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光在11·23研討會上的重要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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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光11·23再度「出擊」並暴內幕編輯時間：2005/11/26 經濟學俱樂部

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持久鬥爭——劉國光在11·23研討會上的重要發言劉國光我講兩點吧。一點是今天討論「經濟學新論」的問題，其實也不是什麼「新論」。這些問題是好些時候、好幾年積累起來的，大概從90年代後期一直到現在。不過，現在越來越嚴重，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邊緣化，西方經濟思想在我們的教學以及經濟生活、甚至政治生活當中的影響。所以，引起大家注意，大家討論討論，我覺得還是很有必要的。我感覺輿論確實是很重要，如果大家都對現在形成的問題講一點話，聲音大了，有助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我是這麼想。但是，光有輿論是不夠的，提出的意見，我們在會議上，在文章上提出的意見，需要有關部門落實。我提出來經濟學教學方針的問題、教材的問題、教學隊伍的問題，還有領導權的問題等一系列問題，希望有關部門落實。對於我7.15同教育部社科中心的青年同志的談話，沒想到引起了這樣的波浪，大概8月份他們整理出簡報，上報上去，李長春同志很快就批下來了。8月17號，長春同志批給我們意識形態部門的幾位領導同志，雲山同志、至立同志、奎元同志、周濟同志等等，說「很多觀點，值得高度重視。」我們中央同志還是很支持的，意識形態部門的各位領導我想也是重視的。但是我不知道有關部門的態度，上面高度重視，有關部門怎麼樣「高度重視」？怎麼樣研究落實？我就不大清楚。已經3、4個月過去了，怎樣「高度重視」？我聽說，教育部派了調查組到一些大學調查，有一個大學，北京市很重要很出名的大學，我不講名字，據說院長說，國光講的跟我們這裡情況不符合，我們這裡沒有這個情況。說劉國光同志講的話是給教育部「抹黑」。我是聽到一些，在座同志有兩位也聽到一些，我聽的話可能不大準確，大概是這個意思。如果所有的大學經濟院系、經濟所、研究室的領導都這樣彙報的話，那麼我的講話就算白講了。很可能這個問題就不不了了之，解決不了什麼問題。當然不見得如此。我想也不是白說，因為我把問題提出來了。我在談話當中，講了「領導權」的問題。這就是一個「領導權」的問題。院長、主任如果是這樣彙報的話，那麼就說明，我們馬克思主義不佔據這個陣地，西方的經濟學者佔據了這個陣地，就變了。但是我想事情恐怕不至於都像北京某大學經濟學院的院長那樣。我希望有關部門做一些切實的、真正的調查研究，認真應對。最關鍵的是調查、研究、落實。輿論上大家鼓鼓勁，把這個問題搞清楚、弄明白，讓更多的人知道，這是很有意義的。但是如果調查、研究、落實得不好，就解決不了問題。還有，陳奎元同志提出來，反右防「左」，我很贊成他這個意見。（主持人問：國光老，您的意思是說「反右防『左』」不是您首先提出的？）奎元也提過，我也贊成。我很贊成這個意見。到了這個時候了，當然現在有些人很緊張，他們寫文章說現在不能提「反右防『左』」，現在主要矛盾還是供給與需求的矛盾。就用這樣不倫不類的理由來抵制。我想要針對現在思想界和意識形態領域主要的傾向是什麼？我們怎麼樣應對？中央應該怎樣研究？我想中央是在研究，中央很英明，研究對策，迅速地對付這些事情。我說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恐怕我們現在，我們講和平演變，我們講逐漸變顏色，恐怕要加快地進行下去。我擔心是這樣。所以，這個意見我希望也要落實。當然我們相信中央會解決。這是一點意見。第二點意見，我最近看到於祖堯同志的講話，他說，現在我們積极參加關於經濟學教學問題的討論，但是也不要寄過高的期望值。我也抱有同感。因為現在我們感覺到阻力還是很大的，如同一些同志所講的，經濟學界的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已經形成一種社會勢力。當然他不一定是正面舉旗，現在哪個敢正面地講反對社會主義？正面講也有，但是，躲在角落裡。真正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鼓吹私有化、自由化的人，已經形成一種社會勢力，他們在政界、經濟界、學界、理論界都有支持者，有同盟軍。