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讀往來：中國和歐洲的農民起義有何區別？

▼問題▼

請諶編考證一下「起義」二字，古典文獻中並無此詞，那麼，這個詞到底最早見於何人作品？有何現實需要？本想自己完成，但手頭資料甚缺。並請論述中國農民起義和歐洲農民起義有何異同。

▼編輯回復▼

問題比較大。分而言之：

1、古典文獻中有「起義」一詞，但無「農民起義」一詞

筆者使用「諸子百家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檢索，查詢「農民起義」詞條，所得結果為0；查詢「起義」詞條，則結果極多。如《水經注》「汝水」條下，有「汝南太守周矜起義於懸瓠者是矣」之句。《三國志·袁紹傳》裴注中，有「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田）豐」之句。《通典》中有「桓玄篡晉，宋武帝起義討之」、「大唐高祖起義至京師」、「大唐起義太原」等句。《三國演義》中，「高祖斬白蛇而起義」、「斬蛇起義」等句，出現頻率也很高。

2、民國報刊雜誌及學術界很少使用「農民起義」，該詞直到50年代才出現井噴

「農民起義」一詞最早見於何人作品，很難搞明白。可以肯定的是，要到50年代，該詞才在報刊雜誌和書籍中大量出現（40年代後期的《新華日報》，已較頻繁使用該詞）。筆者於《民國38年前重要剪報資料庫》中檢索「農民起義」，僅得1項結果（檢索「起義」有130項結果）。孫中山生平文章，經常使用「起義」一詞，但筆者於「國父全集全文檢索系統」中檢索「農民起義」，則結果為0（檢索「起義」有481筆資料）。

民國時期，學術界也很少使用「農民起義」一詞。1934年，開明書店「中學生叢書」出版《晚明流寇》（王耘庄著）一書，專供初中學生各科課外閱讀之用。該書總結農民暴動產生的六大原因——1、天災流行；2、賦稅繁苛；3、政治腐敗；4、外患頻仍；5、兵變迭起；6、鄉官虐民——可謂充滿了同情，但作者仍以 「盜賊之禍」名之，而未使用「農民起義」一詞。1933年亞東圖書館出版的《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蔡雪村著）、1935年神州國光社出版的《中國農民戰爭之史的研究》（薛農山著）等，也無「農民起義」之說，而多用「黃巢暴動」、「流寇之亂」、「農民戰爭」、「農民暴動」、「農民騷動」等詞。值得一提的是，蔡雪村乃是留蘇地下黨、薛農山亦曾加入陳獨秀組織的「無產者社」，俱屬左翼學者。錢穆、呂思勉等非左翼學者，其著作中自然更無「農民起義」之說。

1939年12月，毛澤東於延安撰文稱：「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這篇文章，是50年代「農民起義」一詞在學術界和報刊書籍中井噴的關鍵。

1954年出版的《中國農民起義論集》，前言中引用了毛澤東的論述作為指導思想

3、動機層面的正義，不足以抵消手段和結果層面的非正義。這是民國史家拒絕使用「農民起義」一詞的關鍵原因

民國史家之所以一方面從原因上同情農民暴動，一方面在定性上又拒絕稱之為「農民起義」，錢穆的解釋很有代表性：

「中國史上，亦有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不幸此等常為紛亂犧牲，而非有意義的劃界限之進步。秦末劉、項之亂，可謂例外。明祖崛起，掃除胡塵，光復故土，亦可謂一個上進的轉變。其他如漢末黃巾，乃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全是混亂破壞，只見倒退，無上進。近人治史，頗推洪、楊。夫洪、楊為近世中國民族革命之先鋒，然此固然矣。然洪、楊十餘年擾亂，除與國家社會以莫大之創傷外，成就何在？建設何在？此中國史上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常不為民族文化進展之一好例也。」（《〈國史大綱〉引論》）

簡言之，動機層面的正義，不足以抵消手段和結果層面的非正義。譬如，李秀成談太平天國起事初期裹挾民眾的訣竅，乃是「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燒了。寒家無食，故而從他。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為防擄來之兵丁逃逸，嚴格控制士兵私財，甚至在士兵臉上刺字「太平天國」，以斷其歸路。這樣的手段，無論如何不能說是正義。太平軍素有「打先鋒」之慣例，「每至一處，即肆意擄掠，必招本地無賴為眼目，就富家大小，以次搜索。有預為埋藏者，亦十不免一。」蘇州在1830年時有戶口341萬，經太平天國之役後，至1865年已只剩下129萬，損失過半。當代人口史學者曹樹基的研究認為，太平天國運動十餘年，共約造成7330萬的人口損失。這樣的結果，無論如何不能說是正義。這些都是錢穆感慨「若太平天國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國歷史的失敗了」的緣故所在（錢穆曾評價太平天國「其擴大依然是恐怖裹脅政策的效用」）。

錢穆。在《國史大綱》中，錢穆同情農民暴動的起因，但並未將其稱作「農民起義」

4、帝制時代的中國，和中世紀歐洲相比，前者「農民暴動」多，後者「農民起義」多

「中國農民起義和歐洲農民起義有何異同」，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其複雜性，來自於問題本身；或者說，來自「農民起義」這個詞的定義。

並非所有的「農民暴動」都能被稱作「農民起義」。一場「農民暴動」是否能夠被稱之為「農民起義」，不但要考察其動機是否正義，還需要考量其手段和訴求是否正義。從這個角度打量中國歷史，即不難發現，很多以往被我們理所當然視為「農民起義」者，其實不過是「農民暴動」罷了，甚至很多連「農民暴動」都算不上，因為其「暴動」的利益訴求，並不是為了農民——如《天朝田畝制度》中，將「農民」視為下賤之人，涉及刑罰時動輒「黜為農」：

