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發現美洲？

明永樂十六年（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的複製品《天下全輿總圖》英國《經濟學家》雜誌，BBC等數十家權威英文媒體先後發布了這張地圖消息。該地圖已於2006年1月16日在北京展出，網上也公布了照片。該圖不僅繪製了亞洲、歐洲、非洲、澳洲，甚至還有南極洲和美洲。此圖繪於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是一張明永樂十六年（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的複製品，名稱為《天下全輿總圖》，反映了天下諸番向明成祖永樂皇帝朱棣進貢的場景。地圖左上角有注文寫道：「凡未加紅圈者皆原圖所未命名者」，即圖上有紅圈者皆是原《天下諸番識貢圖》上的標註。《天下諸番識貢圖》收藏者：此圖無聲勝有聲：在這些地域被歐洲人「發現」之前，是何人對這些地域進行了勘探並把它們畫在地圖上？如下兩個方面的證據給我們提供了解答這一問題的答案。首先是十五世紀歐洲世界地圖繪製方面的變化。由於耶路撒冷位於歐洲東部，出於宗教的原因十五世紀中期以前歐洲世界地圖基本上都是上東下西，偶爾出現過上南下北的世界地圖，並且這些世界地圖都以耶路撒冷為中心。從十五世紀中期以後，隨著一個接一個歐洲人雖未抵達確已被發現的「新大陸」增加到地圖上，歐洲人繪製世界地圖的觀念和方法出現了重大變化。其地圖方位變成上北下南，並且地圖的中心或水平中心線不再位於耶路撒冷，而是變成緯度比耶路撒冷略高的地域。中國地圖的方位從宋代開始已逐漸形成上北下南的固定格局，並且地圖的中心線均在北京和南京之間，這一地域的緯度比耶路撒冷略高。可以看出，十五世紀中期歐洲世界地圖繪製方法變化的原因是參考了中國人繪製的地圖。其次是造船技術和地理勘探科技。同時掌握這兩方面的技術是將「新大陸」畫在地圖上的前提條件。歐洲大規模從事海上探險活動是從葡萄牙享利王子開始的。雖然歐洲人於十五世紀末 「發現」了美洲大陸，可是當時的歐洲人並不掌握地理勘探技術。根據世界科學技術發展史的記載，歐洲人於十六世紀中葉開始掌握如何通過恆星之間以及恆星與地平線之間的距離測定地域的經緯度。阿拉伯人早於歐洲人掌握如何測定地理位置的方法，但是他們卻沒有能夠造出遠航船隻的技術，並且歷史文獻中沒有任何關於阿拉伯人大規模從事航海探險的記載。中國人早在十五世紀初就已同時掌握遠航船隻的製造技術和地理勘探科技。史料記載，鄭和船隻的體積以及船隊的規模遠遠超過十五世紀末和十六世紀初的任何一隻歐洲船隊。《鄭和航海圖》中記錄的過洋牽星術就是一種根據恆星之間以及恆星與海平面之間的距離測定地理位置的技術。所以當時只有中國人具備將「新大陸」畫在地圖上的前提條件。湯普森博士《天下諸番識貢圖》技術評論：一、該地圖的重要性1.這是已知最早的編年世界地圖,它的確非常科學並且以相當準確度反映了整個世界。它是一份圖解地圖，由地區航海圖編撰而成，按經緯度組織起來的。像所有早期地圖一樣， 該地圖包含了大量的、需要數十年的探險和測繪工作才能解決的問題。該地圖的世界級的範圍反映出一種不斷拓寬的知識基礎，這種知識基礎只能是大力推行航海的當局和大批遠航的皇家水手們長期共同努力的結果。歷史記載證實：中國明朝水手們得到許多盟友的支持，包括越南人，朝鮮人，日本人，和環印度洋沿岸穆斯林等。2.該地圖可信嗎？地圖上的語言和地理標識揭示出該地圖處於中國環球探險的範圍之內，這種探險始於公元前3千年，在鄭和下西洋時達到了高峰。它是中國建立地理科學的明證，也是作為歐洲文藝復興的基礎的中國知識和經濟發展的明證。儘管一些學者注意到一些語言上的異常，如「景」字和「上帝」，但中國學者將會對此作出了合理的解釋。無論任何時候，複製者在抄錄幾個世紀前的文件時，出現這種語言上的異常現象實屬正常。在西方，語言學專家在估計詞語轉變為一種語言的轉折點時，有時會出現兩千年的誤差。地圖上的描述內容與明初時期的時代背景及圖解地圖的目的相符。3.為什麼最初的作者要製作永樂地圖？這幅在太平洋處提到了馬三寶(鄭和)的天下全輿總圖，以及展示了由兩個半球構成的統一世界的地圖結構永樂王朝對世界進行成功探索的紀念。該地圖的重要性在於它是中國歷代皇帝成功的製作完成全世界風土人情的清單的證明。似乎中國歷史上的皇帝都沒有被自大心理所蠱惑，而正是這種自大心理使歐洲人一直派軍隊和傳教士週遊世界去征服外國、迫使他們信奉西方的宗教。天下諸番識貢圖是「科學的地圖」,因為它試圖按中國的傳統相對準確地表達地理概念。它不是嚴格意義的科學地圖，它沒有按照16世紀的歐洲慣例在地圖上畫滿經緯線交錯的令人討厭的方格。它揭示了一種將中國置於中心地區的意願，但不在正中心。這一點表現出從宗教的世界觀向更實際的商業和科學的世界觀的轉變。該地圖不是有經驗的航海家繪製的，而是由朝廷官方地理學家繪製的。地圖名義上的目的是要指引蠻夷國家向明朝皇帝進貢。地圖強調最重要的國家，即隨鄭和船隊向中國納貢或進獻禮物和派使臣的國家。而邊遠的蠻夷國家(如英國和挪威)則被忽略。實際上，英國和挪威根本沒在地圖上表現出來。這兩個國家在當時的歐洲也並不重要，原因是戰亂、饑荒和14世紀末橫行該地區的瘟疫。因此，該地圖簡要和主題式地表現邊遠國家。4.地理上的重要性：這種地圖的製作完成只能是發起國---中國大規模持續的環球探險的結果。歐洲直到16世紀末船隊已經環球航行後才取得這樣完整的全球觀。直到1571年，義大利弗蘭西斯科·巴索繪製的地圖還顯示一個巨大橫跨太平洋連接北美和中國的陸橋。如此巨大的地理錯誤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西方依賴聖經作為地理知識的來源。那些諸如墨卡托(Mercator)的歐洲人和依靠中國原始資料和天下諸番識貢圖的葡萄牙人，能夠在歐洲探險家繪出新大陸的海岸線之前就繪製出相對準確的地圖。繪製相對準確的大陸海岸線的關鍵是讓海員環繞整個大陸航行。因此鄭和艦隊的環球探險被完整展示地球上可居住的大陸的天下諸番識貢圖所證實。鄭和的部下負責為地球上未知地區繪圖並將遙遠的蠻夷國家的使臣帶到中國。這種政治性地圖是鄭和使命的切實結果。5.社會和文化的重要性：該地圖反映出朱棣的命令：要鄭和將四海各國的代表作為使節和商業代理帶回中國。永樂皇帝預見外國大使在中國的匯聚將代表他所謂的「一個世界大家庭」的宗教和商業利益。這不是征服者的地圖，而是在世界範圍內促進貿易的地圖。因此它比認識到現代全球化或全球一體化的時間還早了近6個世紀。永樂在印度洋的商業擴張中的「納貢」類似於西方的「交換禮物」。(「交換禮物」的證據可見於1950年在發掘於加利福尼亞北部的帶有永樂皇帝年號的銅盤。)儘管中國文獻稱之為「納貢」，實際上卻是鄭和艦隊的「寶船」帶去大量的珍貴財物分給外國領導人以展現中國的巨大財富，並作為刺激貿易的手段。