他們有話語權的制高點。（有林同志插話：我昨天收到一個材料，市場經濟研究會開會，講什麼呢？講我們的漸進改革遇到挑戰，漸進改革的思路就是先易後難，先打外圍再攻堅，目前改革在攻堅，目前出現了矛盾、看法，甚至還有不小的阻力。他們把人民的聲音、馬克思主義的聲音看成是「阻力」。）我們現在這個問題的討論還是限於網路和一些民間的社團組織的集會，主要是網路上，一些媒體也開始進行很好的報道了。但是差不多4個月來，媒體上講的「主流經濟學者」，一些重要媒體，一直沉默不語。有人說，是「郎旋風」後的再次集體失語。多數人不了解情況，也不能怪他們。但是，有些人是了解情況的，在觀望。我聽到社會科學院辦公廳的人講，有人要看看劉國光有沒有後台，有就緊跟，沒有就緊批。有些人並不觀望，心裡很清楚，他們是想用沉默的辦法來封殺這篇文章的影響，想躲過這一關。因為他不敢正面交鋒。於是就用游擊戰的那種小動作，用筆名謾罵、諷刺，這些網上也不少。大家可能也看到。我過去不大關心話語權一類問題，我自己搞我自己的研究，也不大關心媒體、思想界的一些動向。我過去主要是搞一些宏觀經濟的研究，這些東西比較中立，所以沒有遇到困難，我過去發表文章沒有什麼困難。我總以為，現在與過去相比，我們自由討論的氣氛還是濃厚了一些。這次被意識形態的爭論卷進來了，就感覺到有「話語權」問題了，因為情況變化了，感覺有變化。我拿最近一些事情來說，我的文章在經濟研究所的刊物上發表，遇到了一些困難。我做這些東西，不是僅僅一個教學問題，更是一個經濟學問題，在經濟學雜誌上應該也登。但是，《經濟研究》雜誌編輯部，以種種理由，說你已經在別的地方發表過了，我們這裡不方便發表，還有一些其他的理由，不想發表。後來我還是堅持要發表，他們給我這個老領導面子，我以前曾在那裡任職，最後，10月份發表了。但是，發表還有一個問題，一般重點文章要在封面提要中刊出，對於其他經濟學同行的重要文章，講的同樣是經濟學問題，同樣是西方經濟思想問題，封面提要上點了，一發表就列入封面提要。而我的這篇就沒有出現在封面上。顯然態度是不一樣的。所以，我感覺到在我以前工作的單位裡面，也會遇到困難。這是我遇到的一件事情，他們以此表示與我劃清界限：我雖然發表你的文章，但是我不點。還有一個國務院某機關學術報紙，這個報紙有一位記者，在9月初跟我說，劉老師，我想摘發您的文章，用系列文章訪談的形式摘發好不好？我說，當然好。他主動提出的，後來沒有下文。兩個多月過去了，快三個月了，沒有下文。我也沒有在意。最近，他電話告訴我，他說這個事情，劉老師，我是報了上級，上級到現在還沒有批准。國務院某機關的報紙，很重要的報紙，到現在幾個月都沒有批，這又是一件事情。看來，他們不感興趣，或者是感覺到一個燙手的山芋，發表也不好，不發表也不好。另外還有一個廣州的報紙，經濟方面的，也是登經濟學的，我就不講名字了，這個報紙的記者，應我的要求，在9月份，根據我的文章，寫了一篇訪談。有這麼一個插曲，那個時候，因為北京大學的經濟研究中心負責人在這個報紙上也發表了一篇關於經濟學教學問題的文章，跟我有不同意見，我要求發我的訪談文章，那個記者也答應了。但是據告後來這個研究中心的負責人打電話通知這個報紙記者，說是他來找劉老溝通過了，跟劉老的意見差不多，所以，不要發表劉老的文章了。他是找我談過一些問題，溝通過一些思想，我們在一些問題上有交叉，但是沒有什麼關係，我不是對你個人，但是我沒有答應不發表我的文章，只讓你的文章發，沒有這個事。我只能說是他的秘書誤解了他的意思，我想他不至於水平低到這種程度，他可以發表文章，我不能發表文章。而且，我那篇文章也不是針對他一個人，是整個經濟學界的問題，又不是跟他個人的爭論。所以我說還是要把這個訪談發出來，這個記者還是按照我的意思整理了並送我改，但是後來定稿之後一直壓著不發，一直到最近，我問他的時候，他就回答，說對不起，我無能為力，現在我們內部有人事調整，無能為力，你的文章登不了。也不是我的文章，是他寫的訪談不登了，什麼原因？他支支吾吾說不出來，我說是不是因為文章水平不夠，或者你的觀點跟他們有矛盾，因此，他們不登了。他不講。他說，劉老師你這個文章里，講了諾貝爾獎的問題，你好像很消極，他們是很積極的，他們不同意你的觀點。他只講這麼一個理由。我沒有再多說，但是我心裡明白，關於諾貝爾獎金的事情，我在這篇文章裡面並沒有多說，我只是說中國的經濟學不要追捧這個東西。我只講這個，沒有什麼錯誤的地方。為什麼要追捧？我說，即使你們不同意也可以，刪掉就是了，因為這篇文章諾貝爾獎只是順帶提一筆，去掉後別的還可以發，本身也不錯。他就說，這個事情我沒有辦法。我就不講這個事情了。他們因為諾貝爾獎的事情就槍斃了我的訪談，實際上他槍斃的不是我，槍斃的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有生命力的，槍斃不了。我講這些羅嗦事情，無非是講現在阻力很大。