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大家】系列專題之——吳悅石

中國書法網【盛世·大家】系列專題吳悅石國畫展

吳悅石1945年生,現居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創作院藝委會主任,中國國史研究編修館研究館員,中國國家畫院吳悅石工作室導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國畫學會理事,北京水墨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元社顧問。出版有《吳悅石畫集》《吳悅石作品集》等。

大處落墨 氣勢撼人——吳悅石先生當代大寫意中國畫讀後徐賢/文 我讀吳悅石先生的作品很多,真人卻只見過兩次。 給我的感覺吳先生是一個矛盾體。看他的畫,不衫不履,大處落墨,氣勢撼人,真有「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之勢,還以為是個關西大漢,手持鐵板銅琶,高唱「大江東去」,及見其人,竟恂恂然儒者風範。 吳先生的畫取材佛教故事很多——羅漢、達摩,還有他常畫的鐘馗,他也自稱三寶弟子,是正規受戒的居士,法名「道成」,但他的藝術實踐和主張卻常流露出儒家的入世與擔當。他六十多歲了,還能犧牲很多寶貴的創作時間,應國家畫院之邀開一個導師工作室,帶十幾位弟子,努力帶領當代大寫意中國畫走出「式微」的態勢,這份雄心壯志似更貼近儒家。他主張大寫意畫家要具備足夠的經學修養,這更是儒家「今文經學」的範疇了。而「即心是佛」的修養使他的畫時常流露出禪的空靈。比如《榮寶齋畫譜·吳悅石卷》中有一幅《松坪禪對》,一位老僧恬然入定,一小僧侍坐於側,一小僮兀自煮茶,兩老松蒼翠古茂,聯想到宋徽宗的《聽琴圖》,都是讓人產生無限遐思的畫,看徽宗的《聽琴圖》,我們也能從悠揚的琴聲里讀到清遠的宋朝,但吳先生此作的境界似乎更加幽遠虛空。 一個畫家光有深厚的學養功夫沒有過關的技法,或技法嫻熟學養不足,是有可能成為名家卻不能成為大家的。吳先生恰恰是技法全面學養又深厚,所以他成為大家是必然的。 吳先生早年於宋元下過很深的功夫,現在畫山水依然可以很工細,他的花鳥畫能於吳、齊之後立此一家,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文心雕龍》說:「雲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吳先生的花鳥畫,寫來真的是雲霞雕色、草木賁華,林籟結響、泉石激韻,儘管依然承襲吳、齊紅花墨葉的畫法,但即使是不常看畫的人,也會覺得他畫得很自然,不造作,似乎自然界的花花草草本來就是紅花墨葉,這也許是中國畫生命力的所在吧。 吳先生的工筆草蟲、鞍馬更是絲絲精到,筆筆傳神,他的人物畫無論是細勾的羅漢像還是逸筆草草的鐘馗,都畫出了他的個人面目,乍看線條、筆墨依然不出吳、齊家法,細看之下,吳、齊又無此面貌。吳昌碩人物畫罕見,王一亭的鐘馗不是此貌,齊白石的也不同。可能是吳先生自幼學習形意拳的緣故,他筆下的人物姿態隨意,從不裝腔作勢,卻都很舒服,精氣神十足,似乎是得益於形意的修習。聞說當年京劇大師余叔岩教李少春《戰太平》,花雲有一個亮相,李少春總演不好,自己也覺得彆扭,余叔岩並不示範,只告訴說「什麼時候你自己覺得舒服了就對了。」「自己覺得舒服了就對了」其實是更深層次的藝術規律。吳先生積數十年學拳之功和臨池之力,加之人生閱歷之積累,自是出手不凡,看他畫畫很舒服(我只在網上看過視頻),他筆下的人物也都很怡然,這樣的畫別人看了也會覺得舒服,這就是自娛娛人之樂了。有些畫家把鍾馗畫得金剛怒目,這樣小鬼肯定會害怕,但恐怕這樣的畫掛在家裡,孩子晚上看了也會害怕。吳先生的鐘馗不同,很威武,又很和善,很粗豪,卻仍不失「終南山進士」風範。