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方多難的悲歌和浮想聯翩的期待

陳友冰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杜甫《登岳陽樓》

樓觀岳陽盡，川迥洞庭開。雁引愁心去，山銜好月來。雲間連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後涼風起，吹人舞袖回。——李白《與夏十二登岳陽樓》

　　李白與杜甫，這一對中國詩壇的雙子星座都曾先後登過岳陽樓，時間都在秋季，也都留下了一首出名的登樓詩。讀後我們就會發現，這兩首詩無論是主題，還是情調和風格都明顯地不同。這種不同的情調和風格究竟是如何表現出來的，造成這種不同的原因又是什麼？這是我們這篇文章所著重要分析比較的。

一

　　杜甫的《登岳陽樓》通過登樓所望和洞庭風光的欣賞、讚頌來抒發個人飄泊、家國多難的憂傷情懷，從而表現出詩人憂國憂民的崇高情感。鑒於這樣一個主題，詩的基調是蒼涼沉鬱，感慨遙深，詩材的選擇著眼於眼前所見的實景，和大地上真實存在的客觀事物。全詩作句，基本上可分為登樓之因、登樓所見、登樓所感這三個層次，這也是一首敘事詩的基本結構。

　　詩的一、二兩句寫登樓之因。洞庭湖是我國最大的淡水湖，岳陽樓是江南三大名樓之一。對此樓此湖，杜甫早就心馳神往，當詩人遠在夔州時，就寫過這樣的詩句：「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床。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寄韓誎議注》），在病中、在遠方尚對岳陽樓思念不已，現在到了岳陽，而且登上了早已神往的岳陽樓，心中當然是異常興奮，感慨萬千了。所以一開篇詩人就用「昔聞」「今上」對舉，寫出對此樓的嚮往和今日登樓興奮心情。接著詩人主寫登樓所見。古人寫登樓所見基本有兩種方法：一是如實描繪，如白居易的登廬山詩：「江山細如繩，湓城小於掌」，另一是想像虛擬，如李白寫登廬山詩：「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莽莽去不還。」杜甫對此的處理則在此二法之外，既有現實的描繪雙雜以虛擬想像，這就是「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前一句寫洞庭湖把東南吳楚分作兩半，這是寫地理，以此突出洞庭湖的闊大；後一句是說明星辰都在洞庭湖中浮動，這是寫天象，以此突出洞庭湖的渾茫，這兩句確實把雄渾壯闊，氣象萬千的洞庭風光準確而又形象地概括出來。據方回《瀛奎律髓》介紹：杜甫的這一名句被寫在岳陽樓的毬門右壁，左壁是孟浩然的詠洞庭名句：「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結果「後人自不得敢題也，劉長卿有句雲『疊浪浮雲氣，中流沒太陽』世不甚傳，他可知也」。我認為，杜甫的這一名句不僅超過了劉長卿，而且也超過了孟浩然，這有以下三點理由：第一，杜詩的氣象更闊大，更雄渾，它所分開的是整個東南吳楚之地而不只是氣蒸雲夢這個湖澤；它所吞沒的是日月星辰，也不僅是撼動湖邊的一個城池；其二，杜詩的景情更為交融，特別是那個「浮」字，不僅生動形象地寫出「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曹操《東出夏門行》）的壯闊渾茫景象，而且也暗寓了個人生活顛簸飄流之感，清人浦起龍說這兩句「已暗寄遼遠漂流之象」（《讀杜心解》）這樣理解是對的；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既有現實的描繪，又有在現實基礎上的想像和誇張。《水經注?湘水》記載洞庭湖曰：「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所以詩人所描繪的「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也可以說是寫實，但詩人不可能看遍吳楚之地。日月星辰也不可能真的浮在水面上，所以他又是誇張和想像，只不過這種誇張和想像是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所以不易為人覺察罷了。

