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文革」到改革的歷史啟示

06-11

主講人：鄭謙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原主任、研究員

講座主題：中國從「文革」到改革的歷史啟示

講座全文

20年來，中國改革不僅以它驕人業績使世人矚目，更以其獨特的方式向「休克療法」以及把穩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作為改革前提的常識提出了挑戰。發韌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的社會主義改革，在８０至９０年代蘇聯東歐等國家紛紛變質改制的時刻，卻由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國推向高潮，這其中的原委總使人費解。

有人說中國改革的成功得益於漸進式的改革方略。但是從1956年至80年代後半期，蘇東等國家的改革大多也一直是漸進式的，只是因一直沒有取得實質性突破而造成了經濟衰退和各種社會危機。西方主流經濟學據此認為，蘇聯模式與系統的改革是不相容的，成功的改革必須以徹底否定舊體製為前提。正是這樣一種背景才使得「休克療法」一時大行其道。中國改革自1978年始，通過一系列漸進但卻又是大推進的方式，推動經濟在80年代超常規高速增長。在此基礎上，開始於1992年明確市場取向，成功地實現了模式轉換。所以，可以把問題歸結為，同樣是漸進式改革，為什麼中國成功了？中國改革的初始條件對於這一成功的意義何在？

一

1967年是俄國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但是，在這個世界無產階級的盛大節日中，社會主義各國及各國共產黨、工人黨卻發出了極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聲音。

這一年，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宣布蘇聯建成了「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

同年，中國最權威的《人民日報》等刊物在紀念十月革命４０周年的社論中稱蘇聯：「已經變成了現代反革命修正主義的中心，變成了世界反動勢力的又一個大本營」，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裡，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還是長期的，「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同年，在近十年理論醞釀的基礎上，歐洲共產主義重要領導人、社會黨人和「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維也納舉行的有關社會主義理論討論會上，強調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已經過時，社會主義的形式不應千篇一律，應創立「多黨制」的社會主義的新模式，等等。次年，在這些理論的影響下，捷克出現了「布拉格之春」。

1966年7月，毛澤東在一封信中憂鬱地說到，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這裡，我們不去評論這句話的的正確與否，只是想說明，毛澤東的確看到了在揚棄斯大林模式的過程中，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所發生的巨大分化。不管人們在感情上是否能接受，但他們必須承認，這種分化是一種深刻的歷史必然性的表現，也是馬克思主義從經典進入當代的一種形式，一個必經的階段。

實際上，進入20世紀後，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已經面臨著從經典向當代發展的任務。從50年代起，社會主義又面臨著揚棄傳統模式、創立當代模式的重大轉折。由於歷史傳統、經濟發展程度及地緣政治等等條件的深刻差別，各國黨、各社會主義國家對這些任務的理解和實踐漸漸出現了明顯的分化。20世紀上半葉不僅出現過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那樣的對立，也出現類似列寧與盧森堡、斯大林與鐵托、東方社會主義國家與歐洲發達國家中社會主義思潮那樣的種種分歧。在不同起點、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開始的對斯大林模式的改革開始後沒多久，各國、各黨在方法、道路以至目標方面的區別便逐漸顯現出來。到六十年代上半期，幾種改革模式取向、方法的區別已經比較明顯了。

蘇聯最初的魯莽的改革家赫魯曉夫在沒有先例的改革嘗試中，取得了一些進展。他對集權政治的調整雖遠談不上徹底，卻已使蘇聯國內、黨內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氣氛。他為解決中央過分集中、統得過死，地方和企業權力過小等問題所進行的改革，雖然只不過是從一種行政手段轉向另一種行政手段，並由於方法的粗率和急躁冒進、缺少章法等等，引起了「分散主義」和「地方主義」的泛濫，造成了一些混亂，但他畢竟是做了那個時代所能做的事情。僅僅是六十年代初對利別爾曼建議的支持，就足以使他儕身社會主義改革先驅的行列。

1964年勃列日涅夫執政後，經濟改革雖然收效不大，但卻也從未停止過。以1965年通過的改革決議為標誌正式推行「新經濟體制」，成為 60年代中期後蘇聯所進行的各種改革的基礎。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改革實際上已經明確了擴大企業經營管理的自主權，加強經濟槓桿作用，逐步過渡到以經濟方法為主管理經濟，貫徹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利益相結合等一類原則。這些原則同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同期改革的作法大致相同。這一類的改革程度不同地接觸到傳統體制的一些弊端，並取得了一些進展，但都是以保留和完善過時的經濟體制，同時輔以經濟槓桿的必要補充為出發點的。「新經濟政策」推行一段時間後，由於缺少理論上的突破以及保守力量的抵制，改革逐步後退，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赫魯曉夫時期在思想理論方面一度出現的活躍氣氛被再度回潮的教條主義、保守主義思潮所取代，一些改革思想被當作「市場社會主義」受到接連不斷地批判。改革的停滯和保守傾向的上升，使70年代蘇聯廣大黨政幹部中形成一種被學者們稱之為安於現狀、盲目樂觀、粉飾太平的「勃列日涅夫風氣」，這一時期也被公認為「停滯時期」。在勃列日涅夫的停滯時期，經濟形勢不斷走低，社會科學嚴重滯後，領導幹部嚴重老齡化，黨內越來越明顯地形成了一個高居於整個社會之上的官僚特權階級。整個社會一潭死水，死氣沉沉。

