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發展更要軟著陸

政治發展更要軟著陸

――訪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

蔣兆勇 孫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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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間傳說，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是接近中共最高權力層的「文膽」。我們帶著探訪「文膽」的心情來到中央編譯局，操著一口浙江普通話的俞可平在他明亮的辦公室接待了我們。他明確否認自己是「文膽」，且不認同現代的民主政治體制還有存在師爺、「文膽」的必要。他說：「師爺啊、『文膽』啊，我認為是中國傳統的政治產物，應當慢慢通過中國現代的民主決策體制來替代，決策不應當依靠幾個『文膽』的個人行為。那樣才對呢！」他的話讓我們心生感動，進而感到這位身材瘦削、書卷氣十足的學者的可愛。

大公報記者就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諧社會下的穩定觀、中國社會轉型等熱點問題獨家採訪了俞可平。

大公報記者：請您談一談對未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前瞻性看法。

俞：這個問題實際上涉及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是一個非常受人關注的問題。作為一名研究當代中國政治問題的學者，我當然對此也十分關心。從總體上說，我對未來的中國政治發展比較樂觀，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談到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海內外有一種較為流行的觀點，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飛速發展，中國社會也發展了巨大的變化，但政治體制沒有實質性變化，甚至沒有什麼重要變化。有人甚至把這一點當作中國經濟發展的一條成功經驗。例如，有一個很有名的美國學者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正是得益於這條先經濟而後政治的改革路線，反之，前蘇聯改革的失敗是因為奉行了一種相反的先政治後經濟的改革策略。

我不同意這種觀點。確實，如果純粹按照西方的政治標準，如多黨制還是一黨制，三權分立還是三權合一等，可以說中國的政治體制基本上沒有變化。但政治評價的標準不應當只有這一種，如果從中國的政治分析標準來看，如政治的內容、領導體制、黨與國家的關係等，這種看法就是不確當的。對於中國社會來說，在影響社會發展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三種基本因素中，政治始終是最重要的，正如深諳中國傳統文化的毛澤東所說：「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對於中國社會來說，不進行重大的政治改革，經濟體制就很難有實質性的變化。被稱為改革開放標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本身就是一次政治變革。我們完全可以說，中國的經濟多元化進程是由政治改革啟動的，但經濟改革的深入反過來又促使政治體制的進一步變革。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給中國社會所帶來的影響是整體性的，它不僅影響著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影響著人們的價值觀念、文化傳統和政治生活。在過去的 20 多年中，中國的政治生活至少在以下這些領域發生了重大變化：自由、平等、人權等現代政治價值日益深入人心；民主意識、法治意識、權利意識逐漸增強；黨和國家開始適度分離；公民社會開始出現；把建立法治國家作為政治發展的目標；擴大直接選舉和地方自治的範圍；政府和企業分開；政治環境變得相對寬鬆。比如，《大公報》在海內外都有影響，但是即使像《大公報》這樣的媒體，以前像我們這種身份、這種機構，接受你們的採訪也是不可能的。

這些改革的直接結果是，民主範圍越來越擴大。即使按照西方的直接選舉標準，選舉的範圍也一直在擴大，我們最初搞村級直選，現在有些鄉鎮已經開始直選了。公民的權利也更加得到重視。我覺得我們現在很多人講民主，沒有抓住民主的要害。民主真正的目標事實上要落實到公民權利的保障上，這個是最關鍵的。如果從這個角度看，覆蓋的領域寬了，實現的程度也越來越高了。幾年前我們提出人權，還是把它當作西方的口號，可現在已經把它寫進憲法。早些年，我寫宣揚人權的文章，我從馬克思主義角度分析，認為社會主義更應該講人權，當時還有人批判。現在把人權寫入了憲法，這是多麼大的變化啊，也是很重要的進步。

