看到「百戲」表演形象。 由於社會上喜好百戲,不僅是送葬用品里要安放樂舞、雜技俑,而且還有為活著的人玩耍而作的。王符《潛夫論?奢浮篇》 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優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可見當時就有專門製造和買賣玩具的作坊。 這組陶俑從五官、身體比例等各方面,都不如漢代早期陶俑那樣寫實,符合人身解剖結構,但其卻注意人物神情的把握與刻畫,追求神韻的塑造。以面部五官而言,已脫離漢初陶俑面部神情嚴肅之束縛,顯得生動活潑,或許是為了表現說唱、舞蹈的特點,俑的造型比較誇張,形態給人以強烈的動感。鑲金獸首瑪瑙杯
唐高6.5厘米,長15.6厘米,口徑5.6厘米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 器物由紅、棕、白三色相雜的瑪瑙雕成,層次分明。一端雕成杯口,口沿外有兩條圓凸弦紋,杯體光滑流暢。另一端雕鑿成生動可愛的獸首,獸首圓瞪著雙眼,目視前方。兩個長角,粗壯有力。獸嘴部有流,為不規則扁圓形,內徑最寬處1厘米,外徑最寬處1.4厘米。流口外部有金蓋帽,金蓋後面有金插管堵住流口,插管細長中空,金蓋帽雕刻成獸嘴與流口緊密相接,使杯中液體不會流出,同時給瑪瑙增加了明快的色彩。 獸首瑪瑙杯的材料應來源於國外,據《舊唐書·高宗上》載:永徽五年(654年)「十二月癸丑,倭國獻琥珀、瑪瑙,琥珀大如斗,瑪瑙大如五斗器。」《舊唐書·波斯傳》載波斯曾遣使獻瑪瑙床。《舊唐書·拂菻傳》載:「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大貝、車渠、瑪瑙、孔翠、珊瑚、琥珀,凡西域諸珍異多出其國。」 可見瑪瑙貢品大多來自波斯、拂菻、日本等國。 瑪瑙杯的造型與西方「來通」相似。「來通」起源於西方,希臘的克里特島在公元前1500年已出現此種器物,希臘人稱之為「來通」(rhyton),它像一隻漏斗,可用於注神酒。當時人們相信來通角杯是聖物,用它注酒能防止中毒,如果舉起來通將酒一飲而盡,則是向酒神致敬的表示。傳到亞洲以後,來通廣泛流行於美索不達米亞至外阿姆河地帶的廣大區域,甚至進入中國。關於獸首瑪瑙杯的產地與年代,仍在討論之中,有人認為是八世紀唐人的仿製品,有人認為是外來物品,年代在七世紀之前。舞馬銜杯紋銀壺
舞馬銜杯紋銀壺系用銀片錘打、焊接而成。壺口位於頂部一側,形體粗短,略呈圓柱狀,其上配有鎏金覆蓮形蓋,壺蓋以一條銀鏈與弧形鎏金提梁相連;壺腹為扁圓形,下接圈足,微向外撇。就其形制而言,顯然是模仿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所慣用的皮囊壺。壺身兩側各飾一捶揲出的鎏金舞馬紋樣,舞馬口銜酒杯,頸上彩帶飛舞,昂首奮蹄,前腿直立,後腿彎曲,長尾上揚,正自翩翩起舞;壺身與圈足相接處飾有「同心結」一周,亦鎏金。該件作品造型飽滿,富有張力,線條圓潤自然,比例恰當。舞馬紋樣由於是錘凸成像,馬具有立體感,結構準確,生動逼真;邊緣處理巧妙圓熟,具有極好的體積感和空間感;工匠善於抓住瞬間的動作表現駿馬曼妙的舞姿,飄拂的鬃毛,飛揚的綬帶,以及奮首鼓尾的姿態,使舞馬獻壽時「
奮鬣時蹲踏,鼓怒驤身忽上躋」的場面躍然眼前。
據史書記載,唐玄宗時曾訓練舞馬百匹,每當八月五日玄宗生日時,在勤政樓前大宴群臣,以舞馬跪拜獻壽。正如唐人張說《舞馬詞》所詠:「屈膝銜杯赴節,傾心獻壽無疆。」銀壺上的舞馬形象表現的正是這一場面。舞馬錶演時裝飾華美,「咀銜拉鐵並權奇,被服雕章何陸離,紫玉鳴珂臨寶蹬,青絲彩絡帶金羈。」(薛曜《舞馬篇》)。但它們中的一些,其結局卻令人為之扼腕嘆息。安史之亂時,玄宗倉皇出逃,無暇顧及這些舞馬。安祿山入長安後,知其能舞而「心愛之」,於是將數匹置之范陽,以後它們又輾轉歸於田承嗣所有,田不知其技而視作一般戰馬。一日軍中宴飲奏樂,馬聞樂起舞,軍士以為妖異,用掃帚責打,馬以為是自己舞得不好,更加賣力,田承嗣更令痛打,這些技藝超群的舞馬就這樣斃於櫪下,唐代的舞馬也就此失傳。
這件銀壺造型仿照皮囊壺,是同類器形中迄今所發現較早的一件。這件銀壺發現於唐代中心地區,反映了漢族與邊疆游牧民族的文化交往及相互影響。關於舞馬的記載,最早可見於南北朝時的文獻,而有關唐代舞馬的描述則更為詳細。但由於缺乏形象材料,長久以來只能根據詩文描寫加以想像。這隻舞馬銜杯紋銀壺提供了具體的實物資料,使我們能夠得窺唐代舞馬之一斑,其文物價值彌足珍貴。
唐代金銀器目前發現較多,精品迭出,久享盛譽,故作偽者也較多。鑒別時應首先從整體風格入手,多看原作,仔細揣摩其內在神韻,方能高屋建瓴,從根本上把握其時代面貌。
鎏金銀器,尤其是紋樣鎏金的所謂「金花銀器」,平時不應過多擦拭,並盡量避免接觸有機物質如汗液等,以防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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