近代學者黃季綱先生主張「學問文章,當以四海為量,以千載為心,以高明廣大為貴。」吳先生的藝術主張似與此契合,他畫鍾馗,旨在為民祈福迎祥,他主張要畫光明的東西,畫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堂而皇之地欣賞的東西,時下有些畫家畫很私密的東西,吳先生卻不主張如此,是故他的畫作,哪怕是不足一平方尺的小品,皆有大氣象,是正大光明之相也。當下風水之學大興,吳先生的鐘馗,特別是硃砂畫的鐘馗竟成眾家追捧的對象,似乎漸成家庭陳設之時尚。財力盛者買一大幅,財力弱者買一小幅。但先生的畫這幾年漲得比樓盤還快,已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問津了,於是退而求其次,吳先生畫作的複製品竟也大有市場。前些年一張《福從天降》的複製品做了一萬張,由先生的畫友會分贈諸友,結果備受歡迎,一時洛陽紙貴。吳先生之花鳥畫,如書之王羲之,京劇之譚鑫培,大鼓之駱玉笙,得中和之美;吳先生之人物畫,如書之顏真卿,京劇之楊寶森,大鼓之侯月秋,得雄渾之致。然雄渾之致易得,中和之美難求,時下京劇十生九楊,良有以也。日後坊間鍾進士像能否十鍾九吳樣或盡作吳家樣抑未可知。 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為一言,轉相告語,必有衍誤。是以繪畫一道歷來重視口耳相傳。吳先生以半世之功,古稀之年,大開山門,廣納弟子,耳提面命,以期吳、齊一脈大興,中國大寫意不衰,中國文化之脈不絕,是真儒者之擔當,是真釋者之願力,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與先生這種博大襟懷和抱負相比,先生的畫似乎又可以退居為其傳經佈道的手段和載體了,然而就是這手段和載體,也足以在歷史的長河中創造光輝的一瞬了。

純正的中國畫味——吳悅石人物畫品讀許華新/文 說起中國畫味,人們就會回憶起歷代的中國畫作品,它們所傳達出來的整體形象,在每個讀者心中都形成一把尺子,使其得以對林林總總的中國繪畫形成各種各樣的價值判斷。中國繪畫,自其始創之時,就不像西方繪畫那樣追求對自然物象做科學而忠實的描繪,而更注重傳神寫照,以求作者意趣、心性與自然的高度融合。早在魏晉六朝,顧愷之就提出了「以形寫神」、「遷想妙得」等理論,再到宗炳的「以形媚道」,謝赫的「氣韻生動」,直至元代倪瓚的「聊寫胸中逸趣」和清代石濤的「吾與山川神遇而跡化」等,歷代畫家都在繪畫中實踐著「天人合一」、「物我合一」和「技道合一」的審美理想,逐漸形成典型的中國畫的審美、品評標準,特別是在宋、元以來形成的文人畫傳統逐漸成為中國繪畫的主流審美意識,在這種審美意識下所形成的繪畫風格,整體上也呈現出典型的中國畫味。順沿著這種傳統,歷代都有一些有責任感的畫家以自己的繪畫實踐、探索著傳統中國畫的延續與發展,細心維繫著純正的中國畫味,當代畫家吳悅石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傳薪者,他正以自己的繪畫實踐探索著中國畫在當代語境中的傳承與發展。 讀吳悅石先生的人物畫,很難逃脫其畫面瀰漫著的文人情懷的感染。觀其畫面,無論是匠心獨運的位置經營,傳神的人物寫照,簡約的人物造型,隨性而發的書寫性筆墨,富於文化內涵的題材選擇,還是富有深意的題畫詩文和意味無窮的書法,都在經意不經意之間,傳達著濃厚的文人氣息,這般境界,非深厚的文化積澱不能企及。 觀吳悅石的人物畫造型,我的第一感嘆是其為真懂畫者。出此論斷主要基於兩個依據:一是其深諳傳統人物畫簡約、傳神的造型規律;二是其精熟中國畫的筆墨造型理法。對於前者,二十世紀以來的西學東漸,西方學院派美術教育模式對現、當代中國人物畫的造型方法產生巨大的影響。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以徐悲鴻為代表的用西畫方法改良中國畫的思潮一直左右著當代中國畫的教學與創作方向,這種改良在推動中國畫變革與發展的同時,也削弱了中國畫自身的特色,也就是削弱了中國畫原有的味道。