6.在歐洲探險和擴張中的角色：該地圖足以在歐洲早期航海發現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地理準確性。它甚至是歐洲文藝復興成功的製圖和地理基礎。地圖清晰地揭示了由鄭和與明朝建立的巨大的印度洋市場。該市場推動了為歐洲市場提供資金和貨物的巨大經濟體制的發展。最終壯大成為工廠的「家庭手工業」推動這些市場的發展。商業流通在農民中傳播財富，並刺激中產階級商人的發展。u葡萄牙的地圖和地理大發現。我們見到天下諸番識貢圖的一部分出現在秘密的帕德拉奧地圖或 「國王的地圖」上。該地圖的一種版本是1502年的坎提諾地圖(Cantino Map)。在這一地圖上，對非洲的描繪異常準確，只是在蘇伊士地峽和西奈沙漠地區有條令人難以置信的「長脖子」。在這點上，它重複了天下諸番識貢圖的錯誤。坎提諾地圖還參考了另一張明朝地圖，1425山海輿地全圖的一部分。湯普森在2005年國會圖書館的鄭和研討會上對這張地圖做出鑒定。在西方，從耶穌會的明朝古地圖複製品可知，利竇瑪用近代西方術語校訂了該地圖並在1602年出版。天下諸番識貢圖可能使當時的葡萄牙間諜恩里庫斯·澤曼努斯和馬丁·比海姆設計了一張「圈套地圖」去愚弄哥倫布。確實，葡萄牙1489和1490地圖以馬可·波羅起的名字直接在歐洲對面的大西洋彼岸展示了中國海岸線。這些地圖上的海岸線和天下諸番識貢圖上的中國海岸線非常相似。天下諸番識貢圖也促成了尋找到達印度和香料群島有效海上路線的葡萄牙水手的航海成功。該地圖準確地顯示非洲和巴西的相對位置，使瓦斯科·達·迦瑪得以在1497年向西航行入大西洋，該航行被西方歷史學家描述為「難以置信」。事實上，達·迦瑪的探險隊順著南大西洋洋流西行到接近巴西海岸的地方。而後洋流帶他們向南並最終帶他們向東駛向合恩角。順著迂迴的洋流，葡萄牙人避開了非洲西海岸的逆風和逆流。顯然，天下諸番識貢圖是葡萄牙地圖的繪製基礎。它為他們提供了對世界大陸的準確認識以及關於廣袤的太平洋的早期知識。這一點被瓦爾德澤米勒(Waldseemuller) 1518年出版的名為「卡塔·瑪瑞娜」地圖(CartaMarina)所證實，該地圖源自葡萄牙的原始資料。實際上，它源自明朝天下諸番識貢圖。葡萄牙為歐洲其他國家發現和征服世界引路。在西方，學者認為葡萄牙開創了「大發現的偉大時代」。出於普遍流行的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歷史學家很容易忽略葡萄牙人的探險依靠已經存在的中國地圖這樣一個事實。達·迦瑪的船員談論過當地商人跨印度洋航行時所使用地圖的準確性；而阿方索·德·阿爾布科克也提到他繳獲的準確的東南亞海圖對於他在16世紀初對香料群島征服過程中是個相當大的優勢。葡萄牙人還獲取了拉布拉多和巴西位置的初步知識，他們根據托得悉拉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1494)佔有了這些地方。這張地圖為1585-1620年荷蘭大師(墨卡托、奧特流斯、尤迪烏斯)的地圖及其後的耶穌會的利竇瑪地圖提供基礎。墨卡托的地圖成為近一個世紀的歐洲標準地圖。天下諸番識貢圖的錯誤也在後來出版的荷蘭大師的地圖中出現，因而多少讓歐洲水手迷惑。天下諸番識貢圖的特徵和最明顯的錯誤是跨加拿大和北冰洋的顯著的「西北通道」。這造成一種錯誤印象：認為通過加拿大以北的廣闊水道可輕而易舉地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航行。天下諸番識貢圖上加拿大以北的廣闊水域看起來有一千公里寬。實際上，這一水道很窄，有些地方只有100公里寬。也許在13世紀中國水手在這一水道通行無阻，當時馬可·波羅遊記中有記載。到14世紀，氣候變冷，限制了人們向北或極地的旅行。這一水道在15世紀變窄，在16世紀完全被冰封住。最近全球變暖和極地冰帽的解凍重新引起人們對北部水域商業運輸的興趣。二、對地理標識的鑒別——精確、權威、經久不息的明朝地理學的影響1、非洲。天下諸番識貢圖第一次準確地標明了非洲的輪廓，除了西奈沙漠地區(1414年的阿爾伯丁·德·伏加地圖[The Albertin De Virga Map]更接近於準確的非洲，但明朝地圖總體上更好一些)。天下諸番識貢圖上的一個地理標識的鑒別(DGM)就是「長脖子」——開羅、蘇伊士和西奈沙漠的非洲地區。蘇伊士地峽確切的長度約為100公里，然而地圖顯示的距離將近2000公里。這一超過實際距離10倍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錯誤。這可以看作「長脖子」型的非洲地圖。只有一些不熟悉狹窄的蘇伊士海峽的人才會犯這樣大的錯誤。影響：1500年之前的歐洲地圖展示的非洲是扭曲的、奇怪的形狀。但在1502年，葡萄牙的密用標柱(Padrao)圖(或者收錄於坎堤諾(Cantino)地圖中國王地圖)中的非洲形狀非常相近於天下諸番識貢圖。這一準確的非洲版本唯一的錯誤就是包含了不可信的「長脖子」。一些歐洲製圖師通過從葡萄牙資料直接複製，重複了這種錯誤；然而，到1550年，這一慣例在整個歐洲被遺棄了，換句話說，這一非洲地理上的錯誤標識就像雷達顯示屏上的信號點只是短暫的存在。很難想像，後來的16、17和18世紀(包括耶穌會)所有的歐洲資料都準確地標明了非洲的「短脖子」，而在18世紀的中國製圖師會犯這種錯誤並且把它用於製造假的明朝地圖。在一個有證據證明從明朝地理學還有其他借鑒的時代，葡萄牙地圖上的對非洲「長脖子」的簡易描述版本是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權威性的和準確性的絕對標識。指明這一錯誤並沒有出現在1590年在中國印製的利瑪竇(Matteo Ricci)地圖上是很有用的，這說明它們與18世紀的莫易仝繪圖資料來源不一，莫易仝複製品必定非常接近明代的原始版本。2、澳洲。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上有兩塊相分離的陸地與澳大利亞遙相呼應。一塊是被稱為「南極澳洲」(16世紀的歐洲地圖管這個叫南極光地區)的，而另一個較小，位於印度東面的球形島嶼，可以稱之為「南海澳洲」。兩塊島嶼的形狀受地磁現象的影響。我們可以認為海員們的海圖繪製於不同時期，以反映島嶼區域的明顯變化，它是以磁性指南針測定其在地球的區域所在。但這種測定又極大地受移動的南極磁極的影響。實際情況是南極的磁極即是位於澳洲正南端，而且它是以橢圓形軌道從東南向西北方向移動。由於磁性指南針的磁性偏差的影響，這一運動給海員們造成了這樣一種印象：不是接近南極點就是遠離東印度東部。我可以看到歐洲的地理學者也為相似但運動相反的北極磁極所困擾。在一些地圖上，製圖者繪製了挪威正東部的格陵蘭島的北極區群島；一些製圖者把它放在偏北的方向；有一小部分放在正確的位置——偏西。