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美女逛街差點讓鴉片戰爭提前十年

洋美女逛街差點讓鴉片戰爭提前十年2010-02-24 　　道光十年（1830），在廣州發生過一次洋婦逛街事件，幾乎讓鴉片戰爭提前了10年開戰。這一年的10月4日，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大班（東印度公司最高領導層之一）盻師偕同幾個外國女人從澳門來到廣州省城，坐著綠呢小轎，大搖大擺地住進了商館。此後，一連幾天，在為首的盻師夫人帶領下，幾個穿戴時尚的外國女人坐著綠呢轎，到處觀光。誰能料到，在接下來的時間裡，她們竟然成了一場外交風波的主角兒。　　「番婦」們（晚清有關西方女性的最早文字記載，來源於政府的官方奏摺或文件。在這些材料中，西方女性被輕蔑地稱為「番婦」）如此招搖弄得滿城風雨，官方震驚。因為夷人私帶家眷入廣州，以及私自坐轎入商館，都是中國官府曾明文規定禁止的。於是，中國政府責成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賓親自過問，並令外商退回澳門，不許在廣州省城停留，同時禁止夷人乘坐肩輿（轎子）。　　一場轟轟烈烈的外交交鋒活動就此拉開序幕。當盻師收到中國政府發來的公文時，並不領會中方提出的交涉；而英國商人雅各等，也拿著商行通事翻譯的漢字稟帖，親自跑到靖海門外呈遞，表示外商留在廣州商館，有時一住就是半年，如果不準攜帶家眷，實屬不人道。李鴻賓對洋商的抗議申訴稟帖也不加理睬。最後事態發展成刀兵相見——中方通告：如兩三天內，盻師仍不遵命將夫人送回澳門，將派官兵進入商館，實施驅逐。　　對此，外方派出水兵百餘人，攜帶輕便槍炮，夤夜在商館碼頭登陸，實施布防，保護商館。　　就這樣兩相對峙，「番婦」問題使中英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實際上，雙方都不願意把事態弄僵。廣東官員怕涉外事件激化，難以向朝廷交代，於是急忙派洋行商人出面做輸導。最後，還是英方先讓了步，向清官府報告了派兵保護商館的原因，並說如果中國官方肯保障商館安全，水兵和槍炮自當撤去。在得到李鴻賓的保證後，英國水兵撤回兵艦去了。 水兵撤了，但盻師夫人以照顧有疾病的盻師為理由，並沒有立即回澳門，等玩夠了，才動身回澳門。　「番婦」不準進廣州城、「夷商」不準乘轎入館，是大清先帝立下的規矩。 18世紀前後，全球性的航海貿易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中國。一時間，富饒的中華帝國引得外國貿易商船紛至沓來。面對勢不可擋的海上貿易狂潮，康熙決然解除持續300餘年的海禁，創立粵海、閩海、浙海、江海4大海關，作為外國商船來華貿易的指定地點。 然而，在海外貿易蓬勃發展的時候，走向全盛的清政府為什麼要關閉口岸呢？主要原因是，乾隆自大地認為中國不用依靠外貿就足以自足；另一方面，這也是警惕外國人對大清的滲透。而一樁轟動一時的「外洋通商案」，則成為乾隆清廷做出這個決定的直接原因。　　1757年，大清國進入了乾隆盛世。這一年，乾隆皇帝突然宣布：「口岸定於廣東，洋船隻准在廣東收泊貿易。」於是，清廷把中西貿易全部聚集在南國邊陲，沿海其他3個海關對西方商船關上了大門，而且採取的措施強硬，態度異常堅決。　　18世紀，中英貿易為英國和它的印度殖民地提供著每年500萬英鎊的進賬，高風險、高回報的對華貿易，極大地刺激著英國人。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都選擇到廣東的粵海關貿易，形成了固定的貿易路線和通商慣例。為了開拓貿易，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英國東印度公司派出英國的第一位「中國通」，開始到浙江沿海投石問路。這位英國人在廣州貿易多年，通曉漢語，熟悉行情，漢語名字叫做洪任輝。他偕同公司大班漢森，乘船直抵浙海關寧波口岸。寧波在康熙年間是開放的口岸，後來因海岸灘淺水急和商人資本薄弱，被英商逐漸放棄。英船久不北上，此時忽然闖入海濱要地，乾隆最直接的反應就是對浙江海防的憂慮。　　為阻止英船北上，乾隆帝採取了一種折衷的方案：不宣布禁令，而是提高浙江關稅，讓外商無利可圖。奇怪的是，浙海關稅額的增加並沒有嚇跑英國商人，不久，乾隆得到信息：英商寧可多交稅也要到浙江貿易。　　為處理浙江海關事宜，乾隆帝將熟悉廣東外貿的兩廣總督楊應琚調任閩浙總督。楊應琚接連上了兩份調查報告，認為浙江不比廣東有虎門之險可守。浙江海面遼闊，無險可守，洋船揚帆就可以直達腹地。奏報中不無擔心：洋船上裝載炮械雲集天朝商港，這對於沿海清軍水師是個巨大的威脅。