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內閣制度與黨爭
明代內閣制度與黨爭
劉晉華
中國歷史上對朋黨打擊最厲害的莫過於明太祖朱元璋，他為了強化皇權，在他親自主持制定的《大明律》中規定：「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妻、子為奴，財產入官。凡諸衙門官吏，若與內官及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漏泄事情，夤緣作弊而符同奏啟者，皆斬，妻、子流三千里安置。」〔1〕儘管如此，並未起到多大作用，相反，明朝黨爭的激烈程度超過了以往歷史上任何一個王朝〔2〕。是何原因造成此種狀況呢？稽考史實，筆者認為，黨爭和明朝廢相後建立內閣制度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
一
明代的內閣制是在廢除傳統的丞相制的基礎上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標誌著封建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進入了一個更高的歷史階段。明初「析中書省之政歸六部，以尚書任天下事」，內閣對於朝政國事並無獨立裁決的法權，而是奉詔辦事，其職責被明定為「掌獻替可否，奉陳規誨，點檢題奏，票擬批答，以平允庶政」〔3〕，可見內閣並非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機構，閣臣亦非宰相，不是最高行政長官。然而，隨著時代的變化，閣權一代代的積累，漸漸突破了原先的規範，而沿著宰相化的道路發展。由於內閣「地居近密」，常侍天子殿閣之下，出謀劃策，皇帝禮遇，雖無宰相之名，「然綸言批答，裁決機宜，悉由票擬」〔4〕，閣臣乃握樞衡之職。仁宣時期，大學士「累加至三孤」，又多兼領尚書，內閣許可權迅速提高。嘉靖時期又上升到新的高度，史云：「至嘉靖間始委政內閣，而居首揆者，責任尤專，凡一時政治得失皆視其人為輕重。」〔5〕內閣「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6〕「至世宗中葉，夏言、嚴嵩迭用事，遂赫然為宰相，壓制六卿矣。」〔7〕其時，內閣權壓六卿，而諸司奏事亦相關白，內閣對於軍國大事無所不掌，刑名錢穀無所不問，至此，內閣無疑是握有一部分宰相之權，而非最初的皇帝「顧問」性質。
但是明代的內閣大學士畢竟無宰相之名。按照明朝制度規定：「六部分蒞天下事，內閣不得侵」。六部尚書直接向皇帝負責，而絕不是內閣的屬官。內閣與六部沒有任何的隸屬關係，內閣大學士兼尚書只是虛銜，不許實際掌管六部的事務。正如清人紀昀所說：「漢以來，六曹皆宰相之統屬也。然自明革中書省，析其事權歸之六部，始得專達於天子，而內閣惟司票擬之職，與古制迥異也。」〔8〕可見內閣並無對部臣發號施令之權，更無直接任免官吏的許可權。朱元璋規定以部院「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9〕，這成了部院行政獨立的法寶。然而，隨著內閣權勢的不斷擴張，內閣對部院之權不斷侵奪。永樂時，內閣初設，「閣臣與部臣為平交，至嚴嵩始陰撓部權，迨張居正時，部權盡歸內閣。」〔10〕甚至出現「各部之事，皆聽命於閣下，所不待言，雖選曹有員缺也送揭與閣，然後注選」〔11〕的局面。對張居正的任何決策，六部尚書只能隨聲附和，而不敢有異議。「六卿伺色探旨，若六曹吏稱次者，亦惕息屏氣，而不敢有所異同，於是乎相之形張矣。」〔12〕這樣，內閣與部院已不處於同一的權力層次，閣權已凌駕於部權之上。