我過去發表文章沒有阻力，現在，我接觸到意識形態就知道有阻力，包括我在自己工作的單位都有阻力，寫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不容易發。我感覺到問題不簡單。即使那個報紙很尊重我，「劉老」、「著名的經濟學家」，恭維得很，也一樣槍斃。說明我們這一場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經濟學教學、研究工作，在我們經濟決策工作的指導地位，是很艱巨的，是持久的鬥爭，我們要堅韌不拔地進行下去！(轉載本文請註明「中國選舉與治理網」首發)來源:作者賜稿來源時間：2005-11-26 ====================================================劉國光：如果改革造成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來源：《商務周刊》　　「有人認為，現在塵埃已經落定，市場佔了上風，計劃不再時興了。我不完全這樣看」——訪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　　10月25日，秋日晨光照在書桌上，82歲的劉國光正伏案思索。他時而疾書，時而小心翼翼地用橡皮擦去剛寫上的鉛筆痕迹。由於過於專註，以至於記者來到他的辦公室好一會，他都沒有發覺。在秘書的提醒下，劉國光放下筆，談起了他的公平經濟思想。　　《商務周刊》：十四屆三中全會時，中央提出了「效率優先」的說法，從去年開始又不提了，對此您怎麼看？　　劉國光：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提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是一個時期的說法，到了一定階段，我們的生產力發展起來了，效率優先的負面作用就出來了。社會上的一些人以效率優先、將「蛋糕」作大為借口，忽視公平，先富沒有帶動後富。最終導致貧富差距在擴大，社會矛盾突出。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意味著把經濟效率放在第一位，把社會公平放在第二位，兼顧一下。這怎麼也同更加重視社會公平搭不上界。這個提法頂多只適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某一段，不適用於初級階段的整個時期。　　《商務周刊》：中國的穩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與速度分不開的，中國的改革如果不講「效率」，是否會影響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劉國光：「效率優先」不是不可以講，但應放到應該講的地方去講，而不應放在分配領域。效率、效益、質量等一系列概念是與速度、投入、數量一系列概念相對應的。我們現在轉變增長方式的方針，要求把質量、效益、效率作為發展的最主要因素，而把投入、數量和速度放在適當重要的地位。對生產領域來說，可以講「效率優先」，但不能主要靠拼投入、增數量來實現經濟增長。這符合正確的「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大道理。因為不是任何發展都是大道理，不講效益、質量的發展就不是大道理，照這樣粗放地發展下去，其後果很令人擔憂。　　而在分配領域，效率與公平原先人們設想的是TradeOff的關係，或此消彼長的關係，即在一定範圍內擴大收入分配差距有利於提高效率，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不利於提高效率，所以有優先和兼顧之說。但是後來大家研究，兩者之間不單是TradeOff的關係，而應當是辯證的矛盾統一的關係，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和過小都不利於提高效率，要辯證統一的考慮。　　《商務周刊》：更加註重社會公平，讓一些人擔心中國的改革是不是又回到計劃經濟時期了。　　劉國光：絕不是。我主張更加重視社會公平、強調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就有人說，我要回到計劃經濟。這真是笑話。主張更加註重公平，就要加大政府干預的作用，這與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不矛盾。市場有好的一面，也有缺陷，如它不能很好地解決社會公平的問題，所以要政府施加力量。怎麼能說這是回到計劃經濟呢？