當然，毋庸諱言，與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和公民對民主政治的要求相比較，我們的政治體制在不少方面還嚴重滯後。例如，我們的民主和法治程度還不高；政治制度還相當不完善，還存在許多不合理的規定；決策過程不夠科學，政策失誤過多；政府管理職能越位、缺位和錯位現象同時並存；政府行為不規範，依法行政水平不高；一些政府管理機構設置不夠科學，行政成本過高，而行政效率則偏低；政治過程不夠透明，公民的參與程度不高；政治生活中弄虛作假、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鋪張浪費等相當嚴重；官員個體的腐敗和單位集體的「公共腐敗」同時並存；缺乏科學的政績觀，「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還比較普遍。正因為我們在政治生活中還存在著這些嚴重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至少像重視經濟體制改革那樣重視政治體制的改革。

說到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我覺得有幾點是不可變移的。換個角度說，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應當做到： 1 ）使中國的政治生活變得更民主，使公民的權利得到更多的保障，使社會變得更加法治，使政府行為給公民帶來有多的公共利益； 2 ）在充分借鑒人類政治文明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建立一套適合中國特殊國情的中國式民主制度。它既包含人類共同的政治發展規律，又具備在中國有效推行的現實條件； 3 ）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的公共利益，走一條增量政治改革的道路，或者說增量民主的道路。

按照這樣的思路，我覺得政治體制改革可能千頭萬緒，但突破的重點應當放在以下這些方面：第一，發展黨內民主，以此帶動社會民主。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是政治權力核心，沒有黨內民主，社會民主很難有實質性的發展。第二，積極推動基層民主，特別是縣鄉兩級的民主，為民主政治打下最堅實的基礎，讓廣大公民切實感受到改革不僅帶來經濟利益的增加，也帶來政治利益的增加；第三，加大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的力度，採取有效措施，建立法治政府、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效益政府和透明政府；第四，積極培育公民社會，要更少一些統治，更多一些治理。即更少考慮政府自身的利益，而更多地考慮社會的公共利益。

大公報記者：您怎麼看和諧社會的穩定觀，跟以前的「穩定壓倒一切」有沒有什麼不同？

俞：我一直在倡導「動態穩定」。市場經濟要求動態穩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所要達到的不再是一種「傳統的穩定」，而是「現代的穩定」。傳統的穩定是一種靜態的穩定，其主要特點是把穩定理解為現狀的靜止不動，並通過抑制的手段維持現存的秩序。與此不同，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現代的穩定則是一種動態的穩定，其主要特點是把穩定理解為過程中的平衡，並通過持續不斷的調整來維持新的平衡。

我們現在應當追求的是動態的穩定、現代的穩定，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維持一種靜態的穩定、傳統的穩定。傳統的穩定以「堵」為主；現代的穩定則以「疏」為主。「堵」就是，你對上級不滿，你要抗議，我不讓你抗議；你不是要反映么，我不讓你反映，要不就採取措施處罰你，讓你不敢。動態的穩定就是，如果公民對政府不滿，你可以向政府說出來，只要你有道理，政府就改正。如果你沒有道理，或者違法對抗政府，我就按照國家的有關法律制度，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哪怕你鬧得很兇。總之，動態的穩定就是，只要不違法，公民有什麼不滿就可以說，可以申訴，甚至說一些使政府不高興的話，做一些使政府不高興的事，如上訪啦，發發牢騷啦，說一些情緒比較激動的話。政府根據公民的合理要求，對政策和制度進行及時的調整，這樣就把原來的平衡給打破了，建立了新的平衡。我講的動態平衡是一種過程中的平衡，這對執政能力是一個挑戰。過去維持穩定的辦法對政府官員來說比較簡單，現在就不一樣了，政府也要跟公民談判，政府也要妥協，要滿足公民的要求，要進行體制改革。這就是執政為民，執政為民就應當是這樣。如果政府的政策真正是為老百姓服務的，就要不怕麻煩。所以，動態穩定對政府是一個現實的考驗，我覺得大概真正的穩定也只能是動態的穩定，那種傳統穩定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的經濟發展要軟著陸，政治發展更要軟著陸。這麼大一個國家，如果政治震蕩，出現了不可預期的社會大衝突，對誰有損害啊？對整個民族，對每一個人！對誰都沒有好處！所以我們要構建一個和諧社會。

