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沛東：「毛的孩子們」幫「鄧的一代」解決婚戀難題

　　「相親角是一個角逐慾望和比拼實力的婚姻市場，『白髮相親』的實質是 『毛的孩子們』試圖幫助『鄧的一代』解決婚戀難題。」華東政法大學社會學系教師孫沛東對早報記者這樣分析說。

自2005年6月起，每逢周末和節假日，在上海人民公園的北角，就會上演「白髮相親」的街頭劇，成千上萬的父母像趕集一樣，帶著列有子女各項相親條件的「簡歷」聚到這裡，以「擺攤」、「掛牌」的方式，為子女尋找結婚對象。

相親這種傳統的擇偶方式，為何會在上海這個中國最西化和現代化的大都市復活？白髮蒼蒼的父母為何要聚集到公園來代理相親？為什麼明知子女的婚事要由子女決定，他們卻樂此不疲地奔波於相親角？「白髮相親」現象背後有著怎樣的社會內涵？日前，孫沛東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學界第一本專門研究都市相親角的專著《誰來娶我的女兒？--上海相親角與「白髮相親」》，對「白髮相親」這種獨特的擇偶模式及相親角現象，從社會學、心理學等多重視角進行了深度解讀。

2007年，孫沛東獲得中山大學和法國巴黎政治學院的雙博士學位後，自廣州來到上海。為了儘快熟悉這個陌生的城市，幾乎每個周末，她都行走在上海的角角落落。那一年的9月8日，她來到位於鬧市區的上海相親角，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一群中老年人拿著寫滿子女信息的紙牌，三三兩兩或立或坐，以品評的目光相互打量著。最難讓她理解的是，這些被徵婚者竟以80後居多，主張「我的地盤我做主」的這代年輕人怎麼會在擇偶這件事上放手讓父母代辦呢？被認為是現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怎麼還有類似於父母包辦之類的事情在城市政經最核心的地帶上演呢？這些迷思像一團亂麻，讓孫沛東頗為困惑。自此，她每周到這裡蹲點，進行了為期10個月的田野調查，深度訪談了43位父母和15位待婚青年，收集了65例真實個案，然後進行了長達五年的研究和探索。

孫沛東認為，相親角是一個融合著各種慾望、講求實力、市場力量作用其間的婚姻市場。與傳統的父母包辦不同，「白髮相親」的實質是「毛的孩子們」試圖幫助「鄧的一代」解決婚戀難題。兩代人有各自的怕與愛，是他們的「共謀」， 構建了相親角這個光怪陸離的都市圖景。

對於相親角婚配成功率很低而人氣卻很旺的悖論，孫沛東給出的專業解釋是：與為子女尋找到合適的結婚對象相比，相親角在更大程度上是滿足了父母們自身的需求。她認為，相親角真正演繹的並非 「剩男剩女」的戲碼，真正的主角其實是他們的父母--當年的知青一代。「在相親角上展露無遺的是知青一代父母的集體性焦慮，『白髮相親』是他們對當下經濟、政治和社會變遷，尤其是市場化的一種回應與策略。同時相親角也具有排遣這種集體焦慮的潛功能，它為他們提供了懷舊和抒情以及日常交流的空間。」

這種由父母自發組織起來的相親角，雖自2004年起就先後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天津、瀋陽、蘇州、洛陽、濟南和徐州等大中城市興起，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學界對這一現象卻鮮有涉足。

資深中國研究專家、耶魯大學社會學系Deborah Davis（戴慧思）教授認為，孫沛東在這本相親角的專著中，再一次展示了她系統性地、睿智地研究日常生活的能力，就如她此前研究「文革」時期廣東民眾的日常著裝一樣。

兩代人的怕與愛構建了相親角

東方早報：據你研究發現，主要是誰在「白髮相親」？被徵婚者又有哪些群體特徵？

孫沛東：從我在相親角做的實證研究來看，這些代替子女相親的父母，年齡介於50到70歲之間，絕大部分都是本地人。總體而言，他們都是1949年建國以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七成人曾經上山下鄉、經歷過文革，而且一半以上的人的配偶也是知青，簡單地說，他們屬於知青一代。「白髮相親」這個群體的受教育程度較高，多數人具有高中以上學歷，只有四成不到的人教育程度較低；六成以上是企業管理人員、國家幹部和工程師等技術人員；平均每個本地家庭佔有住房一套半。從教育水平、職業和住房三個指標來看，「白髮相親」的知青一代父母可看作這個城市的中產階層。

被徵婚者中，女性佔六成以上，其中一半以上的女性的年齡在26-30歲之間，而接近一半的男性的年齡在31-35歲之間；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佔八成以上，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具有碩士學歷，有雙碩士、海歸碩士和博士學歷的人也不在少數；主要是本地人，至少是「新上海人」；以公司職員、公務員，或者如會計師、科研人員等專業人士為主。

