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流】周汝昌:曹雪芹家世生平叢話(上)
曹雪芹家世生平叢話(上)
文/周汝昌
一、從哪一件事說起?
十四世紀正在結束、十五世紀還剛開始,大明帝國建立了才三十年過一點,便發生了一樁不算小的事件,那就是建文帝被「靖難」兵趕走,方孝孺不顧「夷十族」的威逼而堅持要大書特書的「燕賊篡位」。這位「燕賊」(燕王朱棣)於1402年夏曆六月在京師(今南京市)做了皇帝;可是父老世輩流傳的口碑中,他始終是「燕王」。「燕王掃北」,是豆棚瓜架之下常常提起的古話;北方不少的人家都知道:「我們的老祖宗是跟著燕王來的。」
燕王永樂改元(1403)的開年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封國北平府命名為北京,稍後便設留守行後都督府行部,置尚書、侍郎、六曹等官,這是新皇帝的「行在所」。由前一年九月,以「徙山西民無田者實北平,賜之鈔,復五年(豁免頭五年的賦役)」為始,本年八月接著便又「發流罪以下墾北京田」,並「徙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實北京」。從此,一場包括罪人、貧民、富戶、地主在內的各階級階層的大移民開始了。
移民的序幕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揭開的;而本來僻處邊疆的北平府一旦變為第二政治中心——而且日益顯明即將成為新首都,它的經濟地位自然相應地逐步上升;在官方發動的移民運動影響下,便有無數貧民從四面八方自動自願地流向新京師及其附近地區來,想在此尋求更好些的生路。由這時起,經歷著中間的屢次「北巡」、「北征」,直到永樂十九年正式遷都北京前後,這二十多年的大段時期內兩種不同性質而又不無互相關係的移民,實際陸陸續續,未嘗斷絕。對於當時北方經濟的發展,這曾是一個重要促進因素。
東北邊疆的複雜情況使燕王不能不非常注意加強措置。緊繼改北平為北京之後的另一件事就是以保定侯孟善鎮守遼東,稍後便又以平江伯陳瑄、都督僉事宣信充總兵官,督海運每年運糧四十九萬石餉遼東、北京。遼東,當時的具稱是遼東都指揮使司,這都司的區域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北至開原,南至旅順海口,治所設在定遼中衛,就是現在的遼陽市。全都司共設有二十五衛,在行政上隸屬山東布政司的系統;是「九邊」地區之一,實為明國、朝鮮、蒙古、女真(滿洲)接壤交會的地帶,那情勢的複雜,地位的重要,不言而喻。及至燕王起了要以北京為國都的念頭以後,遼東於是形成「肘腋」重地,其重要不啻視前倍蓰,因而他之出力經營東北邊事,自然更要超他父親明太祖而過之了。
永樂元年,他先派邢樞到奴兒干(今黑龍江一帶地方),去「撫視」江流南北;隨後又以兵威相輔,乘機誇耀軍容,從遼東都司到奴兒干,沿途置驛站四十餘所,以便軍行;又在吉林建立大造船處,以備由松花江向黑龍江下游運送兵士。元年冬天(一說次年),便在三姓地方(今依蘭,在牡丹江、松花江會流處)設立了建州衛,而以在奴兒干之役出力有功的女真酋長阿哈出為衛指揮使,賜以漢姓漢名。九年,設奴兒干都司於黑龍江口。八至十年之間,又設立建州左衛於斡木河(清人稱為俄朵里,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東北部咸鏡北道之會寧),而以另一女真部落酋長猛哥帖木兒為衛指揮使。這之前,又曾在四年三月於開原、廣寧二地分設馬市三處,其中開原南關一處,專以接待女真人前來進行貿易。所有種種措置,都不外是要憑這些手段來鎮撫、羈縻女真,藉以鞏固邊防的意思。