「官或違犯十款天條及逆命令受賄弄弊者則為奸，由高貶至卑，黜為農。……凡濫保舉人者，黜為農。……凡濫保舉人及濫奏貶人者，黜為農。……但凡在尚保升奏貶在下，誣，則黜為農。……頌讚天父上主皇上帝，講聖書，有敢怠慢者，黜為農。」

中世紀歐洲的很多「農民暴動」，與太平天國的情形大不相同。比如：

「1381年英格蘭農民起義的直接原因是人頭稅大幅增加。該稅開徵於幾年前。人人都要繳納。起義農民從肯特和埃塞克斯湧向倫敦。年輕的國王理查二世(1377--1399在位)和幕府沒有及時採取軍事行動。起義軍在泰勒(War Tyler)率領下攻入倫敦城，搗毀了薩伏伊宮(Savoy)。該宮主人為蘭開夏(Lancaster)公爵。起義軍在倫敦城郊向國王遞交了請願書。國王似乎有意妥協，但起義軍還是攻佔了王廷要塞倫敦塔，並在城外的史密斯菲爾德(Smithfield)再度與國王談判。泰勒當著國王的面漱口並要了一杯啤酒，被倫敦市長殺死。國王奪回了倫敦，鎮壓了起義軍。從起義軍向國王提出的要求，可以看出他們的真正訴求，也可以理解倫敦之外的大修道院為什麼會成為農民的攻擊目標。起義軍的主要要求如下：廢除農奴制(仍存在於英格蘭東南部)，廢除黑死病之後制定的限薪勞工法，百姓有權參與鄉村政務，消滅英格蘭教會的世俗財產。最後一點並不算激進，當時威克里夫(John Wyclif)的教會改革思想已經廣為流傳，甚至得到了蘭開夏公爵的支持。

「1525年德意志農民起義在德意志南部和中部爆發(包括現今奧地利和瑞士部分地區)。該地區的很多農民都屬於農奴，早已不堪重負，而伯爵、修道院長和騎士等小領主卻日漸增多。這些小領主名義上歸德意志國王(皇帝)管轄，卻享有自治權，通常佔據幾個村落，既當大地主，又作領主。這種雙重身份引起了農民的反抗。德意志南部的農民不僅發起暴動，還展開了宣傳攻勢，為自己辯護。起義源頭在士瓦本北部，起義者用簡潔的語言歸納了自己的主張，並作為宣言四處印發。《梅明根十二條》(Twelve Articles of Memmingen)就是一個範例，明確提出：農民有權選舉鄉村牧師，廢除農奴稅，削減什一稅，農民自主決定公共林地、牧場和水源的使用，要求地方法庭尊重當地習俗，不採用領主們強加的夾雜著羅馬法的法規。」（維姆·布洛克曼 彼得·霍彭布勞沃/著，《中世紀歐洲史》，花城出版社，2012，P277-278。）

如果布洛克曼和霍彭布勞沃的《中世紀歐洲史》中的以上描述無誤，那麼，「1381年英格蘭農民起義」和「1525年德意志農民起義」，確實可稱作「農民起義」——其動機（不堪重負）、手段（對抗壓迫者和剝削者，而非如李自成、張獻忠輩所過之處「凡有身家, 莫不破碎」）和訴求（基於自身利益）均具備正義性。

中世紀的歐洲乃是一種「領主分封制」。農民（奴）暴動所反抗者，多是直接對其施加壓迫和剝削的中小領主。這種反抗多數無法發展至類似中國的赤眉黃巾、黃巢、李自成張獻忠式的規模——不同領主下的農民很難同步串聯起事；領主相對於郡縣，鎮壓的意願和能力也更強。同時，這種反抗在正義性上，也往往大於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暴動」——中國郡縣制下，小規模的「暴動」，往往更樂於落草為寇去侵害更弱勢的普通民眾，而非直接對抗國家機器。如民國年間，因軍閥混戰，河南「農民暴動」頻繁，但多走盜匪路線。大規模的「暴動」，如赤眉綠林、黃巾、黃巢、李自成等，在力量足以分疆裂土之前，亦更樂衷於「擄掠州縣」傷害更弱勢的普通民眾，而非代表民眾利益與國家機器對抗。換言之，帝制中國「農民暴動」多；「領主分封制」下的中世紀歐洲「農民起義」多。這是二者最大的區別（相同點太多，也很明顯，如起因多由求生，結果多被鎮壓等，就不講了）。

這種區別，與「民族性」之類的命題無關，更與「東西方農民的覺悟高低」無關，而只是一種不同現實環境下的不同的「理性選擇」：郡縣制下，地方州縣官僚大多既無意也無力鎮壓暴動者，暴動者擄掠州縣普通百姓的風險，要低於直接對抗國家機器（中央軍隊）；領主分封制下，暴動者擄掠其他領主治下百姓的風險，卻不一定比直接反抗自己的領主更低。此外，因「大一統」和「分封制」的區別，暴動者與統治機器有效對話的機會也相差甚遠。進入近代之後，因國家機器對基層的控制力大增，上述區別其實已不存在。如1922年，列寧曾承認：「在1921年以前，農民暴動可以說是俄國的普遍現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沒有了。」沒有了的原因，是中央政府用略寬鬆的「新經濟政策」取代了嚴苛的「糧食集中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