中國的改革以中共八大為良好的開端。在此前後，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已經提出了一些與蘇聯模式明顯不同的思想，有的已經付諸實施，並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在此後便幾經坎坷。1958年的「大躍進」失敗後，在六十年代初的調整中，一方面是對傳統體制的修復，一方面也萌生了一些具有改革意義的幼芽。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由於黨內在有關社會主義認識問題上的不足與分歧，調整沒有也不可能深入發展到對傳統模式的系統改革。長期階級鬥爭的巨大慣性和種種傳統觀念所造成的對社會主義的誤解，使黨內分歧被蒙上了一層濃厚的路線鬥爭、階級鬥爭色彩，以至最終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

除了這兩種模式外，在東歐一些以社會民主黨為前身、社會民主主義思潮淵遠流長的共產黨執政的國家，自1956年前後開始反思斯大林模式時起，就越來越明顯地受到了歐洲共產主義、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社會主義異化論」、「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多元化社會主義」之類「新思維」的影響，逐漸形成了「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思潮和實踐。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６７年間，歐共黨人與東歐新馬克思主義一系列理論活動引起了廣泛的反響。１９６８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就是在歐共黨人影響下，東歐新馬克思主義長期醞釀的「多黨制」思潮的最初嘗試。捷克事件雖因蘇聯出兵鎮壓歸於失敗，但它所提出的紮根西方傳統的、具有「人道面貌」的「布拉格之春」模式，卻得到了歐共黨人的高度評價，成為他們進一步設計「多元化社會主義」模式的重要動力和基石。

從50年代中期開始的對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到60中期已經出現了幾種基本類型在改革模式取向上的分化。此後至70年代末，中國發生了「文化大革命」，（與此相接近的還有阿爾巴尼亞的「文化革命」），蘇聯則正處於勃列日涅夫停滯時期，東歐一些國家雖在蘇聯的重壓之下，但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卻在滋長和蔓延。

這種狀況從70年代末起又發生了重大變化。1976年後，中國在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危機後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改革之路，並在八十年代以大推進的形式取得了驕人的業績，為90年代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奠定了決定性基礎。而直至80年代初，蘇聯仍一直苦於改革的停滯而不能自拔。１９８５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後的改革雖然也從經濟體制入手，並強調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希望以此挽回蘇聯經濟頹勢，但大體上仍然還是在舊的計劃體制框架內修修補補，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徹底性。而且，一遇阻力便畏縮不前或左右搖擺。在改革問題上長期無所作為的保守主義思潮反過來又加強了蘇聯社會內部要求否定現制度、迅速改變現狀的激進主義和極端主義思潮，加強了體制內外反對派的力量。當沒有多少馬克思主義根底的戈氏越來越感到難以依靠傳統體制去改造傳統模式時，便轉而乞靈於「民主社會主義」創造挽救危機的奇蹟。１９８７年底，戈氏提出他的「新思維」，次年６月，蘇共宣布轉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接踵而來的便是私有化法案的出台，蘇聯的解體和「休克療法」的實施。對蘇聯改革的失望，更增添了「第三條道路」的吸引力。東歐一些國家在改革實踐中，進一步吸取了社會黨和歐共黨人設計的的「混合模式」。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進行一些大膽嘗試的同時，「多元化社會主義」一類主張也在滋長。

如果說，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由於妄自尊大，自我感覺良好，蘇共對歐共、社會黨及某些東歐國家的改革理論還不屑一顧或堅決反對甚至刀兵相向的話，那麼，在戈氏時期，由於各種嚴重社會問題相繼惡化，人們普遍感到以往的思路不能解決問題時，其改革取向已經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歐共、社會黨和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多元化社會主義的印記和影響。當年不可一世的模式「輸出國」，現在卻屈尊紆貴，飢不擇食、慌不擇路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模式頂禮膜拜，直至滿懷虔誠和感激地全盤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薦的薩克斯計劃。

同樣是從50年代出發，同樣經歷了60~70年代的危機或停滯，為什麼中國與蘇東等國在80年代的改革業績卻如此迥異，以至造成了90年代截然相反的結局？這個問題長期吸引著眾多研究者的極大興趣。

二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強調過歷史對現實的影響。美國新制度經濟學派代表、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在其制度變遷理論中所闡明的路徑依賴也表述了同樣的思想。他認為，發展中每一步選擇都與過去的選擇相聯繫。經濟的發展，改革路徑的選擇是歷史在起作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產生與演變受過去的影響，同時它們也限制了當前改革路徑方式的選擇。

20世紀下半葉社會主義各國改革迥然不同的結局，以及同期世界範圍內各種類型的轉軌實踐，使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各國改革的實績與其各自特殊的、歷史形成的初始條件有著密切的聯繫。能否正確地認識這些條件，並揚長避短，在此基礎上創造改革的必要條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改革的命運。

在分析中國改革成功的原因時，人們都注意到了它十分獨特的初始條件。例如，中國是個按照蘇聯體制模式建立起來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傳統農業異常龐大，工業化的任務尚未完成，建國後發展起來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使本來就很薄弱的商品經濟受到壓抑；傳統體制的弊端已經暴露得比較充分，等等,這些都與蘇聯、東歐等國家有所不同。然而，更為不同的是，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的發展政策首先是在70年代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也就是說，是在總結「文化大革命」教訓後形成的，而「文化大革命」又是對五、六十年代我國一些改革萌芽和世界範圍里改革潮流的錯誤回應。從改革的曲折而到「文革」，又因「文革」的失敗而走向改革，這是我國走上改革之路的一個突出特點。正是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規定了中國啟動改革時對改革方式、過程的選擇空間，使之表現出一系列不同於蘇聯、東歐改革的重要特徵。昨天的歷史已成為今天的國情，這是研究中國改革初始條件時不應忽視的一個問題。