體現在人物畫造型上,當代許多畫家忽略了筆墨和線條的造型錘鍊,而用皴擦等方法在畫面上表現素描效果,並一味地摳顴骨和人體結構,導致畫面徒有其形而精神、趣味全失。針對這種弊端,潘天壽早就告誡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的學生說:「把注意力放在顴骨上很難畫好中國人物畫。」吳悅石深知此理,其延續正統的中國畫文脈,繼承顧愷之、吳道子等人的傳神寫照方法,承接梁楷、陳洪綬和齊白石等簡約而富有意味的造型手段,以便追求個人理想和人物畫造型的高度統一。品讀吳悅石的人物畫作品,往往被其所塑造的人物精神氣度所打動。無論是撫琴的老者、掃地的頑童還是目送歸鴻的高僧,作者都賦予其啟人心智的造型意味,傳達出準確的精神情態,寥寥數筆,甚至僅人物的一個背影,就能傳遞飽滿的情感和精神,足見作者的意象造型功力。中國畫家雖眾,而能精通中國畫筆墨造型規律的卻寥若晨星。許多畫家認為中國畫主要為線條造型,殊不知線條並非中國畫所獨有,諸如米開朗基羅、安格爾、畢加索、馬蒂斯、米羅、克利等,許多西方繪畫大師都是玩線條的高手,而筆墨造型方為中國畫造型的精髓所在。通過筆墨造型不僅提高線條的質量並使其變化無窮,更重要的是筆跡墨氣的運動變化體現著作者生命節奏的律動和宇宙運動的氣機,是作者通過繪畫達到「天人合一」的重要途徑。故古之論者有云:「俗人喜畫之寓意形色,雅士賞畫之筆墨氣度。」可見,能解筆墨氣度的畫家,畫格一定不俗,而吳悅石正是深諳筆墨氣度的畫家。 吳悅石人物畫的用筆,可謂既狠又准。觀其作畫,每每先相紙多時,使意象孕育於胸,每一下筆,則如同野戰,筆筆寫來,氣機通暢,腕隨於心,筆從於腕,千變萬化,出於天然。此番忘我之狀態,使其用筆全由意出,時而沉著痛快,時而舉重若輕,變化萬千,筆所到處,心跡藏於其中,筆未到處,意趣亦含其間。更為可貴者,隨意書寫之筆線,既能準確而簡練地刻畫出人物造型,又能微妙地傳達人物的精神氣度,可謂「形神兼備」也,此種境界,非經千錘百鍊不能達到。黃山谷云:「心能轉腕,腕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賓虹論用筆曰:「當知如金之重而取其柔,如鐵之重而取其秀,金之重,而以柔見珍,鐵之重,而以秀為貴,米元暉力能扛鼎,重也,而倪雲林之如不著紙,亦未為輕。」用筆如不著紙,飄飄有神仙之氣,不謂不重,而是舉重若輕。吳悅石先生之用筆能如此輕重自如,收放隨心,盡用筆之能事,深得用筆三昧。其用墨則或焦或淡,皆能給人蒼潤之感,深含古意。 在畫面的位置經營上也體現了吳悅石先生過人的智慧。其筆筆生髮,一氣呵成的作畫方法已使畫面氣機連綿不斷,形象開合有致,顧盼通情,生動感人。而極少的筆墨語言,簡約的造型元素,經由畫家以詩書畫印綜合呈現的形式巧妙地結合到畫面里,在大開大合的畫面構成中不露痕迹地體現著相反相成的造型規律,同時傳遞著濃厚的傳統文化氣息和真切的文人情懷,讓人感染於其所營造的精神氛圍而忘卻其經營所在,此乃萬法於胸,殫精竭慮,又終歸乎天然。 中國畫的品評歷來以人品決定畫品,這裡的人品主要指人的整體文化修養。吳悅石先生早年得到畫壇耆宿的親授,又為國畫名家王鑄九、董壽平的入室弟子,積累了豐厚的傳統文化根基,這些都為其繪畫題材的選擇、詩書畫印的綜合呈現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持,也是其人物畫能保持純正中國味的基礎,加上其一貫堅持的文人畫創作道路,逐漸成就其高邁曠達的繪畫品格。宋代書畫家米芾認為書畫作品的功能主要是供認雅玩清賞,令人精神愉快。今觀吳悅石先生作畫,痛快;欣賞其人物畫作品,在愉悅中還得到啟迪。深厚文化修養,平淡曠達的個人心性,使吳悅石身則詩人,猶有仙骨,如山林之僧,枯淡之外,不作它求。加上其純正、精深的筆墨語言,使其人物畫能出塵格,含新意,形成天真、平淡而又奇絕的畫格,成為標立於當代人物畫壇的一枝奇葩。

