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歷史最終還是報復了我們

書說簡短在最近的幾夜[一千零一夜]中，道長講述的是錢穆和他的《國史大綱》。他坦白自己在年輕的時候，其實並不尊重錢穆先生。在心高氣傲的年輕人看來，那一襲長衫的錢穆十足就是一個老古董。和道長有同樣看法的，還有接下來這篇文章的作者許知遠，我叫他「許爺」。在他還是一個憂傷的年輕人的時候，他和他的北大同學們也一樣十分看不上錢穆。「進步」，在他們那一代的詞典中是至關重要的，相比於「新文化運動那種將傳統一股腦兒扔進「歷史的垃圾桶」的豪邁」，錢穆似乎有點太唯唯諾諾了。他的同學余傑甚至還揚言「要剝錢穆的『皮』」。但最終，許爺在他這篇多年後寫錢穆的文章中說到：「歷史最終還是報復了我們。我們這一代人粗暴地理解了歷史，將世界看作一幅實用主義的圖景，把任何事物都當成了手段，最終我們要承擔缺乏生命意義的痛苦。」經「單讀」公眾號的授權，我們來分享這篇文章。無論是一千零一夜中的道長，還是為我們「單讀」的許爺，他們都經歷了某種對錢穆理解的轉變。年輕時的一塊紅布或許沒有讓他們看見錢穆心目中，那另一個截然不同的中國。那是一個飄著紅燒肉的味道，有風穿過松林的中國。

錢穆錢穆心目中的中國是另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同樣是課堂時光，我在為歷史不可避免的方向性與殘酷性而辯護，而錢穆則在讓他的學生描寫紅燒肉的味道，描述風穿過松樹的聲音……錢穆的中國夢 | 單讀音頻 Vol . 47本期單讀音頻，許知遠與你一起追尋一代大師——錢穆的中國夢

***錢穆的七房橋世界許知遠|文

一在前往無錫的路上，我時斷時續地讀著美國人傑里·鄧爾麟的《錢穆與七房橋的世界》。車窗外正是江南的陰鬱天氣，小雨下下停停。平坦寬闊的一級公路已把那些布滿蜿蜒河流的小鎮聯結到一起，沿途上不時出現的玻璃幕牆、金屬框架廠房、三五成群的青年工人，表明魚米之鄉長江三角洲已是新的工業革命的重鎮。穿過了崑山，繞道陽澄湖。在一家臨湖的餐館裡，我第一次吃到了陽澄湖大閘蟹，湖面上寒風瑟瑟，煙霧渺茫，屋內一壺黃酒溫暖滋潤。這是一次意外的旅程，大約一個月前，我迷上了錢穆。9年前，在選修的歷史課上，一位姓羅的青年教師給我們講授中國歷史，時間來到魏晉時，他戛然而止，決意讓另一位老師講述接下來的課程——因為中國歷史的青春期到魏晉時終止，再無心醉神迷之處。在告別前，他推薦了錢穆的《國史大綱》。在剛剛開張的北大南門的風入松書店裡，我找到了黃色封面的商務印書館版的《國史大綱》。這是一次註定夭折的閱讀歷程。豎排的繁體文字、文言語句、布滿正文的註解，中國人熟悉了上千年的行文到了我這一代已變成了陌生的叢林。我對於錢穆的身份仍有質疑，出生於1895年的他，在五四之後的那兩代中國知識分子中，身份不明。

錢穆新文化運動中讓我沉醉的是他的激進因素，是那種將傳統一股腦兒扔進「歷史的垃圾桶」的豪邁。「進步」，在我們的詞典中是至關重要的，不管大學與中學政治課是多麼空洞乏味，我們其實都是黑格爾的線性歷史的信仰者，我們要不斷拋棄陳舊，進入一個新階段；為了一個更光明的明天，我們可以對昨天與今天毫無眷戀，甚至殘忍異常。中國傳統看起來早已無力面對現代挑戰，我們何須要了解與學習它。魯迅的大部分篇章我都沒了印象，卻始終記住他對青年的告誡——多讀外國書，少讀甚至不讀中國書。線裝書理應被扔進茅房，儒家禮教中只寫滿了殺人，傳統中國就是裹著小腳的媳婦……「傳統」與「現代」在我的談話中被濫用，似乎真的存在著那麼一個時刻，所有的東西都改變了，帶有現代意味的都值得讚揚，而任何「傳統」都是阻礙，必將被歷史的車輪碾碎。在我閱讀所及的20世紀中國文化史中，錢穆混雜於一群人名中，他被提及，卻似乎從來不與時代旋律相關，他是少量對舊世界如此鍾情的頑固派，在李敖的記錄里，他在晚年時還為蔣介石唱頌歌……對錢穆的初次探索不了了之，甚至羅老師在我內心短暫地激起的中國文化的青春期熱情也迅速消退了——諸子百家、魏晉風度與我所生活的現代中國看起來毫無關聯，阿諾德·湯因比或者Google兄弟比他們更有力地影響了我的思想。