因此，很有可能那些不同世紀的但到過澳洲的元朝和明朝探險家很願意相信實際上有兩個不同的地方。另一種情形也有可能影響到這些島嶼、陸地的放置，明朝的製圖者在兩個交叉的半球內描繪世界的大陸可能會導致把島嶼從南邊移至東北邊，就為了把它放進其地圖裡。也許，極地澳洲的概念是元朝航海家的留下的遺產；而南海澳洲的概念在明朝處於更流行的地位。1425年的山海輿地全圖上，極地澳洲的標註上有提示說是有鸚鵡的、非常熱的地區。這些特徵與1418年的天下諸番識貢圖上的極地區陸地以及山海輿地全圖所描繪的南極洲概念並不完全相符。影響：瓦爾德澤米勒(Waldseemüller)於1507年，在他的地圖上把大部分的南海島看作大爪哇島(Java Major)，而這是17世紀歐洲地圖上澳洲的另一個名稱——甚至是在沒有任何歐洲水手到過澳洲以前。自從葡萄牙人把接近於太平洋地區的一個島嶼命名為「新幾內亞」，荷蘭的地圖製作師錯誤地把這一靠近南美洲的不存在的南海島嶼看作為「新幾內亞」。由此，1569年的墨卡托(Mercator)地圖和1570年的奧特琉斯(Ortelius)地圖顯然從1418年的明朝地圖借用了「南海澳洲」的理念(只是改為「新幾內亞」)。利瑪竇到達東方時大約在1575年(他住在菲律賓)，他從對當地的水手的了解中意識到在靠近南美洲的南海根本沒有這麼一個島。因此，他決定從他那張印製於中國的1590年的地圖上把第二個澳洲或稱南海澳洲的地方撤掉。自從南海澳洲在中國的耶穌會地圖上撤掉後，很明顯，中國的耶穌會地圖(不包括1418年地圖)並非莫易仝1763年所繪製的地圖的資料來源。因而我們也更多一個的理由相信，莫易仝地圖就是準確的原始明朝世界地圖的範本。3、加州島。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上的北美洲西海岸是一個巨大的島嶼。「加州島」的概念來自於部分歐洲政府的諜報活動和地理騙局。實際上，英國人弗郎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海盜兼探險家，已經沿西海岸航行過最遠至北緯58度線的地方；他的海圖清楚地標明加州半島是北美大陸的一部分。正是因為普遍流行於歐洲交戰國的實行假情報政策，這一錯誤的「加州島」倒成了17世紀歐洲地圖的通行特點。直到1750年這一錯誤才得以壽終正寢——它不是莫易仝繪製地圖時普遍的地理誤解。耶穌會地圖中，利瑪竇的繼任者們從未存在這一誤解，而且墨卡托以及荷蘭製圖大師們所繪製的、出版於歐洲的世界地圖上也沒有。大部分當代的歐洲地理學者和歷史學者推測，「加州島」源於1622年的亨利·布里吉斯(Henry Briggs)的英文地圖出版物。布里吉斯地圖繪製的整個西海岸，從Puget Sound(安尼亞海峽)到Vermilion Sea(加州灣)都作為一個島嶼。他的地圖上有標題註明——此地圖來源於荷蘭海盜所捕獲的西班牙地圖。有關於加州島的概念的真正問題在於：「誰抄襲了誰？」起源和影響：約在1285年，元朝水手所繪製了美洲北極區和西海岸部分。因為探險隊伍受制於許多因素，包括在外國的土地上很難取得測量隊伍的聯繫和支持，最後完成的地圖是那種在野外的可拼湊的那種地圖。也因此製圖師的任務還沒結束，他們回到中國還要彙集那此野外隊伍獲得的地圖的片段。幸運的是，「新世界」地圖的部分片斷的複製品被馬可波羅帶到了威尼斯。在大約是1440年完成的著名的「耶魯文蘭(Yale Vinland)地圖」的文件上，我們看到一些「島嶼」顯示的就是北美西海岸部分的特徵，它們被放置在與亞洲相對的海洋之東，上面有標註：「韃靼人(元朝的中國人)確認了海外『新大陸』的存在。」在這張地圖上，亞洲東部的一座島嶼具有明顯的加州島的形狀。另一個加州島的版本出現於1511年威尼斯製圖師塞萬努斯(Sylvanus)的出版物上，可以看到一座加州巴加(Baja California)的形狀的島，但後來被誤認為齊潘戈(Cipangu)，其確切的緯度跟加州一樣，而準確經度則是在15度以內。顯然，對日本的描繪並非疏忽，因為它在外觀上非常接近，在位置上也是很仔細地觀測過的。另一威尼斯人，博爾多納(Bordone)1528年出版了相似的加州島的圖示。1500年，一位西班牙的出版商出版發行了《埃斯皮蘭丁遊記》(Travels of Espelandin)，其中提到，「加州島」位於東太平洋天堂之西。1656年，法國的尼古拉斯·桑尚(Nicholas Sanson)的地圖，所繪的加州島與1418年地圖上的加州島非常相似。但是，除此以外就沒有其他任何相似的特徵了，因此也說明了這張法國地圖不會是莫易仝地圖的資料來源。這個名稱可以追溯到馬可波羅那裡，他與元朝水手在加拿大北極區的遊歷導致了墨卡托把阿拉斯加命名為「加利弗尼亞」。墨卡托、奧特琉斯和利瑪竇的地圖上，都有把加州巴加作為北美大陸的半島的特徵。的確，莫易仝沒有採用通行的耶穌會地圖上加州島的概念，這一理念極有可能是元朝推遲對西海岸的探險的原因。因此，莫易仝堅持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上最初的加州的繪圖樣本。直到1425年山海輿地全圖彙編完成，中國的製圖師都認為加州是個半島，這些地理上進步要歸功於鄭和的海員們的航行，墨卡托顯然是從後期明朝地理學中借鑒了這個西海岸的概念。4、北極區群島。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突出了北極附近的小島群，極地群島的概念(事實上這一區域並不存在)很可能是元朝探險者在加拿大北極區的活動的產物。馬可波羅在1298年報告他的旅行見聞時說，他到過東西伯利亞的一個地區40天，「北極星看起來偏南」這就是哈得遜海灣(Hudson Bay)地區極地磁性漫遊的現象。元朝地圖和在這一地區的測量活動可能能夠解釋在擁有極地繪圖技術的歐洲水手到來之前，地圖上有格陵蘭、巴芬島和拉布拉多這些難以置信的其他標識。1414年地圖上更具含糊和示意性的標識是對極地的描繪暗示了製圖師已確認了這些小島。值得注意的是，到某些稍晚的明朝地圖——並沒有指明這些極地群島，而只有各種分布在加拿大和俄羅斯上面的北極海域的群島。就這一點而言，在註明加拿大北極區和西北通道的真實特徵上，山海輿地全圖做得要比較準確。影響：西方歷史學家相信，墨卡托的1569年地圖把「極地群島」的觀念介紹給歐洲的地圖製作師。墨卡托地圖在北極磁性山脈的範圍圈內突出四個小島。墨卡托把這一「北極群島」的概念歸因於一個叫克諾英(Cnoyen)的荷蘭探險家和古羅馬水手的傳說。然而，至少一個西方學者指出，墨卡托其實是從《馬可波羅遊記》中獲得這一觀念的，在書中馬可波羅提到他在1258年的東西伯利亞航海中到達過的小島群。在墨卡托考證明朝地圖後，這一理念似乎在荷蘭的製圖師那裡獲得一些支持。我們都知道，荷蘭製圖師在16世紀的時候抄襲了大量的明朝文件上的那些歐洲人還沒有探索過的「新世界」的地區的特徵。