實際上，1978年以後，鄧小平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他的政治智慧突出地表現在把這一十分特殊的初始條件轉化為改革的必要條件。他曾多次強調過這樣一個深刻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看起來是壞事，但歸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們思考，促使人們認識我們的弊端在哪裡」，「為什麼我們能在七十年代未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現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他又說：「教訓總結起來很有益處。現在的方針政策，就是對「文化大革命」進行總結的結果。他還說，我們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為什麼大家意見比較一致呢「這一點要歸『功』於十年『文化大革命』，這個災難的教訓太深刻了。」

這些論述揭示了「文化大革命」與改革的內在聯繫，強調了「壞事」向「好事」的轉化，而這一切又都首先歸功於由「文化大革命」所催生的當代思想解放運動。

上個世紀前五十年，當馬克思主義處於從經典到現代的第一次飛躍時，以列寧、毛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以一種開拓創新的勇氣，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和各自的國情，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成功地領導了俄國、中國等一批落後國家的革命，並開始了最初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上的創新和實踐上的成功，使馬克思主義風靡全球，社會主義陣營欣欣向榮。上個世紀後五十年各社會主義國家相繼走上改革之路後，馬克思主義實際上處於從經典到當代的第二次飛躍。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這次飛躍往往不是失去了當年那種創新的銳氣，就是失去了創新的正確方向。

到六十年代中期後，實際上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進入了一種停滯甚至倒退的狀態。其表現形式，便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蘇聯的停滯，以及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擺向帶有濃厚「第三條道路」色彩的歐洲共產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和曲解，理論上長期滿足於引述、注釋經典作家的著作為過時的傳統模式作辨護，使這一發展的、批判的理論日益失去其真蒂和精髓，日益僵化，嚴重落後於時代發展，把批評教條主義的使命拱手交給了體制內外的反對派。當鄧小平把改革比作一場革命時，實際上也是強調了陳舊體制和觀念的強大與深廣。為了走出這種停滯，需要新一輪的思想解放，需要在新的歷史條件大大發展馬克思主義。

實際上，50年代後社會主義國家的任何一次改革，都是以某種程度的思想解放為先導的。但與時代的發展與改革的需要相比，這種解放的廣度、深度顯然是不夠的。一次次的思想解放或是因教條主義、保守主義的抵制而中斷，或是臣服於西方資產階級的理論，宣布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從上個世紀60、70年代的實踐結果來看，這樣一種突破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條件當時似乎還沒有成熟。

對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在六、七十年代，傳統體制內的資源已日漸枯竭，停滯以至倒退的後果日益顯現，但深層改革所賴以誕生的思想解放依然步履蹣跚。需要怎樣的一種歷史機緣才能使鮮活的改革思想衝破教條主義僵硬的外殼，而又不至於走上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第三條道路」呢？當一般的、常規的發展已不能滿足要求時，某些特殊的事件也可能引發思想解放的高潮，因為後者已是歷史的必然，它所需要的只是某種歷史的機緣。

三

對於解放思想，我們並不陌生，中國革命的成功是反對斯大林教條主義的結果。與蘇聯黨相比，中國黨被教條束縛的程度要低得多。毛澤東就是一個具有偉大創造精神的革命領袖。他高舉「反對本本主義」的大旗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卓越建樹，都是解放思想、勇於創新的結果。他的突破意識、創造精神和探索的勇氣是許多無產階級政黨、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所不能望其項背的。「大躍進」是錯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錯的，但卻都帶有超越蘇聯模式的強烈願望。人民公社、「五、七指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雖不能代表解放思想的正確方向，卻也顯然不同於蘇聯模式。長期革命的巨大慣性、傳統文化的熏陶和對當代資本主義的陌生限制了他的眼界，使他未能完成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向當代第二次飛躍的使命。