乾隆當即硃筆批示：「所見甚是。」然後分別密諭兩廣總督李侍堯和閩浙總督楊應琚：「口岸定於廣東，洋船不得再赴浙省。」這就是給大清國的海疆政策帶來劃時代變動的「一口通商」上諭。　　接下來，英國商船在浙江被逐，清朝沿海官兵處處設防，英商不得不按照老規矩回到廣州。但是，事情並未了結。乾隆二十四年（1759）七月，一艘三桅小洋船「成功號」出現在天津大沽海口，英印公司派洪任輝北上京師，向清廷控告粵海關腐敗勒索和廣州洋行壟斷貿易，並請求開放門禁，自由貿易。　　一個西洋人膽敢跑到天津來告大清帝國海關的狀，這讓乾隆感到十分震驚。他召開軍機大臣會議，決定派遣京官將洪任輝從陸路押解回廣州，福州將軍新柱從福建省前往廣州，會同兩廣總督李侍堯一起在廣州會審。　　這場洋人控告案最後的結果是，雙方各打50大扳，粵海關監督李永標被撤職查辦、抄家流放，洪任輝以「溝串內地殲民，違例別通海口」罪，被遣送澳門圈禁3年。　　洪任輝案結束後，清廷便把外商作為重點防範對象，兩廣總督李侍堯提出了一個「防範外夷」的規章，並得到了朝廷批准。其中一、二款，都是限制外商的行動和私生活的內容。　　廣州開埠之初，洋婦就和槍炮一樣被拒之城外。當時遠涉重洋而來的西洋婦女都暫時生活在船上。乾隆十一年（1746）開始，兩廣總督准許「番婦」居住澳門。此時正處於四口開放時期，也就是說，清廷在實行「一口通商」之前，就已經厲行對外國婦女的查禁制度。　　把洋婦與槍炮等同看待，在今天看來很荒誕。那末，清政府為什麼要長期奉行防範外國婦女的政策呢？　　首先是一種戒備心態。西方婦女那胸部暴露過多的服裝，那隨意同男人握手的動作，與中國傳統禮教大異其趣。她們進入口岸，勢必傷風敗俗。清政府要用隔離的措施，控制「姦邪」的滲透。　　其次是出於限制外商的需要。禁止洋婦入城，以防止外商在省城安家落戶。沒有溫暖穩定的家庭生活，必然讓外商對定居廣州產生反感，也就不用擔心他們長期滯留下去了。清政府採取這種制裁措施，讓決心在廣州發財的洋人付出代價，實際上，這也正是清廷故意想讓那些外國人知難而退而設下的圈套。　　當然今天看來，禁令女眷同往，的確有些不盡人情。讓居住廣州的男性洋「光棍」們十分苦惱。為此，美國商人亨特在《舊中國雜記》中記述道：「他這些駐廣州的外國人，都成了身不由主的修道士，女人的聲音，對他們來說，簡直是一種奢侈品。」　　是案子總得有個了結。當事人盻師夫人走了，盻師也回了澳門。朝廷只好找相關人來說事，於是，那個送綠呢小轎給洋人的謝五做了替罪羊。　　11月初，謝五被傳拘監禁，罪名是：交結夷商，私送綠呢小轎。最後，總督李鴻賓與巡撫朱桂楨合議，結案：發往伊犁充當苦差，以示懲做。　　待李鴻賓等人把審判結果奏上報行，朝廷認可了，但謝五也已在獄中瘐斃了。　　可是，一些明眼人卻心事重重。道光十一年（1831）三月，「留心夷務」的工科掌印給事中邵正笏，給皇帝上了個「廣東貿易夷人日增桀驁，請飭嚴定章程，以彰國威而戢夷志」的摺子。提出通過盻師夫人事件，看出外國商人在華開始自恃國力，有輕看清朝官吏的趨勢。此外還列舉了夷人違例8條，並附片陳說應密訪內部漢奸。　　道光遂諭令關東巡撫朱珪楨密查。朱奉旨後，會同廣東布政使桂良飾屬下到澳門一帶密訪。5月復奏，將邵所舉各遂一解釋，除盻師桀驁不馴一事大致屬實外，大多屬於傳聞，誇大其詞。又說替換盻師的大班羅治臣人頗恭順，一切買賣，俱屬安靜。其他邵正笏奏摺所列的8條中，如洋人聚眾進靖海門、斃命漢民、橫行街市、雇乳媽買婢女，以及買內地書籍、漢奸教讀等等，均經調查，並無其事。於是模稜地說：「嗣後總應隨機稽查，有犯必懲，以杜其源。」　　道光皇帝看了復奏，也沒什麼可說了。而後，李鴻賓又和朱桂楨等聯名同擬8條關於夷務的章程上呈，除過去已有之外，特意將禁止「番婦」住館、夷館坐轎和偷運槍炮入省等3項明確強調加進。道光皇帝也同意了，僅強調「不可任夷商等日增倨傲，玩視法度，總當於撫馭綏來之中，不失天朝體制，方為至善」。　　實際上，盻師夫人一案的處理，已使英國人摸清了大清帝國地方官的底牌。包括總督李鴻賓在內，都被後人揭為「為官不清正廉潔的人，貽海疆隱患」。　　過了3年，即道光十四年(1834)，英國政府取消了東印度公司在華的貿易壟斷權結，專門設立了駐華商務監督，派律勞卑來粵，大班改為夷官，中、英之間一度發生嚴重糾紛，終於導致了鴉片戰爭。「番婦」事件也成了英國商人煽動反華情緒的口實之一。鴉片戰爭之後，英國人可以「帶同家眷」寄居通商口岸的條文被明確載入《南京條約》。 從此，大清帝國的街道上，常常能見到各種各樣的「番婦」招搖過市。（摘自《中華遺產》 胡忠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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