青年時期的錢穆二是史景遷促使我再次對中國傳統產生了興趣。「做中國人意味著什麼？」在對鄧爾麟的《錢穆與七房橋的世界》的書評中，史景遷詢問說，「究竟怎樣一種價值觀念，或者怎樣一種文化，與歷史的經驗和共同的民族起源相互影響著，將中國人緊緊地維繫在一起？」在一個標榜全球化的時代，認同危機卻覆蓋到每一個角落。在一個你可以隨心所欲地克服地理障礙的時刻，人人都在為自己的身份焦慮不安。這些危機有一些來源於古老的傳統，另一些則是由於一個嶄新的全球性的時代所帶來的。人口的快速流動、相對價值觀的普及、不同文化間的融合，這一切卻使人們更加迫切地想知道，「我是誰，我的截然不同之處是什麼……」不同的國家依賴不同的方式尋找獨特性，撒母耳·亨廷頓最近寫道：「日本人在痛苦地思索，他們的地理位置、歷史和文化是否使他們成為亞洲人，而他們的財富、民主制度和現代生活是否使他們成為西方人。伊朗一直被描述成『一個尋求自己特性的民族』。南非也在『尋求特性』……土爾其處於『獨特的特性危機』……俄羅斯處於『深刻的獨特性的危機』……」中國依靠的是什麼？在這一輪「中國熱」中，中國被描繪成世界上最富潛力的市場，最大的生產基地，中國人像40年前的日本人一樣蜂擁到世界各地，拍照、購物、參觀歷史遺址……成長的經濟力量賦予中國人一種新的自信與不切實際的驕傲，但他們身上卻看不出令人欣賞的品格，生氣勃勃為中國社會注入了活力、卻沒有讓人心生嚮往的魅力。更緊要的是，作為個體的中國人與由眾多個體連接在一起形成的中國社會，似乎正失去他們的靈魂，金錢作為這個社會運轉的主要潤滑劑與興奮劑已被過度使用。歷史最終還是報復了我們。我們這一代人粗暴地理解了歷史，將世界看作一幅實用主義的圖景，把任何事物都當成了手段，最終我們要承擔缺乏生命意義的痛苦。錢穆心目中的中國則是另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同樣是課堂時光，我在為歷史不可避免的方向性與殘酷性而辯護，而錢穆則在讓他的學生描寫紅燒肉的味道，描述風穿過松樹的聲音……在我們為今日中國信任網路的坍塌而嘆息時，卻通過錢穆發現那個封建禮教的社會通過「禮」來維持了一個值得依賴價值系統與保障體系。

錢穆在台北寓所素書樓前三好笑的是，我對錢穆的緩慢了解，是從這兩位來自美國的漢學家開始的。在鄧爾麟那本1988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的著作中間，印刷著十幾幅錢穆家鄉無錫七房橋的黑白照片，水鄉氣息與中國古建築的上翹房檐，親切不已。到無錫時已是夜晚，小雨仍未停。霓虹燈與汽車煩躁的鳴笛聲，打破了我的遐想。那些醜陋的、千篇一律的建築又出現了，幾層的小樓，白色瓷磚牆，深藍色玻璃，中國所有的市鎮，不管是南方還是北方，西部還是東部，總是驚人地雷同。在這座盛產文人風雅的城市，同樣到處都是房地產的廣告，園林風格早已被遺棄，人們最熱心的是「劍橋風格」、「北美別墅」。毫無例外，市中心被太平洋百貨這樣的購物中心佔據著，在路邊散步時就像走在縮小一號的上海淮海路上。如果你一時找不到路，沒關係，麥當勞總是處於市中心，而離麥當勞不遠處必有一家肯德基連鎖店。歷史悠久的無錫小吃店與麥當勞遙相呼應，聖誕節剛過，給我們端上灌湯包的姑娘們都戴著紅色的帽子，她們都在為聖誕老人盡未完成的義務。夜晚在東林書院的遺址喝茶，雨打窗外的竹林沙沙作響，400年前的讀書人也正是在同樣的情景下談論國事的吧。世界早已改變，我們身後的一桌人正在談論他們的新生意，過去幾年中在中國興起的商業用語瀰漫著整個空間，他們在說「團隊精神」、「執行力很重要」、「細節決定成敗」……臨睡前打開電視，所有電視台都在進行卡拉OK大賽，年輕一代們都在把不費吹灰之力的一夜成名視作人生理想。第二天清晨，我們前往七房橋。在錢穆成長的年代，從無錫縣城出發，如果走水路，需要四個小時，就能到達錢家門前的傲嘯涇，這是由錢穆的祖先所修建。這個家族漫長的歷程，正是中國社會的一角，它之所以能夠面對種種社會動蕩，是因為家族遵循著「禮」，它為家庭生活提供準則、價值觀，它為弱小的人群提供救助，當「禮」由家族擴展到整個社會時，它就變成一個國家的準則，支配著政府與人民、國家與外部世界的關係。

