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不好普通話有多可怕：請看梁啟超的遭遇

梁啟超是個天才。可惜，他是一個出生在廣東的天才，從小學習繞舌的粵語，讓他很不容易學好普通話（官話），結果在仕途上吃了大虧，連他的老師康有為都替他打抱不平。

梁啟超從1873年出生到1929年謝世，只度過了短暫的56個春秋，但他從4歲就開始讀書，6歲攻讀四書五經，8歲為文，9歲能輟千言，12歲中秀才，16歲成舉人，25歲和康有為一起發動戊戌變法，29歲主編《新民叢報》；辛亥革命後叱吒政壇，先後出任司法總長、幣制局總裁、護國討袁都參謀、財政總長；五四之後潛心中西文化，舉凡政治、經濟、歷史、哲學、文學、宗教等等學科，無不涉獵，著作等身，氣勢宏鴻，卓然獨立，況且他又能一天下筆5000餘言，洋洋洒洒1400萬字的《飲冰室合集》，絕對讓後代學人瞠目結舌，嘆為觀止。

但因為普通話不流利，還是讓梁啟超吃了大虧。

1898年的中國，多災多難：德國強佔膠州灣後，強迫清政府強訂不平等條約，在山東取得了一系列特權；不料，沙俄竟以此為借口，強佔旅順、大連灣；法國則強租廣州灣為軍港；英國藉機強租威海衛。與此同時，各國相繼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長城以北歸俄國，長江流域屬英國，雲南和兩廣歸法國，福建歸日本，山東歸德國。他們在各自的「屬地」，建工廠、開礦山，大肆盤剝，欺壓百姓，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嚴重危機。面對此情此景，上至光緒皇帝，下至王公大臣，全都束手無策。

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梁啟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在北京成立保國會，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希望皇帝以外國為榜樣，維新變法。是年，梁啟超26歲。梁啟超剛入京城，便為保國會事宜，四處活動奔走，積極上書言政，推動變法運動，儼然成為新派領袖。

保國會的活動，目的在於發動群眾，合群策、群智、群力，發憤救國，推動維新運動。守舊派攻擊康、梁「目無君上」，以做「民主教皇」。所以，保國會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必然會遇到重重阻力，步步為艱。

在守舊勢力壓迫下，保國會的活動終於不得不停止，但康、梁仍然不言放棄，努力尋找一切機會，去鼓動知識分子，救亡圖存。1898年正月初一，有幾名德國兵闖入山東即墨縣文廟，將孔孟像四體傷壞，挖去雙目，任意作踐，對中國人進行極大的侮辱。3個月後，赴京參加會考的孔孟後裔孔廣謇、孟昭武等17人和山東舉人黃象轂等103人，同時上書都察院，引起朝野重視。聞訊後，正在北京準備會試的舉子近萬人，無不憤慨。

4月27日，都察院由堂官左都御史裕德領銜，全台列名，將這件事上報給光緒皇帝。康有為和梁啟超聞訊後，立即抓住時機，鼓動士人參加愛國運動。4月29日，梁啟超與麥孟華等12人上書都察院，請嚴重交涉。為此，他又寫了一封公開信，鼓動各省舉人簽名上書。書中說：「山東即墨縣文廟孔子像被德人毀去……吾教之盛衰，國之存亡，咸在此舉，頃者公車咸集，宜伸公憤，具呈都察院代表，請與德國理論，查辦毀像之人以伸士氣而尊聖教」。康有為的弟子林旭首先鼓動福建舉人369人響應，接著湖北、湖南、安徽、廣西、江蘇等省舉人及在京各衙門官吏先後上書。

5月6日，由於火候已到，梁啟超、麥孟華等人領銜，帶領各省舉子830人，再次聯合簽名上書，他們在公呈中說：孔子為我國至聖先師，為我列朝所尊崇。自膠澳旅順租佔後，我國勢極弱，列強尚不敢完全瓜分者，「猶畏我人心也」，今若「士氣不揚，人心已死」，列強不僅毀我文廟及四書五經，毀我傳統，而且要索地殺人，後果不堪設想。公呈嚴厲要求德國政府查辦毀壞聖像之人，勒令賠償，「庶可絕禍萌而保大教，存國體而系人心」。

此次上書，對增強民族危亡的緊迫感和促進變法高漲的迅速到來，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自4月29日發出倡議書後，共有八省舉人先後八次上書，總人數多達1500餘人，此外，尚有120餘名京官先後五次上書，規模之大，範圍之廣，為有清一代所罕見，這對於推動維新運動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

如果說梁啟超他們只是下層的播火者，光緒皇帝則在上層高舉了維新的火把。光緒皇帝繼位時年僅4歲，由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主持朝綱；19歲大婚後始得料理朝政。面對國事江河日下、一潰千里的敗局，年輕的皇帝不甘作亡國之君，要力挽狂瀾於大廈將傾，以圖重現康乾盛世的輝煌。要救國，就得變法，變法是為了振興清廷，有所作為。一些人臣如翁同龢等，也十分贊同並支持這一主張，逐漸形成以光緒皇帝為核心的「帝黨」。相應地，慈禧太后為保住自己的權位，日益站到變法對立面，與守舊派聯合而形成了「後黨」。誠然，光緒皇帝的變法與康梁的變法差異很大，但在「變」這一點上卻有共同語言。康梁以光緒皇帝為靠山，光緒皇帝則以康梁為倚重，雙方互相聯合起來。