　　以上四句是寫登臨之因，登臨所見，是敘事和描景；下面四句是寫登樓所感，是言志和抒情。作為一個不朽的名篇，它的上下層之間或者說描景與抒情之間不但做到了情景交融，而且簡直渾為一體，又意旨深厚、富於變化。詩人有意通過以下三個方面映襯和暗示，來達到上述的境界：用岳陽樓頭天地的寬廣來襯托個人天地的狹逼；用山川的壯麗，大自然的美好來比襯社會的動亂、民生的凄苦；用洞庭湖橫坼吳楚、浮沉乾坤的闊大懷抱來暗示詩人身遭流離卻心憂天下的廣闊胸襟。詩人首先寫個人的生活，這是登攬的興奮之後，必然針引起的人生嘆喟：「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上句寫出了詩人對親的惦念，也寫出了已身孤獨感，杜甫有洛陽還有個家，在東西兩京也還有幾畝薄田，這次出川，就是準備「便下襄陽向洛陽」的，但在這「北望秦川多鼓鼙」的兵荒馬亂之中，不但回家願望無法實現，而且親人的音信也全無。杜甫在湖南鍾離有個親妹妹，本來也還可以相濡以沫，但由於「良人早歿諸孤痴」，貧困之中也早斷的音信。所以「無一字」三字既反映出戰亂之中親人之間的實際狀況，也反映出詩人惦念之中的酸楚，當然也更能反襯出詩人自身的孤獨。這種孤獨感通過對句中的「孤舟」二字直接道破。應當說「孤舟」二字用得是恰到好處。因為獨倚孤舟，飄泊異鄉，這本身就是生活苦難的典型概括，但詩人傑出的現實主義詩筆並不滿足於此，他又通過兩個渠道使這典型的概括更深入一層。首先，他在「孤舟」之前加上「老病」，使這種孤獨感表現得更為酸楚，杜甫這時已五十七歲，從三十八歲入川至今，已在外整整飄流了近二十年，再加上杜甫的身體一直不好，早在長安困守時便患上了肺病和惡性瘧疾，在成都又患上風痹，出川之前，病狀加重，到岳陽一帶時已是右臂偏枯，左耳失聽，牙齒也已半數脫落，一個人在老病之中，更需要朋友慰藉和親人照料，但眼前只有孤舟與詩人整日廝守，這當然更增添了飄泊異鄉的孤獨和傷感。其次，他用「親月無一字，老病有孤舟」與頷聯「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形成鮮明的比襯。表面上看，頷頸兩聯畫面一壯闊一逼仄，似極不相稱，其實內部關係甚緊。因為背景畫面的空闊，往往更能反襯景中人物的孤獨飄零之感，如北朝民歌「含吾一身，飄然曠野」，柳永的《雨霖鈴》：「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都是藉廣闊的空間來反襯飄零者的孤獨。這種手法的好處正如浦起龍所道破的：「狹處不苦，能狹則闊境愈空。」（《讀杜心解》）

　　但是，詩人如果把登樓之感僅僅停留在個人遭遇的感慨和個人生活的愁嘆上的話，還不足以表現詩人的那種「萬國皆戎馬，酣歌涙欲垂」（《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的憂國憂民胸懷，也不足以使這首詩成為名垂千古的絕唱。於是詩人在個人的哀歌之後，又把他關注的眼光移向了國家紛飛的戰火，於是他那同情人民的淚水又一次奔涌了出來：「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上句具體是指當時唐王朝與吐蕃的戰事，據《資治通鑒》記載：大曆三年「八月，吐蕃十萬眾寇靈武」；丁卯，吐蕃尚贊摩二萬眾寇邠州，京師戒嚴……九月壬申，命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天，以備吐蕃」（《唐紀四十》），早在出川前的代宗廣德二年（公元764年），杜甫就對西山吐蕃的隱患表示過憂慮（見《登樓》）；「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現在不幸為之言中，再加上安史之亂，造成了「萬國征戎，峰火被崗巒」的動亂局面。所以這時詩人的淚超出了個人的愁嘆，變成對國家前途的憂慮，人民遭遇的感傷，有的評論家把詩人憑軒流涕解釋成由於吐蕃寇靈、邠、京師戒嚴，詩人有家難歸，這就有點委曲詩人心胸和情懷了。