在出借給國會圖書館的利瑪竇收集品中有一些馬可波羅地圖，其中一幅有號稱「船圖」的地圖也確認了北極區島嶼和北加拿大的西北通道。無論如何，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上對這些極地島嶼的描繪並沒有抄襲或反映18世紀任何的已知的歐洲地圖。直到莫易仝製作了他的地圖之前，歐洲方面的資料不再出現陳舊的極地群島的特徵。我們可以確認，我們所看到的1763年莫易仝範本除了最初的明朝文件以外就沒有其他資料來源了。5、拉布拉多。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上都把北美東海岸描繪成奇怪的形狀，拉布拉多和紐芬蘭地區似乎是一個巨大的、分離的、東北方向上的島嶼。被分離的大陸位於我們期待發現的格陵蘭島的北極群島的位置。然而，這顯然不像是一個錯誤，格陵蘭島的北極區群島的位置我們是可以通過對其他資料的調查進行定位的。影響：我們可以在1507年的瓦爾德澤米勒地圖看到葡萄牙版本的與北美洲的東北部分離的區域。在1502年的坎蒂諾(Cantino)地圖上亦出現了拉布拉多和紐芬蘭地區，但這一區域被認為處於葡萄牙所屬的、遵循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1494年)的控制範圍，這很有可能是作為對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的錯誤的考證結果，葡萄牙人錯誤地相信拉布拉多是在條約線東部。實際上，拉布拉多是在條約線的西部，因此也就是處於西班牙所屬的條約區域。這種錯誤——把拉布拉多從北美的東海岸分開——在1510年以後的歐洲地圖上都不再出現了，因此它也不會出現在墨卡托、利瑪竇和其他18世紀的歐洲地圖上。顯然，莫易仝並沒有從這些資料上沿襲這些錯誤。因此，它們必是依照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的原貌，在1763年重新繪製的。1425年明朝的山海輿地全圖上的東海岸地區已有一些改進，我們可以說這是鄭和的海員們的持續努力的結果。6、佛羅里達。與眾不同的北美東南半島——佛羅里達——在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上完全不存在。在1502年的坎蒂諾地圖上可以看到這一半島，而且，在此後的大部分歐洲海圖上也出現——儘管在十年後的1513年，歐洲歷史學在官方上都把半島的發現歸功於西班牙人龐塞·德·里昂(Ponce de Leon)。在1569年的墨卡托和利瑪竇地圖上，佛羅里達是一個明顯的標誌。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上沒有佛羅里達正好說明莫易仝在1763年沒有修正天下諸番識貢圖。影響：1425年明朝的山海輿地全圖上有一個島可能就是佛羅里達；另外，1436年由安德里亞·比安科(Andrea Bianco)繪製的、葡萄牙的安提利亞島(Antillia)海圖上就有特徵突出的佛羅里達半島，它是附屬在大西洋中間的一個叫「安提利亞島」的東南角。比安科地圖上對佛羅里達的描繪，相比較於當時的其他葡萄牙地圖的製作水平來說精準得離譜，人們完全可以相信這很可能是葡萄牙人獲取了一些鄭和在佛羅里達的航海圖或陸地測量資料。那麼，1532年塞巴斯琴·明斯特(Sebastian Munster)在他的地圖中的中國東海岸上附上相似的半島就沒什麼可驚訝的了。同樣的，當1524年佛羅倫薩航海家吉尤瓦尼·維拉薩諾(Giovanni Verrazano)宣稱駛往法國時在佛羅里達-卡羅萊那沿岸看到了桔子園和杏樹園。這些都是鄭和種植的舊世界的作物，用來為從事海上貿易的船員們提供糧食和抗壞血病的營養物。7、南美洲。值得注意的是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上對南美洲的位置和大小的描述是大體正確的，但海岸線卻明顯錯誤。地圖顯示其西岸有兩個凸出，但事實上它僅在秘魯地區有一個凸出。地圖上還有一條水系流向西岸，但是地圖卻未顯示沿東岸的任何河流，而這裡本應有寬廣的亞馬遜河(the Amazon River)和普拉特河(the Plate River)的蹤跡。這些河流是所有歐洲地圖的主要特徵——這使得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莫易仝複製的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並非從任何歐洲資源抄襲得來。影響：墨卡托應該是從明代地圖的複製品上抄襲了西岸的形狀。而這個在西岸有著兩個凸出的錯誤形狀出現在了他1569年的地圖、奧特利烏斯(Ortelius)1570年的地圖和利瑪竇(Matteo Ricci)在中國印刷的修訂後的地圖上。有必要指出，葡萄牙秘密的標柱(Padrao)(「國王地圖」(King』s Map)從明朝時期的另一幅地圖《1425年山海輿地全圖》上抄襲了一個不同版本的南美洲。所以我們看到兩個平行的事件，歐洲人分別從不同的明朝資料抄襲，而他們最終選定了一個最不準確的版本——即早期明代地圖上的南美洲。8、斯威特沃特海(Sweetwater Sea)。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在靠近加拿大西北部海岸的地方繪製了一個內陸海。在1569年墨卡托地圖上，這個內陸海被認定為「Mare Dulce」 或「斯威特沃特海」，這是一個淡水海。位於加拿大北極圈中的這個模糊的海域可能是元朝遠徵到此地所留下的遺迹。由於馬可波羅與探險家們同行，也可能是他的日誌和地圖為最初的明朝繪圖師和墨卡托同時提供了資料來源，現代學者有時會把這片水域和一個早期概念中的哈得遜灣(Hudson Bay)弄混，但它更可能代表了加拿大北部的淡水湖大熊湖(Great Bear Lake)或大奴湖(Great Slave Lake)。由於到16世紀為止還沒有歐洲人踏上這塊土地，所以他們顯然是從中國地圖獲得的資料。於是又出現了歐洲人明顯抄襲元朝和明朝船隊的地理探險成果的情況。而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上略有不同的斯威特沃特海的形狀和位置也表明莫易仝並非參考歐洲資料而繪出他的地圖。三、中國繪製世界地圖的成就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是如何嵌入更宏大的繪圖史體系的。1、海經世界地理。目前最古老的中國地圖起碼可以追溯到11世紀。它是一種示意性的製圖，它試圖在一個圓圈之內繪出全球所有國家。在高麗它被稱為「Ch』onhado」(世界地圖)，從19世紀的印刷品中它就廣為人知。