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門綜藝節目後期剪輯大起底!

來源 | 廣電獨家 (ID:guangdiandujia)

隨著綜藝節目大片盛行,電視製作越來越走向專業化,工種的細分也愈加具體。

目前,市場上專門從事電視節目後期製作的公司大大小小有幾十家,並且有陸續增加的趨勢,有的後期公司還開始涉足前期。這是後期行業發展中好的跡象,也是一種必然趨勢。

據調查,國內後期剪輯師都是按節目製作的期數來獲得報酬,頂尖的後期剪輯師月收入可以達到3~5萬元,而通常工作年限在2~3年的成熟剪輯師平均工資也在1.5萬元左右。

道理其實十分簡單,「專業的事要交給專業的人做」。剪輯師地位的持續提升恰好說明國內節目製作的專業化程度正在加強。

最平常的工作狀態是「熬著」

不得不說,剪輯師的「江湖地位」是熬出來的,還被業界戲稱為「熬者」。如今剪輯師雖然「江湖地位」明顯提升,但不變的還是「熬著」。

後期剪輯首先是一項體力活兒,沒有一個好身體——真不行!

尤其是真人秀節目,拍攝錄製中的變數大,製作計劃經常被打亂,無形中壓縮了後期剪輯的時間,加班加點是真人秀節目後期團隊的常態。

接手浙江衛視《我們十七歲》項目後,在第一期節目成片出來之前,王繼磊和團隊成員整整一周沒有回家。「剪一檔節目中的前三期時,剪輯師會倍感痛苦,因為涉及到剪輯風格定性等各種問題。」

△《我們十七歲》後期剪輯負責人王繼磊

湖南衛視的後期製作團隊從2014年9月組建以來,接手了《變形計》《爸爸去哪兒》《我想和你唱》《真正男子漢》等多檔節目,最多時同時承擔4個節目的後期任務。

後期團隊製片人卞合江透露,節目播出期間,從上午10點到晚上10點,他們每人每天至少要在機房「扎」12個小時,最長的時候在機房待了四天,期間只是到隔壁房間吃盒飯、睡沙發時才離開編輯台。

△湖南衛視後期製作團隊製片人卞合江

湖南衛視《旋風孝子》走心且溫情的「慢敘事」和「跳躍式剪輯」曾讓觀眾眼前一亮。這檔節目,單是後期團隊就集結了60位工作人員,其中粗剪剪輯師25位、統籌人員35人。

他們以24小時輪班倒班工作制奮戰在機房一線,坐在電腦前看素材一看就是10個小時,有的人甚至三四天才回一次家。

對剪輯師而言,通宵達旦、日夜顛倒是家常便飯。那靠什麼堅持下來?同為《最強大腦》後期指導的施政、蔣政暉一致認為,還是出於對這個行業真正的熱愛。

「作為一群『講故事的人』,只要觀眾願意,我們願意一直『講下去』。只有不斷『死磕』,才算是對得起為節目付出的所有的人。」王繼磊則將其歸結於剪輯的創造屬性,「每次剪輯都可能產生新的靈感,想要從創作上說服別人的慾望也會更強烈,如此循環。」

這是一個拼腦力的行當

從2012年左右開始,真人秀節目大行其道。這類節目的素材量不斷攀升、居高不下,多機位、全天候不關機連續錄製日漸成為「標配」,再加上觀眾的口味越來越高,這些都對剪輯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據施政、蔣政暉介紹,江蘇衛視《最強大腦》的剪輯周期大概有兩周。節目共有30多個通道同時錄製,每期錄製時間5~8小時,單期節目素材量約為25~30TB,總片比約為240:1.5。

湖南衛視《一年級》節目組啟用了100多個機位,24小時全天候記錄,40多個導演全天候跟拍,後期片比甚至達到了2000:1。

△《最強大腦》後期指導施政(左),蔣政暉(右)

對於剪輯師來說,讓海量素材物盡其用是至關重要的。經過粗剪、細剪、精剪,每個版本剪輯完成後,製片人、導演和後期各部門的負責人都會統一審核,提出問題和解決辦法。

剪輯工序如上所述,說起來容易,如何落到實處?