　　總之，這首詩由登臨斯樓，讚頌壯闊雄渾的洞庭風光起，到抒發個人飄泊感受，流露對國家人民苦難的關切終。詩人的情感始終是圍繞著壯麗的山川，動亂的社會，苦難的人生在奔涌。在表現方法上，也基本上是一種寫實的手法。他所描繪的，基本上是岳陽樓頭所見之景；他所抒發的也是由眼中之景和已身經歷所生之情，始終未離開真實存在的事物。這樣決定的藝術風格就是沉鬱面頓挫。詩人筆下的景象是壯闊的，但卻是一種悲壯；詩人的感情也是深厚的，但深厚得有點郁暗， 而且這種感情，起伏跌宕，顯得心潮難平，這種起伏情感使此詩形成一種錯落的結構和頓宕的風格。

　　李白的《與夏十二登岳陽樓》無論是主題、情調和風格都與杜甫的《登岳陽樓》迥然不同。此時的李白已從流放夜郎的途中突然被召回，在大喜過望之際，他那「報明主」、「濟蒼生」的強烈功名事業心又死灰復燃了。這首登樓詩主要表現他當時喜悅，他的追求與期待，至於樓頭的景色，洞庭湖的浩渺，早已不在他意中了。基於這樣的創作思想，他的表現手法是浪漫的。通過樓前景物的擬人化和一連串的想像，把詩人當時的心境，以及他的自負與期待作了最好的暗示與表白。當然這種功名事業心的原動力也是他救蒼生、安社稷的主觀願望的體現，但在形式上，人民的苦難、社會的動亂卻隱去了，詩的基調是喜悅和輕鬆的，感情上是自負與期待，下面我們對這首詩的主題與主題的表現方法也作一些簡略的分析：

　　這首五律基本上可分為三個層次：一、二兩句為第一層，主要是讚頌岳陽樓和洞庭湖的壯闊雄偉，詩人認為岳陽樓為天下樓觀之最，這當然帶著誇張的成分；下句寫洞庭湖在廣闊的平野上鋪開，這句雖較為平實，但已暗寓登臨二字，因如不登高，是無法體會到「川迥」，也無法看到湖水平鋪的。頷聯的「雁引愁心去，山銜好月來」則是寫登樓所見。寫雁是為了點明季節；寫月是為了交待登臨時間，而愁心引去，好月迎來，這就與當時的心緒有關了。因為這時李白剛遇赦不久，心裡充滿了喜悅也充滿了希望，正如他當時在一首詩所形容的那樣「五色雲間鶴，飛鳴天上來。傅聞赦書至，卻放夜郎回……暖氣變寒谷，炎煙生死灰。」（《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所以當年「我愁遠謫夜郎去」的愁緒已隨歸雁而去，青山又為詩人送出一輪好月。詩人的喜悅之情、輕鬆之感通過他刻意選擇的景物充分地流露了出來。尤為出色的是，詩人為了更好地渲染他的喜悅之情，還把青山和秋雁擬人化，賦予它們人的情感，讓它們也為詩人助興，特意為詩人引去愁心，銜出好月來，這樣就使描景之中塗上一層浪漫的色彩。