在這些示意性地圖上，中國位於中心位置，周圍環繞著包括非洲、歐洲和亞洲的舊世界大陸。而新世界的陸地被繪成巨大的「環形大陸」圍繞在舊世界周邊。一些學者認為這個世界地圖源自公元前3000年傳說中的中國皇帝黃帝支持的環球探索。我們在古巴比倫和穆斯林地圖中可看到一種類似外圍是環形大陸的圓形地圖。所以很有可能是中國的環球探索產生了一張原型地圖，而它影響了全亞洲和中東地區的繪圖法。2、宋朝11世紀的地區地圖。11世紀，中國的測量員和製圖師繪製出了可與19世紀歐洲地圖的精確度相媲美的中國地圖。顯然，中國的製圖師們比西方的同行領先了大約一千年。這種精確程度表明，中國探險家們有能力繪製出地球上任何區域的完善科學的地圖。然而仍有一些西方學者置疑古代中國所繪的新世界地圖的真實度——「因為它們實在太精確了！」在任何一種情況下，這種對中國地圖的置疑都不成立。3、元朝的測繪。中國、高麗、波斯和敘利亞的探險家們繪製了澳大利亞、非洲、美洲西海岸、加拿大北極圈部分、西伯利亞北極圈部分和印度洋的地圖。這些遠征的成果之一就是阿爾貝丁·迪維爾加(Albertin DeVirga)繪製的威尼斯地圖(1414年)，這張地圖相當精確的繪製了非洲並且是描述秘魯海岸和北美東海岸的一個早期版本。元朝的環球探索以及迪維爾加的繪圖法體現在梅斯達菲(Mustafi)約於1350年繪製的穆斯林地圖上。馬可波羅帶了其中一些地圖的複製品回到威尼斯，這些地圖持續的極大影響了歐洲王國的秘密探險的努力。里奧·巴格羅(Leo Bagrow)在1948年第五期的《世界形象》(Imago Mundi)雜誌上公布了一系列的「馬可波羅地圖」。他報導了瑪昔安·羅斯(Marcian Rossi)收藏的馬可波羅於1295年帶回威尼斯的元朝時代的地圖。其中，「航海地圖」(the 「Map with Ship」)目前正被華盛頓特區的國會圖書館研究收藏。馬可波羅在其1298年的航海日誌中提到，他當時正在西伯利亞以東的航程中，船已經航行四十天了。其中一幅地圖顯示了他沿著加拿大北極圈地區的西北通道航行的範圍。另一幅地圖(the Pantect Map)相當精確的顯示了亞洲海岸。馬可波羅還寫到，中國的商人經過整年的航行到達日本東部海洋的另一邊的國家。這些國家只能是位於美洲大陸西岸的國家。

1425年山海輿地全圖4、鄭和帶領下的明朝環球探索。除了繪出東南亞與印度洋港口之間航線的鄭和實際航海圖的複製品，我們還有一幅明代的非洲和歐亞地圖的日本版本，它被稱為「疆理圖」(Kangnido)。它是一幅錯誤百出的示意性地圖。一幅可能是明代的佛羅里達勘測地圖可在1436年的比安科地圖上看到——上面的佛羅里達半島繪製得非常精確。《1425年山海輿地全圖》上也繪製了南美洲。南美洲的這個版本被葡萄牙人抄襲到了他們1502年的國王地圖上。西方歷史學家注意到，這些地圖上的新世界地區在西方官方探險家涉足的多年之前就已經達到了驚人的準確度。總體上來講，明代地圖比起前朝已有很大的改進。這反映了鄭和的任務就是要確定有效的海上航線以運回駐外大使、珍貴的進口物品以及其它國家的進貢。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是在明朝船隊探索世界的基礎上達到的中國繪圖技術的頂峰。這張地圖起碼比歐洲的繪圖成就領先了一個世紀，成為歐洲在15世紀晚期和16世紀科學繪製地圖的基礎。歐洲人抄襲中國地理，主要歸功於尼科洛·達·康提(Niccolo da Conti)(1425), 葡萄牙佩德羅王子(Prince Pedro of Portugal)(1428)和佩魯·達·科維利亞(Pero de Covilha )(1487-1493)這些間諜、商人的努力。5、利瑪竇地圖。中國的耶穌會士發行了一系列真正的中國傳統地圖，如《1425年山海輿地全圖》。這幅地圖出版於1602年，上面已經出現較為現代的名稱，如「加利福尼亞」、「北美洲」和「南美洲」。儘管這些名稱比較現代，中國的繪圖師仍保留了古代明朝地圖的具體圖樣。這是一位耶穌會學者維克多·德馬泰(Victor DeMattei)的觀點，我也完全同意。利瑪竇還發表了經修訂的奧特利烏斯世界地圖，它最先出版於1570年。利瑪竇版本的奧特利烏斯地圖把中國(而非歐洲)繪在大致的世界中心位置上。同時發行現代歐洲地圖和古中國的傳統地圖是為了證明耶穌會17世紀的地圖遠遠先進於明代繪圖師們所繪的地圖。通過這樣傾向於歐洲風格製圖的比較，耶穌會希望證明在科學事業上他們的方法優於中國的方法。耶穌會希望通過這種證明爭取更多人信仰基督教，然而在這方面，他們不甚成功。四、中國在歐洲的歷史傳承中世紀給歐洲留下的揮之不去的影響在於從舊世紀文化死水中留存的自卑、偏執的情緒。歐洲人生活在對於諸如中國、埃及、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的那財富和文化傳統所具有的深深的畏懼中。對於歐洲人而言，他們很難接受這一事實：他們自認為在宗教信仰上遠遠優於非基督教社會，但在物質財富上卻遠遠落後。然而，13世紀歐洲的間諜們從中國帶回了先進的發明創造，諸如；指南針、火槍、火藥、軋鋼磨、機械鐘、以及一些先進的航海設備，各式各樣的桅杆及船舵，這些技術似乎打開了歐洲通往以軍事強力佔領世界的通途。軍事征服與中世紀的傳教熱潮讓歐洲人在戰場上贏得了勝利。與此同時，教會讓其信徒記錄福音傳道的歷史，這項任務漸漸演化成為記錄歐洲發現史及其征服史。古話云：「歷史是勝利者寫就的歷史」，從這方面來看，歐洲學者在鼓吹歐洲探險者的豐功偉績並忽視其他民族歷史成就方面是有過之而無不及。18世紀歐洲地理學家開始逐步將歐洲地圖上中國人和日本人到美洲西海岸的航行的記錄刪除。此時，耶穌會帶回歐洲的那些中國地圖的複製品被誤解為是耶穌會士們親自勘測大陸所得的地圖——假設中國人無法靠自己完成這些地圖的繪製。同樣在歐洲有這樣的一種偏見，中國人思想狹隘，是不可能有什麼大的發現，鄭和的成就也只局限在印度洋的範圍內而已。明朝和限制對外聯繫和發展商貿決定，被曲解成中國在努力了解世界開始之前就已經註定這種努力要失敗的明證。於是就有美國一位現任的歷史學教授最近所宣稱的：「中國人不可能繪製了世界地圖，因為他們當時根本造不出適合跨洋航行的船隻」。歐洲中心論的重負還體現在傳統西方學者驚人的錯覺中，他們認為直到哥倫布發現通向新大陸之路，新大陸才為人所知。翻開世界歷史新的一頁。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的發現將迫使西方學者重新評估他們食古不化的教條、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正是這些延誤了人們對世界歷史真正普遍理解的慶祝。中國人的祖先在探索世界的奧秘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他們對全球人民及歷史遺產方面所作出的重要的貢獻是值得我們重新認識的，我們將迎來人類知識上的一次大革命。