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市場經濟條件下政治經濟學的地位和作用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我國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已不能完全適應現實的需要；另一方面，反映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西方經濟學（即馬克思定義的庸俗經濟學在當代的發展），對我國經濟理論研究的影響日益擴大。在新的政治經濟條件下，如何處理兩種經濟學的關係，怎樣認識政治經濟學的地位和作用都將成為我們不可迴避的理論問題。本文打算就此表達一些個人看法。
1、從法國重商主義學者蒙克萊賢首次使用「政治經濟學」這一術語以來，政治經濟學已走過了三四百年的歷史。然而，「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才產生的」（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4頁。）。在英國，政治經濟學由威廉·配第經亞當·斯密到大衛·李嘉圖，在法國由布阿吉爾貝爾經重農學派到西斯蒙第，被馬克思稱為古典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也承認，古典經濟學是「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頁。），特別是「它的最後的偉大代表李嘉圖，終於有意識的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當作他的研究的出發點」（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頁。）。在古典政治經濟學之後，隨著兩大階級矛盾的激化，政治經濟學也發生了分化。
19世紀40年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歐各國已先後取得徹底勝利，與此同時，大工業的兩大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也從隱蔽狀態公開化了。在這一時期內，矛盾的激化導致了著名的三大工人運動：1831年和1834年的法國里昂紡織工人起義，1836年——1848年的英國憲章運動，以及1844年德國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等。三大工人運動徹底暴露了大工業的兩大階級的尖銳矛盾。工人階級需要自己的代言人，需要運用理論武裝自己。而資產階級也需要一種新的理論來為自己粉飾太平。這樣，古典政治經濟學已不能同時滿足兩方面的需要，政治經濟學的分化已不可避免。
政治經濟學分化的一個方向是所謂庸俗經濟學的產生。庸俗經濟學在英國是從馬爾薩斯開始，在法國是從薩伊開始的。到了19世紀末，在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那裡，他用「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以標榜其純經濟分析而不涉及政治因素的意圖。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庸俗經濟學的特徵「只是在表面的聯繫內兜圈子」（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頁。），其用意在於為資本主義僱傭勞動制度辯護，政治經濟學分化的另一個方向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產生。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產生之前，尚沒有專門為工人階級進行辯護的經濟理論，以《資本論》為標誌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產生則彌補了這一空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產生以後，政治經濟學的這兩種分化愈演愈烈，逐漸演化成兩種對立的體系。政治經濟學進入了空前的辯護時代，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得到了極大的體現。
資產階級經濟學被戴上了庸俗經濟學的桂冠以後，政治經濟學就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特稱。在一定的歷史和階級背景下，這兩種政治經濟學無論是在辯護對象上還是在辯護方法上都各不相同（註：長期以來，人們只承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而不敢（或不願）承認其辯護性。其實，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就是其辯護性，況且，辯護一詞本身也是一個中性的概念。）。首先，從辯護的對象上看，庸俗經濟學辯護的對象是資本主義僱傭勞動制度，並為其永恆性和合理性譜寫讚歌。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僅以工人階級為自己的辯護對象。《資本論》就是要幫助工人階級認清自己遭受剝削的根源何在，並引導他們如何走上自我解放道路。因此，《資本論》成了工人階級的聖經。其次，從辯護的方法上看，庸俗經濟學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注重事物現象的表面聯繫，熱衷於使用心理分析、數量分析等分析工具。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把辯證法運用於經濟分析，試圖透過現象看本質，將經濟分析與階級分析緊密結合起來是其鮮明的特徵。由此看來，19世紀的政治經濟學表現出了鮮明的階級性和辯護性，兩種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分歧最終可以歸結為對人的基本假設的分歧。
2、對人的基本假設的不同觀點反映了對人的本質的不同看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從「人的階級性和社會性」的假設前提出發，認為經濟理論研究的人不是超階級超社會的個人，而是處在一定社會背景中帶有一定階級屬性的人。「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頁。）恩格斯在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所做的評論中也曾指出：「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歸根結底是階級與階級的關係。」（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23頁。）這種「人的階級性和社會性」的前提性假設也可以稱之為「社會人」假設。在這種假設下，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中的個人，其行為必然受其社會背景和階級屬性的根本制約。與此相適應，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必然以階級分析方法為其根本方法。然而，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兩大行為主體——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並不是不存在共同的行為，而是這種共同的行為並不重要而被抽象掉了。由「社會人」假設和階級分析法所決定的資本家階級的本性必然表現為千人一面地對財富或剩餘價值的貪得無厭的追求；而工人階級由於天然地與最新生產力相聯繫，必然以追求自身解放為其階級本性，從而與資本家階級勢不兩立。在兩大階級的對抗中，資本家階級無意中造就了自身的掘墓人。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的最終結果就是要揭示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滅亡的歷史趨勢。