這位建州左衛猛哥指揮,就是清代官書所稱的「都督孟特穆」,後來追尊為「肇祖原皇帝」、清統治者的老祖宗。據愛新覺羅氏自己說,由「肇祖」下傳,七世而至奴兒哈赤,成為雄圖大略、一鳴驚人的清太祖。
燕王萬萬想不到,就是這位經他「御口親封」的小小一位邊遠的衛指揮,其子孫後來竟然佔了他費力篡奪、經營的統治寶座。他更萬萬想不到,他出意計劃的南北移民和建州左衛兩件設施,正遠遠地但是密切地關係著我們的「只立千古」的小說家、《紅樓夢》的偉大作者曹雪芹的許多事故!——要不然,也許我們這工夫就還沒有空閑來提他們「明祖」「清祖」這些老賬哩。
二、「將軍後」和「遼陽一籍」
曹雪芹的好友敦誠,在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秋天寄給雪芹的一首詩中說過這樣幾句話:「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日魏武之子孫;君又無乃將軍後,於今環堵蓬蒿屯。」曹將軍,本指畫家曹霸;「無乃將軍後」的疑似語、點綴話,我們自然不必認為它是在暗示著什麼具體史料線索。但敦誠無意中的「將軍後」這三個字,卻是「歪打正著」,「幸而言中」了。
話說北宋開國之時,有一位著名的良將,姓曹名彬,字國華。趙匡胤取得中原之後,江南半壁天下還在那位能寫「春花秋月何時了」和「簾外雨潺潺」的李後主掌握之中,後來就是由曹將軍打下來的。他本是真定靈壽(今河北省正定縣西北的靈壽村)人氏;封魯國公,卒後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由曹將軍第三子曹瑋四傳到一位名叫孝慶的,在南宋時官知隆興府(今江西省南昌市),因此就落戶在宦地,卜居在府東南的武陽渡(一名辟邪渡)。靈壽曹氏成為南方人,在武陽遺下了這一支派。
再表燕王做了皇帝,設立北京;雖然那還只是創立「行都」的名義,雖然他之由南京遷都北京竟然遲至永樂十九年才見實行,但他決意遷都的計劃卻不是很晚才有的。永樂四年閏七月,就下令於明年五月興工修建北京宮殿。他派出尚書宋禮、侍郎師逵等許多人分赴四川、湖廣、浙江、山西等地去採辦大木料,包括有一位名喚古樸的,是派往江西的專員。同時又命陳珪等人辦理磚瓦;征天下工匠,選在京諸衛及河南、山東諸處軍民,赴北京供役。
這件事的大事鋪張,人使四達,工料紛馳,對民間的騷擾可以想像而見。不過從我們此刻的注意點來看,卻也刺激、助長了正在進行的移民運動,使遙遠地方的更多的人民加入到這支移民大隊中來。永樂六年六月,詔北京「流民來歸者,復三年」,這是對他們加以安置、救濟的一個例子。
江西武陽渡的曹孝慶,四世傳至一對兄弟,長名端明,次名端廣。在大移民的風氣之下,兄弟雙雙渡江北上,要到北方來「發展」。他們早已忘記了京西靈壽老家一帶,卻流落到京東三百里外的豐潤縣去。長兄後來決定留在豐潤,在咸寧里八甲落戶了。可是不知什麼原由,二弟並未一同留下,卻又單人獨騎、擔筐荷簍地走向關外——遠遠地跑到鐵嶺衛去了。
