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防空識別區」背後的三期戰略

06-11

中國「防空識別區」背後的三期戰略

　　自中國國防部於11月23日宣佈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以來，中日美三國的博弈呈現出了愈演愈烈的趨勢：先是中國的運-8和圖-154偵察機進入識別區內進行首輪巡邏，隨後美國的兩架B-52轟炸機和日本的P-3C巡邏機也先後進入相關區域巡航。28日，中國派出了包括空警-2000預警機、蘇-30戰鬥機和殲-11在內的主戰機群進入識別區，以此作為對美日挑釁的應對。但數日後，日美飛機也毫不示弱地以集群「入侵」作為回應……　　除此之外，從中國國防部「請日本先撤識別區，中國44年後會考慮」的回應來看，中國堅決保衛其空防安全的態度異常鮮明。這是否意味著「識別區之爭」就將長期地僵持在中日美「你來我往」的低烈性、耗損性的過招裡了?在筆者看來，中國「突然」劃定「防空識別區」，以及後續博弈中所表現出的異常堅決的態度，這背後所反映的，絕不僅僅是中國的短期訴求，它應當還凝聚著中國政府更長期的戰略籌劃，這裡面應當包括了短期博弈、中期謀劃和遠期構想三大部分。　　短期博弈　　東海防空識別區設立後，中國方面始終否認它是對特定國家和目標的有意針對。但從現實層面來看，日本毫無疑問的將是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最主要的「預防對像」和「衝突方」——畢竟，中日各自設定的「防空識別區」存在著大面積重疊，而且中日衝突的關鍵點「釣魚島」(日本稱為尖閣諸島)也「恰好」被囊括在重疊的識別區內，這就使得當前的衝突無法避免地被聚焦到中日博弈上。不過，這種情況或許正是中國政府所希望看到的。　　1969年，美國人正式將日本本島及周邊海空域的管控權交還給日本政府，順帶著，也將周圍的「防空識別區」一併交給日本。到了1972年，美國又將琉球列島的管理權交給日本，從而將日本的「防空識別區」進一步擴大到了釣魚島周邊空域，這就使得日本在過去的44年裡對相關海域握有實質的控制權。與日本相反，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中國政府出於外交需要，同時也因為受到了軍事技術條件的限制，使得中國在東海不得不對日本處處避讓，長期處於被動回應的狀態。　　不過，隨著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對於周邊海洋利益及本國安全利益的訴求日漸增大，這必然要求中國改變「被動式」的狀態。因而，在日本「購島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一改先前的退讓溫和，轉而以一種積極、主動、強硬的態度去應對中日在東海海域的各類摩擦。在中國政府看來，日本政府購島後，中日間所發生的一系列的低烈度的摩擦，不僅不會使中國陷入被動;相反的，還將有助於中國進一步加強對釣魚島及其周邊海空域的控制。　　本次「識別區衝突」正是這個思路的延續：「防空識別區」的設定，雖然在一定時間內會對中日、中美關係造成一些消極影響，但由於三方緊密的經濟聯系，又使得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也不敢做出極端的反應——這點可由B-52轟炸機只敢「輕裝上陣」地在識別區的邊緣地帶進行南北遊走，以及奧巴馬總統要求美國民航遵守中國防空識別區規則等現實來佐證。因而，可以預料，在經過一段時間的「過招」後，三方必將會尋求達成一個新的「默契」或「妥協」。屆時，中國的身份也已然可以從一個「受氣包」，轉變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合作者，何樂而不為呢?當然，這些都只能算是中國的短期博弈。作為一個善於以全局和戰略視角來審視未來的國家，接下來的中期謀劃和遠期構想恐怕才是中國政府劃下「防空識別區」行為背後的精髓所在。　　中期謀劃　　如果說東海海域對中國有著重要的經濟和戰略意義的話，那麼南中國海則是中國未來的能源依託和戰略關鍵所在。　　可以這麼說，劃設南中國海「防空識別區」是中國的國家經濟利益、海洋戰略利益和國家安全利益發展的必然訴求，它將是中國逐步推進和擴大自身在南中國海的控制力和影響力的關鍵一環。因而，中國政府在處理完短期博弈後，劃設南中國海「防空識別區」必將被提上議程，成為中國在未來十年到二十年間最重大的中期戰略議題。　　當前，中國之所以只是有針對性的在東海劃下「防空識別區」，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政府不希望在時機不成熟的時候去刺激過多的周邊國家，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外交壓力;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國希望通過「區域試點」的方式，來為更大範圍的「防空識別區」的劃設積累經驗。此外，如果中國能順利地「降伏」日本，那麼東南亞國家自然也將從「中日識別區衝突」中吸取經驗，這將為中國下一階段的「南中國海擴張」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因而，在當前，中國有針對性地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以及堅決地給予他國反擊，客觀上正是在為接下來的南中國海博弈做準備。畢竟，只在家門口的一個角落劃下預警區是絕對不足以保衛中國的國家安全，也是絕對無法滿足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訴求、海洋訴求和安全訴求的。　　遠期構想　　如果說上述的中短期博弈，都只是中國基於鞏固和維護其自身在亞洲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利益的現實，而採取的，或將要採取的具體措施的話，那麼，劃設「防空識別區」背後所隱含的國際利益訴求，則是中國更遠期的構想：從規則的服從者、參與者，轉變為一個規則的制定者。　　中國作為一個後起大國，它在半個多世紀裡一直艱難地存活在西方國家所制定的各類規則中：聯合國是二戰主要戰勝國的產物，它的所有規則都反映了主要戰勝國的意志，中國雖「僥倖」位列五常，但終究話語權有限;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決策權，至今還把握在歐美手中;國際貿易組織的遊戲規則完全是依照美歐的意志來制定和執行的……過去的幾十年裡，中國為了發展與傳統大國的經濟貿易關係，不得已地只能「甘做」這些不平等規則的服從者和參與者，處處屈服自己，受制於人。　　在過去的十幾年裡，雖然中國有嘗試著去推動一些「平等規則」的創建，例如東亞自由貿易區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等，可這兩年，隨著美國所主導的具有針對中國性質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的出現，這些努力都幾近付諸東流。　　以上這些都反映了強權國家對於國際社會游戲規則掌控權的強硬態度。作為後起大國，中國無法繞過「如何主導和制定遊戲」這一課的學習。而「防空識別區」的劃設，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中國對此「課程」的一次實踐。正如之前提到的，中國通過東海博弈來逐步獲得主動權，之後，在適當的時機，便可以去主導和推動相關規則的談判、協商和制定，進而實現從「家門口」開始，制定出新的、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遊戲規則，以此來確保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安全。綜上，劃設「防空識別區」只是一個開始，它將是中國推進接下來的中長期戰略的一塊重要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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