庸俗經濟學（包括「主流經濟學」與「非主流經濟學」）則以「人的行為是理性的」為假設前提。這種理性行為假設是指經濟活動中的人存在著儘可能增加自身利益的動機和行為。這些人在面臨若干個可選擇的方案時，必然會選擇使其貨幣收入或效用最大化的方案。所以，這種「人的行為是理性的」假設前提，又被叫做「經濟人」假設。「經濟人」假設從亞當·斯密以來已廣泛用於經濟分析之中。馮·米塞斯把這種假設當作「人類行為的基本邏輯」來看待，認為這一邏輯是不言自明的理論前提；瓊·羅賓遜則把假設看作是對普遍經驗的概括；赫伯特·西蒙對上述完全理性的假設表示懷疑，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假設。有限理性認為，由於環境的不確定性和複雜性，以及人自身生理上的限制，行為人要了解所有備選方案及其實施後果實際上是辦不到的。因此，決策過程中人們尋求的並非是「最大」、「最優」標準，而只能是「滿意的標準」（註：參見赫伯特·西蒙：《企業組織的理性決策》，載《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有限理性假設比完全理性假設更符合人類行為現實的複雜性，但是人們一般認為，有限理性假設只是修正了完全理性的約束條件，並沒有修正理性假設本身。所以，「人的行為是理性的」或「經濟人」假設仍然是庸俗經濟學理論的基本假設前提。與這種假設相適應，經濟分析則大量採用了功利主義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這種經濟理論中的人，其階級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作為現實的人，他們具有共同的經濟規律。這樣，不論是資本家還是工人，作為理性的消費者，他們同樣受效用最大化的支配；作為理性的要素所有者，他們同樣受收入最大化的支配。因此，這裡就沒有對抗，財富在各階級的通力合作之下生產出來並被分配和消費。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也必將和諧永存。
應該指出的是，由於對人的假設不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在研究方法和基本結論上也相差甚遠。至於「社會人」和「經濟人」這兩種假設孰是孰非，不能一概而論。一般地，在階級矛盾比較尖銳的時期和環境下，「社會人」假設可能更有見地，而在階級矛盾比較緩和的時期和環境下，「經濟人」假設則更符合現實。
3、長期以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我國處於凌駕於一切經濟理論之上的特殊地位。這種特殊的地位具體表現在：
首先，只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惟一科學的經濟學，除此之外的經濟理論都是庸俗經濟學在當代的延續或變種。對於庸俗經濟學可能存在的某些合理成分，必須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下，有批判地吸收和借鑒。
其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既是政治教育的基本內容，同時又是高等學校經濟專業的必修課程。它反映了政治經濟學作為意識形態和經濟理論的雙重身份。高校經濟基礎專業的學生在政治理論課上要學習政治經濟學，在專業課上還要學習政治經濟學。
最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被劃分成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三大部分。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部分和帝國主義部分以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為研究對象，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則以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為研究對象。
政治經濟學的特殊的地位又決定了其特殊的作用。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部分和帝國主義部分，其作用直接服務於批判資本主義制度，並為無產階級的解放指明道路。而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其作用在於為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提供指導，為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改革服務。然而，這樣的地位卻是脆弱的，其作用也未必能夠得到充分的發揮。
本世紀初偉大的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之後，世界上誕生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社會主義事業開創之初，政治經濟學向何處去曾一度引起人們的爭論。以布哈林為代表的一種觀點認為既然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規律，那麼，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政治經濟學已沒有必要存在了。列寧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仍然存在著I（V＋M）＝IIC的關係，仍然存在著兩大部類的交換比例問題。因此，社會主義也應該有自己的政治經濟學。後來，斯大林在其很有影響的小冊子《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理總結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和按勞分配規律等。在實踐中奉行的是計劃經濟、公有制和按勞分配製度。
然而這種模式在實踐中經過短暫的輝煌之後，便暴露出了其內在的缺陷，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實力不但沒有趕上資本主義國家，差距反而更大了。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出現了「短缺經濟」的現象，而資本主義國家卻成了「豐裕社會」。到本世紀80年代末，蘇聯就被迫解體了，東歐也發生了劇變，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在一夜之間就復辟了資本主義。與此同時，社會主義的中國則加大了改革步伐。實際上早在此之前，斯大林版本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模式就已經被動搖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學者也一直在探索怎樣建立起一個科學合理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體系。人們已經不能滿足傳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空洞的規律排隊和變化不定的政策詮釋方式。然而直到目前為止，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的合理體系仍然處於探索之中，而且還將繼續探索下去，因為沒有成熟的實踐就不可能有成熟的理論。《資本論》之所以能有一個嚴謹的理論體系，除了馬克思本人的淵博學識之外，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充分發展也不無關係。因為在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時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產生、壯大以至成熟已經經過了兩百多年的發展歷程，而社會主義的實踐尚處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企望過早地造就一個完整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是不切實際的空想。
資本主義世界也經歷了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性的大危機的爆發，使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基本矛盾得到了集中的體現。資本主義世界不得不從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作出調整。在實踐上，首先是美國「羅斯福新政」的出台。「羅斯福新政」大規模地採用了國家干預經濟的措施，為此，羅斯福總統還被政敵指責為「社會主義的傾向」。通過「羅斯福新政」，美國率先走出了經濟危機的陰影。在理論上，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於1936年發表了《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該書從理論上闡述了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干預經濟的必要性，從而在庸俗經濟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資本主義各國普遍採納了凱恩斯主義。這兩方面的調整，使得資本主義並沒有進入「總危機」，而是沿著相對平穩的道路繼續發展下去，資本主義的社會與階級背景和19世紀相比，也有了很大變化，階級矛盾已大大緩和。這一方面與資本主義國家日益強大的工會組織有關，另一方面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福利政策有關，特別是一些「福利國家」通過高稅收、高福利的政策已將收入差距大大縮小了。在這種背景下，無論工人階級還是資本家階級都已適應了以議會為戰場、以選票為武器來實現自己的政治要求和主張，並藉此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必須以發展的觀點來面對現實，並正確地看待自己的地位和作用。
