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上「主通明變」具體內容

變通史學思想是我國傳統史學思想中的一大特色。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鄭樵的「極古今之變」，章學誠的「通史家風」，一大批史家提倡主通明變，以變化發展的觀念來認識歷史，表明了變通思想已經成為傳統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變通思想雖然在後世大放光彩，但是該思想在先秦諸子卻已發肇端。先秦諸子是中國學術的濫觴，中國思想的一些基本概念、範疇在先秦時期已經形成，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因此對變通史學思想進行一番追本溯源的考察，具有重要意義。從嚴格意義上說，先秦諸子並不是史家，但是先秦諸子對以往的歷史十分關注，往往通過對歷史的說明，來論證自己思想的合理性，而且也不乏有對歷史詮釋的深刻見解。如果從「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貝克爾語）和「六經皆史」的角度出發，諸子思想也可以納入到史學思想領域，特別關於歷史變化發展的思想更是如此。本文主要從三方面對先秦諸子變通史學思想作一思考：一論述變通史學產生的自然與社會條件；二概述先秦諸子對變通思想的哲學詮釋；三闡述先秦諸子變通思想在歷史領域中的應用。 一 先秦諸子變通思想的產生，如同其它一切思想一樣，根植於現實世界，現實世界的運動變化是變通思想產生的土壤，正如恩格斯所說的，「概念的辯證法本身就變成只是現實世界的辯證法運動的自覺的反映」。[1]變通思想是人們對自然界的長期觀察，以及對社會歷史的不斷思考過程中逐步形成的。變通思想作為一種歷史意識，它出現的前提條件是對時間差異性要有敏銳的感受，即把時間分為兩極：古與今、過去與現在。中國先秦時代人們對時間兩極已經有較深刻的認識，並且對二者進行比較。早在《詩經》就發展出了「昔我……今我……」的特殊格式，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2]表達了人們對主客觀世界的雙重變化的切身體驗。孔子在川上，發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感嘆，孔子認識到宇宙的生生不息，變化無窮，歷史就像無休無止滾動的巨流，不停賓士。變通思想作為一種萌芽意識，最初產生於古人對身邊日常自然現象的反映，花開花落，月圓月缺，日來日往，這些現象都會給處於童年時期的人類留下深刻的影響。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人類活動範圍的擴大以及人類視野的拓展，對變化的認識也更豐富了。中國是個農業社會，天文曆法對農耕社會來說至關重要，因此早期先民十分關注天體的運動變化，「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3]並且從這種自然界變化的認識中獲得了普遍性的意義，「列星隨旋，日月遞照，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4] 變通思想不僅源於對自然現象的考察，也產生於對社會歷史現象的思考。周代的統治者認識到了「天命靡常」[5]，即沒有永恆不變的天命，「天」並不是盲目任意地把統治權力賜於君主，而是有條件的，「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6]一方面講「天命靡常」，另一方面又講「永命」，這二者並不矛盾，而是一致的。天命變化的根據在於人的行動，只要統治者興「德治」就能「受天永命」，說明統治者已經認識到變與不變的相對關係。春秋戰國時期，周室衰微，禮崩樂壞，天下無道，「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7] 「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8]先秦諸子對當時「古今一大變革之會」[9]有切身的體會。當時一些進步思想家從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場出發，對以往的歷史作了一番考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歷史圖景。《易傳》把古代歷史分為上古和後世，商鞅把它分為上世、中世和下世，韓非則分為上古、中世和近古，通過對歷史不同階段的劃分和描述，揭示出蘊含於其中變通的歷史運動邏輯。 變通思想正是這種客觀存在的反映，通過思想家的抽象思維，上升為一般性的概念。變通思想是一種比較複雜的歷史意識，它的產生相當早，說明了我國古代史學發展之高。美籍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說：「我們所說的『歷史意識』是人類文明中一個很晚的產物。在偉大的希臘歷史學家的時代它才剛剛露面。而且甚至連希臘思想家們也仍然不能為歷史思想這種特殊的形式提供一種哲學的分析。」[10]而我國在春秋戰國時代，諸子就已經提出一系列概念、範疇，如陰陽、變常、道器等，來分析解釋歷史的運動變化現象，而不是以一種神話式的方式來解釋歷史。 二 通過對具體的自然現象和社會歷史的考察，先秦思想家逐漸形成了對變通思想的一般性的概念，把個別、具體的觀念上升為一般、抽象的思想，從哲學思辯的高度，對變通思想進行詮釋，其中以《易傳》為最有代表性。《易傳》以乾坤陰陽來表示宇宙的不同類型事物，乾為陽，坤為陰，剛為陽，柔為陰，認為陰陽的矛盾對立，互相轉化，是萬物產生的根本。《易傳·繫辭下》言：「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剛柔者，立本者也」，所以「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由於陰陽互相作用，萬物處於變化之中，「剛柔相推而生變化」。[11]所謂變化，是一種進退之象，即舊事物的滅亡，新事物的產生。「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12]事物的變化進退之象有利於物，有利於人。《易傳》認為：「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13]萬物的新陳代謝，生生不已，就是《易》所講的「變易」，世界是一個生生不已的過程，所以說「一陰一陽之謂道」[14] 變通這個概念首先出現於《易傳》。