明朝科道官專以建言糾劾、諫諍推彈為職能，必然會對內閣擅權與祖製成憲違悖的狀況予以抨擊，縱然皇帝優容默許，群臣亦難俯首誠服。於是乎朝廷眾臣或攻訐、或抨擊，閣部紛爭不已，明廷則淪為朋黨彼此傾軋之戰場。萬曆年間，內閣權勢最顯赫之時，東林黨人顧憲成、錢一本等人紛紛上疏指責閣臣侵犯部院之權。顧憲成說：「太祖罷中書省而設六部，惟恐其權不散，嚴嵩以來，內閣合六部而攬之，惟恐其權不聚。散則互鈐，權臣不得行其亂，國家之利也，聚則獨制，各人不得守其職，權臣之利也。」〔13〕錢一本上疏道：「部院即分職六卿，內閣即論道三公，未聞三公可盡攬六卿之權歸一人掌握，而六卿又頫首屏氣，唯唯聽命於三公，必為請教而後行也。」〔14〕不少部院之官還援引明朝祖制，上疏道：「閣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張居正專擅政事，脅制朝臣，祖宗之法若是乎」？〔15〕言官史孟麟在厲聲指責「閣臣侵部院之權」的同時，要求內閣「與天下更始，政事歸六部，公論付言官。」〔16〕但是閣部爭鬥不僅沒有滯止，反而日益尖銳，迄明末更形同水火，形成「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為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為是」〔17〕的政治格局。
明代內閣為把持朝政，壓制部院，除加緊勾結閹宦外，還經常使用兩種手段。一是運用權勢，桎梏群臣，打擊政敵。如利用對官吏的考察任選制度，排斥異己。史載嚴嵩「握權久，遍引私人居要地，」〔18〕「文武遷除，悉出其手。」高拱為內閣首輔時，「追恨台省之聚劾，乃從中構得特旨，」嚴察言官。張居正「知天下不附己、思以考察劾之，」遂乘京察之際，盡除異己。二是呼朋引黨，籠絡言官，掌握輿論。由於言官往往代表朝廷輿論，容易影響皇帝，職位舉足輕重，故閣臣除打擊不附己的言官外，也常採用拉攏手段，扶植黨羽，「廣布腹心於科道」，利用言官來打擊部院之臣。如弘治時，工部侍郎湯鼐疏攻內閣輔臣劉吉，劉吉懷恨在心，遂暗中指使給事中魏璋彈劾湯鼐，湯因此被革職〔19〕。嘉靖時，吏部尚書李默崇尚氣節，持正不阿。嚴嵩當朝，擅攬官員選任黜陟之權，而李默不肯依附，嚴嵩恨之，遂授意趙文華及心腹言官誣奏李默「謗訕」皇上，李默因此被處死〔20〕。由於此類事件甚多，以致明廷朝野形成「大臣惟憚言官能劾己而輕視諸司，言官為恃大臣能庇己而蔑視公論」的狀況。同時言官在閣臣或部臣的支持下，憑著他們的特殊地位，也紛紛結黨營私，以個人愛憎和門戶之見捲入朋黨之爭。他們「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為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21〕御史淪為閣部鬥爭的打手，一切諫議、彈劾都從黨派利益出發。「故其時，不患其不言，患其言愈多，而國是愈益淆亂矣。」萬曆後期，「帝怠於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務為危言激論，以自標異。於是部黨角立，另成一門戶攻擊之局。」〔22〕其時，齊、楚、浙、昆諸黨的骨幹人物都是御史、給事中一類言官，他們均依託某一閣臣或部臣，為其爪牙，黨同伐異，於是乎內閣及台諫重地，成為官僚攻訐傾軋之陣地，整個朝廷「若市井喧鬨。」〔23〕史稱「明至中葉之後，建言者分曹為朋，率視閣臣為進退，依阿取寵則與之比，反是則爭。故其時端揆之地，遂為抨擊之叢。」〔24〕由此可見，明代黨爭之所以綿綿不止，除了在封建專制統治上具有必然性之外，其實就是與設立內閣大有關係。朱元璋廢相之後，在皇帝與府、部、院之間必然出現一個權力真空，因為眾多的軍國大事必須有一個機構來協助皇帝加以處置。但是由什麼機構來填補這個權力真空呢？在整個明代，由於有永遠不準設丞相的祖制而一直未能很好的解決，因此在行政機構的運轉上出現了很大的偏差。明代統治者為解決這一矛盾而設立的內閣並沒有起到自身應有的作用，反而造成明代官僚集團爭奪權力的鬥爭空前激烈，閣部鬥爭即是重要的表現形式，也是導致明朝黨爭異常激烈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
