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中國經濟仍需高資本運行

工作日午後的北京長安街寫字樓泛著金光，來到採訪約見地點時，已近下午5時。在那裡，《國際金融報》記者見到了尚在接受另一家媒體採訪的倫敦市前副市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羅思義（John Ross）。雖然隔著玻璃窗，記者卻可以感受到他高亢而激昂的語調，似乎像是在發表演講，當他看到記者時，便立刻腳步咚咚咚地走出門外，打招呼說稍等片刻。正如在《唐頓莊園》中的英國紳士那般，禮貌之外又添了幾分謹慎和認真。

似乎還未從剛才的「激昂」中緩過來，面對記者，羅思義開門見山地問「你的問題是什麼」，我們的訪談便從各界最關心的中國經濟展開。

在羅思義看來，中國經濟之所以取得飛速發展，依靠的是高資本積累模式。而現階段的中國要想繼續保持高增長模式，依然要加大資本投資，也就是說要從居民儲蓄、企業儲蓄和政府預算三方面入手，提高國家儲蓄總值，從而保證較高的資本投入到經濟運行中。

五年後成最大經濟體

當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經濟靠創新來驅動時，他認為經濟發展靠的是高資本的積累，當其他人表示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中國特色」時，他說中國的經濟發展其實就是普遍的經濟規律。中國將在5年後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中國的經濟成就毫無疑問乃世界之最、中國對世界的減貧貢獻率達100%，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諸多樂觀評價，很多人認為這位英國公知在幫中國「說好話」。

羅思義告訴記者，他和中國經濟的緣分已經有35年之久。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期就對中國的經濟形態感興趣，當時他主修的是國際經濟專業，關注國際經濟發展動態，自然就對1979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91年，他發表了題為《為什麼經濟改革在中國大獲成功，俄羅斯卻失敗了》的文章，而這篇文章被證明是正確的，「理解了中國會成功，而且必定會成功，才真正對中國經濟感興趣」。

2000年，羅思義被邀請擔任倫敦經濟和商務政策顧問，這個職位相當於中國城市的副市長。在此之前，羅思義一直在做自己感興趣的投資諮詢工作。羅思義表示，他最大的興趣在於通過研究數據，對經濟趨勢作出正確的判斷和決策，就像當時預測俄羅斯經濟會面臨失敗，中國經濟會成功一樣，數據分析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直喜歡用數據說話的羅思義幽默地對記者說，「1975年我用于思考中國的時間僅為1%，1979年經歷過改革開放則變為2%，1984年則變為15%，而通過中國和俄羅斯的對比研究後，我思考中國的時間在1991年佔到33%至35%。現在來到中國做研究，思考中國的時間則佔到了一半。」

對中國經濟的濃厚興趣驅動著羅思義和中國建立更加密切的聯繫，2008年副市長任期結束後，出於對中國經濟的情有獨鍾，他來到了中國，先是擔任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訪問教授，現在則是人民大學重陽研究院的研究員。

羅思義對記者表示，「作為西方的經濟學家，我對中國經濟非常了解，也非常了解國際經濟發展趨勢，我相信兩方面的知識相加會大於三。我想和中國經濟學家合作，如果把兩方面的知識結合會產生更好的結果，那些認為中國應該向西方學習的觀點是錯誤的，我認為我們應該向中國學習。我喜歡學習，也喜歡在這裡工作，這是世界上最有趣的地方之一。」

生活水平增速最快

改革開放取得的經濟成就驗證了1991年羅思義所做的經濟判斷，同時俄羅斯現在面臨的經濟困境也應驗了。不同以往的是，現在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羅思義卻依然信心滿滿地作出判斷，「中國將在5年後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

當記者談及對中國經濟持樂觀態度時，羅思義卻相當嚴肅地表示，「不！我是現實派，我認為樂觀和悲觀都是不好的，只有現實是好的。」

根據羅思義的研究，評價中國經濟發展最簡單的指標就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然而現實的問題是，無論是教育、交通、就醫等各方面中國還面臨著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很多人認為中國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貧富差距，而且很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羅思義非常激動地表示，「這是荒謬的！中國不僅消費增長速度世界最快，同時其人均預期壽命還顯著高於其經濟發展水平。這些事實證明，中國已輕而易舉地成為世界上生活水平增速最快的國家。」

羅思義喜歡用數據和各種經濟學指標說話。當問及為何說明中國經濟如此成功時，羅思義拿出了他做研究的兩個指標，一是中國的消費增長速度，二是人均預期壽命。

「關於中國最不正確的說法之一就是，中國的消費和生活水平增長緩慢。」事實上，中國消費增長速度與任何國家相比都是最快的，無論是在居民消費方面，還是包括如教育和醫療等與生活質量密切相關的政府消費方面，中國的消費增速幾乎是美國的3倍。

