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樓】柳亞子磨劍室：南明松陵，拜孫悼李（上）

光緒三十二年，柳亞子加入中國同盟會；辛亥革命後，他任臨時大總統府秘書；後來他又做到了國民黨中央監委。他的這些履歷講的都是他的從政經歷，而後世更多者則把他看成一位文人，而我在此所聊者，則是他的藏書事迹。

柳亞子是學者型的藏書家，他的所藏跟他的治學方向基本一致。整體而言，柳亞子的藏書分兩大門類：一者是他也跟別的藏書家一樣，將鄉邦文獻作為自己的藏書專題之一；二者是他因為研究南明史，為了能夠得到詳實可靠的資料，柳亞子花了很大力氣收集南明文獻。對於前者的收藏，李海珉在《藏書大家遺澤後世——亞子先生黎里藏書札記》一文中寫到：「一是鄉邦文獻，凡是黎里人的著作，從古到今，不論精粗，一律收藏，後來擴大到吳江，又擴大到蘇州地區。內容眾多，有詩詞、有文章、有書信、有筆記，也有小說，甚至連醫藥種植之書也盡加收集。為讓鄉邦文獻流傳後世，亞子先生可謂煞費苦心千方百計。他知道家譜、族譜不僅可以研究家族變遷人口繁衍，同時可以發現很多藝文資料，於是就向家鄉鄰里友好借閱譜籍，從中輯錄了不少吳江文獻。」看來，他為了收集鄉邦文獻確實下了大工夫。

廢棄的水泥船

而柳亞子的工作不僅如此，他除了自己收藏這些鄉邦文獻外，更為難得者，他還組織了一些有著共同愛好的人，一併來收集和研究，李海珉在該文中寫到：「1918年冬，亞子先生聚集了有志於保存鄉里文獻的同志，成立了『松陵文獻保存會』。凡保存會的同志，大家互通有無積極交流。亞子先生在吳江地區藏書家中選定了12位佼佼者，擬定了12個字，『文獻流傳，後生之責，維桑與梓』，一人取一字作為代號。具體的代號和姓名如下：『文（柳亞子）獻（黃伯緣）流（沈穎若）傳（金眼初），後（薛公俠）生（范煙橋）之（葉叩濂）責（沈丹忱），維（周嘉林）桑（陸賡南）與（顧悼秋）梓（黃病蝶）』，根據這12個代號再編訂一份《吳江文獻保存會書目》。這本書目共計收入吳江人著作740餘種，亞子先生『文』字型大小的款目多達650餘種，是各家之冠，不愧是吳江的藏書大家。」

而今被修成了遊覽步行街

古人刊刻大藏經，基本是以《千字文》來編順序號，這是了為便於查找和排序，不知柳亞子是否借鑒了這種排序方式，他竟然將吳江地區十二位藏書家每人分一個字，他的這種做法沒有聽說其他藏書也這麼做過。

柳亞子除了組織這些藏書家共同收集之上，他還動用自己的家人，包括他的兒子和女兒，都來幫自己抄書，《知無涯草廬詩》跋語中有這樣的話：「此冊原稿藏夢琴後人祥叔處，余未得見，見陸賡南所寫副本，因命兒子無忌重錄一遍，並志緣起如右雲。……分湖柳棄疾記。無忌敬書，時年十二齡。」當時柳亞子的兒子柳無忌，年僅12歲就開始幫助父親抄書，這種做法也確實太過稀見。

為了收集鄉邦文獻，柳亞子花了大筆的錢，李海珉在其文中寫到：「在亞子先生的印章中，有一顆閑章文曰『散盡黃金萬卷書』，一點也沒有誇張，亞子先生從1898年起到1927年離開黎里止，其間光為搜羅吳江鄉邦文獻就花去了一萬多塊錢，有時為了買下淘得的舊書，不惜舉債。在鄉邦文獻上，大多鈐有『柳亞子藏書』的印章，妥加保存，對那些珍貴的版本、孤本、善本，亞子先生甚至連印都捨不得鈐，生怕污損了珍品。因此，吳江老鄉說亞子先生『愛書如命』，這是中肯之論，一點也不誇張。凡是亞子先生研讀過的書籍，都鈐有『亞子過目』、『曾經柳亞子披覽』或『曾經分湖柳棄疾過眼』的印章。」