水澄鏡朗 花月宛然——讀吳悅石繪畫汪為新/文 十幾年前,甚至更早些時候,吳悅石先生便已名滿京城,當人們對他的才情、膽略及日後發展氣象頗有期待時,他卻突然消聲匿跡,蟄伏海外十數年,音信杳無。所謂「疏縱不為儒縛」,是「英雄失路」還是「獨立一時」?人們的常規性預言往往是按照世俗的一般規則去推斷某個人的行為軌跡,而智者卻時時能超出常人之想。多少年後重新見到悅石先生,他依然躬耕不綴,且率性而行,比起早年的才情鋒芒來,似乎多了幾分淳厚與積澱。  中國寫意繪畫以素紙為底,以宏觀世界或微觀世界為描述對象。但以「象」達意,似乎還遠遠不夠,因此素養與人格魅力、氣格與精神情懷被置於崇高地位。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悅石先生為人有安世俠烈之氣,磊磊落落,畫格自然絕不從俗沉浮。外表溫文爾雅,內心桀驁不遜,對於那些狂肆其外、枯索其中的為人或為藝甚為不屑。 這種處世態度也體現在他的作品中:挾風霜而走雷電,或高山流水,或老者靜觀,或野渡浮筏,或空鳥掠飛。有雄渾如大海之奔涌者,老健如朔漠橫雕者,明凈如亂山積雪者,高遠如長空片雲者,或「意」或「象」,一一具已。   歷代作品裡不管是夏圭的「蒼潔高迥」,抑或倪雲林的「天際渺長蒼」,都不足以遮蔽藝術家得其意而境出。「得意忘象」便成了藝術家傾注熱情的最好託詞。   「得意忘象」源於《莊子·外物》之「得意而忘言」,魏晉時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引申為「得意在忘象」,宋黃伯思曰:「昔人深於畫者,得意忘言。」對於寫意花鳥來說,此意似乎更為明了,歷代花鳥畫大家也大都「略起玄黃,取其駔雋」,尤其是明以後,花鳥畫把「意」推到極致,連徐悲鴻都說:「造詣確為古今世界第一位者,首推花鳥。」在悅石先生涉獵的藝術領域,竊以為他的花鳥作品最能體現其酣暢淋漓的藝術追求,那種憤激之情發諸毫楮的壯士氣概,似乎比起他的人物和山水來得更加融渾一體,一管禿筆猶如揮毫列陣,統帥畫面若壯士橫刀,大處著眼,小處著筆,氣高時如行空之天馬,從造型到造「意」,有「一掃白電愁長空」的慷慨激昂,呼號奔走中豪邁之氣激射而出,畫家筆下的葡萄、芭蕉、松樹,好一派「粗布亂服」的景象,待掩卷後又覺得淋漓中初聞雷電過後短暫的恬適,翻開則又回到精神燦爛,如是反覆,才猛然感受到他的才情。   當然他更像是一位藝術家而非畫家,因為他那半隱的生活方式和閑雲野鶴般的情懷決定了他放逸不拘的創作態度,故題材上不管是花鳥還是人物山水,工具上不論是毛筆還是手指,得於心,應於手,皆觸類而旁通。從悅石先生學藝途徑來看,他早期作品有很多人的影子,甚至也有許多當時風行的對大河大山的歌功頌德式面貌,但那種流於形式表面的東西很快被揚棄,因為除了對傳統的認知外,強勁的學養支撐是悅石先生得以刀槍不入的根本保障,取而代之的是朗朗正氣與磅礴的情懷。我從他畫集的自序中知道,悅石先生是「少年學畫」,並有「壯遊天下」之履歷,這與他近年的棲居京城寓所「靜養」不無關聯,他的確和許多藝術家一樣,下過苦功夫學古人學近人,而關鍵的是他有自我的辨別、鑒賞能力,包括他個人的判斷經驗、穩健的心理和感情上的專註形成了自已獨立的結構,從而在傳達視覺張力的瞬間變得堅強。   在當下的文化背景里,如果說誰超出了世俗塵寰一切牽擾是大不然,我想也沒有誰願意成為天底下的孤兒,去苦守漫漫長夜。悅石先生也不例外,他筆下的蘆汀茅舍、孤人獨鳥只是外在事物靈魂的十足描寫,而隱逸於作品背後的出世或入世觀念則被作者的個人人格消融得無影無蹤,但從中我們能看到一個藝術家如何地不屑於虛名浮利和患得患失。   從悅石先生的個人經歷來說,很多人難以望其項背。他識廣學厚,對玉器、木器等古董的鑒定,對歷代繪畫作品的精研使他得天獨厚又觸類旁通,「壯遊」的經歷又使得他心胸曠達。即使在文革中懷著「托足無門之悲」,仍無放棄之念,而在當下浮聲浪氣的繁華背後,悅石先生雖居京城鬧市,但終日凈幾明窗,讀書玩古,游於筆硯,他是否仍抱著儒家「退則獨善其身」的情懷尚不得知,然而他對藝術傾注的極大熱忱是寶貴的。誠然,這與傳統文人隱逸山林或那種「濟世終無術,謀生也欠緣「的被動歸隱心態也是有天壤之別的。在當下繁華簇擁、物力充盈的盛世景象中,仍有靜養心情去詠唱身邊的粉蝶黃花,悅石先生的一切努力值得我們去深思。