五、結論：明王朝的全球視野人們總是習慣將過去理想化，忽略人類的苦難與不公。然而，就明朝而言，它的統治者的確有迫切的願望去創造世界範圍的經濟和國際交流體系。因此必須真正繪製出一幅世界地圖，科學地表現所有大陸之間的聯繫，這是建立世界貿易交流體系的至關重要的工具。所以幾乎可以說明朝創造了聯合國的前身。不像歐洲人致力於用聖經末日審判的觀點來儘可能多的顛覆、改造、純化異族，明朝人致力於從事製造業，種植果樹，並修建基礎設施，而這些對於前途不可限量的國際商貿至關重要。當西方人沉溺在憂心世界末日時，東方人正努力建造光明的未來。明朝統治者因為火災、風暴、彗星、瘟疫等等不祥之兆的出現，而不得不限制與國外接觸，這時葡萄牙人及其歐洲的同盟卻發起一場似乎由聖經預言註定發生的戰爭。他們完善了中式的武器裝備及航海技術，因而輕易的控制了印度洋及周邊市場，而鄭和正是試圖在這裡建立明朝的國際商貿觀。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中正體現了明永樂帝-朱棣的統一世界的「家天下」的設想。六、附加的物證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並不是證明鄭和及其手下將士們偉大探險史的唯一物證。最近美國西海岸出土了一些中國史前文物，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加州北部發現的一隻青銅盤，上面的中文記載與鄭和下西洋有關。根據愛達荷州Idaho Stte大學的Xu Yixian教授的解釋，上面的銘文如下：「明宣德年間鑄」，大量鑄造此類銅盤可能是為與沿途土人互換禮物所用。所帶回的當地禮物被當作敬獻給明帝的貢品，另一古物「賽爾登法典」為古墨西哥書卷，詳細說明一墨西哥村落所需進貢的物品。這些特別的清單寫就的時間為14，15世紀。本書卷為英國古物研究家約翰·賽爾登在17世紀中國古玩市場上購得，當時他認為這本古書卷是來自古亞洲航海者的行李，這是非常可信的。這幅捲軸是由鄭和船隊帶回，還是僅僅是中國商人在遊覽古墨西哥時所得仍然處於猜測中。博物館的與此文物有關的說明非常簡單「賽爾登如何獲得該捲軸仍是個迷」。其他一些文物，包括古硬幣，佛教隨身用品以及玉雕品尚未完成鑒定。一般說來，西方人沒有什麼興趣去鑒別與亞洲有關的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的東西。除非這種偏見通過教育或實例得以糾正，否則西方對物證的有效分析仍將是不可能的。七、貢納·湯普森博士的簡歷1968年伊利諾斯州大學人類學文學學士榮譽畢業1979年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博士學位，主修復原心理學，輔修人類學，歷史，城市區域規劃。熟練的藝術家及插圖畫家5本有關發現新大陸的古航行的作者過去15年鑽研古代新大陸地圖接受國美國陸軍童子軍的地圖地形學訓練美國伊利諾斯州考古學校的實地測量培訓美國威斯康星州考古學校的實地測量培訓發現歷史協會的成員華盛頓地圖協會的成員2005/5月在國會圖書館鄭和研討會的演講者網址：www.marcopolovoyages.com專家學者各抒自見姓名　觀點或論據姓名觀點或論據孟席斯 英國海軍退休軍官、業餘歷史學家鄭和發現美洲主要依據：1、1424年的匹茲加諾地圖、1459年的法莫拉地圖和1452年讓-羅茨地圖出現了歐洲人從未到過的地標，信件證明托斯卡耐里曾給過哥倫布世界地圖；2、美洲部分土著與中國人在DNA上非常相似；3、在加拿大發現了可能屬於鄭和船隊的營地遺址。>>詳細 樊樹志 復旦大學明史專家孟席斯的觀點在世界範圍內影響很大，目前國內歷史學界的主流看法是否定的。但我個人認為，目前歷史學者還沒有足夠的證據否定孟席斯的理論，畢竟他擁有大量零星證據支持自己的觀點。我反對在沒有確鑿證據前將中國首先發現世界說一棒子打死。>>詳細 劉剛 北京律師、地圖收藏家《天下諸番識貢圖》告訴我們，一四一八年以前鄭和船隊已經周遊了世界，並且繪出了幾乎完整的世界地圖。比哥倫布到達美洲巴哈馬群島早至少七十四年，比麥哲倫環球航行早一個世紀。不僅如此，鄭和下西洋留下的世界地圖為這幾位歐洲航海探險家的創舉指明了方向，從而開創了一個「地理大發現」的偉大時代。>>詳細 龔纓晏 著名歷史學家浙江大學教授可以肯定，這張中國古代地圖複製本是真的，但是時間不對，以此推斷，它與鄭和下西洋發現美洲沒有任何關係。質譜分析的結果也將證明這個結論。兩點證據：這兩點證據都是來自這張中國古代地圖上寫有兩個辭彙，一個是「上帝」，一個是「景教」。>>詳細 趙秉中 老教授協會會員由於明朝政府將大量的館存資料燒毀製造火藥，因而在國內的檔案中幾乎沒有留下說明鄭和發現美洲大陸的史料。依據內容之一：古代中國人留跡美洲大陸。依據內容之二：哥倫布所用航海圖系中國人繪製。>>詳細 葛劍雄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我很欽佩孟席斯豐富的想像力和執著的追求，如果用於寫一部科幻小說或歷史小說，或許能取得成功。但如果用嚴肅的歷史著作的標準來看，我只能遺憾地說，作者是從錯誤的假設出發，採用了不可靠的或並不存在的證據，又通過非正常的推導過程，得出了離奇的結論。>>詳細高發元 雲南鄭和研究會會長鄭和研究需要創新。從這個意義上講，孟席斯不容置疑地開了個好頭。孟席斯以其不畏艱難的精神，廣闊的學術視野和多學科結合的研究方法，彌補了鄭和研究的不足，同時撐起了鄭和海外研究的半邊天。>>詳細 唐曉峰 北大歷史地理研究所主任英國學者孟席斯說中國人發現了美洲，我覺得這一說法值得商榷。即使美洲是鄭和發現的，其意義也不及哥倫布。我們研究一個地區的歷史，誰先發現意義並不大，關鍵在於誰對它有作用。>>詳細 毛佩琦 著名史學專家孟席斯《1421：中國發現世界》有新的思路，視角獨特，作者自己又有航海經歷，是以一個西方歷史研究者身份公允地看待中西方文明的成果。而傳統的所謂「發現新大陸」的說法，本身就是「西方為中心」的觀點。>>詳細 華林甫 人民大學史學教授鄭和發現新大陸缺乏確鑿的證據，《1421：中國發現世界》該書存在諸如「鹹海」寫成「威海」、黃河入海口在1421年應該在江蘇而不是渤海灣等多處「硬傷」。>>詳細 張德信 中國明史協會副會長中國學術界對孟席斯的觀點一般持有贊成、反對和認為應深入研究三種觀點。孟席斯的觀點補充了大量新的材料和證據，但在他的論述中還有不少矛盾的地方。他雖然列舉了大量證據，但證據間的關聯性以及這些證據本身與鄭和下西洋的關聯性還需要更深一步研究證明。>>詳細 哈欽森 英倫敦國家航海博館物館長即便在1424年就有那麼一張地圖，但這並不能說明就是中國海員或是其他歐洲人繪製的。這說明古人知道大西洋那裡有島嶼，但不一定意味他們能夠認出我們現在已知道的任何島嶼。>>詳細 三幅明代地圖奠定中國在世界航海史地位