創意

除了鄉邦文獻，柳亞子的另一大收藏則為南明文獻。柳亞子收集這些文獻的原因，則跟他的政治觀念有一定的關係。陳燮君、盛巽昌主編的《20世紀圖書館與文化名人》有《柳亞子：藏書全都捐獻給國家》一文，該文中這樣敘述了柳亞子年輕時的所為：「1903年（清光緒二十九年），才十六歲的柳亞子已經讀遍了家鄉大量藏書，其中也包括當時風行的《新民叢報》和留學生所主編鼓吹革命的刊物等。同年，他就在黎里家鄉，創辦了《新黎里》（月刊），編寫數萬言的《中國滅亡小史》。這時他很欣賞龔自珍、梁啟超的詩和論述，但更敬仰明末張煌言、夏完淳等志士的為人，就此在日本東京出版的《江蘇》刊物上發表《鄭成功傳》和《磨劍室讀書記》。他是近代中國第一個為鄭成功作傳鼓吹的人。」

因為他藉助了這麼多反清復明之士的文獻，使得他有了對南明系統研究的想法，故而該文中又寫到：「在此期間，尚未弱冠的柳亞子，在開始獵尋南明史乘的同時，開始有目的地搜集、整理吳江地區鄉邦文獻，他在自傳中說：『此時我又在發狂地收買舊書，凡是吳江人的著作，從古時到近代，不論精粗好歹，一律收藏。』諸如凡借得孤本必親自繕寫或僱人抄錄，自己校勘，有的還斥資重刊。現已闢為柳亞子紀念館的當年吳江黎里周賜福堂的第五進樓上，櫛次鱗比排列著書櫥書箱，內貯各種書籍，它被稱為『藏書樓』。少年柳亞子藏書有條不紊，蔚為一家。」

街景

以上所言，只是講述的他的收集過程，而對於這方面的研究，該文中又稱：「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底日本侵略軍佔領上海，柳亞子困居上海法租界，居家簡出，自題寓所為『活埋庵』。他憤於國民黨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偏安一角，不以喪失大好河山為痛惜，先後選擇、編撰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吳易、夏允彝、夏完淳等人物傳記及亡明痛史，但是由於吳江早為日寇侵佔，無法利用家鄉所藏有關明清史料。他通過與上海藏書家相識相知，借用圖書，主要是阿英（錢杏邨）、胡樸安、朱希祖。」

柳亞子收集了那麼多南明文獻，可惜當日本人打來時，他的家鄉淪陷了，而他的南明史料又帶不出來，於是他就通過一些藏書家來借閱相關史料，遇到有價值的材料時，因為那個時代還沒有複印機，所以他只能通過抄寫來擁有。

生態

對於他抄書的情況，陳燮君、盛巽昌的文章中說到：「他還向隱名蟄居的鄭振鐸借閱善本《南疆逸史》（溫睿臨），且用了26天，將全書五十六卷全部謄抄完畢，然後著述了《南明史綱》四卷（翌年重訂為六卷）、《南明后妃宗藩志》、《南明記事史稿》等多篇。後在香港期間，雖然生活不甚穩定，但仍把《南明史綱》繼續擴充到八卷，且輯補了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56件的大書也靠抄寫，並且他只用了26天，如此推算起來，他每天抄兩卷書，這個工作量足夠大，當時他抄書的地點在上海的租界。到了1941年11月，柳亞子寫了篇《一年來對於南明史料的工作報告》，發表在了當月的《大風月刊》上。可見，他在這方面的工作很有成就。