鐵嶺衛在開原城西南,兩地相距不遠,常常連稱「開鐵」。這是遼東都司北面的極邊;再往北,那就是「野人」們採獵生活的地帶了。黑龍江雖然已設奴兒干都司,但在當時就不能常保安全,後來日益廢弛;到明英宗正統初年,乃不得不將奴兒干都司撤回,其都司同知就退守鐵嶺衛:可見鐵嶺實是明朝東北邊境的第一道防線。那地方「好玩」嗎?且不說別的,單說一點就明白了:那時候鐵嶺是當作充發罪犯的最窮荒邊遠的地區之一。例如正統九年太監王振怪罪御史李儼應對不跪,下之於錦衣衛獄,謫戍極邊,那戍所便是鐵嶺衛。
曹孝慶的五代孫端廣,不遠千里由江西而來,不在好地方落戶,竟然會想到這樣一處所在去「卜居」。這事說明什麼呢?說明他是屬於最下層、極端貧苦的人民中的一個。前面說哥哥「決定」留在豐潤,弟弟「想」到鐵嶺,恐怕說得太「詞令化」些了,實際多半由於他們是窮漢,不過是被官府分發到京畿、東北去作開荒墾業的苦農罷了。
真是光陰易過。自從曹端廣流落遼東,轉眼就是一百五十年。這時大明皇帝,傳到世宗。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建州左衛猛哥的後代奴兒哈赤降生出世。在奴兒哈赤二三十歲的期間,鐵嶺曹氏生有一個七代孫,名喚世選(後改錫遠)。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奴兒哈赤即位於赫圖阿拉(今遼寧省新賓縣附近),「黃衣稱朕」,建元「天命」,國號後金。兩年後,以「七大恨」誓師,向明國開了火。明加征「遼餉」七百萬,以兵部侍郎楊鎬為遼東經略,集兵聚費,於次年三月,傾全國之力,號稱二十四萬大兵,四路出師,大舉攻金;而五日之間,全軍敗覆。四月初九日,奴兒哈赤選騎兵千人,入鐵嶺境,掠得人畜一千而歸。六月,金兵克開原,七月,陷鐵嶺。正如八年前建州葉赫部貝勒金台石、布揚古的預料所說:「扈倫四國,滿洲已滅其三,今復及我;其意即欲侵明,取遼東以建國都,使開原、鐵嶺為牧馬之場矣。」曹世選這時正是一位二十多歲的好小夥子,遂為金兵俘虜,分給王貝勒作了奴隸。又兩年之後(一六二一·天命六年·明熹宗天啟元年),金兵又攻下遼、沈,遷都於遼陽。這也應了當時謠諺說遼東總兵李如柏(他娶了奴兒哈赤之弟素兒哈赤的女兒為妾)「女婿作鎮守,遼東落誰手」的話。從此,鐵嶺的曹世選就跟隨滿洲「主子」和他們的眷屬移居於遼陽城內。
曹端廣出關定居鐵嶺,是永樂初年的事,相隔二百五六十年,到康熙六至八年間(一六六七——一六六九),亦即金國遷都遼陽以後的五十來年,長房端明的九代孫曹鼎望在為《曹氏重修南北譜》工作時,已然得知「卜居於遼東之鐵嶺衛」的那一派已經是「遼陽一籍」了。修譜時,端廣支系的九代孫、雪芹的曾祖曹璽,正在江寧做江南織造郎中。曹璽的父親曹振彥,官至浙江鹽法道,那官書上記載他的籍貫正就是「奉天遼陽人」。
曹彬將軍當日共有七子:璨、翊、瑋、琺、圮、殉、琮,後裔滿天下。說也奇怪,那硬被馬綱章、壽鵬飛、景梅九等人派為「紅樓夢作者」的上海曹一士(康熙十七年生,乾隆元年卒),也正是「武惠王后」。我們還知道明末和農民起義軍死作對頭的山西大同曹文詔、曹變蛟叔侄二將,和豐潤、鐵嶺曹家也是族人。他們的時代都相接不遠,而各人的身世遭際和作為,卻是多麼異樣懸殊啊!曹文詔,先是「從軍遼左」,後來和起義軍打了一輩子硬仗,結果如螳臂當車,被圍自刎了結。曹變蛟,所不同於他從父文詔的,是末後隨洪承疇出關抗戰,被滿洲兵圍困松山,被執見殺。曹世選,則淪為異族侵略者的奴隸,過著牛馬不如的悲慘生活。——可是,由他這裡卻孕育了一個奇輝異彩的文學史上的偉大事件、偉大人物。