馬克思曾經多次指出，事物發展到典型或完備狀態（也應包括極端狀態）對於認識事物及其發展某個階段的意義，也就是說，事物發展初期的一些特徵往往只有在其發展完成時才能被充分認識。有一些矛盾，也只有等它發展到某種極端狀態時才具備了徹底解決它的條件。在中國，對於1957年後發展起來的錯誤，當時黨內外都已有所認識，黨內也存在著與之對立的正確發展趨勢，但這些都沒有阻止住「左」的錯誤的發展。而且，每一次糾「左」的努力都導致了它的反彈和再次膨脹，例如1962年的重提階級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這隻能用「左」是「根深蒂固的」、「習慣了」（鄧小平語）及歷史條件尚未成熟加以解釋。而加速這種歷史條件成熟的正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長期「左」的錯誤發展的結果，是對黨內帶有改革色彩的正確發展趨向的否定。但它的一個重要後果就是把「左」的錯誤推向了極端，使它在最典型、最極端的狀態中暴露了自己的荒謬與落後。例如，指責「『三自一包』瓦解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使資本主義自由泛濫」；說劉少奇在三年困難時期「夥同國內外一切牛鬼蛇神，更加瘋狂地大搞反革命資本主義復辟」；批判「提倡『按經濟辦法管理經濟』」是「資產階級政治挂帥，其目的就是為了復辟資本主義」；認為「我們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我們的原則是計劃第一，價格第二。社會主義商業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發展生產，保障供給」，；認定建國後17年執行了一條「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培養「脫離無產階級政治、脫離工農群眾、脫離生產實踐的『三脫離』的『精神貴族』」；鼓吹建立「沒有規章制度、沒有科室幹部、沒有科技人員」的「三無」工廠；公然宣稱「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是天然對立的」、「知識越多越反動」；把農民經營少量家庭副業當作「資本主義自發傾向」批判，把工廠的利潤、獎金當作「修正主義的物質刺激」，把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當作「唯生產力論」、「庸俗生產力論」批判，把商品經濟當作資本主義復辟的土壤，直至宣稱「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種淺薄虛妄的批判甚至充斥於自然科學之中。如把相對論當作「自然科學理論中深深地滲進資產階級意識並介入現實階級鬥爭的一個突出典型」加以批判；認定「宇宙大爆炸論」「只能適應宗教的需要，適應反動勢力從精神上麻痹人民的需要」；環境污染「是資本主義腐朽沒落的表現」，如此等等。當錯誤已經發展到如此荒誕不經的時候，當錯誤已造成如此嚴重的政治、經濟後果時，也就剝奪了自己存在的理由，加速了走向衰亡的過程。「文化大革命」是「左」的錯誤發展的頂峰和極致，也是對它的致命一擊。同時，它又從反面證明了黨內外存在並不斷發展的正確發展趨向的合理性。

1978年底，真理標準這樣一個普通哲學常識之所以能引發那樣一場空前廣泛、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只能用其深刻的時代背景去解釋，只是說明經過「文化大革命」，思想解放的條件終於成熟了，而且其程度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所不能比擬的。有了這樣一種解放的思想和心態，才能廣泛、深入地吸取蘇東等國的經驗教訓，才能大膽地借鑒、利用西方發達國家中反映當代人類文明成果的各項成就，大大提高了中國改革的起點，才能在新的基礎上提出和解決「什麼是社會主義」這個世紀性問題。中國改革的燦爛之花，正是植根於這樣一種豐厚、肥沃的土壤之中。這正是毛澤東所說：壞事變成了好事，毒草可以變成肥料。「文化大革命」大動亂的現實，落後的經濟現狀和空前的思想解放，強化了人們的生存壓力和思治圖變的決心，構成了推動70年代未至80年代中國改革大推進式發展的堅實基礎。

這場思想解放的深遠意義，不僅體現在對改革的啟動，還表現在它已經沉積、上升為一種解放、開放的民族心態。而正是這種心態為在改革長過程中有效地排除各方面的思想障礙提供了基礎性的保證。對「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否定和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使在中國黨的歷史上有著長遠影響的「左」的錯誤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但還遠沒有使它絕跡。在改革開放20多年中，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的過程中，每前進一步，都發生過與「左」的傾向、思潮的論辯和較量：1978年至80年代初期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的爭論，1981年至1983年全國範圍內對強調價值規律和市場作用的「錯誤觀點」的批判，竟然使在1983年出版的《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也不得不在此問題上換用比較「緩和」的提法；80年代中期有關價格改革與所有制改革的先後次序的激烈爭論；80年代未90年代初關於「市場取向」和「計劃取向」的大論戰中，又有人斷言「市場取向等於資本主義取向」、「市場經濟等於資本主義」把「市場化」說成是「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的一項主要內容，等等。諸如此類的爭論，對改革的這些指責，以及由於這些指責所造成的改革的倒退，在社會主義各國的改革史上屢見不鮮。蘇東等國初期的漸進改革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隨後大多由於反對派的詰難、抵制而半途而廢或效益遞減。值得注意的倒是發生於70年代末至90年代的此類爭論並未使中國的改革發生較大的停滯與倒退。這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黨乃至全國人民的思維方式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反傾向鬥爭中，重點放到了反對「左」的錯誤方面。「要注意反右，但重點是反左」，「在社會主義時期我們的失誤主要來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從1957年就開始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最大的危險還是『左』」，，「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這種為全黨全國所接受的、已經成為民族心理一部分的論斷幾乎是難以想像的。正是這種認識和心理，成為中國改革能夠衝破主要是來自「左」的方面的阻力的重要思想資源，成為在改革的不同階段一次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心理基礎。

四

社會轉型期經濟利益分化、觀念變化、心理失衡、行為失范等等所引發的諸多不穩定因素，迅速的社會經濟變遷及廣泛政治參與所帶來的種種脆弱、動蕩和壓力挑戰，客觀上更需維護強有力的中央權威，利用權威性的制度優勢，保證改革所必須的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並成為維繫各方面的紐帶。此外，還要在複雜的國際形勢中，保護幼稚的民族工業，應付國際上的各種嚴峻挑戰。這個問題在小生產還大量存在、全國統一市場尚不發達、社會自組織能力差的不發達國家經濟轉軌中顯得更為突出。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以不同的方式獲得這種在轉軌初期極為重要的體制資源。