王繼磊認為,一檔節目大概需要多少後期人員、如何分工等都需要經驗來預判。他坦言星馳傳媒在接手《奔跑吧兄弟》第二季的時候,因為經驗不足,人員配備不夠,導致工作特別吃力,「所有的人都快累死了」!如今他們的剪輯工序越發流程化、專業化,工作效率得到了明顯提升。

《我們十七歲》的後期團隊約有50人,包含剪輯、包裝、花字、音頻、調色、統籌等工種,其中剪輯團隊18人,包括2名後期導演、8名精剪師和8名粗剪師,形成「一帶一」工作機制。

《最強大腦》的做法是「各司其職、各取所長」。其後期團隊由後期製作部和外拍部兩個部門組成,共有近50人。

外拍部負責選手VCR和規則VCR的呈現。後期製作部在操作《最強大腦》時被拆分成了素材管理組、剪輯組、總串組三部分。

其中,素材組負責素材分類上載合板後交給剪輯組進行剪輯;剪輯組又進行了細分,安排語言邏輯性較好的剪輯師處理訪談部分,安排節奏感、樂感較強和對環節邏輯性把握較好的剪輯師負責項目挑戰部分。

各個剪輯在幾次審片後確認無大的修改後,最後交給總串剪輯師,進行最後的精修。

當前,節目後期製作理念也在不斷創新,「後期前置」「後期編劇」等概念和工種備受業界推崇。

「後期前置」是指包括剪輯師在內的後期團隊參與到節目故事系統的建構中,從初始便切入節目的方方面面,讓「二次創作」蘊藏更多可能。在卞合江看來,後期團隊參與節目的策劃和拍攝,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施政、蔣政暉所屬的遠景影視就非常注重「後期前置」。

他們介紹說:「在《最強大腦》項目的策划過程中,我們也會參與策劃,從後期角度給導演組提供新的思路和想法;在錄製時,我們會從後期角度出發,主動調度機位,抓取我們認為是後期需要的最佳鏡頭,並時刻保持和導演組的溝通,確保很多微小的細節鏡頭都能夠被及時捕捉下來,這樣就減少了後期剪輯時前後期的溝通成本。」

設置「後期編劇」可算作東方衛視《極限挑戰》的一大創新。在該節目後期總監劉紅看來,包括剪輯師、花字組在內的後期組所有成員都是「後期編劇」,大家一遍遍梳理素材,然後集體討論如何架構邏輯和故事。

有了「導演思維」,才有可能剪輯出超出觀眾期待的作品。

「二次創作」絕不能只剪流程

在明星陣容趨同化、編劇內容同質化的現狀下,通過好的後期剪輯讓節目在有限卻又繁亂的素材中變得條理清楚,一次「神剪輯」可以顛覆素材的原貌,其神奇力量可見一斑。

剪輯師不僅要有良好的編劇能力,能夠拆解並重組現有的素材,還要對節目的結構、層次、節奏有良好的把控。

「我們力爭讓每個項目都有不同的氣質、不同的改變。做項目之前我們定了一條規定,絕對不能走流程。」卞合江表示。

在湖南衛視《我想和你唱》節目中,原本主線只是明星和素人的對唱,但其他綜藝環節帶出的有一定連續性的內容可以成為第二、第三條線,比如於莎莎的花痴線、韓紅和汪涵的CP線,以及韓紅把李維嘉劈成「小黑人」的線索等,「這都是通過剪輯做出來的」。

卞合江表示,「如果按照傳統,只是剪流程的話,是沒有時間和空間去放大這些的。我們在導演組前期設定好的主幹的基礎之上,把它們變得更豐滿、更有層次,產生了很多想像的空間。」

《我們十七歲》中的6位明星嘉賓,在年齡結構、粉絲構成等方面都具有明顯的差異,在「刻畫人物」這一真人秀最為核心的敘事功能上,後期團隊下足了功夫。

其中,節目導演擔當「第七人」,不時被剪輯進正片中,嘉賓與導演組的「討價還價」過程被儘可能地真實還原,成為節目的重要亮點。

《最強大腦》第三季第十期節目的「唇唇欲動」項目,由王昱珩對戰日本選手青木健。舞台上,王昱珩身著一件漢式藏青色長衫。在往季的節目中,王昱珩都以極其淡定的態度完成了一些「變態」項目,他與武俠小說里功力超凡的「世外高人」的氣質是十分契合的。

這次王昱珩的服裝造型讓剪輯師產生了新的靈感,於是選用了電影《見龍卸甲》里的一段琵琶曲。事實證明,這個背景音樂把王昱珩的人物氣質鮮明地帶了出來,也把這個比賽項目的緊張感和高手過招的感覺表現得淋漓盡致。

又如《最強大腦》第四季第三期的「油紙傘」項目中,剪輯師使用的都是柔美抒情的中國風背景音樂,包括周杰倫的《青花瓷》。滿場旋轉飛舞的油紙傘,30個穿著旗袍、拖著麻花辮的姑娘,加上音樂的渲染,把觀眾帶到江南煙雨蒙蒙的意境里。

拿捏不同類型節目的「小情緒」

在剪輯過程中,剪輯師始終需要思考三個問題:觀眾看到這個片段時會有什麼情緒?我們需要觀眾有什麼樣的情緒?如何引導他們進入我們需要的情緒?