「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15]認為變化是世界最根本的性質，它使萬物永葆生機，如果事物發展到極端而滯礙不通，就會發生變革，使新事物獲得新的發展空間，所以「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無窮謂之通」。[16]所謂「變則通」，並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要「往來無窮」，才能使事物不斷發展，不斷發展就是「通」。「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17]把一個個變化連貫起來，便是「通」，體現了事物發展的階段性和連續性，反映在歷史觀上就是有所革新又有所傳承，有源遠流長的一面，又有日新日異的一面。 在客觀現象的長期觀察中，人們發現事物不僅存在變化，而且這種變化還是有規律可循的，於是逐漸形成一個與「變」相對應的概念「常」。變與常這對範疇的出現，表明古人認識水平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韓非曾對「常」作過深刻的說明，「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亡，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18]在他看來，只有永恆不變東西才可以稱為常。並且他提出了「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19]的常變觀。他認為時代在不斷變化，不能一味守舊法古，變古還是守常應該根據客觀情況形勢來確定。當變古則變古，當守常則守常，變古與守常沒有絕對的好壞，關鍵是看古、常是否能適應時代的發展。這個觀點可以說是對古代兵家「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20]的引申與發揮。荀子對常也提出過一個著名的命題「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21]殷周以來，統治者都以「君權天授」作為自己統治權力的合法性依據。荀子反對傳統的天命觀，他認為天是一個自然的存在，沒有什麼意志，按自身固有的規律運轉著，「不為而成，不求而得」[22]。荀子還對自然變異現象作出了新的解釋，「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日：是何也？日：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23]這表明荀子對規律、本質，必然與偶然有較深刻的認識，具有樸素唯物主義思想。 先秦諸子不僅認識到事物運動的「變」與「常」的辯證關係，還認識到事物變化具有不同的形式，存在漸變與突變之分，量變與質變之別。《易傳》認為微小變化經過量的積累會引起巨大的變化，《易傳·繫辭下》引孔子的話說：「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名譽需要善行來積累，滅身也是惡行日積月累的結果。《易傳·坤卦·文言》說：「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這說明歷史的運動是積漸而變，積變與突變相互關係是，突變由漸變積累而來，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因果關係。所以荀子說「雨小，漢故潛。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者聲聞遠」，[24]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25]，認識到量變可以引起質變。韓非繼承了荀子思想，強調事物的發展變化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他說：「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日：『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26]事物的生長和發展總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細到粗的過程。質變不僅可以通過漸變的潛移默化方式，也存在突變的革故鼎新方式，「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27] 三 先秦諸子對變通思想的哲學詮釋極為全面而深刻，後世許多思想家很難超越前人所設下的思維藩籬，只能「跟著」前人講，很少有人能「接著」講。諸子認為生生不息是歷史運動的根本屬性，而且歷史是向前發展的，因此當他們討論法先王還是法後王的時候，往往從歷史進化的觀點出發，論證法後王的歷史合理性，從而為其政治理想的實踐服務；他們還認識到歷史是一個常變的互動過程，體現了歷史運動的繼承與革新。歷史就象孔子所說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歷史不是一塊塊粹片，而是連續不斷的流。歷史時間的古與今、過去與現在，在內容上存在既有肯定的一面又有否定的一面。因此諸子在爭論守常與變古時，不是一種單向性思維，而是採取因革損益的態度；同時諸子朦朧地意識到歷史運動規律的問題，雖然對治亂興衰有過經驗性的論述，但是缺乏嚴格的邏輯論證。本文試圖從法先王與法後王、因革損益、治亂興衰三方面，對先秦諸子變通思想在歷史領域中的具體應用作一分析。 （一）法先王與法後王 春秋戰國時期，整個社會動蕩不安，群雄爭霸，都力圖完成統一大業。為了適應當時政治的需要，諸子紛紛提出了各自的政治藍圖，以一展政治抱負。在這裡遇到了一個關於如何對待歷史遺產的問題，因為政治理想絕不是無本只木，無源只水，它需要從歷史中尋找依據，以說明法先王或法後王的必要性。為了說明這一問題，首先要對論證的邏輯起點：歷史如何演變，作一分析，其中以《易傳》、商鞅和韓非最有影響。《易傳·繫辭下》對古代社會發展作了勾勒：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 遠古時代人類發展是從穴居野處到房屋宮室，從野蠻到文明的過程。雖然它把歷史的變遷歸因於聖人之作，不免缺乏歷史事實，但是它無疑具有明顯的進化論傾向，意識到人類社會是不斷進步發展的，而不存在什麼「黃金時代」。 