三、正白旗滿洲
大詩人李太白在《戰城南》樂府篇中寫過八個字:「匈奴以殺戮為耕作。」這真是一句驚人的奇語!然而其所以為大詩人,正在於不是為奇而奇,而能在奇中道著了事物的真相。我國古代經濟、文化較為落後的邊疆部族統治者,在內侵戰爭中,多有嗜殺的。明代滿洲兵,就是一例。
有一位遼陽生員楊某,順治十七年總督松江,和無錫進士劉果遠會飲,時正演劇,酒酣,楊總督忽然拍案大呼:「住,住,板錯了!」劉乃詫問:「老總台也精通音律嗎?」不料總台答道:「我這條命還是仗著這一著保住的呢!」於是楊講給劉聽:滿兵初破遼東時,恐怕民貧思亂,先拘貧民盡殺之;又二年,恐怕富民聚眾致亂,又拘富民盡殺之。唯有四種人不殺:一皮工,能做快鞋的;二木工,能做器用的;三針工,能縫裘帽的;四優伶,能唱漢曲的。但遇念書人必殺。那時楊是秀才,閉戶讀書,面頗肥白,被滿兵逮住,問他:你是不是念書人?楊忙說不是,是唱戲的。結果偽裝著唱了一段「四平腔」,算是刀下留情——而由此卻做到了總督。
這事,據明泰昌元年(一六二〇)姚宗文奏疏所說:「(去歲)六月失事,焚掠太慘,村屯一空。」以及清天聰五年(一六三一)大貝勒代善之子岳托回答祖可法的質問時所說:「殺遼東民乃太祖時事,我等亦不勝追悔!」又次年岳托奏稱:「先年殺遼東、廣寧漢人,後復殺永平、灤州漢人。縱極力暴白,人亦不信。」則兩造對詞,可無疑問。那幸而被留供役的,也是凌虐甚苦,單看天命六年清太祖訓諭諸貝勒等:「爾貝勒諸臣若驕恣不遜,……凌侍從,虐仆隸,則祿不保。」也就可知消息了。
這些幸運者,不外是因保存技工、補充採獵農耕勞動力和供雜役給使而留下的。後金滿洲貴族把這些人和牲口並稱為「人畜」,算作俘獲資產的主要部分而按等分配,精能壯健的歸最高級的貝勒(義為「支配者」)諸人享用。每獲一個重要地方,常是論功行賞三日或五日。
當然,當他們知道了勞動力之可寶貴而不應屠戮時,俘虜就變成了侵略戰爭的主要和首先的目的,他們自己不農耕生產,卻以戰爭為「經常職業」,就是為了掠奪包括「人畜」在內的生產資料。天聰七年皇太極(清太宗)向貝勒大臣徵詢國策時,薩哈磷和楞格哩就都主張先向明國進軍,奪取俘獲,第二步再圖土地;而明國的遼東經略熊廷弼早已有「遼左今日之患在無人」之嘆了。其後攝政王多爾袞率兵入關時,也曾明白表示:「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為俘掠而行。」這,不是有點兒像李太白所說的「以殺戮為耕作」嗎?
曹雪芹的祖宗曹世選在屠鐵嶺時被俘,是憑什麼本領而「留用」的,則不可知。這一等人的命運異常之悲慘,人身、生活、一切,全失自由,鞭打、穿耳、貫鼻和割腳筋的惡刑,是家常便飯,還有隨時被處死的可能和為「主子」殉葬的義務。不知可是有意是無意,曹世選的重孫曹寅,在他的《續琵琶》《制拍》一折借蔡文姬的口中而寫出一支沉痛的《風雲會四朝元》的曲子:
胡羌獵過,圍城所破多。斬截無遺,屍骸撐卧。婦女悉被擄。又長驅西去,詈罵難堪,捶杖頻加,號泣晨行,悲吟夜坐。——欲生無一可!嗏!彼蒼者何辜,生長中華,遭此奇厄禍?……
每讀至此,真覺不啻是為他的先人們的苦難而作的寫照和控訴了。是全由他想像而云然嗎?還是在他們這種人家不乏此等世代傳述的慘痛回憶呢?