　　以上四句是寫岳陽樓大觀和登臨時所見，基本上屬於敘事。但懷杜詩不同的是敘事之中已流露出強烈的主觀感情，描繪之中染上一層擬人化的浪漫色彩。下面四句是抒情，詩人乾脆脫離現實的土地，在想像的天界中去翱翔、去追求、去實現自己在現實中還沒有實現的理想。李白這次遇赦，固然是由於宋若思等的營救，但主要還是由於乾元二年三月關內大旱，唐代宗為了救災而進行的一個大赦天下的例行公事，但天真的李白卻以為朝廷看中了他的文章，要重用他了，他在遇赦途中寫的《自漢江病酒歸，寄王明府》中就產生過這種幻想：「今年敕放巫山陽，蛟龍筆翰生輝光。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卻欲論文章。」在《與夏十二登岳陽樓》中，這種在人間沒有實現的幻想在雲間卻實現了，詩人把自己比成徐孺、周璆那樣的高士，受到以太尉陳蕃為代表的朝廷的禮重，並進上步想像受到禮遇時的情景：九重之上、傅杯而飲，一杯接一杯地開懷暢飲，固然說明詩人的興緻之高，但傅杯不停，恐怕也說明了禮遇之重。詩人的想像繼續向下展開：風吹動的，還是人的醉步蹣跚的結果，整首詩也就在這想像的喜悅和愜意的醉舞中結束。至此，一個喜不自勝，在輕鬆之中又有所期待的天真自負的自我形象表現得極為生動。當然，這種期待與追求，是一種積極向上的功名事業心的表現，但由於詩人是站在雲端，因此，離開那「戰血依舊流，軍聲動至今」的苦難大地，已經很遠很遠了。在表現方法上，他出不再像杜甫《登岳陽樓》那樣，著眼於客觀景物的描繪，著力於對當時社會的感慨抒發，而且致於表現自我，抒發自我的情感，表白自我的追求與期待。當然，我們從詩人的自我中可以看出封建社會有志之士的共同遭遇這個「大我」；詩人的期待與追求也是當時士大夫文人一種很典型的情感，但應當承認，在主題、基調與表現方法上與杜甫的《登岳陽樓》是明顯不同的。

二

　　造成這兩首登岳陽樓詩在主題、基調和表現方法上明顯地不同，我想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原因：

　　第一，兩首詩的寫作背景不同。

　　杜甫的《登岳陽樓》寫於飄泊羈留岳陽之際。安史之亂後，三十八歲的杜甫歷盡辛苦由陝甘入川，後又在四川境內的閬州、錦州、梓州、雲安、夔州一帶輾轉流離，不但生活上饑寒交迫，弄得詩人困頓不堪，而且那種「苦搖求食尾」的屈辱生活對詩人的身心更是一種極大的摧殘，正如詩人所自問的那樣：「胡為飄泊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抵」（《寄狄明府棟濟》）。所以詩人一直夢想著結束動亂，回到家鄉；「此身哪老蜀，不死會歸秦。」官軍收復河南河北給了他契機，也燃起了他歸家的希望之火。大曆三年春（公元768年），杜甫離開夔州，出瞿塘峽，想取道荊襄歸赴洛陽，但安史之亂的結束並不意味著動亂的結束，吐蕃入寇，逼進京師，使杜甫歸家之夢成為泡影，湖南臧玠之亂，又使他只能避亂到岳陽的一條船上，在這種背景下登上岳陽樓，天地的壯闊，山河的壯麗只能更加引起詩人的孤獨之感，飄泊之愁，當然也更容易產生憂愁的根源——社會動亂聯繫起來，於是這位人民的詩人就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扭結在一起，對著浮沉的日月，浩然的湖水流下了憂傷的淚，唱出了慷慨的歌。

　　李白的《與夏十二登岳陽樓》則完全產生在另一種背景下，其原委要推溯到安史之亂爆發之時。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李白由宣城避亂至廬山屏風疊。次年冬，永王李璘以平叛為號召由江陵率師東下，過廬山時堅請李白參加幕府。不料李璘暗懷和他哥哥唐肅宗爭奪帝位的野心，不久即被消滅，李白也因附逆罪遭逮捕下潯陽獄。在友人的援救下，他雖保住了性命，卻判處長流夜郎。在那嚴霜般的政治形勢下和「世人皆欲殺」的輿論聲中，這位經常爽朗大笑的詩人至此也發出了無聲的啜泣：「平生不下淚，於此泣無窮」（《江夏別宋之悌》），往日那無拘束的瀟洒舉止現在也變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這從他在流放前後所寫的《萬憤詞》、《百憂草》、《留別龔處士》等詩作中皆可看到。但當李白流放到白帝城附近時突然傳來佳音：特赦放還。這個出乎意料的消息使這位滿腔愁緒的詩人頓時心情變得歡暢：「願掃鸚鵡洲，與君醉百場。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綠水動三湘」（《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又是歡歌又是醉舞，詩人簡直興奮得有點手舞足蹈了，在興奮之中，這位素有抱負的詩人甚至產生天真的想法：「今聖朝已舍季布，當征賈生，開顏洗目，一見白日，冀相視而笑於新松之冊耶」（《江夏送倩公歸漢東序》），似乎朝廷已重視起李白的才幹，像當年對賈誼一樣公車特徵，馬上就要實現自己「使寰宇大定，海縣清一」的政治理想了。抱著這個幻想，他在江夏一帶逗留多時，又在洞庭、潚湖一帶遲回一年多，專等「五色雲間鶴」從朝廷銜來好消息，《與夏十二登岳陽樓》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寫成的，詩中的輕鬆之感，喜悅之態以及對朝廷的期待通過濃郁的浪漫色彩明顯地流露了出來。