商鞅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改革家，是法家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其所著的《商君書》中，提出了一整套關於變法革新的理論。而這一理論的基石就在於對歷史運動作何解釋，他在《商君書·開塞》中說道： 「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 商鞅把他生活的時代及以前的社會分為三世，即上世、中世、下世，各個時代都有它各自的特徵，應該做到「世事變而行道異也」。他以「三世說」來闡述變革的歷史思想，說明歷史是向前發展的，時代不同，政治制度也應該不同。 法家另一代表韓非也提出過關於歷史演變過程的論斷，原文為：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日有巢氏。民食果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日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28] 社會是發展的，每一個社會階段所面臨的主要矛盾不同，解決矛盾的方法、方式也應不相同。根據這種社會進化思想，韓非認為解決現實政治問題，不能從抽象的原則出發，只能以當前具體的時間、地點和條件出發，做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29]否則就會出現「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30]的現象。而且每個時代所體現的歷史精神也不同，「上古競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31]因此一切措施都應時代之需而變革，在「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32]的原則下，韓非認為「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33] 在歷史思想方面，先秦諸子對於歷史的變遷與發展作了明確的解釋。在「群雄爭霸，百家爭鳴」的時代，一些思想家在反思傳統、展望未來之餘，力求變革圖新，以法家尤為突出。商鞅至秦力主變法，他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34]歷史處於不斷發展變化之中，古往今來治理國家的方法、方式也應不盡相同，沒有必要一味守常，「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35]並舉例「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36]等歷史事實來說明，「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37]最後得出「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修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38]。表明歷史不是一成不變的，只有「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39]充分考慮世事風情，才能治理好國家，故「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幹（亂）」。[40]韓非對變法表達得更為強烈，他說： 「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後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世，因為之備。」[41] 這一觀點顯然是針對儒家「法先王」、「行仁義」的主張而提出的。韓非不頌古非今，也不菲薄往古，而是把人類歷史視為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沒有「放之四海皆準」的神聖教條。他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42]的行為，以「守株待兔」的寓言加以諷刺，充分顯示了他勇於面對現實，大膽革新的精神。 荀子是戰國晚期各家思想的整合者，對以往法先王與法後王的爭論作了最後的總結，提出了自己獨特的「法後王」思想。所謂「法後王」，表面上是法周代文、武諸王，與孔子的「從周」思想差不多，但是荀子不僅法周，而且主張「法三代」，實際荀子所說的「後王」，指的是當世之王，「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43]先王之世雖然治理得好，但禮法制度年代久遠而失傳、廢弛了，「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44]反對高談千古，認為「道過三代之謂盪，法貳後王謂之不雅」，把「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視為「王者之制」。[45]同時荀子並沒有否定先王，「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46]有一個「道」貫穿千百年中經久不變，所以「以道觀盡，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47]正因為如此，他才提出「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48]要「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49]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為當今統治者找到亘古不變的統治之「道」。除儒法兩家之外，一向被稱為消極、保守的道家也提出過積極的變革主張，莊子認為社會制度及各種道德規範也要不停地改變，「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一宿，而不可多處，覯而多責」，[50]禮義法度應時而變，不可執著。