興酣落筆搖五嶽——吳悅石先生山水畫蠡議杜志宇/文 吳悅石先生以全面的國學素養和精湛的繪畫技藝,已然成為傳統文人畫在當代的重鎮。在傳統文化式微的藝術生態下,先生卓爾出群的藝術風格和創作實績顯然成為一面飄揚的旗幟,流風所及,澤被青年才俊多矣,堪稱文人畫藝術作為本土文化的精髓終究還有著不朽生命力、尚有開拓光大之廣闊空間的明證了。作為一種藝術現象,其個案價值和史學美學意義都是值得珍視並加以索隱探微的。 在吳悅石先生的藝術世界中,其花鳥畫和人物畫的成就已為大家所熟知,並得到專業人士的一致首肯,很多論者站在美學和繪畫史以及藝術學的高度給予頗為中的的極高評價。其實先生山水畫的造詣也是秀出凡俗、卓然獨樹的!實際上,先生從藝五十多年來,山水畫也是其潛心以求的一個方面,將山水畫作為精神家園和情感的歸宿,以「適意」、「暢神」、「澄懷觀道」為旨歸,所以就文化含量和美學意韻來講,在觀念的表達、情感的抒發、筆墨語言的錘鍊探索、圖式的創造等方面,其戛然獨造處是不在其花鳥人物畫之下的。 「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眾所周知,山水畫流衍千餘年,以中國特有的哲學思維和觀察方法詮釋人與自然的關係,而文人山水畫的傳統,追溯起來,是從唐代王維的南宗畫派濫觴,到後來的張璪、荊、關、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元四家等,都是以水墨渲染為尚,不講究細膩入微的刻畫寫照,以氣韻高雅為審美追求,可以說,從某種意義上講,將山水畫的社會功能變為了如詩文那樣表達觀念的藝術,彰顯了文人藝術思想的深邃和意涵的豐厚,所以,宋代鄧椿說的「畫者,文之極也」,應該說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這一發展脈絡到清代「五僧」和虛谷等得以發揚光大,及至晚近時期,黃賓虹、齊白石等大師達到了頡頏古人的高度。黃賓虹以多元而深湛的藝術修養開拓了一個「渾厚華滋」的美境,以書法的筆意和積墨法的運用,集水墨內美之大成;齊白石則以不同時流的簡潔明快取勝,畫風簡練概括,清新恬淡,一派質樸的田園氣息,突出了藝術符號的象徵性和概括性。因了山水畫年代的久遠和風格的多樣,歷代大家如高峰林立,對於當代山水畫家來說,出新是個很大的難題。吳悅石先生的山水畫轉益多師,廣納博收,法資多方,在渾樸空 靈和瀟洒酣暢之間找到了平衡點,形成了抒情性、金石味特彆強烈的藝術語言系統,突破了傳統的套路而化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面貌。 吳悅石先生藝術發矇於齊白石的入室弟子王鑄九先生,得齊派藝術的真傳,以書法、金石入畫,凸顯筆墨的情感表達和趣味經營,有非常堅實的筆墨基礎,而山水畫則以另一位老師董壽平先生的影響為大。造詣全面的董壽平先生山水膾炙人口,境象空蟹而深邃,畫卷不拘峰石之形似,而求整幅氣韻的統一,完美地代表著文人畫那種天人合一的真髓,不僅具有詩畫相兼的天然意境,還富有一種謙和醇厚的文人書卷氣質和儒士風範。吳悅石先生在山水畫詩意的營造和書卷氣質方面深得乃師神髓,同時汲取了齊白石山水畫以少總多、以簡寓繁的特點,又兼揉石濤、石溪、黃賓虹鮮活的筆墨語彙,而筆恣情縱,不拘成法,又依稀可見八大山人的痕迹。在馳神運思、揮毫濡墨的創作環節,則不以襲用前賢的成法為能事,屬於善學而能化者。因此我們讀先生的山水畫,往往感受到一種元氣淋漓的質樸華滋之美,既有一種鼓盪生風的磅礴氣象,又有耐得住咀嚼流連的詩性意味。