此外，衡量一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人均GDP和其人均預期壽命長度之間有著很強的關聯性，中國人均GDP排名世界第86位，但預期壽命排名世界第75位，也就是說中國人均預期壽命高於就其經濟發展水平預期的壽命。

在西方的經濟學家中，大約有33%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經濟是成功的，這不是大多數，但也不是很小的比例。看好中國經濟的高盛前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表示，自2007年以來，如果計算商品零售數據的話，中國的消費者對全球消費的貢獻已經超過美國消費者。

「那麼2/3的人不同意的原因是什麼呢？」羅思義表示，是因為他們用錯了經濟理論。在中國，一些人錯誤地認為，全要素生產率，也就是創新因素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但他們沒有看到投入才是經濟成功最重要的因素。經濟增長要素中，資本投入遠比全要素生產率更為重要，而且經濟發展的水平越高，情況越是如此。

上世紀50年代，經濟學家羅伯特·索羅提出了推動經濟增長的兩項投入，資本和勞動力。除此之外，他還提出例如知識、技術等創新引起的增長，這種增長通常被稱作全要素生產率。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全要素生產率成為分析經濟增長原因的重要工具。

然而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戴爾·喬根森、Gollop和Fraumeni 3位經濟學家通過對美國45種行業的調查發現，其中有36種行業，僅中間投入一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超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投入成為經濟增長要素中最為關鍵的一環，全要素生產率的分析工具似乎變得「過時」了。

全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中所佔的比率是微乎其微的，成熟經濟體中這個比率僅有11%，與57%比重的資本投資的貢獻相比，全要素生產率不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因此，任何主要依賴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是行不通的。

投資不足成難題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中國也加入了全球化的步伐，參與了世界範圍內的勞動分工。由於在技術創新上處於先天的弱勢，一直被貼上「中國製造」的標籤。

自去年年初伊始，我國中東部地區出現了大範圍的霧霾天氣，長時間大範圍霧霾天氣已影響17個省（區、市），受影響人口達6億，北京地區尤為嚴重。有觀點稱，中國政府在過去30多年一味追求GDP而罔顧保護環境，依賴於「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增長模式，已經把「中國模式判了死刑」。中國經濟的成功經驗在環境污染面前失去了說服力。

對此，羅思義表示，這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如果將現在北京的霧霾與1952年倫敦事件做對比，倫敦的污染程度將會更甚。

19世紀，英國進入工業急速發展期，倫敦工廠所產生廢氣形成極濃的灰黃色煙霧，造成多達1.2萬人因為空氣污染而喪生。此後，英國出台了一系列的空氣污染防控法案，制定了國家空氣質量戰略，在城市外圍進行大面積綠化。倫敦解決最危險的污染問題花了10年時間，徹底解決煙霧的污染用了20年。

「我認為如果中國政府制定了很好的環境治理決策，污染問題在十年內就可以得到解決，比如現在北京的霧霾。」

除了環境問題外，現階段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房地產低迷的現狀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房地產投資占整個固定資產投資的25%，對GDP直接的貢獻率在12%-13%之間。房地產投資下滑會直接影響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經濟還可能會出現硬著陸，從而波及到貿易、製造業，甚至銀行業。

有觀點稱，中國現在的房地產泡沫很像2008年的美國。對此，羅思義表示，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對美國經濟造成沉重打擊，雖然中國的房價和美國的房地產危機很像，但中國房地產行業現在的問題根本沒有美國那樣嚴重。

「沒有人可以準確地判斷經濟，它太複雜了。就像GDP的增長沒有人會預測是7.2%或是7.5%，但我們應該知道的是到底是5%還是7%。」羅思義表示。

經濟下行壓力下，我國也開始啟動諸多改革措施。與市場接軌，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成為這次改革的重心。在國企分類改革的思路下，混合所有製成為國企改革的大趨勢。而羅思義表示，「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好的主意。」

羅思義解釋，由於改革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都是國企，國企大多具有壟斷的性質，但也有更多的兼容性，相對於私企來說具有更多的資源優勢，如果國企過多地進行市場化改革，就意味著將私企賺的錢放到公共部分，將會把市場價格提高，那樣將導致很壞的結果。

而談及金融改革，羅思義表示，銀行只是提供借貸業務，不提供生產，也就不會產生資本積累。雖然私有銀行的發展讓中小企業更容易借到錢，但私營銀行主要是投機行為，如果他們變得強大，將會對國家的金融體系產生壞的影響。在國外，私人銀行是相當危險的，這也就是說私人的銀行必須保持小的規模，但如果是小規模，就不會很重要了。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調整階段，羅思義分析稱，中國經濟增速變緩的原因是因為投資變少，以前固定資產投資佔25%，現在只佔17%。「我認為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仍然是國家儲蓄總值，也就是可用於投資的資本總量」。