一路前行

日本人佔領上海後，柳亞子來到了香港，他所收集的南明文獻也帶到了這裡，而後他在這裡仍然致力於這方面的研究和寫作。1941年12月8日，日軍佔領了香港，柳亞了躲到了澳門，因為走得匆忙，他所藏的南明文獻以及他的研究著述手稿都未能帶走，王謇在《續補藏書紀事詩》中談到柳亞子藏書的歸宿時稱：「家藏清初禁書集部綦多，近聞已攜赴首都寓邸。而所著《懷舊集》中著錄所藏明季遺書一大宗，幾與《禁書總目》相埒者，則抗戰時失於香港之變，杳不可蹤跡矣。」由此可知，柳亞子的藏書在日本人佔領香港時，全部沒了蹤影。

這些書去了哪裡呢？柳亞子曾寫過一篇《還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其在該文中說：「太平洋戰事爆發，我倉皇渡海，一本書都沒有帶走。後來，港九淪陷，聽說敵人佔領了我的羿樓，作為他們什麼報道部之類。又聽說，把我的一切書籍和文件都燒掉了。」

看來，柳亞子也不清楚他的藏書最終的歸宿。他用「聽說」二字來解釋他的書和文件都被日本人燒掉了，因為他在香港的居所成為了日本人的報道部。而後的相關文獻大多引用這樣的說法，比如陳燮君、盛巽昌主編的該書中說：「可惜這些字字心血聲聲淚的手稿，連同他多年搜集的資料和向胡樸安等借用的書籍，在日本攻陷香港時，為戰火漫及付丙了。」

聯想

柳亞子所藏的南明文獻在香港全部被日本燒掉了，這樣的說法流傳了三十餘年。到了1982年，這件事突然有了轉機。這年的5月9日，香港的《大公報》上刊登了柳亞子之子柳無忌所寫《尋書：柳亞子舊藏南明史料》一文，該文首先敘述了社會的普遍認定：「關懷先父柳亞子的朋友，與研究南明史的學人，都知道他在九龍羿樓（用后羿射日典故）所收藏的好幾百種南明史料，以及他所撰的南明史稿，都已在1941年底日軍佔領香港時遺失，像他自己所說的，成為『劫灰』。」同時還引用了柳亞子本人的說法，而後柳無忌在該文中又稱：「其實，柳亞子所聽到的消息，並不正確。在1942年香港被日軍佔領期間，他的南明書籍，非但未成灰燼，而且大部分還好好的保藏著，甚至美觀地裝潢在幾套夾板中間，上面分別摩刻著他自己所題的書名。這可說是奇聞！卻千真萬確，有文章為證。」

古老的石橋

柳無忌所提到的文章乃是王瑞豐所寫《柳亞子南明史稿收藏記》，該文發表於1944年9月16日上海出版的《古今半月刊》第55期，該文的作者詳細講述了自己偶然得到南明史稿及藏書的過程。如此說來，柳亞子的這些藏書並沒有被燒掉，而是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某人的手中。

可是，王瑞豐的這篇文章發表於1944年，為什麼過了38年柳亞子的兒子才得知這個消息？對此，柳無忌在該文中做出了如下的解釋：「王瑞豐這篇文章，刊於上海出版的《古今半月刊》第55期，1944年9月16日，正值汪偽政權時代，未為學者注意，此後亦無人提及。所以，關於這件事情，家父及他的友人都不知悉，總以為他舊藏的南明史料早在日軍佔領港九時成為劫灰。現在，根據王氏所述，至少在1944年時，這些書稿尚大部分安全無恙，至於以後的情形如何，有無特殊的事情發生，卻無從知道。」