在一件尺幅小品中,畫兩峰對峙,近處高岩上古松蟠曲,中間煙雲飄蕩,遠處山峰煙樹迷濛,讓人聯想起「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的名句。筆墨運用捨棄了前人程式化的技法,突出筆墨的概括性和表現力,而以極為簡明肯定、濃淡焦潤變幻的線條寫出大致的輪廓,輔之以墨色的渲染,略加皴擦,潑墨和點染都極富神采,虛實關係的處理大膽而新奇。所以令人目眩神迷,可謂尺幅千里。就在這幅畫上,吳悅石先生題到:「山川形勝,不在眼中,只在胸中,試想朝暉夕陰、雲捲雲舒,如何寫之?」這應該說也是先生對山水畫的一種理解,即不必窮形盡態地模山范水,要在寫出胸中之山水,抒發胸中之逸氣,而以對自然的體察和悟對,用簡括凝練的筆墨擷其一角完全可以達到滌除玄覽、澡雪精神之效果,令讀者「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想像到大自然朝暉夕陰之萬千氣象,而畫家的胸襟氣度一寓於中。正如石濤所說的「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畫家在與自然的精神往來和情感交流中的獨到體驗,形諸紙面,而紙面上的境象絕不是對自然簡單摹寫和複製,而賦予它人文精神,獲取物象的真氣和神采,強化對自然的主觀感知,具象的層面退居其次,突出「自我」。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有一段論述:「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先生的山水正是在這一點上,在「寫」與「造」之間突出「造」,著力表現經驗的世界,所以有景、有格、有情、有韻,情境相生,情境交融,而因此也更熨帖地切中了中國傳統藝術的脈搏。 見情見性的大寫意畫往往是小幅易作、大幅難圖。不過吳悅石先生也擅作高堂巨幛,一如其小品畫,以氣勝而非斤斤於技,以神勝而非以形勝。《妙峰山晨曦》是一件六尺巨構,山勢連綿,遠處遼闊江天上,一抹晨曦中群山萬壑隱然可見,構圖奇崛,虛實得宜,筆墨圓活洒脫而見通透秀潤,譜寫出激越雄渾的旋律,透溢出畫家對自然和生活的強烈熱愛之情。另一幅丈二作品《蜀山印象》,視野開闊而境界博大,絕似「詞源倒傾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有一種吞吐萬象、囊括八荒的氣概,展現了蜀地山水「飛湍瀑流爭喧傎」、「高江急峽雷霆斗」的雄奇壯美,攝魂奪魄,觀者不能不為之動容。此等境地,非大手筆無以寫之,蓋才薄怯弱者不敢為,功力不逮者無以為,學養不厚者不能為。吳悅石先生的山水,突出的特點是線條的恣肆縱橫、遒勁有力,墨象的變幻莫測、象外生趣,都以傳統文化的底蘊和書法的書寫性筆意為根基。藝術語言高度概括,筆簡意足非斤斤細謹,有振迅天真充溢畫面的奪人氣勢,足稱對文人大寫意藝術新天地的開拓。溯其所由,當是以青藤、八大等為代表的大寫意藝術精神,沿波討源,一超直入。而先生畫面上特有的雅正浪漫氣息、蒼茫澀重的金石趣味、閱盡滄桑的深沉感、耐人咀嚼的視覺張力,則非筆者這篇小文所能盡述了。 末了,湊成拙句贊曰:「十年去國心猶壯,藝道胸襟兩大成。興酣落筆搖五嶽,滄桑滿卷意崚嶒。」

在無路處行走 ——從吳悅石先生花鳥畫創作想到的韓少玄/文 一直感動於、也沉思著這樣一則典故:阮籍常漫無目的地駕車載酒而行,待到再無路可行時,便仰天嚎啕。我能夠體味他彼時凄絕悲涼的心境——路已盡,絕境橫亘,究竟如何是好?此種境域,確乎是夠難為人的。不過應該知道,真正意義上的哲思,也是從這裡開始的。 其實,無路可行作為一種普遍的可能性,我們隨時隨處都有可能與之不期而遇。藝術創作亦然。在上個世紀,文人畫遭遇的是進退維谷的境地,文人階層的消失、傳統文化的衰退以及整個社會結構的變更等等,文人畫賴以存在的生態環境從根本上被顛覆了。所以,無論承認與否,當年李小山提出的「窮途末路」說,不過是闡述了一個基本的事實而已。 