毛澤東的政治遺產之一，是一個高度政治化、意識形態化、革命化的國家。它缺少管理經濟的經驗，缺少現代國家所必須的職能分化，專業科層制度受到壓抑，但卻有著強大的政治動員功能、簡化的組織機構和靈活決策的機制。龐大、嚴密的行政體系為進行有效政治動員提供了有力的組織保證。這是中國改革初期出現大推進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澤東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政治遺產，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有著濃厚革命傳統、嚴密組織紀律、廣泛社會基礎和隊伍龐大的、特別能戰鬥無產階級政黨。在這裡，黨的領導是整個制度和體制資源的關鍵，轉軌時期國家動員力、控制力的強弱直接取決於黨的狀況和能力，儘管此時黨本身也面臨著深刻的變革，而且隨著改革的深入，一些政治的、行政的領導會更多地讓位給經濟槓桿的調節。

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失敗，往往是執政黨錯誤和軟弱的直接後果。這些黨或是因為執政黨屈服於外部的壓力，或是黨內的分裂，或是教條主義盛行，滿足現狀，缺乏銳意改革的心態，或是在改革方略上的失誤，或是缺少既有強烈的改革意識又能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的權威領導。在蘇聯，蘇共的瓦解使蘇聯失去了唯一具有統一組織協調能力的政治力量，特別是在很大程度上摧毀了全社會為之奮鬥的希望和理想，破壞了國家的動員、制衡和控制能力，最終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和近十年的混亂和衰退。在複雜艱巨的轉軌期間，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已不僅僅只是一個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問題，也是一個操作性很強的維護國家政治權威，為改革的順利進行提供充沛的政治資源的問題。

如果說支持和倡導思想解放是鄧小平的一大歷史貢獻，那麼，與此同樣重要的還有他與此同時旗幟鮮明地強調和堅持了這一解放的正確方向，也就是堅持以黨的領導為核心的「四項基本原則」。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初期思想解放時的情況一樣，「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蘇東改革及劇變中出現的各種反社會主義、反無產階級政黨的思潮幾乎都在我國出現過，但終未成為主流，而這正是中國漸進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鄧小平的政治智慧在於他對改革與堅持兩者之間辯證關係的正確認識，使兩者在積極的平衡中相得益彰，共同發展，從而形成一種良性互動的循環。

改革之初，鄧小平特彆強調了一個思想，即在中國這樣一個東方大國的改革中，必須要維護中央的權威，要加強黨的領導，否則必然四分五裂、天下大亂、一事無成，這是四個現代化能否實現的關鍵。這一認識既反映了中國黨的優良傳統，也來自他對「文化大革命」教訓的深刻總結。他指出：「林彪、『四人幫』踢開黨委鬧革命，鬧出一場什麼『革命』，大家都很清楚。」有了十年動亂的共同經歷後，鄧小平的這些思想比較容易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識。這一特殊的歷史「資源」成為改革中維護黨的領導、克服動亂因素的重要條件。

重申四項原則不僅有當時形勢的需要，也有在三中全會以後黨的威信在全國人民中普遍提高這一基本事實的依據。「文化大革命」對中國黨的作風和威信造成了極大的破壞，這種政治資源的流失顯然極不利於改革初期對政治權威的迫切需求。但是問題還有另一方面。如果說1966年前黨內兩種發展趨勢的分歧還不為黨內外大多數所知曉的話，那麼，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別是經過周恩來、鄧小平1972年和1975年兩次整頓及其反覆，這種分歧及其是非已為多數黨員、幹部和群眾所覺察。1976年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全國性抗議運動中，廣大群眾已對此作出了清楚的區分。他們所激烈反對的並不是黨的領導，而是黨內「左」的錯誤和極左思潮，他們把最大的希望和最深厚的感情放在了黨內代表正確方向的代表人物身上。十年中鄧小平兩起兩落的傳奇經歷，使他和他所代表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1977年以後，正是在眾望所歸的基礎上，鄧小平再次回到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崗位上。一個在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中鍛煉得更加成熟的黨，一個具有崇高威望的領袖人物，以及大規模地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改革的初步啟動及其在政治、經濟等方面所取得的立竿見影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黨因失誤所遭受的損失，滿足了啟動改革時對權威、秩序及正確決策的迫切需求。

中國的改革正是因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區別於蘇東等國，其成功的另一些深層原因也可以從中找到答案。學界公認，中國的成功得益於一系列「雙軌制」政策（儘管它有著明顯的缺陷、帶來許多後遺症並引起了廣泛的爭論），而它正是漸進改革的產物和突出特徵。「這個辦法看上去非常簡單，但這確實是一個天才的想法」。那麼，在改革初始階段，當改革的目標尚不明確的時候，漸進方式是怎樣被選中的呢？除去其他一些主客觀原因外，政治上的一些基本考慮顯然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具體地說，在啟動中國改革進程時，鄧小平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漸進改革的要義，是充分利用原有政治的、思想的資源，重視歷史給定的基本條件和制度變遷的積累效應。在這一過程中，最大的特點是不把新舊體制看作是互不相干甚至截然對立的事物，而是在肯定傳統體制有其歷史存在合理性的前提下（這是一「軌」），充分利用其內部有利於新體制孕育，生長的積極因素和原有政治資源、初始條件的優勢，使制度性變革的成份（這是另一「軌」）在舊體制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地發育、壯大，直到新體製成為整個體制的主導方面。不論當時人們認識的深度如何，現在可以看到，正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僅從根本上決定了改革的基本方向，也規定了對改革方式的選擇，提供了解決轉軌期間最為棘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這一矛盾的良方。因為它所要求的正是對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等的肯定，以此為基礎培育和建立新體制。