當然，政府必要的干預，同官僚主義、權力資本化的問題是不能混為一談的。　　在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目標時，我們也要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機統一體。在中國這樣一個法治不完善的環境下建立市場經濟，如果不強調社會主義的公平精神和社會責任，如果忽視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就必然是人們所稱的權貴市場經濟、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鄧小平早就告誡我們，如果改革造成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　　我們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要建立政府宏觀調控下的市場，要有政府必要的干預。不要什麼都交給市場，不能迷信市場。如果過多的強調了市場，就一定會出問題。　　《商務周刊》：在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思想被邊緣化了，這是正常現象嗎？　　劉國光：一段時間以來，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上升，成為了主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被削弱和被邊緣化。我在江西一家高校聽老師講，學生聽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覺得好笑。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家裡，學生嘲笑馬克思主義的現象很不正常，對這個現象我感到憂慮。　　《商務周刊》：您為什麼會認為，西方經濟學的核心理論不適合中國呢？　　劉國光：西方主流經濟思想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前提和核心理論大體上包括：第一，經濟人假設，認為自私自利是不變的人性；第二，認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永恆的，是最符合人性的，是市場經濟的唯一基礎，這不符合歷史事實；第三，迷信市場自由化、市場原教旨主義，迷信完全競爭的假設和完全信息的假設。其實這些假設是不存在的，比如所謂的信息完全的假設就是不可能的，消費者的信息不如生產者，壟斷者的信息優於非壟斷的大眾，兩者在市場上是不平等的；第四，主張政府作用最小化，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這幾點同中國的國情都格格不入。　　《商務周刊》：經濟學僅是一門科學，為什麼要強調立場和意識形態呢？　　劉國光：那些提出中國經濟學要以西方經濟理論為主流的人認為，經濟學的教育不是意識形態的教育，而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但我們要明確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不是自然科學。自然科學沒有意識形態和國界的問題，沒有什麼資產階級的天文學與無產階級的天文學、中國的天文學和美國的天文學之分，因為自然科學主要是分析工具的問題。但社會科學不同，它反映不同社會集團的利益，不可能脫離不同階級、不同社會集團對於歷史、對於制度、對於經濟問題的不同看法和觀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點也不諱言意識形態的問題，同時也非常注意分析方法和敘述方法。西方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事實上也脫離不了意識形態，脫離不了價值觀念，雖然它極力迴避意識形態問題，宣揚所謂抽象的中立。但是經濟人假定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嗎？宣揚私有制永存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嗎？宣揚市場萬能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嗎？這些都是它的前提。所以經濟學教育不能迴避意識形態，也不能去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