《錢穆與七房橋世界》但這套價值還可以應對19世紀末開始的、被張之洞稱為「三千年為有之大變局」嗎？作為「禮」的化身、一心要成為道德楷模的君子的中國知識分子，被中國政治革命中的蘭波式人物鄒容稱為「實奄奄無生氣之人也」，錢穆從一開始就要面對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的拉扯——一方面是現實的國際環境的殘酷，中國面臨的亡國之災，而另一方面，他依舊看到了那個存於詩詞典籍中的士大夫的風雅世界。16歲起，他成為了一名鄉村教師。接下來，他展現了與那個時代的主流知識分子截然不同的路徑。沒有海外留學的背景，也未追隨喧囂一時的各種新思潮，他在古籍里尋找另一個世界。他是一名偉大的自我教育者，從小學教師最終成為了北京大學的著名教授。難能可貴的是，他似乎從未從線裝書中逃遁，遠離現實的痛苦。他也從未將古代中國世界想像成一個烏托邦，而只是在一片文化虛無主義的論調中，重申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它是由特別的歷史際遇與地理環境所致。它的內在生命力，可以保證它在面對各種挑戰時，仍能保持自身，最危險的情況是，我們忘記了保持這種內在生命力。自小迷戀司馬遷的錢穆相信，沒什麼比歷史更能寄託中國人的智慧與情感。在抗日戰爭最為激烈的1937年與1938年，錢穆手不停揮筆寫著《國史大綱》，它跨越了幾千年的風雨，不斷重演著外族人入侵與被同化的歷史、中國人在面對外來挑戰時所表現出的氣節與智能……在一個西方世界佔據優勢時，中國正在跌落自信的谷底時，錢穆希望我們對於自己的歷史保持著「溫情與敬意」。像鄧爾麟一樣，我大學的那位老師也稱《國史大綱》是「國家的驕傲」。

《國史大綱》四錢穆的故居如今是一片空地，昔日五世同堂的舊宅只剩下殘缺的根基，冬日雨後的灌木蔓延其上。「我們一直想重修它。」錢煜對我們說。他稱錢穆是他叔公，在1949年錢穆離開前，他經常見這個很有學問的叔公在小巷裡散步，「他矮矮胖胖的，對小孩子很好。」錢穆在1949年之後的故事，似乎更為單純，他成為了流亡海外的中國傳統文化堅定的領導者。在馬克思的線性歷史論支配了中國時，他的思想不僅不合時宜，而且應該遭受批評。我去了桂林街，這是香港九龍的擁擠之地，像半個世紀前一樣，這裡仍是貧民窟。1949年10月時，錢穆與他朋友們在這裡創辦了新亞書院。余英時是二年級第二學期來此上課的。他在1950年春天從北京的燕京大學來到這裡，他發現「整個學校的辦公室只是一個很小的房間，一張長桌子已佔滿了全部空間」。而錢穆給他的第一印象則是「個子雖小，但神定氣足，尤其是雙目炯炯，好象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新亞書院在這個租來的三個單元兩層樓僅有的四間教室里，錢穆想保存中國文化的氣韻。在一個炎熱、潮濕的夏天，余英時發現錢穆正躺在地板上，他病了。他叫余英時去買《二十四史》給他讀，彷彿這足以驅逐所有的痛苦。新亞書院最終成為20世紀後半葉中國教育的奇蹟之一。而錢穆的故事從香港到了台北，他再未回到大陸。在他的家鄉，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的侄子錢偉長比他更聲名顯赫——他是一名傑出的物理學家和人大副委員長。但如今，一切似乎又轉變了。北京的書店裡擺滿了錢穆的著作，他對孔子的理解，注釋的論語，對中國歷史的再考察，甚至他在新亞書院時期所隨意寫的小文章都被整齊地收集好，精美地印刷出來。錢穆的歷史哲學甚至都與西方主流的後現代歷史觀有了關係——歷史不是對規律的探索，而是對意義的尋求。但是錢穆所讚美的那個「禮」的世界早已崩潰。沒人再以君子為楷模，人們把道德理解成不切實際的空洞話，只有利益才是理解人際關係與社會關係的鑰匙。錢煜說，一位本地企業家想出資重建錢穆的故居時，鎮政府卻要求，這筆錢必須通過政府來使用，計劃落空了。社會也充滿了重振儒學的口號，但那種粗暴的復甦傳統的方式，像是一出滑稽劇。風範可以被傳遞，卻不能被機械地模仿。中國傳統看起來就像是博物館中的展品，人們不知道如何賦予它現實的生命力，儘管人人都覺得這很迫切，中國的古典思想可能給我提供一些令人振奮的啟發。選自許知遠作品《祖國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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