明永樂十六年（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的複製品《天下全輿總圖》《天下諸番識貢圖》 ——鄭和發現美洲？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３日北京通商律師事務所律師劉剛，將自己用５００美元購置的一幅《天下全輿總圖》又稱《天下諸番識貢圖》公佈於博客，再次引起全球新聞媒體的重視，新聞的焦點是誰最先發現美洲。２００１年春季，劉剛購得一幅在竹紙上手繪的世界地圖，這幅地圖的右上角有「天下全輿總圖」６個字，左下角寫著「乾隆癸未仲秋月仿永樂十六年天下諸番識貢圖臣莫易仝繪」，地圖正上方畫有一個中國古代指南針方位盤，並寫有「六合出行定圖式」７個字。左上角寫有「凡未加紅圈者皆原圖所未命名者」。這幅１７６３年仿繪１４１８年的《天下諸番識貢圖》不僅僅畫出地球上所有的大陸陸地（包括南極、北極和格陵蘭），並且在美洲大陸和澳洲大陸上都有紅筆圈注的注釋。難道１４１８年中國人已經繪出近乎完整的世界地圖？收藏者劉剛也曾懷疑該圖是件贗品，因為許多注釋超出當時中國人的知識範圍。正是因為在該圖太平洋海域中，有一個紅圈注釋寫道「一於永樂十三年，隋正使太監馬三寶等往榜葛刺諸番直抵忽魯漠斯等國，開讀賞賜，至永樂十六年回京」的記載，劉剛先生用了４年多時間鑽進了鄭和下西洋的史料和相關論文研究之中。通過對古籍的研究，劉剛先生首先突破「鄭和下西洋」西洋的範圍，西洋就是西方，幾乎環繞整個地球，他的許多理論根據還來自英國孟席斯著《１４２１年——中國發現世界》。正因為如此，孟席斯專程去北京與劉剛先生見面交流，成為「鄭和發現美洲」理論志同道合的戰友。一石激起千重浪，許多學者認為該圖是贗品，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著名歷史學家、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龔纓晏教授。龔教授認為《天下全輿總圖》是一幅橫軸投影的世界地圖，它完全是根據歐洲地圖仿繪的，該圖仿繪於１７６３年，適時１７６０年法國傳教士蔣友仁繪製了《坤輿全圖》作為獻給乾隆皇帝５０大壽的賀禮。在此之前，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也繪製過《坤輿全圖》。《天下全輿總圖》的許多畫法，與南懷仁的《坤輿全圖》是如此相似。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４日下午，江蘇省鄭和研究會秘書長黃榮技參加了在北京召開「航海日」活動籌備會議。劉剛律師到場向眾位代表展示了他發現的這幅古地圖，並在新聞發布會上公布這張航海圖已通過有關方面鑒定，認定是明朝的航海圖。儘管如此，筆者還是聽到許多不同的意見，對此還需要不斷研究、不斷交流、不斷磨合才能解開相關疑問。

大明混一圖（１３８９年）《大明混一圖》——最早描繪非洲的世界地圖《大明混一圖》繪製於明洪武二十二年，即公元１３８９年。該圖長３．８７米，寬４．７５米。這幅極其珍貴的古代寶圖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世界地圖，也是迄今為止我們能見到的最早描繪非洲的世界地圖。《大明混一圖》的發現源於南非國民議會議長金瓦拉博士，她是一位研究古代非洲地圖和世界地圖的歷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古代地圖收藏家。１９６９年華盛頓大學的鄭教授在加拿大演講時，提到一幅中國古代世界地圖，清楚準確地描繪著非洲大陸。金瓦拉博士得知這一消息興奮不已，於１９８８年初派助手專程赴美國找到鄭教授，調查該圖的來龍去脈，鄭教授當時只能提供該圖藏在日本一家佛寺里的信息。金博士又跟蹤追訪，最終在日本一所大學的圖書館裡找到《大明混一圖》。最後弄清，這幅地圖是中國人李凱（音譯）１４０２年繪製的，由一名朝鮮使者受命帶回朝鮮。後日本軍閥侵佔了朝鮮將該圖掠奪到日本，密藏於寺廟方丈的私人圖書館，方丈又將該圖贈送給日本一所大學。應金瓦拉的請求，１９９９年初，日本有關方面複製一幅《大明混一圖》贈給金瓦拉，使她２０多年的願望得以實現。其實關於該圖的故事還沒有結束，原來《大明混一圖》是一對孿生兄弟，最早的第一幅繪製於１３８９年，金瓦拉為了尋找到年代更早的中國古代世界地圖，請求中國駐南非大使幫助實現這一願望。１９９９年１１月，李鵬委員長訪問南非，特意向金瓦拉議長贈送了一份特殊的禮物——一本《中國古代地圖集》，卷首幾頁正是１３８９年繪製的《大明混一圖》。原本《大明混一圖》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彩繪絹本，是一件國寶級的珍貴歷史之物。由於年代久遠，尺寸過大，已不適合公開展出。為了滿足南非國民議會舉辦《非洲視角》地圖展的請求，中國決定為南非複製一幅《大明混一圖》，該複製工作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會同敦煌藝術研究院和浙江大學的專家們共同精心完成。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日，滿載著中非友誼結晶的《大明混一圖》抵達南非議會，１１月１２日正式向公眾展出，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專程參觀了《大明混一圖》。世界各國的史學家、航海家紛紛前來參觀。金瓦拉議長在開幕式上說：「《大明混一圖》向世人表明，這幅由中國人繪製的地圖比西方探險家到非洲早了１００年，所謂歐洲人最早發現非洲的歷史需要改寫。」

鄭和航海圖《鄭和航海圖》 ——通過海上天文定位《鄭和航海圖》本名《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原圖載於明人茅元儀所輯《武備志》卷二百四十，分二十圖四十面，分別繪明了各國方位，航道遠近以及航行方向，停泊何處、何處有礁、何處有淺灘、何處有人家。據專家研究該圖應繪製於洪熙元年至宣德五年（１４２５－１４３０）年間，是鄭和下西洋第６次歸來後守備南京時期的傑作。航海圖中標有牽星數據，附過洋牽星圖，以測天定位，指導航行，這是現代海圖所沒有的，也是《鄭和航海圖》的最大特點，據統計該圖標有牽星記載近７０處，其中直接標在航線上有１６處，標在沿洋和島嶼上的有３４處，標在過洋牽星圖上的近３０處。鄭和船隊利用日月星辰來辨別航行方向。標誌著鄭和船隊已經進入以海上天文定位為特點的牽星術階段。為此，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中對《鄭和航海圖》作了高度評價，認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幅真正科學的海圖」。