還有「兼儒墨，合名法」的《呂氏春秋》在《察今篇》中，對法後王有過形象深刻的論述；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也成為變法革新事業的佳話。 （二）因革損益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51]這是對因革損益思想的代表性論述。孔子認為歷代禮制的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是有所因革有所損益的，也就是有所繼承有所革新，常中有變，變中有常，所以由夏、商、周的禮制損益情況，可以推知以後禮制發展的基本走向。孔子也認為歷史是變化發展的，但是這種發展是建立在繼承前人的文化遺產基礎上的，「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故從周」，[52]周代之所以出現「鬱郁乎文」的局面，在於吸取夏、殷的歷史經驗教訓。他還相信文化的積累與傳承必然造成歷史的進步，「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53]在「至於道」之途上，需要不斷變革。孔子強調歷史文化的連續性的思想值得肯定，儒家雖然也認為歷史是變遷的，但是總的來說，強調繼承多於革新。 孟子對孔子這一思想加以發揮，認為歷史的源頭就是常道，而常道又是亘古不變的，所以他提出「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54]他深信古聖先賢所創立的制度可以為後世之楷模，後世君王應該取法。孟子生活的年代與堯舜時代相去久遠，由於年代久遠，特別是當時條件的限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典制早已失傳。即使孔子也不能完全了解歷代禮制，「夏禮吾能徵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55]孟子自己也說：「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56]所以究竟「堯舜之道」具體內容是什麼，孟子也不能作出明確的回答，只能講一些原則，實際上是他個人的主張，「托古改制」罷了。與此相反的，荀子就敢於正視歷史的現實，雖然他也認為歷代禮制的相因承襲，「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三王之法，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57]但是從這裡他得出「以道觀盡，古今一也」的思想，最後提出「法後王」。顯然孟子的思想要比荀子保守的多。 （三）治亂盛衰 治亂盛衰是人們對歷史長時段考察所得的一種歷史意識，它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只有當歷史發展到比較成熟，呈現出周期性的變遷時，人們才有可能對它加以分析，梳理出歷史演變的脈絡。管子首先提出盛衰循環史觀，但是這種史觀在當時極不成熟。《管子》認為事物是以其對立面為基礎的，當事物發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向轉化，《重令》說： 「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為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天道之數，至則反，盛則衰。人心之變，有餘則驕，驕則緩怠。……此危亡之時也。」 在強調事物發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向對立方向轉化的同時，還強調了轉化的條件。如果地大而不兼并，人眾而不緩怠，國富而不奢，兵強而不侮諸侯，那麼地大國富、人眾兵強就時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不會走向危亡。《重令》強調對立雙方相互轉化，是對《周易》、《老子》既以產生「物極必反」思想的一大發展。然而這種盛衰觀很難說是對歷史長時段考察的結果，它還沒有意識到歷史治亂盛衰的周期性變遷。 對歷史治亂盛衰作出比較完備論述的是孟子。孟子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58]把他生活年代以前的歷史分為三個治亂循環：「當堯之時」是一亂，「使禹治之」是一治；「堯舜既沒」是一亂，「周公相武王誅紂」是一治；「世衰道微」是一亂。那麼孟子生活的時代是不是大治的前夜呢？孟子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59]並且通過具體的歷史事實加以說明：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60] 以論證歷史的治亂盛衰具有周期性的變動。因此他滿懷信心地得出，「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賓士天下也，如欲賓士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61]在他看來，戰國是一個大混亂時期，治平時代就要到來，儼然把自己視為這個時代的「救世主」。 小結 變通史學思想雖然產生於先秦諸子，而且他們對變通思想的各個層面也都作了比較深入的論述，但是這種思想在當時只是單純的理論體系建構而已。任何理論只停留於哲學思辯階段，而沒有具體的實踐，都是蒼白無力的。全面而系統地實踐變通史學思想，並且寫出專著，首推漢司馬遷和《史記》。他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理念，「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62]，希望從歷史的演變過程中，「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63]，尋找到歷史治亂盛衰之道。此後變通史學思想逐漸得到諸多有見識史家的關注和發展，劉知幾、杜佑、司馬光、馬端臨、鄭樵、章學誠等人，是變通史學思想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對變通史學體系的不斷成熟完備作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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