彼蒼是無知的,問也無益,曹世選終於被編入了滿洲正白旗,成為包衣旗下人。
包衣,本是滿洲語,對音為「波衣」,意思是「家的」、「家裡的人」,就是奴僕。至於曹家所隸的正白旗,舊時竟被錯為廂藍旗;滿洲呢,起先有人說是「錯誤的」,該是漢軍;後來又說不管滿洲也好,漢軍也好,「但本為漢族並無問題」。這些人似乎以為「旗籍」只是和「族別」差不多的東西,好像說,既已知是漢族,則辨旗豈不多餘?他們不大知道,最早期的滿洲八旗是滿、蒙、漢三族合編,旗人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社會地位更都要由旗籍來決定,要了解旗人,得先考查他的旗籍才行。
漢軍,在滿洲本叫「烏真超哈」,意思原是「重軍」。漢軍為什麼反是重軍呢?這就要明白最初滿洲軍隊中的漢兵是和「紅夷大炮」緊相關聯的(紅夷,明人本以指荷蘭,又誤以混指葡萄牙,明之大炮乃葡人所進獻。清官書則諱「夷」改「衣」)。原來滿兵自開、鐵、遼、沈節節得志之後,首次在寧遠役中遇到挫折,奴兒哈赤競至受傷殞命;接著皇太極時代在二次寧遠戰役及遵化、永平等役中,也是屢遭傷亡失利:這都是「紅衣」炮給只憑騎射勝人的滿洲兵的絕大威脅。永平役後,滿洲設法招致明軍炮工炮手王天相、竇守位、劉計平、丁啟明、祝世蔭等人,才能鑄造「天祜助威大將軍」(當時炮都以「將軍」為名),成為明清火器威力間對比的一個轉折點。皇太極至極重視,於是始編漢兵(尚無「漢軍」之名),專掌炮火,議定出征時每固山(旗)都有隨營紅衣炮大將軍,共四十位,有關事項悉命額駙佟養性管理。這還只是滿洲兵旗內的漢族兵而已,事在天聰五年六月。正式將漢兵撥出,編為獨立旗,則是晚至天聰八年的事,以「舊漢兵為漢軍」,黑色為旗幟。這才是「漢軍旗」制度的開始。後來的明降兵、漢奸軍隊,都一律另編漢軍旗籍。——這和早年被俘作「家裡人」的包衣漢奴們,更是純粹性質不同的兩碼事。試問,把曹世選硬派歸「漢軍旗」,可有什麼道理?
內府三旗漢族包衣和八旗漢軍人有根本的區別:第一,從歷史講,有如上述;第二,從隸屬講,一隸滿洲旗,一隸漢軍旗;第三,從政治講,前者仕途均與滿洲相同,洊升九卿,亦佔滿缺(惟中進士分部院觀政,與漢軍同,那已是清代中葉以後不明本來制度的錯誤);第四,從禮俗講,八旗漢軍祭祀,從滿洲禮者十居一二,從漢人禮者十居七八,內務府漢姓人(注意:不稱為「漢族人」),多出遼金舊族,如滿洲禮者十居六七,如漢軍禮者十居三四耳」(《聽雨叢談》卷六),其漢人年久滿化的程度可見;第五,從階級講,較早期的漢軍平時是農奴身份,尚有可以出旗為民的規定,而三旗包衣是世仆奴隸,都是「家生子」,永無放贖之例。這樣不同的兩者,卻被某些研究者看作和「族別」等爾或根本用不著辨別的東西了。
正白旗,就是整幅不破色的白旗,「正」讀上聲,是「整」的簡體字,正如「廂白旗」是「鑲白旗」的簡寫一樣(白旗鑲紅邊的意思)。這整白旗,事故可多呢。
旗纛的顏色,本是出獵行圍時各軍地位之分別的標記。當中是中軍,設立黃纛,叫做「圍底」;左右是兩翼,分設紅白二纛,叫做「圍肩」;兩翼的末端,各立藍纛,滿語叫做「烏圖裡」,我們可以稱之為「圍端」。不消說,四色中自以黃為最重要,最尊;紅白次之;而藍為下。管圍者,皆王公大臣領之,兩烏圖裡則只由巴圖魯侍衛率領而已。
由這演而為滿洲原始的四旗軍制;後因繁衍,才擴為八旗。而八旗,則成為八家貝勒的領軍,擁為實力,互相雄長。除黃旗例為「汗」(最高酋長)所有外,另三色的位次和其重要性的區別則時有變化,最後並逐漸泯而不顯了。天聰改元的前夕,議定總管、佐管、調遣等大臣時,那八旗次序是:正黃、廂黃、正紅、廂紅、廂藍、正藍、廂白、正白。——正白旗地位居於最末,已與最初不同。可是到順治元年以後的情形,又與此大不相侔了,那次序變成:廂黃、正黃、正白、正紅、廂白、廂紅、正藍、廂藍。藍旗復歸於最末;而正白卻又一躍而居第三——這就是正白歸人「上三旗」的緣故了。