要想掌握節目的「情緒」收放,就必須明確敘事主體、使故事看點清晰、多維表現事件、讓人物個性立體化。整理敘事結構是剪輯師必須掌握的重要技能之一。

2013年1月份《我是歌手》第一季用真人秀的節目形態重新講了一個棚內的故事,這給行業帶來了很大的借鑒意義。

同為音樂類節目,《天籟之戰》卻建構了「情緒剪輯」的剪輯體系:歌曲是可以表達情緒的,而真人秀部分看似無聊的素材也是能找到有意思、有笑點的東西的。

最重要的是還原現場,呈現出真實但並不完美的畫風,比如一向沉穩的費玉清唱錯了拍子,一向完美的「情歌王子」張信哲準備好的會發光的戰衣竟然在上台前壞掉了……

這種以往後期會剪掉的鏡頭,在《天籟之戰》中卻保留了下來,而且贏得了觀眾會心的一笑。

音樂喜劇綜藝秀《厲害了!我的歌》則玩起了「雙重跨界」:喜劇人跨界成為歌手,歌手跨界成為喜劇人。

「在喜劇作品中插入指定的歌曲,本身具有一定的難度。如果能無縫對接,自然是極好的;但如果節奏不對,就會破壞喜劇營造的整體情境,使得喜劇表演和唱歌成為『兩張皮』。這對後期製作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厲害了!我的歌》後期總監桓桓告訴「廣電獨家」記者,這檔電視綜藝節目的後期剪輯十分側重網感的表達,特別是對於分屏的使用,首播節目中的三分屏數量就有40多個。

科學競技真人秀節目的剪輯特點是呈現出來的內容一定要科學和嚴謹。以此為基點,施政、蔣政暉將《最強大腦》的特有氣質概括為「素、正、新」。

「素」是指節目表現主體是素人,剪輯焦點始終在素人選手身上。

「正」指的是節目傳遞的是正能量的價值觀——只要足夠努力,普通人也可以擁有「最強大腦」。此外,節目中的很多項目充滿了人文情懷,如第四季中的「皮影追蹤」項目展現了皮影戲的淵源和現狀。

「新」指的是不斷創新與推陳出新。對於後期剪輯而言,最大的挑戰無疑是如何儘可能地讓觀眾看明白每個項目的規則,以及選手挑戰這個項目所面臨的難度。

相比棚內節目,戶外真人秀顯然更具活力與節奏感。當剪輯師通過剪輯製造一個懸念亮點時,要儘可能地在觀眾能看明白的條件下進行快節奏的處理。

這包括敘事結構的創新,譬如《奔跑吧兄弟》採用的倒敘手法,對於有推理情節的真人秀,這樣處理會更引人入勝。

《我們十七歲》將綜藝遊戲的喜劇效果與「逆時光」旅行中滲透的情懷進行了毫無違和感的合體,「結合電視綜藝節目、網路綜藝節目和紀錄片三大藝術門類的剪輯方法,就像讀一篇散文一樣去讀人物的情感和旅途中的美景。」

王繼磊將該節目的剪輯方式概括為「散文式」,真實、自然,不需要強邏輯及持續放大的笑點,自然舒緩地去呈現,反而給觀眾帶來了更強的代入感和共鳴。

記者在此次採訪中也了解到,雖然後期剪輯的地位和待遇正在逐步提升,但放眼節目市場,在後期製作專業化不斷演進的同時,也有避不開的「小紛擾」。

首先,付出與收入「倒掛」現象明顯。據了解,市場上一期節目的後期製作費用約為30~60萬元,在製作環節中佔比最小,但其調動的生產力和產生的價值卻幾乎佔到整期節目的30%~40%。

其次,國內後期製作公司看起來業務蒸蒸日上,實際上水平參差不齊,魚龍混雜。大大小小的節目都需要後期製作公司來「外包」,而目前即使最大的後期公司,最多也只能夠同時操作5~6個節目,這跟每年電視平台和網路平台推齣節目的總量相比是杯水車薪。

最後,電視行業是技術密集型行業的,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源,而在後期行業,製作人才斷層、缺乏領軍人物等問題一直存在。這給正在發展中的後期製作行業提了一個醒:如果團隊人員的專業水平與執行力不能匹配,再好的創意也等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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