除了閣部之爭外，明代內閣紛爭也十分酷烈。內閣雖無法定的行政權力，但畢竟是朝廷中樞，在政府中有其特殊的地位，故內閣大學士便成了群臣覬覦垂涎的目標。由於閣臣必須由三品以上的大臣廷推產生，因而往往紛爭不休，並拉幫成派，互相吹捧或攻訐傾軋，形成朋黨勢力。朝臣一旦入閣，便可上通天子，下視群僚，為鞏固尊榮顯貴之權位，閣臣又須網羅黨羽，培植幫派勢力，朝臣入閣途徑除投靠內監外，還須依賴朋黨門戶之勢去攀附援引。如萬曆年間，王鍚爵就是靠御史李植、江東之的上疏吹捧，大力推薦才進入內閣的。崇禎六年（1633），朝廷薦舉閣臣，「王應熊以望輕不與，」〔25〕故廷推時沒有通過，但他朋比勾結首輔溫體仁，溫體仁竟不顧廷推會議的決定，在暗中做了一番手腳之後，將王應熊援引入閣，引起輿論嘩然。萬曆末年，東林黨人李三才的入閣事件更引起了舉朝紛爭，成為朋黨門戶爭權奪利的典型。時閣臣葉向高、吏部尚書孫丕揚與東林黨領袖顧憲成極力推薦淮撫李三才入閣，但遭到其他黨派的拚命抵制。浙黨官員邵輔忠參奏李三才是「大奸似忠，大詐似直，而為貪險假橫之人。」〔26〕楚黨官員徐兆魁彈劾李三才奸貪大著，渾身污穢」〔27〕而東林黨人則竭力反駁，大肆讚頌李三才「廉直淡薄，勤學力行，孜孜不倦，古之醇儒。」〔28〕李為人「潔白出天性，其所察吏甚廉，貪斂屏跡。」〔29〕關於李三才入閣的爭論，導致「朝端聚訟，迄數月未已，」進一步加深了士大夫中東林黨與浙、楚、齊黨的對立情緒，故有人評論說：「從此南北黨論，不可復解。」〔30〕
明朝內閣無定員定製，內閣大學士多至七、八人，少則三、四人，或二、三人。他們同列樞要，均為皇帝顧問，參預機務，故基於不同的利益或觀點，極易引起矛盾衝突，相互明爭暗鬥。如天順間閣臣「同利則相趨，利盡則交疏」；成化時閣臣「同己者比，異己者忌，比者相援，忌者相軋。」仁宣以後，閣臣品高位重，「雖無相名，實有相職，」〔31〕在明代政務中起著中樞作用。史載：「閣權之重，偃然漢唐宰輔，特不居丞相名耳。諸輔之中，尤以首揆為重。」〔32〕首揆亦稱首輔，即在閣臣中有一人為內閣首領。閣臣憑入閣先後、資歷、才能、聲望及皇帝旨意來確立誰任首輔。內閣大政均由首輔主持，執掌「票擬」之權，負主要責任。其餘的閣臣稱為次輔、群輔，權力比首輔小的多，是其助手。到了嘉靖、萬曆年間，首輔、次輔、群輔之間的權力越拉越大，「大事皆首輔主持，次揆以下不敢與較，」〔33〕「內閣調旨，惟出首輔一人，余但參論而已。」〔34〕如萬曆初，張居正為首輔，人稱「張相公」，他認為自己「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35〕而次輔呂調陽對張居正卑躬屈膝，「恂恂如屬吏。居正以母喪，三日不出閣，吏封章奏，就第票擬，調陽坐閣，候票至乃出。及居正歸葬，大事必馳驛江陵聽處分。」〔36〕可見首輔權力之重。
由於首輔位高權大，因此不僅是皇帝著重控制的對象，也是官僚們角逐爭奪的最大目標。閣臣們為佔據首輔席位，相互傾軋，愈演愈烈。甚至不惜黨比閹宦，勾結台諫，結成各種黨派集團。首輔之爭成為明代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突出表現。如成化時，「萬安為首輔，與南人相黨附，劉珝與尚書尹旻，王越又以北人為黨，互相傾軋。」〔37〕嘉靖初出現的所謂「大禮儀」之爭，更是引起了內閣中朋黨挾私攻訐，派系傾軋的混亂局面。首輔楊廷和因議禮不合世宗之意而失寵，張璁、桂萼趁機攻倒楊廷和而入閣，接替首輔之職的是楊一清。然而野心勃勃的張璁不甘居其之下，網羅黨羽，竭盡全力攻訐，最後終於把楊一清趕下台，取而代之。以後夏言入閣，又鬥倒張璁，當上了首輔。不久，嚴嵩與夏言兩派之間的鬥爭更為激烈。嚴嵩行韜晦之計，表面上對夏言唯唯諾諾，暗中卻勾結京山侯崔元、錦衣衛都督陸炳等人，以議復河套之事為由，將夏言置於死地。「言死，大權悉歸嵩矣。」