滿洲統治者內部之間,明爭暗鬥,你搶我奪,那矛盾是極為熱鬧的,從奴兒哈赤殺弟素兒哈赤(舒爾哈齊)及長子褚英為始,一直未有停止過。皇太極殺兄正藍旗主莽古爾泰,於是正黃、廂黃、正藍三旗的實力都歸皇帝一手掌握,這是所謂「上三旗」的形成由來。至於其中正藍後又變為正白的原由,就又牽涉到「九王」多爾袞的始末。
原來奴兒哈赤受傷致命,臨死前並未有遺命叫第八子皇太極做皇帝,相反,倒是意在於幼子多爾袞;但多爾袞,其時年僅十五,無力爭雄。多爾袞和兄阿濟格、弟多鐸,是同母所生,三人恰又同為父親所愛,因而母子們遭到嫉妒;皇太極謀得了帝位,竟將這位異母大妃逼死殉葬他父親。由此種下無窮的事因。
素兒哈赤之子阿敏,是二貝勒、廂藍旗主。天聰四年六月,宣布了他十六款罪狀,免死幽禁,將家產人口悉數給予濟爾哈朗。這濟爾哈朗便是後來和多爾袞一同輔佐順治的二攝政中的鄭王。天聰六年十二月,莽古爾泰以「叛逆」罪被誅,由是正藍旗為皇太極吞併。至此,天命年間的「四大王」勢力,漸趨集中,所餘正紅旗主大貝勒代善,因擁戴不爭之功而見留。再次,廂紅旗歸岳托,正白旗歸多爾袞,廂白旗歸多鐸:這三人是較後起的「四小王」之數。
多爾袞的地位越來越變得重要,他的白旗兵成為一支最充實最有戰鬥力的大軍,多立首功;入關以後,名為攝政,實據帝權,封為「皇父」,炙手可熱。弟弟豫王多鐸握兵柄,是統一江南的主帥;明末清初的南方人,提起這位貝勒爺的名字,真是談虎色變。多鐸故後,廂白旗亦歸於多爾袞掌握;他又從年輕的順治手中將正藍旗強索過來,集三旗大兵於一手。曹家原是他的「家裡人」,曹世選的兒子曹振彥,憑著這「九王爺」的「餘蔭」,已經有了「功名」,獲得了「出身」。
九王因貪求女色,不謹致疾,順治七年十二月死在喀喇城。次年正月,尚在被追尊為「成宗義皇帝」。不料到二月中,全案變卦,削奪封典不算,而且獲罪籍沒家產,黨附者悉遭重禍。其罪狀之一就還是「擅自誑稱太宗文皇帝(皇太極)之即位,原系奪立,以挾制中外」的老賬。——他們這種老賬有時要算下好幾輩去,例如上述被殺的褚英,他的孫子蘇努,在康熙四十七年還被皇帝詰問:「蘇努自其祖相繼以來,即為不忠,……伊欲為其祖報仇,故如此結黨敗壞國事!」隔代的人,競把這種關係弄得這般清楚,他們內部矛盾是如何深刻尖銳、錯綜複雜,不難想見。
多爾袞既病死勢敗,順治皇帝才將正白旗從他的嗣子多爾博(本多鐸之子)手中收為自己的實力,從此,兩黃和正白永遠成為「上三旗」的定製,而上三旗的包衣由是構成內務府全部人員。曹家正是從多爾袞的家下而變為皇帝的奴僕的。——若是「漢軍」,怎麼入的內務府之門呢?
曹振彥順治七年開始做山西吉州知州了,這無疑還是皇父九王的威勢所系;只是他從此升大同知府、浙江鹽法道,直做到順治十五年,未有波折,這現象頗值得注意。不過白旗和黃旗之間的矛盾並未就此停止,後來還有餘波發展,而且曹家也與之有關係。但有一點:假如不是曹振彥的兒子曹璽在順治十一年就已成了皇三子玄燁(康熙)的「嬤嬤爹」(乳公)的話,那他們家的整個歷史也許是會全部改觀的。
奴兒哈赤愛子三人中,阿濟格居第十二,封英王,就是曹雪芹好友敦敏、敦誠的祖宗;多爾袞居第十四,封睿王,就是曹雪芹的祖宗的「主子」。他們之間,也可以攀個「老交情」吧。
【未完……本文較長,擬分為上中下三部分,此為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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