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政治審慎是知識精英的社會責任

06-11

知識精英有關政治的知識呈「碎片化」

當前知識界有種現象，那就是但凡有專業的人都試圖將自己的學科知識作為議論和評判政治的標準。但問題是，很多人關於政治、尤其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判斷都是一錯再錯，其根本原因在於他們關於政治的知識實在太少。正因如此，筆者認為知識精英們在談論政治時應該保持審慎和低調。

政治其實是關於國家變遷的學問，即使在知識爆炸的今天，人類依然不能有效地回答國家興衰的奧秘。我們關於國家的有限知識是，政治是「國家」的代稱，國家權力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包括經濟權力、軍事權力、文化權力、社會權力和作為上述權力關係總和的政治權力，經濟、軍事、文化和社會等因素都是政治的基礎或者說重要內容。在這個意義上，倒是古人一開始就把握了政治的本質：政治是共同體的善業，即關於國家的整體性事業。這也就是政治學一直被稱為「國家學」的原因，政治學也是最古老的學說，有人類共同體就有如何治理的問題。

然而，近代以來，作為「國家學」的政治學開始分化，首先分解出經濟學，繼而又誕生了社會學。僅這三門社會科學的基礎性學科還不夠，三大學科又被肢解成各種零散的分支學科，彼此門檻很高，壁壘森嚴，結果學者變成了井底之蛙，各學科的人對於作為「國家善業」的政治的知識都是碎片化的，基於此，關於「國家」命運的判斷自然是不可靠的。歷史學如何呢？要說歷史是關於一個國家變遷歷史的研究，似乎更能整體性地把握國家命運。但是，歷史學離不開觀念學的歷史觀，即國家歷史的記載都是經過觀念過濾的，企圖發掘歷史「真相」只不過是另一種觀念化努力而已。以史為鑒，可知興衰。但是，歷史本身並不是「答案」，歷史學也不能提供「答案」，否則各個國家也就沒那麼多麻煩了。

「拿來主義」更使中國社會科學先天不足

除了學科視野的狹隘性讓人們習慣於盲人摸象，更嚴重的是，近代之後人們的世界觀認識論出現了大問題，其中之一就是二元對立世界觀，比如政治與經濟、國家與社會、傳統與現代、民主與專制、集權與分權，等等。二分法根本性掩蓋了政治的複雜性，哪個國家的政治不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一體化作用？哪個國家的現代性政治離得開傳統？哪個國家的民主不需要集權？在國家治理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和民生是政治的根基，不懂經濟不懂民生，事實上也就失去了談論政治的資格。在二分法的政治觀那裡，政治學所談論的種種制度和觀念都不過是政治的表層現象。

無論是世界觀問題還是學科專業化問題，都有違政治的本來面目：政治乃治國之道。作為治國的學問，首先需要考慮的是民生，這是政治的根基。自由、工作機會和社會保障都是政治，但根本的政治還是民生性的工作機會與社會保障，沒有民生的自由毫無意義。美國人深諳此道，一方面對外大談自由與民主，但兩百年來面對不斷的國內危機，其應對之道總是經濟的和民生的，少有政治制度上的革新。相反，蘇聯試圖從政治制度層面解決自己的危機，結果一勞永逸地葬送了自己。

深受二分法認識論支配的社會科學在西方本來就已經走上了歧路，在中國更是先天不足。社會科學在中國也就是一百年的事，發展的主旋律就是「拿來主義」，結果中國社會科學卻「沒有中國」。這決定了整個社會科學界的水平不高，很多學者必然要用一些不倫不類的概念來解釋中國，中國變成了理論的試驗場，結論是中國不是一個正常國家。這是中國社會科學的悲哀。

知識精英應認識到自身「博學的無知」

社會科學的低水平進而助長了中國自古以來的人文主義情懷。宋朝以來，讀書人開始以「王者師」自居，「以天下為己任」,以「道統」對抗「政統」。這種使命感固然可嘉，但也是一種不著邊際的傲慢，不但是對王者的傲慢，也是對百姓的鄙視。這種人文主義情懷到了近代就自然轉換成自虐式激進主義，妖魔化祖宗，對「中國」失去了起碼的敬畏感。即使到了80年代反思「文革」，思想的貧瘠也未能助推社會科學的中國化發展。

由於社會科學的「去中國化」以及社會科學界整體水平不高，使得太多的碎片化或者根本不靠譜的知識在流行。比如，追求市場化就必然削弱政府的作用，把公民社會等於民主政治，選舉授權才有合法性，要自由要分權就反對集權，談論民主只能說其好而不能說其問題，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等等，所有這些都是經不起經驗檢驗的似是而非的知識。以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碎片化知識來指導國家治理，結果會是什麼樣呢？在很多發展中國家，沒有有能力的中央集權，自由和分權變成了地方豪強政治，這對草民是福還是禍？很多國家的政權是靠選舉產生的，結果都是「無效的民主」，不能治理的政府不但不具有合法性，更是非道德的，因為政府的天職就是治理。

讀書人以談論政治為天職，但是因為受狹隘的、貧瘠的甚至是虛假的政治知識的支配，很多人所談的政治與「治國之道」背道而馳，不然「阿拉伯之春」怎麼會變成「阿拉伯寒冬」，理想中的「自由民主」怎麼變成了普遍的無效治理乃至國之不國？這並不是說不能談論政治，但是必須首先認識到自己政治知識的局限性乃至「博學的無知」，必須承認自己之所見不過是管中窺豹，從而做到能審慎地談論政治。對於富有人文主義激情的中國社會科學學者而言，敬畏「中國」、審慎的低調本身就是在承擔社會責任。(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