5月10日前後，梁啟超聯合在京舉人百餘人上書《請變通科舉折》，指出科舉以詩文八股取士，學非所用，用非所學，請自下屆始，改試經濟六科，使舉人熟習兵農工商內政外交之學，以適應國際競爭及國內維新人才任用之急需。梁啟超呈請廢除八股制度，衝破千百年來束縛知識分子的禁錮，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卻遭到守舊勢力的反對，上書「達於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達於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不代奏」。當時，在北京參加會試的舉人1萬多人，「皆於八股性命相依」，對請廢八股之舉，大多數人不甚理解，也不諒解，所以對梁啟超此舉「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傳謠言，幾被毆擊」。而光緒皇帝宣布變法後，第一道改革詔書就是宣布廢除八股，改試策論。消息傳出，「風聞中外，耳目一新」，但仍遭到守舊派和以八股為業的士子們的反對，他們甚至有人想刺殺梁啟超。當時，有人建議梁啟超雇請幾個保鏢，閉門不出，或者化裝外出躲避一時，但梁啟超「笑而不應」。

在百日維新的準備及實施初期，梁啟超見光緒皇帝不顧守舊大臣之阻撓，大力推行新政，用人不惑，感到皇上之「聖明」，「實出意外」，覺得中國維新事業有了希望，信心倍增，於是日夜忙碌，終成推動變法的重要角色。6月上旬，他代楊深秀、徐致靖各草一奏，「言當定國是，辨守舊開新之宗旨，不得騎牆模稜」。因此遂有光緒皇帝宣布改革上諭。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下「明定國是」詔書。詔曰：「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托於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挺以撻堅甲利兵乎?……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難，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變無用為有用，以成經濟之才。」

梁啟超讀此諭後欣喜若狂，認為一切維新，基於此詔，一切新政，開於此日了。光緒皇帝幾乎全盤採納維新派的主張，其「詔定國是」便是他苦心弧詣自上而下推動變法的第一步。

6月16日，康有為受光緒皇帝召見後，立即請梁啟超起草請廢八股折。7月3日，上諭成立京師大學堂後，軍機大臣及總署大臣又爭先派人請梁啟超代擬學堂章程。梁啟超推動變法的目的在廢科舉、興學校、育人才，至於大改大變，似乎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為當時「徘者、忌努、擠行、磅者，盈衢塞巷」，而皇帝又無權，安能有成?梁啟超認為，科舉一變，則守舊之命脈已斷，我輩心愿已了矣。

農曆四月二十五日，侍讀學士徐致靖上書奏保康有為、張元濟、黃遵憲、梁啟超、譚嗣同五人，謂梁啟超「英才亮拔，志慮精純，學貫天人，識周中外，其所著《變法通議》及《時務報》諸論說，風行海內外，如日本、南洋島、泰西諸國，並皆推服……」經總理衙門再薦，以及翁同龢等人的大力保舉，光緒於7月3日召見梁啟超。

梁啟超才華出眾，受到光緒皇帝的極大重視。按照清朝成例，四品以上京官才能召見，召見區區小臣，是自咸豐後40餘年所未有之事，而梁啟超以布衣接受召見，尤為清朝數百年所未有。因此，此次召見，使梁啟超極為興奮緊張，他早早打好腹稿，準備將滿腔抱負扼要向皇帝呈述。

令梁啟超遺憾的是，因他不會講北京話，當皇帝召見之時，梁啟超操滿口廣東官話，口音中帶有許多難懂的粵語，使光緒皇帝聽不懂。梁啟超頓時心情更加緊張，滿腹經綸，如鯁在喉，吐不出來。因為彼此不能達意，梁啟超失去了大膽建言的機會。遺憾之餘，他急中生智，將所著《變法通議》進呈皇上，得到光緒皇帝的獎勵。

光緒皇帝對《變法通議》表示滿意，當日即賞給梁氏六品銜，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事務。不過，按照清朝慣例，舉人召見後，即賜翰林，可見光緒皇帝並未十分重用他。其師康有為也一直為此耿耿於懷，曾對一班門人感慨萬端地說，「卓如至今無地位，我心難安」。

早在清政府下詔廢八股後，梁啟超感到改革之心愿已了，如今召見後未得到重用，自覺無用武之地，於是不想留在北京。但翁同龢告訴康有為，皇上對他抱有極大的希望，萬不可拂衣而去，因此，康有為只得留在北京。這樣一來，梁啟超等人也只好跟隨康有為，繼續奔波。

這才有了日後的戊戌六君子事件和梁啟超的流亡海外。

假如梁啟超的普通話足夠好，那又會發生怎樣的一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