不起眼的柳亞子紀念館

柳無忌說，1944年的上海正是汪偽政權統治時期，所以這篇文章發出來後並未引起他人的注意，所以也就沒人把這個消息告訴柳亞子，而柳亞子去世去1958年，直到其離世，他仍然認定自己的南明藏書變為了劫灰。其一生精力所聚之一，竟然是這樣的結局，想來柳先生至死都會是個遺憾，但沒想到在他去世幾十年後，這箇舊藏又有了柳暗花明的結果。

王瑞豐的這篇文章寫的不短，約有幾千字之多，他是如何意外得到的柳亞子的這些藏書呢？王瑞豐在該文中詳述了事情的本末，他首先講到民政部情報班的班長叫黑木青行，從名字可知這是個日本人，此人從台灣來到了香港。這位黑木因為受某少將之託，到香港後他打問《大公報》張季鸞的下落，其實張在此前一年已經去世，而黑木在打聽的過程中認識了王瑞豐的同鄉，於是王也就成為了黑木的朋友。

塑像

某天，黑木請一些朋友到其住處兼辦公地吃飯，王瑞豐在其客廳旁的一個小屋內看到了一個玻璃書櫥，同時他還看到了何香凝畫的一幅梅花，這幅畫的下面有柳亞子的題詩，為此王瑞豐意識到，情報班所佔的房屋很可能是柳亞子的書齋。此前，王瑞豐早就聽聞過柳亞子致力於收藏和研究南明史料，於是他意識到這個書櫥內很可能藏的就是這些珍寶，他很想上前翻看，可是又礙於他覺得自己跟黑木沒有深交，不便於太過唐突。好在當時有一位叫信子的女士從書櫥內拿了一本柳亞子《自撰年譜》送給了王瑞豐，於是他覺得黑木似乎對這些藏書並不在意，所以他小心地提出可否借閱這些書，沒想到黑木很爽快地答應了下來。

題寫詩詞

這個結果讓王瑞豐大為高興，於是他就從書櫥中挑選了幾本。王究竟拿了哪些書？他在文中寫到：「吳易傳初稿1冊全（文言體29年8月寫成的）；吳日生傳1冊（文言體29年8月寫成的）；夏允彝完淳父子合傳1冊全（修訂本）；吳易傳1冊全（文言體）；江左少年夏完淳傳1冊全（1940年10月29日夜分脫稿），該傳的特色，是以語體文寫成的，記得柳氏主修上海縣誌，也是採用白話體，這是在舊傳統中，別開生面的一點；周之藩傳1冊全（修訂本）；南明雜傳1冊全，中有夏氏父子傳、楊娥傳、趙夫人傳、孫璋傳、徐弘基傳、吳潘合傳、王戴合傳、吳志葵傳，共有7冊。」

可能是初次相見的原因，王瑞豐不敢多拿，他僅從櫥中挑選了七冊。看來這位王想細水長流，先跟黑木搞好關係，而後慢慢地從這裡拿書。可惜的是，黑木不久就辭官離去了，而這所房子則由黑木的親戚八木田來看守，住在此處的人還有黑木的女友張莉莉。這位張莉莉在香港也是著名的交際花，她常常招很多人到住處來，這種做法讓八木田很不滿，二人為此還吵過架，同時這位張莉莉還把房中的東西隨手拿來送人，而八木田又管不住她，於是他就前往王瑞豐家勸王把想要的書趕快都拿走。

賜福堂

看來，王瑞豐未曾想到有這麼好的一個機會。於是王事不遲疑，他立即跟八木田來到柳亞子舊居，雖然張莉莉怒目以視，但他還是從書櫥中挑選出了跟南明史料有關的書籍帶走了。

王瑞豐在文中詳細列出了他所帶回之書，從排列的順序看，我感覺這位王瑞豐對版本頗為在行。他首先列出了柳亞子藏書中的自抄本：

南明史料書目稿本1冊（有29年6月9日後記2冊）；補遺第1冊（附編目四種，關於華延年室題跋所載者）；補遺第2冊（關於圖書館及私家所藏者）；補遺第3冊（關於叢刊及叢書本者）；殘明大統歷，殘明宰輔年表合訂本1冊全（大興傅以禮遺著，有29年7月23日首記，又後記二則）。以上均為柳氏手抄本。