《鄭和航海圖》是我國明代勞動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文明圈與印度教文明圈，佛教文明圈，以及伊斯蘭文明圈整合的產物。在《鄭和航海圖》的背後還有３本註腳。這３本註腳就是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鞏珍的《西洋番國志》。這３位下西洋的「記者」和「作家」詳細描寫了他們親身所歷幾個文明圈３０多國的山川地理、道路遠近及風土人情。他們的地理知識遠遠超越元朝汪大淵《島夷志略》，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圖塔遊記的範疇。鄭和航海圖連同３本註腳遊記，已經成為世界地理學知識遺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三幅明代地圖奠定了中國在世界航海史中的位置，鄭和下西洋已成為劃時代的路標，構成世界地理大發現的第一環，以恢弘的氣勢拉開世界大航海時代的序幕，成為開啟人類海洋事業的新紀元。從此以後，人類對海洋的開發和利用更加深入。 （作者簡介：鄭自海，鄭和的１９代孫，現為江蘇省鄭和研究會副秘書長。）香港學者立新說:中國人更早發現美洲新大陸

坤輿萬國全圖（1602年）香港學者李兆良根據《坤輿萬國全圖》，找到中國人更早發現美洲新大陸的新證據。中新網8月9日電據香港大公報報道，一幅《坤輿萬國全圖》暗藏地理大發現新線索！香港學者李兆良根據利瑪竇於一六○二年繪製的該幅地圖上的地名與地形，比較當時歐洲地圖，作出驚人結論：該圖資料並非利瑪竇或當時的歐洲人原創，而是鄭和時代的中國人繪製，比利瑪竇早一百六十年，中國人更早發現美洲新大陸。今年是利瑪竇逝世四百周年，也是鄭和下西洋六百零四周年紀念。對於許多研究中西交流史的學者而言，利瑪竇當年展示的《坤輿萬國全圖》，清晰勾畫出五大洲四大洋的準確輪廓，不僅證明了歐洲的先進地理知識，更開啟了延綿四百年的「西學東漸」序章。然而，這幅圖是否西方人原創、是否吸收了早前中國人航海資料，一直在學界存有爭議。香港學者李兆良，現居美國，曾擔任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副院長，並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化學系，研究地圖史多年，上月出席了在馬來西亞舉行的第一屆國際鄭和會議，近日訪港，闡述這一新說。地形地名顯示中國痕迹李兆良表示，《坤輿萬國全圖》的真實性沒有人懷疑，但問題在於，地圖列出的世界地形、名稱、注文、時間記錄等等，存有太多證據，令人無法不質疑，這幅地圖不是參考了中國更早的地圖數據：第一、沒有教皇領地的歐洲地圖。繪於一六○二年的《坤輿萬國全圖》，列出逾千個地名，但令人無法理解的是，獨缺教皇領地，也沒有佛羅倫薩這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最重要的城市。這與利瑪竇時代和作為教皇派遣來華傳教、耶穌會會員的身份完全不相稱。這相當於今天的中國人畫的中國地圖沒有北京和上海，美國的地圖沒有華盛頓和紐約，如果說是歐洲人繪製的，從邏輯上無法自圓其說。事實上，在同期或晚期的歐洲地圖，都不可能有這種遺漏。這是利瑪竇無心之失，還是他繪圖時所參考的中國地圖根本就沒有這些地名？第二、離奇的美洲「空降」地名。如果說這幅地圖的歐洲部分不符合歷史情況，那麼美洲部分同樣有許多無法解釋的矛盾和錯誤。例如，加拿大的哈德遜灣直到一六○九年才被哈德遜「發現」，但利瑪竇卻能在一六○二年便清晰、準確地在地圖上繪出，其名稱叫「哥泥自斯湖」，當中更有一段注文：「此洪湖之水，淡而未審其涯，所至依是下舟，可達沙瓦乃國」。利瑪竇是如何知道這些數據的呢？在南美洲的巴西，地圖的注文稱：「伯西兒，即中國所謂蘇木也」，原來中國早就稱巴西為蘇木。一如暢銷書作者劉鋼所言，利瑪竇這句話，證明哥倫布第一個發現南美洲並非事實，中國人更早就有了記載。李兆良表示，很簡單的常識，地圖抄本是永遠無法比原本更真確的，在現今已知的歐洲早期地圖，包括教廷所珍藏的，沒有一張有這些地形地名記錄。如果利氏地圖不是來自歐繪地圖，那又是來自哪裡呢？「即中國所謂蘇木也」，是否證明了資料是來自中國呢？第三、大量只有中國才有的地名。按內地學者龔纓晏等研究，該圖所列逾千地名，有近三成是西方文獻從未有過的。如許多中國西南地名，是明成祖朱棣設的地方政府，東北的許多地名是朱棣封給蒙古諸部和北征時代地名。又如，「榆木川」是朱棣最後一次北征時逝世的地方，這個地名除了與朱棣有關以外，沒有別的意義。而朱棣正是派遣鄭和下西洋的皇帝。在朱棣逝世二百年後，利瑪竇仍然如此重視，到底是他知道這些地名對鄭和的重要意義，還是根本依書直錄呢？再如，地圖上出現的位於阿拉伯半島的「西紅海」、位於美國加州灣的「東紅海」，完全是中國的位觀，屬於中國人起的地名，如果是歐洲人所繪，方嚮應該完全相反。第四、「相通七十餘載」的謬誤。如果說前者是地圖的間接引證，那麼，《坤輿萬國全圖》上歐洲部分的一段文字說明，則提供了無可辯駁的證據。「此歐邏巴州有三十餘國……去中國八萬里，自古不通，今相通七十餘載雲」。如果此圖是利瑪竇原創，以他來華的一五八三年計算，上推七十年即明代海禁時期，是不可能與歐洲有海上通聯。實際上，中西最重要的一次交通，應指教廷於一三三八至一三五三年派遣五十位教士來元朝大都，以此下推七十年，是一四○八至一四二三年，也即朱棣的永樂「下西洋」時代。因此，注文所指「今相通七十餘載」，應是中國人在十五世紀初的記載，而利瑪竇引用這句注語，應是參考後的直接引用。料曾參照中國地圖繪製以上例子僅是幾項重要的疑點，李兆良表示，地圖是有歷史意義的記錄，從地名的顯隱，可以斷定製圖的年代。大量證據指向，利瑪竇是「參照」許多前人的地圖，不僅僅是歐洲，更多、更重要的是來自於中國的地圖數據。就連整幅地圖，亦是以中國為中心展開。事實上，利瑪竇自己也坦稱：「乃取敝邑原圖及通志諸書，重為考訂其舊譯之謬，與其度數之失，兼增國名數百。」李兆良認為，能夠繪成準確的世界地圖，任何偵查要滿足三個條件：動機，能力和時機。在十五世紀，一個佔世界生產力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明代中國，完全有動機，有能力作環球航行，而能完成這些工作的，只有鄭和及他的航海隊伍。這一張《坤輿萬國全圖》，不僅提供了時機和精確勘探的實據，而其中隱顯的證據和錯誤，對證明鄭和時代中國人已經環球航行提供了非常寶貴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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