中俄兩國在國情上的巨大差異決定了其改革方式的差異。休克療法也有其適應的範圍和對象。但是，這一「療法」在一段時間裡，在一些國家裡的勃興勃衰，顯然帶有太多的意識形態色彩。正如同休克療法與蘇東各國社會主義制度相繼崩潰，各國政局普遍右轉、反共浪潮甚囂塵上這一背景有著某種深刻的內在聯繫一樣，中國的漸進改革也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題中應有之義。因「堅持」而漸進，因漸進而成功，這就是中國改革的深層邏輯之一。

五

改革是對原有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必然引起利益分配上的重大變化。包括領導層在內的社會各方面對這些深刻變化是否具有足夠的承受力，直接關係到改革能否得到多數人的政治支持，關係到改革的成敗。中國改革初期能出現快速大推進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國人對於這種改革及其進程的認可和巨大的承受力。那麼，這種承受力從何而來呢？

５０年代初至８０年代末３０餘年間，蘇聯等一些國家的改革雖末停止，更沒有發生象中國「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震蕩和倒退，但也無重大突破和模式轉換。在基本框架未變的前提下，這個模式不斷完善、精緻和成熟。它雖然緩解了斯大林時代的一些突出矛盾，但卻又淡化著全社會對改革的緊迫感，強化著維持現狀、不思改革的惰性，發展著遍及社會的保守思潮和勢力。整個社會雖已百病叢生，但暫時在外表上卻沒有什麼明顯的徵候。不斷膨脹的官僚階層成為傳統體制的最大受益者，一般民眾雖不滿意舊體制的低效、貧乏和壓抑，卻又從中得到低水平的福利和沒有競爭的安全感。改革的緊迫感一直未能成為黨內的主流意識，全社會進行基本模式轉換的理論、心理準備還遠未成熟，普遍缺乏對深刻改革的承受力，致使改革從政策層面進入體制層面時因缺乏政治支持而風險不斷加大。

更為嚴重的是，在信息交流已經十分發達的現代社會，這種停滯和保守主義思潮必然引起巨大的反彈，從反面為形形色色的反社會主義、反社會、頹廢放任的極端主義思潮準備了肥沃的土壤，培養了大批體制內外的反對派。等到人們發覺到在這個模式內已沒有多少改革的餘地而經濟狀況又每況愈下時，原體制內外的反對派力量已經強大到能夠對執政黨說「不」了。如果說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強大的保守主義思潮使改革陷於停滯，那麼，在戈爾巴喬夫時代，保守主義和由它激發起來的極端主義兩種思潮和勢力的雙重壓力，又大大縮小了改革的廻旋空間。戈氏從漸進主義開始到明確反對漸進和改良，提出「革命性」的「根本改革」，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看作是對這種成熟的懲罰，是對長期僵化、停滯、保守的懲罰和補充，但它無疑也超出了整個社會的承受能力，以至導致矛盾全面爆發。

中國是在經歷了20年大起大落後進入全面改革的，相對於在比較平穩的狀態中進入改革的國家來說，這樣一種經歷客觀上特別突出改革的緊迫性和尖銳性，客觀上激勵著絕大多數中國人義無反顧地走上改革之路。「文化大革命」以「走資派」、「保皇派」、「地富反壞右」、「打砸搶分子」、「臭老九」、「文藝黑線」、「體育黑線」、「兩個估計」、「投機倒把分子」、「右傾翻案風」、「反覆舊」、「走資本主義道路」等等各種名目，使絕大部分中國人受到程度不等的打擊迫害。今天整人，明天被人整；今天大紅大紫，明天或為階下囚，或坐冷板凳成為動亂中的通例，十年中一以貫之的既得利益者微乎其微。政治上的「左」導致經濟發展緩慢。「搞社會主義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資只有四五十元，農村的大多數地區仍處於貧困狀態。」這是一場沒有勝利者的動亂，它嚴重地損害了中國所有階級、階層的利益，它在使全體中國人都成為程度不同的受害者的同時，也使他們成為程度不同的改革者。

正因為如此，中國改革伊始，就表現出強烈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共同推進的色彩。中央領導層作為改革的倡導者和主要推動者，表現出強烈的改革熱情。在廣大的幹部群眾中，幾乎不存在希望維持現狀的人群。不論他們還有什麼分歧，都會認同對社會進行深刻改革的必要性，儘管在理解上還有不少差異，而且不久後又會發生分化。他們的改革願望不是在充分思想準備的基礎上產生的，而是在再也不能忍受不改革、反改革的惡果時自發的要求，是不願再繼續傳統體制所帶來的令人難以接受的低效率和形形色色的票證所表現出來的短缺經濟。改革之初，與其說他們知道在改革中應當怎麼做，不如說他們痛切地感到不能怎樣做。安徽小崗村的農民寧願受到「專政」的懲罰也要繼續「包產到戶」的故事，起碼說明了生存壓力的巨大，以及改革方法的成熟與明顯收益的強烈吸引。而這正是當時整個中國的生動寫照。轉軌期間所迫切需要的社會各個層面的足夠承受力，竟然部分地由「文化大革命」所提供了。十年動亂的噩夢使國人寧願忍受改革中的種種困難而不願回到過去，而他們的一些損失很快又由改革的收益中得到補償。「文化大革命」從反面增加了全民對改革的承受力，這是人們始料所不及的。而這正是中國改革初始條件中一個明顯區別於蘇聯、東歐等國的地方。