4、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確立政治經濟學的合理的地位，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就必須進行以下三個方面的改進。
首先，關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惟一科學的經濟學的觀念應轉變。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本身就是在吸收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合理成分的基礎上產生的。在19世紀階級矛盾比較尖銳的背景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發展成了兩大對立的體系。但是，在階級矛盾趨於緩和，社會主義國家也實行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再把庸俗經濟學一概排斥在科學的經濟學之外，就顯得不合時宜了。況且庸俗經濟學對市場運行機制的研究實際上比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更深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雖然也研究市場運行，但更多的是從批判的角度進行的。因此，要更好地研究市場，必須更多地借鑒庸俗經濟學關於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理論。
其次，將意識形態和經濟理論區分開來。傳統上政治經濟學既是意識形態和思想教育的材料又是高校經濟專業的基礎課程，這種作法已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需要了。意識形態方面的內容應由政治學和哲學來反映，而關於市場經濟的經濟理論應該是通用的。也許有人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本質的不同，前者是以私有製為主體而後者是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其實不論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還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涉及公用事業、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等領域時，公有制經濟（國有經濟）都同樣具有不可替代的明顯的優勢。對於一般競爭性的行業，社會主義國家從改革的起點來看，的確是以公有製為絕對主體的，但是隨著改革的進展，公有制經濟逐漸收縮而非公有制經濟不斷壯大則是不爭的事實。當前我國經濟改革的難點和重點仍然是國有企業如何擺脫困境的問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也並非天然排斥公有制經濟。資本主義國家也有過「國有化」運動，在高峰時期，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國有經濟比例也曾高達20—30％。不過，當國有經濟一旦出現活力不足、效率低下，資本主義國家便又果斷地重新「私有化」了。總而言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有具體的差異，但是關於市場經濟本質的經濟規律應該是通用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治經濟學應能有效地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
最後，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帝國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的三分法應該打破。傳統上政治經濟學的三分法主要是體現了意識形態上鬥爭的需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這樣做已不能自圓其說了。因為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部分作為馬克思《資本論》的通俗版本，是一種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它批判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及其學說，目的是要號召工人階級徹底打破這種市場經濟制度以獲得自身解放。而在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我們又要努力探討怎樣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前邊反對市場經濟，後邊又要建立市場經濟，這就形成了自相矛盾。所以說，政治經濟學的三個部分的劃分已經難以為繼，需要探索新的出路。
5、在當今階級矛盾趨於緩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相互融合的時代背景下，政治經濟學的階級分析法已不再是最重要的分析方法了。政治經濟學的對資本主義的研究應該緊密結合當代世界的最新發展，不時地做出調整，不能固守馬克思主義的某些過時的結論和方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下，除了合理地吸收庸俗經濟學關於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理論和宏觀經濟理論之外，政治經濟學還應該在哪些方面發揮作用呢？
首先，政治經濟學應當研究公共選擇過程和政治市場。中國改革開放20年來，改革基本上是在經濟領域內展開的，而政治體制改革則相對滯後，在許多方面它已經構成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瓶頸制約。這說明在中國運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政治市場，研究政治過程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公共選擇學派在經濟理論上的成功則從另一角度說明了用經濟方法研究政治市場是可行的。
其次，政治經濟學應該研究改革過程和制度變遷。中國正處於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期。轉軌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制度變遷的過程，傳統政治經濟學並不是不研究制度，它研究制度是從批判的角度進行的，《資本論》研究資本主義制度是為了最終消滅資本主義制度。我們這裡所說的研究制度是從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來說的。中國的改革過程構成了漸進改革方式的獨特形式，而且具有豐富的實踐背景材料。這就為我們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改革過程提供了現實的支持。另一方面，以諾斯等人為代表的制度變遷學派已在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理論分析方面頗有建樹，這些必然能為我們的政治經濟學的重建提供借鑒。
恩格斯說過：「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9頁。）任何以僵化的觀點來對待政治經濟學的作法只能是斷送政治經濟學。在探討政治經濟學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地位和作用時，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最本質的精髓——批判精神，馬克思《資本論》的副標題就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所以，只有批判，才能繼承；只有懷疑一切，才能相信一切。<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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