接下來，他又列出了柳亞子的批校本：

又足本南疆逸史8冊全：第1冊為紀略1至4全，第2至第8冊，為列傳1至52，附楊跋12首。按他29年9月13日全書校畢記里說：「校勘前後凡14日，合諸抄寫時期，共為34日。」觀全書不下十數萬言。僅以短短的時間，就完成這樣艱巨的工作，並且丹鉛校勘，詳證異同，這種治學精神，真值得我們欽佩。

而後他又提到了中文打字機的錄入本：

夏太史遺稿1冊全（從舊鈔本迻錄，有30年9月17日題記），玉樊丙戌集上下2冊全（從舊鈔本迻錄，有30年6月28日前記），上兩種為麟飛女士以中文打字機打成。

而後他又詳列出柳亞子得到的抄本：

南疆繹史7冊（卷首至卷20終）；海東逸史1冊全（翁洲老民著，魏如晦先生購贈，等於一部魯監國實錄）；明清紀略1冊全（吳江朱不遠著，朱字明德，即勾吳外史，飯香抄本，附跋文，胡樸安先生贈）；明季實錄1冊（胡藏吳縣朱氏槐廬校刊本，亭林遺書中之一，胡先生拆開借給的）。我想一本棄失便永無完日，自古名貴典籍，也往往是這樣散失的。聖安紀事1冊全（即明季稗史中的聖安本紀，與明季實錄同）；野史無文共7冊（胡先生代覓抄本），此書現為程演生先生所藏，也是抄本，原題淝水奈邨農夫（即鄭達）纂輯；晚明史籍考十本全（國立圖書館28年5月印行，有柳氏眉批）。

在目錄的最後部分，王瑞豐又列出了柳亞子已經發表的手稿：

南明史綱散稿一束，1至6編（看上面紅筆標的記號，是已經發表過的）；合柳氏自傳年譜，及「一年來對於南明史料的工作報告」。看來，柳氏寫成的南明史稿及參考各書，大致沒有失缺，只是聞隨筆1冊，不知什麼時候被應急需，竟撕去了半本。我也收藏起來，算是抱守之意吧！

由以上可知，這位王瑞豐所選出之書數量並不大，但卻是柳亞子研究南明史收集資料中的精品，可見這位王瑞豐對此是絕對的內行，他得到這些書之後也很珍視，因為他在1942年的春天還花了幾十元的軍票訂做了幾套夾板，特意把這些書保護了起來。當他離開香港時，他將這些書寄存在了一位好朋友的家中，此後他們之間在通信過程中，王瑞豐還惦記著這批書，朋友告訴他「請勿為念」，其潛台詞則是告訴王：他的這批書依然完好地保存著。再後來，這批書的下落就沒有了消息。

陳設

到了1982年，身在美國加州的柳無忌得知了這個消息，於是他就特意寫出《尋書》之文發表在《大公報》上。關於他寫此文的目的，柳無忌在該文的最後兩段寫到：

但是，我們不能因此絕望，我寫本文的動機，舊事重提就是想藉助於暢銷各地的《大公報》盼它的讀者，不論在香港、上海、山東，能指示我一條尋書的線索。

我更大的希望，當然是當事者如王瑞豐本人——那位妥為收藏史料並盼望「原璧歸趙」的熱心人——他在港的知己朋友，或他們的家屬，會看到這篇文字，並告訴我這些南明史稿仍完整保存的大好消息！雖然世變滄桑，但自1942－1982亦不過40個年頭，誰知道這些寶貴的書稿——在政府與學人正從事整理文史古籍的時候——不會重新出現？我樂觀地期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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