對世界範圍里轉軌經濟的研究表明，一些國家經濟轉軌失敗的主要原因並非思想的僵化，而是以往的體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集團。南美一些國家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研究蘇聯問題的學者也都指出，一個龐大的官僚特權階層的存在，不僅是蘇聯經濟、社會停滯、也是其改革屢屢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個階層是舊體制的產物和受益者，他們脫離群眾，養尊處優、濫用權力，以權謀私、唯上唯書、思想僵化，為維護從舊體制中既得的利益，反對任何深入、實質性的改革，與廣大群眾的矛盾不斷加深。它們的存在，使反對派靠對執政黨腐敗和官僚化的揭露、抨擊贏得了越來越多的政治資本，使反對現行制度的行為得到民眾的同情和支持。從這個角度來看，官僚化程度與社會對改革的承受力成反比。戈氏上台主政後，處處感到這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抵制和掣肘。在經濟體制改革一再受阻的情況下，他更加激烈地抨擊官僚主義，用在大範圍里頻繁更換幹部的方法打破組織上的一潭死水，結果又大大削弱了蘇共的組織和隊伍，削弱了國家政權的力量，為反對派的崛起提供了條件。

在相同的體制背景下，中國也會產生與蘇東等國性質相同的官僚主義現象。但是，由於中國的革命傳統和毛澤東等革命領袖的個人作用，這種體制通病卻受到了頑強的遏制。建國後毛澤東政治思想一個幾乎佔據核心地位的內容，便是反對官僚主義，儘管他往往簡單地把它等同於「階級鬥爭」和「修正主義」。「三反五反」、「整風運動」、「整風整社」、「四清運動」等等雖然帶上了越來越明顯的階級鬥爭擴大化色彩，但其所包含的反官僚主義內核也是不容否認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中對經濟民主、干群平等的執著追求，更與蘇模式大異其趣。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對「走資派」的聲討中，也會無一例外地看到「脫離群眾」、「特殊化」、「特權」等罪狀。在所謂「新生事物」「革委會」中，要求有「群眾代表」參加領導機構，要求幹部「下放勞動」，到「五、七幹校」鍛煉，到農村「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等等。不論其方法如何無序、狂暴和荒謬，後果如何嚴酷，不論它伴隨著巨大的政治上和道義上的損失，也不論它根本上談不上「治本」和持久，它們都帶有對官僚主義及其根源進行否定的強烈願望，而且在後果上也確實實現了從體制內外對官僚主義的某種破壞。歷史上的這些特殊遺留，使得在同樣體制背景下的中國難於形成一個穩定、強大的反對改革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團，因而大大減少了改革初期的阻力和成本，增加了全社會對改革的承受力，不期而遇地滿足了轉軌初期的迫切需要。

六

初始條件從多方面制約、影響著改革路徑、方法的選擇及至改革的成敗，儘管這種影響往往潛伏在歷史的深處，並通過一系列偶然因素表現出來。

雖然從時間順序上來看「文化大革命」與改革的關係最為接近，影響更為直接，但這個極左怪獸碩大無朋的殘骸顯然不是改革起點的全部。作為中國成功改革的初始條件，不論是從時間跨度來看還是從內容上來看，都涉及到更為廣闊的方面。改革前的正確決策和建設成就，成為發動改革的堅實基礎。改革前的一些不那麼正確或成功的探索以至失誤，也提供了必要的經驗，提高了改革的起點，使後來者越來越接近正確的方向。毛澤東的政治遺產多方面地影響著中國改革的路徑選擇，鄧小平的貢獻也正在於對已有基礎的充分尊重和利用，對初始條件的充分發掘和轉化。

例如，中國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中國政府組織結構的特殊形態及其所造成的改革中特殊的利益、動力結構，亦即領導體制的分權，而這顯然得益於建國後毛澤東的長期探索和努力。斯大林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徵是經濟決策高度集中，部門管理原則優先於地區管理原則。建國之初毛澤東就已認識到這種模式的弊端主要在於「權力過於集中」，不利於調動地方政府、生產單位和勞動者個人的積極性，它既不符合中國這一農業大國的特殊國情，也有悖於中國革命的傳統，因而必須著重加以改革。「要有統一性，也要有獨立性」，「要統一，也要特殊」。1956年至1976年間，在還不可能認識和提出發展商品經濟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條件下，中國改革的重點只能一直圍繞著在保持計劃經濟總體框架不變的前提下進行「行政性分權」這一中心，按照「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對集中的計劃體制進行了多次改革。其中，以1958年和1970年兩次最為典型。這些改革強調權力下放、自力更生，突出群眾運動和強大的政治動員作用。它們雖然沒有跳出計劃體制的基本框架，但卻對中國在此之後的市場化取向的改革準備了一些意想不到有利條件。分權所造成的比較分散的利益格局，地方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相對自主權、對預算盈餘部分的保留和使用權，以及經濟活動的自給自足傾向成為中國經濟體制的突出特徵。這一特徵降低了蘇聯模式在中國的實現程度和體制化程度，使國家的計劃控制程度大大低於蘇聯等國家，並為非國營系統的成長提供了許多有利條件。這種「分散的集權國家」的現實，對於1978年以後中國市場取向的改革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