我認為，我們在社會和諧方面正面臨著五個方面的挑戰：一、社會利益分配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個人之間出現分化，不同的利益群體開始形成。二、在中國目前特殊的社會政治現實條件下集中反映社會利益衝突的信訪數量呈現出上升的趨勢，特別是群體性上訪事件的年均增速近年來更是達到了驚人的程度。三、公民對政府的不滿甚至抵制，在一些地區和部門相當嚴重。四、社會利益群體之間開始產生嚴重的不信任和不合作。五、刑事犯罪率持續上升，人們日益明顯地感到安全感的缺乏。

如果沒有社會公平，社會和諧是沒有基礎的，如果政府和公民沒有合作，和諧社會是根本沒有希望的。如果政府和公民對著干，社會就沒有和諧，所以政府要和公民合作，即要實現善治。我們古人的政治理想是仁政和善政，用英語說是 good government ，這主要是講政府自己要好；而善治 good governance ，是整個社會治理狀況要好，其前提就是政府要和公民合作。什麼是和諧社會？從現代民主治理的角度看，我認為，和諧社會主要有八個方面的含義：和諧社會是一個理想的社會、多元的社會、合作和寬容的社會、民主和善治的社會、秩序和法律的社會、公平的社會、誠信的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社會。

大公報記者：有人說，中國應該從傳統社會轉向公民社會，您作何評價？

俞：這也是我非常關注的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多個利益主體並存，國家不可能把所有事務都管理起來，這樣做既不現實，也沒必要。我們現在倡導政府要降低成本，輕裝前進。政府要從一些原先由它管理的領域中退出來。那麼，當政府不去管理時，誰來管理這些必須管理的領域呢？讓老百姓和社會去管。如果政府從管理中退出來了，但沒有人去進行必要的管理，那就亂套了。所以，公民社會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第二、民主政治也必然要求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的公民社會是民主政治的基礎，民主不是政府替公民做主，而是讓公民自己參與政治生活。公民社會是公民進行政治參與的重要依託，公民社會通過各種民間團體，將分散的公民組織起來，實現公民有效而又有序的政治參與。

從以上兩個方面可以看到，公民社會在中國的崛起，是隨著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發展而必然要發生的過程，對此政府應當採取積極的態度。

前面我說過，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要實現的理想政治狀態是善治 good governance ，所謂善治，其實質就是國家與公民社會的良好合作，是兩者的最佳關係。國家要實現善治，首先要有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沒有公民社會，就不可能有善治，最多只有善政。中國的公民社會還剛剛開始發育，還很不成熟，其作用也十分有限，並且深深地帶有自己的特色。我們不能完全用西方的標準來衡量，若按照典型的西方標準，目前的中國幾乎沒有公民社會。西方的東西要借鑒，政治學的公理實際上是一樣的，但中國政治確實會有中國自己的特色。公民社會也一樣，公民社會隨著市場經濟而興起，並且對民主政治日益產生影響，這是普遍性。但是在中國，公民社會有什麼特徵，它怎麼樣興起，如何發揮作用，它的制度環境又是什麼，政府應當採取什麼樣的政策，所有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研究。

大公報記者：你在電視上說過：「民主是個好東西」。

俞：民主肯定是個好東西，這是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整體而言的，是對執政為民的政府和政黨而言的。但對自私自利的和短視的官員而言，民主不僅不是一個好東西，還是一個比較麻煩的東西。所以，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一定要站在國家、民族和全體人民的角度來看待民主，民主可能要付出一些重大的代價，但它絕對是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所在。民主也是近代以來世界各國政治發展的普遍趨勢，是不可阻擋的潮流。但實現民主需要現實的條件，它是一個增量的進步過程，必須採取極其審慎的策略，否則，效果會適得其反。所以，推進民主政治，既需要極大的勇氣，也需要極高的智慧。

來源：大公報 來源日期： 2005-3-14 本站發布時間： 2005-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