〔38〕嚴嵩雖然詭計多端，奸詐無比，但首輔之位最終亦未能保住。嘉靖四十一年（1562），閣臣徐階授意御史鄒應龍、林潤等彈劾嚴氏父子，「嵩坐世蕃大逆，則徐階意也。」〔39〕結果嚴世蕃被斬，嚴嵩被削籍。徐階任內閣首輔時，竭力援引同鄉官員胡應嘉、胡松、嚴納、李春芳為黨羽，力圖使自己在內閣黨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但徐階的謀劃也是枉費心機，閣臣高拱等見「徐階獨柄國，心不平，劾階居鄉子弟豪橫，盡奪其田，戌其二子。」〔40〕徐階也只得退出政壇，致仕而去。李春芳接替徐階的首輔之職，但其庸碌無能，故很快就被高拱所取代。高拱是穆宗的老師，很有些政治才能，但他與張居正不睦，穆宗一死，高拱就失去了靠山，被張居正勾結司禮太監馮保而攻下台。張居正為首輔，大權獨攬，其他閣臣「恂恂若屬吏，不敢以僚自處。」〔41〕但張死後，屍骨未寒，就受到群臣攻擊，慘遭抄家之禍。
為何嘉靖、隆慶、萬曆時期的首輔之爭會如此激烈，如此殘酷？筆者認為，這和內閣黨爭的特點密切相關。首先是每個閣臣為了鞏固自己的權位，爭奪首輔，都要拉幫結黨，都有自己的小山頭。明代閣臣都是翰林出身，在朝中長期任職，逐漸形成朋黨勢力。他們嶄露頭角，進入內閣之後，便有一些同僚、同鄉、門生及親信官員聚結在周圍，形成門戶。如嚴嵩掌權時，；「士大夫辦事輻輳附嵩，時稱文選郎中萬寀，職方郎中方祥等為嵩文武管家。尚書吳鵬、歐陽必進、高燿、許論輩，皆惴惴事嵩，」〔42〕為其鷹犬。嚴嵩父子還與鄢懋卿、趙文華、胡宗憲、仇鸞等人朋比為奸，結成一個勢力龐大的嚴嵩集團，以打擊政敵，鋤除異己。甚至連改革家張居正亦不知不覺地捲入到封建官場朋黨派系之爭的漩渦之中，拉幫結派，重用親信。《明史》云：「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馮保客徐爵擢用至錦衣衛指揮同知。」〔43〕張居正還竭力援引同鄉官員以為黨羽。史載「江陵作相，九列公卿半系楚人。」〔44〕張居正乃湖北江陵人，而湖北為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疆域。可見，張居正和他的前任首輔相同，以鄉誼、親誼及賄賂、請託關係為紐帶，形成了一個依附他的朋黨集團。
其次，在內閣紛爭中，各派勢力都充分意識到科道官的言事、彈劾之權在黨爭中的重要作用。史稱，「大僚非其黨不得安於其位。」〔45〕故凡為首輔大臣，總是竭力控制言路，「所愛者雖不肖必留，所憎者雖賢必去。」〔46〕選授給事中、御史、多切近鄉人、親友、黨羽，有所欲為，則托之論罷。」〔47〕「而科道轉為其鷹犬。」〔48〕遇有異己之政敵，言官就在內閣首輔的嗾使授意下，「群起而逐之。」在各個黨派之間，還遊離著一些相對獨立的科道官員，從表面上看，他們是不偏不倚，不依附於哪個山頭，實際上卻是見風使舵，隨機應變，一旦發現哪個首輔失寵於皇帝，權勢地位岌岌可危，就紛紛上疏攻擊，使其成為眾矢之的，藉以邀功請賞。
其三，首輔之爭的參與者雖然都是具有很高文化水準的士大夫，他們同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標榜以「仁、義、禮、智、信」為座右銘。但是在殘酷的政治權力鬥爭中，幾乎每一個人都結黨挾私，從個人恩怨出發，伺機報復，不擇手段地打擊政敵，權力的慾望和政治野心使他們成為冷酷無情的政客，用陰謀殘忍的手段置對手於死地，對他們來說是毫不奇怪的行為。即使未能達到目的，也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這些以儒學起家的閣臣大僚，雖然保持著道貌岸然的外表，但在心狠手毒這一點上是不亞於糾紛武夫和不通文墨的宦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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