此外，在這種體制「突出政治」和群眾運動式的實際運作中，必然出現很多粗放的、非程序化的過程，「計劃趕不上變化」，政策優先於計劃，表現出較大的彈性。改革前發展起來的特殊形式的計劃經濟所具有的靈活性、適應性，使市場因素首先得以在計劃薄弱和空白處自然生長，這無疑有利於降低改革的成本。中國的改革是從70年代末放權讓利開始的，它在方法上繼承了毛澤東的傳統，但已經具有了明顯的市場化取向。中國改革的最初一步實際上就已反映出起點與改革、堅持與創新等等一系列漸進改革的鮮明特徵。

又例如，獨立自主是中國黨的重要傳統和特徵，是中國革命、建設成功的保證。改革中，決策者繼承和發展了這一傳統，把它提到發展道路和立足點的高度，使之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社會主義各國在改革中能始終堅決地堅持做到這一點的並不多，而這正是它們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東歐各國的改革雖然早在50年代中期就已開始，但往往在取得一些成效後，便漸漸陷於停滯。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它們不同程度上受到蘇聯的控制和束縛，改革往往受到外部的干涉和阻礙。如五十年代南斯拉夫、匈牙利諸國的改革與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等。所以，在80年代，它們的改革高潮往往與擺脫蘇聯控制甚至脫離社會主義陣營的高潮同時出現。80年代末，當蘇聯已經無力控制這些國家時，西方國家又利用它們的困難，憑藉經濟上的優勢地位，利用「小馬歇爾計劃」、「歐洲發展基金」等名目，提供緊急食品援助、減免債務、推遲還債、低息貸款、誘壓兼施，使東歐的改革最大限度地符合西方的口味。1991年9月，美國在向波羅地海三國提供1400美元援助時所開列的先決條件是：它們必須接受「自由、民主、人權與自由的市場」。這連俄國這個超級大國在改革陷於困境時，也不得不屈從於西方的壓力，迎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的貸款要求，以實行「休克療法」為條件獲取西方國家提供的大量貸款,作為穩定經濟和建立市場經濟的決定性條件之一。它似乎沒有想到，對俄國這樣一個世界大國，幾十億美元不過是杯水車薪。而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西方是否真心想幫助俄振興經濟，很多人認為這還是個問題。

相比較之下，中國的成功，正在於在對外開放、大量引進外資時，仍然自覺地、清醒地保持著獨立自主的立場和地位。「中國的事情要按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毛澤東的政治遺產，就是這樣決定著中國改革路徑的選擇。更微妙的還有，六十年代後中國曾一度把「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當作戰略目標來追求，這顯然是對獨立自主的某種誤解，但它又出乎意料地為初期的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態勢。起步較早的匈牙利改革曾經取得過公認的成績，但從80年代後期後卻落伍。原因之一是80年代舉借了大量外債，在轉軌開始時，其人均外債居世界第一，這不能不對整個宏觀經濟造成嚴重的後果。相比較之下，許多經濟學家都指出：「中國的低外債率使中國政府可以排除世界銀行和國際金融組織的影響，按自己的旨意行事」。

再例如，中國的改革利益於比較有利的國際態勢，而這又與毛澤東時代的一些重要決策密切相關。中國改革之初，鄧小平就曾指出，毛澤東晚年制定的有關三個世界、團結反霸、同美日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等國際戰略原則，對於改善我國的國際環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

即使是毛澤東晚年的嚴重失誤，經過科學的總結和轉化，也成為改革中獨特的有利因素。與蘇聯等一些國家長期平穩、停滯不同，我們是在在十年動亂後走上改革之路的。對無政府主義和動亂的恐懼與厭惡，使公眾和決策者都十分珍惜和維護安定的政治局面，對動亂保持高度警惕。這種經驗和自覺，成為轉軌期間克服動亂因素、實現穩定的重要精神資源。「沒有安定團結，就沒有一切」，「過去我們已經吃了十來年的苦頭，再亂，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應。」在改革的曲折過程中，中國與蘇東等一些國家的不同並不在於沒有風波和動亂，而在於有了十年動亂這一劑「預防針」，全黨、全國人民對動亂、無序的警惕、拒斥心理和承受力已大為提高。

如果不經過「文化大革命」，中國也會走上改革之路，但那樣改革的過程就會表現出另一些特徵和形式。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中國的成功得益於對改革初始條件的深刻認識、充分利用和積極轉化。昨天改革的實踐又成為今天和明天改革的初始條件。改革前期一些重要措施在以後又表現出其明顯的負面作用：加強政府權威已不再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地方分權幾次造成中央權威的流失，「雙軌制」在創造奇蹟的同時也造成了令人難以忍受的經濟秩序混亂和大面積腐敗，鄉鎮企業在市場經濟格局形成後，其低效高耗、嚴重污染和種種不規範的生產交換行為使自身面臨嚴重生存考驗，由經濟改革的深入而凸現出來的經濟民主對進一步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強烈要求，由於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所帶來的大面積的體制腐敗……這些問題又成為深入改革的起點和動力，決定著新的路徑選擇。正因為如此，深入研究歷史對現實、初始條件對於路徑選擇的影響，對於進一步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