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談《極花》：像刀子一樣刻在心裡的故事|賈平凹|極花

近日，賈平凹最新長篇小說《極花》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4月14日，新書發布會在北京召開。現場，賈平凹以一口濃重而韻味十足的「秦腔」與大家分享了創作這本書的初衷和過程。

創作是對現實的提問

從《秦腔》《帶燈》《老生》，直至15萬字的《極花》，從事文學寫作40多年來，賈平凹在中短篇小說、散文、長篇小說等諸多方面都均有優秀作品面世，向世人展示了取之不竭的創作激情，被冠以勞模作家之稱。

賈平凹的文學創作中，一直充斥著滿滿的鄉土鄉情。《極花》取材於一位老鄉女兒的真實經歷，以被拐賣女子胡蝶的口吻展開自述，著眼當下中國最為現實的貧困農村男性的婚姻問題，以及城市不斷壯大的同時，農村迅速凋敝，具有震撼人心的現實衝擊力。這個題材「雪藏」了整整十年，賈平凹從未跟人提及：「我曾經是那樣激憤，又曾經是那樣悲哀，但我寫了數百頁的文字後卻再也寫不下去。直到前兩年跑過農村的好多個地方，才獲得了想要有的寫作感覺。我始終不知道我那個老鄉的女兒回去的村子是個什麼地方。10年了，她又是怎麼個活著？」「這件事像刀子一樣刻在我的心裡，每每一想起來，就覺得那刀子還在往深處刻。」

故事的女主人公胡蝶是從農村走出來的眾多姑娘中的一個，不甘重複父輩生活，急於擺脫農村的一切，夢想著自己能搖身一變成為城裡人。當胡蝶來到城市後，她喜歡上了撲面而來的城市氣息，喜歡房東的大學生兒子。靠母親撿垃圾維持生計，胡蝶自認為已經變成城市人，可是在她第一次主動出去找工作的時候，這個虛無縹緲的城市夢迅速破滅，她被稀里糊塗地拐賣到一個西北小山村。當她被解救送至父母身邊時，卻深陷輿論壓力。最終，她出乎意料地選擇了逃離，重新「逃」回到了被拐賣的村莊。

評論家、《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說：「《極花》是具有現實提問能力的小說，作家將貧瘠之地寫出了人性豐饒和世事紛繁，既有對人的體恤、對鄉村的探察，也有風俗志式的地方知識譜系的精妙書寫。」賈平凹坦言，寫《極花》時，他嘗試呈現今天的文化、社會和審美精神動向：「我不能漠然於現實，不能躲開它。那塊地方究竟坍塌流失了什麼？村莊是常年駐雪的冰山還是一座活火山？以個體經歷為線索，我著力探求群體性人格。」《當代作家評論》主編韓春燕認為，每當賈平凹搜尋到一個令他激憤的點時，他就會進行深挖，讓容易被漠視的鄉村重回大眾視野，這也體現了小說向現實提問的能力與擔當。

文學的痛感來自土地

以社會新聞為創作契機構思小說，在賈平凹以往的寫作中並不少見。小說《高興》是對民工千里背屍返鄉的故事演繹，《帶燈》則網羅了災害瞞報等社會新聞景觀。《極花》的寫作動因，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對土地的痛感和對這片土地上所發生的新聞事件的震驚。賈平凹認為，光寫新聞本身，顯然是不夠的，文學可以從生活撕開的小口子里繼續深究，呈現出小說藝術的高明與豐富。「《極花》雖然寫了一個被拐賣的婦女，卻並不是一個拐賣故事，它繼續的仍是我多年來對於鄉村生態的思考與認識。農村的衰敗已經很久了，我這幾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看到好多村子沒有了人，殘垣斷壁，荒草沒膝，它們正在消失。我們沒有了農村，我們失去了故鄉，中國離開鄉下，中國將會發生什麼，我不知道，而現在我心裡在痛。我曾經取笑說，農村人死了，燒那麼多紙錢，城市人死了，屍體立即送去了火葬場。那麼在另一個世界或有托生的話，那城市人是最窮的。在我的作品中，感情是複雜又微妙的。我不知怎麼才能表達清，我企圖用各種辦法去表達，但許多事常常是能意會而說不出，說出又都不對了。」

如何從紛繁離奇的社會新聞中，剝離刺激、離奇的元素，蒸餾提煉出小說語言的厚實與靈動，是賈平凹一直在思考的。他說「我的文學觀念很多是美術上過來的，可以從中西方美術史方面吸收借鑒」。賈平凹在創作《極花》時，嘗試使用中國傳統繪畫的方式，借鑒了水墨畫的手法，以達到中國傳統美學物我合一的境界。後記中，賈平凹告訴讀者：「現在小說，有太多的寫法，似乎正時興一種用筆很狠、很極端的敘述。這可能更宜於這個年代的閱讀吧，但我卻是不行。我一直以為我的寫作與水墨畫有關，以水墨而文學，文學是水墨的。水墨畫的本質是寫意，通過藝術的筆觸，展現作者長期的藝術訓練和自我修養凝結而成的個人才氣，從而克服將現成『社會新聞』簡單移植進藝術世界的急切和粗糙，注重接地氣、引活水，深度夯入生活的地層，刻畫生活湍流里普通人的浮沉。」

有評論認為，《極花》源於作家對現實的熱望，源於精神在場，因為精神在場，故事和想像的世界便紮根於生活之中，而不是局外幻境。小說的結尾，被拐賣的女孩最終選擇回到鄉村。為何要安排這樣的結局，賈平凹說：「我把胡蝶又寫回鄉村，實際上這是一個輪迴，第二次再回去的時候，她又會發生什麼事情，她的未來怎麼發展？誰也不知道。這是把結尾基本是當開頭來寫，這個故事寫完了，下一個故事又要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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