東方早報：這些父母為什麼會如此介入子女的婚姻問題？子女是否同意父母為自己代理相親？這種「白髮相親」與傳統的「父母包辦」有何不同？

孫沛東：我想可以從制度層面來分析。首先，知青一代父母獨特的人生經歷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對子女的擇偶問題不管不問。上山下鄉是一種向下的社會流動，是他們人生中一次陡然的生命轉折，這種不怎麼「正面」的變故曾給知青生活帶來巨大影響，主要體現為知青個人生命歷程中的種種「背離」，如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甚至已婚者婚姻不幸福。正是這種被延後的戀愛與婚姻生活，使得知青一代父母對子女的婚姻有著非同尋常的急切與焦慮；而在1970年代末的回城大潮中，許多已婚知青的婚姻和家庭因遭受到衝擊而破碎，比如西雙版納農場5天內有3000對知青夫婦集體離婚，也令知青一代父母觸目驚心。即便是躋身中產階層，然而人生的梯子很窄，向上艱難，滑下容易。這些現實的境遇和眼前的人事容易讓那些曾經歷史性地被下滑的知青一代父母撫今追昔，心存危機。因此，這些父母對子女婚姻的高度熱忱，或許可以通過他們自身的婚姻及家庭生活來理解。

其次，獨生子女政策也是父母來相親角代替子女相親的一個重要因素。在相親角，絕大多數待婚男女都是獨生子女。家裡只有一個孩子，父母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這個孩子身上，盼著他（她）上好大學、找好工作、找好對象、過好生活，這種四好人生怎能在擇偶這個環節出錯呢？而教育、醫療、住房和養老等領域的市場化也在客觀上強化了子女和父母之間的聯繫，城市的第一代獨生子女上大學時剛好趕上學費雙軌制，父母為他們念大學支付了比較昂貴的費用；不僅如此，很多父母或節衣縮食，或通過理財投資，幫他們購買了婚房，至少準備了婚房的首付款，所有的努力怎能在擇偶這個事上停滯呢？正是因為存在生存、成才和養老等風險，獨生子女與其父母才毫無選擇地被「綁縛」在了協同擇偶這駕戰車之上。

另外，社會福利和保障體系的不完善造成了知青一代父母，對自己以及子女未來的生活充滿擔憂，這就促使他們力圖在婚姻市場上尋求「上遷婚」（俗稱「攀高枝」）的可能，希望通過婚姻關係的締結，為自己和子女的未來獲取一份或許更加可靠而有保障的人生保險。最為現實和突出的是父輩的養老和醫療問題。比如目前主要還是依靠子女來照顧老人，「三代單傳」夫婦可能要贍養12位老人，獨生子女家庭的負擔沉重。在相親角，父母們為原本已經非常優秀的子女不斷尋求比子女更為優秀的結婚候選人的案例比比皆是；而父母之間相互關注對方的工作單位、福利待遇、養老保險等個人經濟狀況和社保狀況這一現象的背後，也隱含著人們對未來生活的擔心。

至於子女對父母代理相親的態度，有的是明確反對，有的是期望與逃避並存，有的是同意或默許。這些子女大多都是「乖仔乖女」，求學時聽父母勸一門心思念書，工作了被父母催婚，才知道學校和父母都沒教過如何與異性相處，如何建立和維繫親密關係，再加上職場壓力大，城市交通苦，，自身圈子小等原因阻礙他們找不著對象。與傳統的父母包辦不同，「白髮相親」的實質是代辦擇偶，是「毛的孩子們」試圖幫助「鄧的一代」解決婚戀難題。兩代人有各自的怕與愛。在新生代婚姻這個問題上，兩代人的怕與愛奇妙地糾纏、融和在一起，於是就有了相親角這個光怪陸離的圖景展現在我們眼前。

「毛的孩子們」走過特殊的人生道路，從下放到下崗，他們接受了「不完整的教育」，「被耽誤的社會生活」，並遭受了「經濟轉型的困窘」，因此，對生活，他們有著特殊的怕。他們的子女--「鄧的一代」迎著改革大潮出生，頂著「獨生子女」的光環或者魔咒，進入了談婚論嫁的年紀。他們的父母--「毛的孩子們」的愛與怕就在子女婚戀這個環節集中爆發，因為怕，他們要求對方學歷良好，工作穩定，薪酬優厚，婚房齊備。因為愛，他們來到公園，不畏風雨，無懼嚴寒，擺攤設點。

而選擇公園這種公共空間來解決婚戀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路徑依賴。在上個世紀80年代，北京的龍潭公園就曾經聚集很多為自己尋找配偶的回城青年，那時他們是「自發相親」；20多年後，當他們的子女長大成人，進入擇偶階段後，他們又自發組織了「相親軍團」，這次，他們是「白髮相親」。

中國城市新個體主義與婚戀問題的公共化

東方早報：80後不是被稱為個性化的獨立一代嗎？我們是不是可以說改革開放這三十年來形成的所謂個人主義其實是一種假象？我們仍舊活在集體主義和家長制的陰影之中？

孫沛東：這個問題很有意思。耶魯大學社會學系Deborah Davis（戴慧思）教授為我這本書寫了一個序言，她認為上海相親角的研究還回應了閻雲翔及其他學者所進行的有關中國社會出現的日益增長的個人化趨勢的研究。單從子女對父母代辦擇偶的態度，就可以從一個側面發現中國城市中80後一代的一個新特質，暫且叫作「中國城市新個體主義的雙重內核」。一方面，獨生子女一代是在整個社會轉型過程中成長起來的「紙尿褲」一代，他們的自我意識和自我中心的實用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比父輩強烈；自我塑造、展現自我和追求個人發展的意願與動力更強大；同時，他們對感情、婚姻和家庭生活有不同於父輩的新的理解。就這些方面而言，在網路和新媒體的新技術條件下，他們與生活在西方的同齡人相差無幾，這是中國城市新個體主義中體現現代與後現代層面的部分，表現出來的態勢是外擴的，這是其內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