問題是,面對這一事實,在路的盡頭,我們究竟應該何去何從?在一種價值被毀滅後如何才能在殘墟上重塑一種價值?因為,如果價值不存在的話,我們的一切行為都將無法進行。可以看到,彼時的創作者,決絕的背棄文人畫者有之,意欲「新瓶裝老酒」或「舊瓶裝新酒」者有之,而不多見的,是如吳悅石先生這樣純粹的文人畫的堅守者。或許有人會懷疑他堅守的價值,或許也會有人斥之為頑固不化,但我知道,這樣的論斷是不確切的。吳悅石先生曾于海外生活多年,很難說不是異域的宗教信仰教會了他堅守。堅守,是在完全的黑暗、絕境中的希望,而信仰也只有在這一時刻才稱得上是信仰。也許有人問,即便是存在延續了,會不會只是苟延殘喘?如果是,那這樣的延續又有多少意義?其實,對於缺乏信仰的者,他們是不會理解吳悅石先生的堅守的,而我,也是無話可說的。吳悅石先生於文人畫的堅守,其意義只在於表徵著在沒有希望的時候只有不問目的、不問結果地堅持希望——即在沒有路的地方走下去——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這種選擇,於人生、於藝術,都具有方法論的價值。而這,也就是我所認為的吳悅石先生繪畫藝術創作的根本價值所在。禪家道:那邊會了、卻須來這邊行腳。——斯言甚是。 認識到吳悅石先生繪畫創作的根本價值所在,自然是重要的,但也是不夠的,還需要將抽象而概括的認識進一步落實到某種具體的實在,比如他的花鳥畫創作,如是,才足以保證我在這裡所談論的不至流於空泛的想像,並且,我的判斷的確也是來源於對其某些創作細節的觀照。需要在這裡申明的是,我之所以固執地眷顧著他的花鳥畫創作,也只是因為我欣賞的偏好而已。 從整個繪畫史的角度來看,吳悅石先生的花鳥畫創作很明顯地體現出對一種歷史邏輯延續的必然性的傾心與嚮往。具體而言,吳悅石先生的花鳥畫創作,似從清末以吳昌碩為代表的海上畫派以及稍後的齊白石一脈延續而來,觀其語言風格,這一點是不難確定的。而我所關心並努力嘗試回答的,則是他為什麼會著意於此,相信這絕不會是無意識的偶合。大約,吳悅石之所以選擇吳昌碩、齊白石以資取法,其用意無外乎重續文脈。中國繪畫的發展,從漢唐兩宋以至元明清諸朝,其間雖有變易,文脈是不曾隔斷的,當然這與幾千年中國文化綿綿不絕的特性大有關聯。遺憾的是,因著種種內部外部的緣由,這種延續性在上世紀卻被生硬而野蠻地切斷了。由是,中國繪畫也就不無遺憾地或者拐入異途或者茫茫然不知所措了。不過,另覓新途也罷,茫然無措也罷,歸根到底,文人畫的命運註定被強行地扭轉了。如果說,文脈的斷裂或扭轉源自其內部的邏輯必然性,倒也無可厚非,問題在於,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我們知道,導致這一切的,更多是來自外部的因素。那麼,吳悅石也就有理由懷疑捨棄文人畫固有文脈而另投他處的合理性,同時也就有理由在有太多的創作者津津有味地創造他們的中西合璧的繪畫時,迴轉到吳昌碩、齊白石,回到文脈斷裂的邊緣。正因為不相信文人畫命該如是,也因為認識到文脈斷裂的偶然性,吳悅石的花鳥畫創作以及他整個的書畫藝術創作,就自覺地擔當了恢復文人畫在當下存在的重任。誠然,傳統文人畫所依賴的種種社會文化基礎已然單薄,但是作為一種繪畫創作的方式或形態,難道就絕對沒有存在於新環境的獨立能力?在路被外力堵死之後難道就不能繼續前行?這是吳悅石先生所不願意相信的。 自吳昌碩、齊白石一脈而來的吳悅石花鳥畫創作,除卻體現著其重續文脈的願望外,在某些具體的創作手法上,也不可避免地受他們的影響。與吳昌碩、齊白石一樣,吳悅石先生的花鳥畫創作具有極其明顯的以線造型的意識。一方面,書畫同源、援書入畫歷來是文人畫創作的顯著特徵之一,而尤以花鳥畫為甚,吳昌碩、齊白石作為文人畫的後期代表人物在這方面自然不會有所忽視;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為吳悅石先生長於書法創作,也就為他在花鳥畫中著意於以線造型提供了實現的可能性。