國家儲蓄總值包括3種類型，一是居民儲蓄，二是公司儲蓄，也就是公司盈利，三是政府儲蓄，其實指的是財政預算，財政預算是負值。如果將三者綜合起來，你就能得出國家總體儲蓄水平，從而保證較多的儲蓄可以用作資本投入。

應向富人徵稅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4夏季達沃思論壇上提出的創新、改革、開放、環保、城鎮化5個關鍵辭彙引發輿論關注。從國際化經驗來看，無論是治理環境污染，還是推進城市化的進行，都意味著更高的政府支出。

按照羅思義的研究，提高國家總體儲蓄水平，就能夠保證更多的資金用於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

固定資產投資變少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來源於稅收的政府投資變少，二是來源於公司盈利的個人或企業投資減少，徵稅太多，政府缺乏足夠的資金預算，所以國家總體儲蓄減少，投資自然就會變少。

不足為奇的是，歐州國家的政府支出占其經濟比重已遠高於中國。2011年，歐盟政府支出占其GDP的49.4%。而如里根那樣曾用長篇大論強烈反對州政府支出的美國總統，其任期內比重也從23.5%增加至25.0%。而中國的政府支出所佔比重卻相對較少。

中國是一個高稅率的國家，為政府支出擴張融資必然也會意味著稅率的大幅增長。然而現實的問題是，作為政府稅收來源的企業，已經擔負著過高的稅率，盈利空間狹窄，而在將居民個人收入作為稅收來源的部分，又面臨著貧富差距過大的社會問題。

那麼怎樣提高國家總體儲蓄水平來保證政府支出以及更多的儲蓄可用於投資呢？羅思義表示，首先公司應該要快速地成長和發展，創造更大的盈利空間，雖然這個過程會比較難。中國在十年時間就有了華為、海爾、小米等世界品牌，我們應該保持信心。其次，在短期內，政府需要投資更多，政府應該向富人增加徵稅，這樣政府的預算在GDP所佔的比例就會減少，企業的盈利空間就會增大。

向富人徵稅，已經成為各國緩解貧富差距陣痛的藥方。然而這種「劫富濟貧」的措施卻是幾家歡喜幾家愁。奧巴馬的「富人稅」在國會中碰壁難產後，日本政府又向富人「拿起了刀」，此外，英國、法國也向富人徵稅來緩解財政壓力。

業內人士稱，中國10%的社會上層其財富份額佔到總量的70%，那麼在貧富差距嚴重的中國，徵收富人稅到底可行嗎？羅思義表示，這取決於政府是否願意這樣去做。從國際經驗來看，中國對富人徵稅非常低，在國外有遺產稅，在中國對於財產沒有所有權，因而有很大的實施空間。

美國經濟將衰落

放眼世界經濟，歐洲的經濟增長近乎停滯，美國經濟也增速放緩。在羅思義看來,許多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戰略強調創新，這一戰略在過去十年也取得了非常令人滿意的結果。但由於忽視人力和非人力資本投資，將導致其經濟增速繼續下滑。

面對經濟停滯，歐洲央行的負利率政策，羅思義表示，歐洲央行誤把問題的「果」，即銀行貸款額過少，當成了問題的「因」，想要擺脫困境，就應該從因果鏈的另一端開始做起，即增加投資，最終對私營企業造成影響。

美國推出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對全球金融市場的影響已經顯現，不少新興市場國家出現了貨幣貶值、資本外逃、股價下跌等不良反應。業內人士稱，美國QE退出，將會使得人民幣出現貶值，繼而衝擊國內樓市。然而羅思義卻堅定地說，美國經濟將會出現衰落，對中國經濟不會產生影響。

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使得中國保持了長期增長率，也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方面遠比其他主要經濟體成功得多。在2007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間，中國經濟增長78%，美國經濟則僅增長8%。

據了解，羅思義撰寫的一本關於中美經濟研究的書《崛起的中國，衰落的美國》即將出版，全書將分為三部分展開：為什麼中國經濟會崛起？為什麼美國經濟會衰落？以及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

「中國經濟發展的原因是保持較高的資本和勞動力投入，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保證用來支付投入的儲備保持在較高水平。」羅思義解釋說經濟的增長，需要有很多的儲蓄。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東亞經濟的繁榮，其具體特徵並不是投資導向模式，而是政府所能調動積累起的巨大投資數額。

與此相對的是，如果錯誤地認為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就會採取政策去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不是積極地增加要素積累（高儲蓄率、擴大人口的勞動參與率等）。事實證明，近些年來美國不重視資本投資和勞動力發展，造成的後果就是，由於TFP對經濟增長貢獻太小，以至於無法支撐經濟增長。「如果美國不重視資本投入和勞動力發展，結果將會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