不過我想,問題不會這樣簡單。因為如果僅僅是這樣的話,除了被動的接受,恐怕很難見出吳悅石先生主動性的選擇。與傳統文人畫創作不同的是,上世紀以來很多致力於中國畫創作的現代性創新探索的創作者,他們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都傾向於塊面造型的手法。以線造型和以面造型,儘管表面看來不過是手法的不同,但從更深層次而言,卻表徵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時空觀念以及蘊藏於其中的文化哲學思想。不確切地說,中國的文化哲學精神講究的是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特別在意歷時性時間的綿延,表現在藝術創作中,即中國書法、文人畫的「線」的運用;而西方的文化哲學傳統,尤其是現當代以來,注重的是將歷時性時間秩序打亂之後的重構,所以表現在藝術創作中則不免會傾向於塊面結構的運用。在兩相比較中不難看出,吳悅石先生在他的花鳥畫創作中所運用的「以線造型」的手法,絕不僅僅是「為藝術而藝術」。通過線的運用,他是想把自己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體悟融於其中,並且也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對西方文化哲學思想的不信任,或者說,即便不拒絕向其借鑒、學習,其態度也是極其審慎的。似乎不難看出,吳悅石先生於此處的用心同他重續文人畫血脈的意願是一脈相承的。 再從文化屬性以及審美意味來考察,吳悅石先生的花鳥畫創作同樣與吳昌碩、齊白石的繪畫藝術相一致,即體現了對民眾世俗情感的尊重。首先,吳悅石先生花鳥畫中的世俗意味,是與宋元文人繪畫中高逸、超脫、不染塵俗的品格相區別的。或許是因為明清以來市民文化的興起及以繪畫謀生的職業畫家的出現,致使創作者失去了宋元尤其是元代文人的清高意趣,而世俗意味在文人畫中的體現,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了文人畫作為一種繪畫形態在內在邏輯上的悄然轉變;其次,吳悅石先生花鳥畫創作中所透露出來的世俗的意味,與當下不少學人所闡述倡導的大眾文化、流行文化也是不一樣的,或者說具有著根本性的區別。這種區別表現在,明清以來繪畫中的世俗意味,其指向的接受群體是傳統文化語境中的區別於文人士大夫階層的世俗民眾,而大眾文化、流行文化的接受者卻是現代化工業、商業興起之後以消費為存在特徵的群體,在文化屬性上前者隸屬於歷史悠久的傳統農業文明而後者則分明是後起的現代化工業文明的產物,兩者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那麼,吳悅石先生在自己的花鳥畫創作中所流露的世俗意味,如對牡丹、石榴、壽桃等等別具吉祥富貴民俗內涵的題材的選擇,其實也表明他是以這種方式表達對日益商業化、現代化的社會的思索與憂慮。甚至也可以認為,吳悅石先生在自己藝術創作中的種種用意,無不是出於對當下社會文化現實的真切關懷以及不無批判意味的反思。 無疑,如吳悅石先生這樣的創作者,都身處某個必要的過渡或者轉折期,因為還沒有人能確切地知道文人畫未來的命運,但可以確切感受到的,是困境甚至絕境。無論如何,吳悅石先生的堅守是不可忽視的。很簡單,只有在保證文人畫的存在之後,才能談及其他。假設作為一種繪畫方式的文人畫業已蕩然無存,那麼無論理論上給予如何美好的預言,似乎都是無濟於事的。這樣看來,吳悅石先生的在無路之處的行走,其意義與價值也就不言而自明了。

中國書法網【盛世·大家】系列專題之吳悅石 精品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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