　　第二，兩人的氣質不同。

　　李白為人感情熾烈且易於波動，個性鮮明且喜自我表露，他熱愛生活，喜歡追求，幾乎什麼樣的生活都體驗過，但什麼生活也沒有使他獲得過滿足。從這種個人氣質出發，他的作品往往帶有強烈的自我表現的主觀色彩。他要入京求官，就宣稱：「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求官失敗，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他要訴說委曲，就會有「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他要求仙，就會有「仙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他要飲酒，就有「洛陽董糟丘，為余天津橋南造酒樓」，甚至認為天下如沒有李白，酒就會賣不掉：「夜台無李白，沽酒與何人？」同樣地，他要劃君山、挾洞庭、登雲台、凌紫冥，彷彿天下萬物都為詩人的意志所左右，萬物都隨著詩人的情感所轉移。詩人要強烈地表現自我，而現實生活又是萬方多難，不像詩人想像中的那樣瑰麗，也根本無法實現他的理想與追求，因此他只能多用想像、幻想、神遊，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天界，讓自己的才幹鬥志在這個最廣闊的空間中得到揮灑。《與夏十二登岳陽樓》正明顯地體現了詩人的上述氣質。詩人輕鬆喜悅時，雁為之去愁，月也成了好月，空闊的天界成了施展詩人才幹的壯麗舞台。在那裡，詩人受到禮遇，理想得以實現，酣歌醉舞之中，詩人的平生願望也得到了最大的滿足。

　　杜甫的個人氣質就明顯不同，他關注現實，執著地追求著人生。他的肩上擔負著生活的重擔，也負擔著人民的苦難，因而步履顯得尤為艱難。他的胸中裝載著個人鬥志難伸的積鬱，也裝載著萬方多難的國運，因而顯得分外的沉重。困頓之中，他會和百姓站在一起，發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憤強控訴；即使生活相對安定時，他也仍然沒有忘記『無兒無食』的窮苦婦人和無歡顏的寒士。所以在《登岳陽樓》一詩中，在天高地迥，悅目賞心之際，他並沒有忘記周圍的苦難現實，從自己遭遇，從國家命運等不同角度唱出了時代悲壯的歌，這種觀察事物的態度和操縱感情的方法與詩人的個人氣質是分不開的。

　　第三，文學風格不同。

　　杜詩的文學風格，正像他夫子自道也為歷來所公認的是「沉鬱頓挫」。時代環境的急劇變化，個人生活的窮愁困苦，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厚以及表現手法的沉著蘊藉，使他形成了這種現實主義的文學風格。他的目光，也是儘力搜尋著周圍所發生的一切；他所抒之情，一般是沉鬱而悲壯，而且與所敘之事、所描之景吻合在一起。他有時也寫自我，但並不追求自我的表現，而是力求與那時代，人民的命運融為一體，在《登岳陽樓》詩中，他通過浮沉的乾坤來透露自己的飄泊之感，把個人的生活遭遇與戎馬關山，萬姓蒼痍緊緊聯繫在一起，正是這種文學風格的反映。

　　李白的詩的文學風格正好相反，在感情表達上不是掩抑收斂，而是一瀉無餘。在主客關係上，是以詩人的情感來改造客觀環境；在表現手法上，不是現實的客觀描繪，而是浪漫的誇張和想像，往往給人一種神奇超邁、飄然欲仙的感覺。在《與夏十二登岳陽樓》中，詩人首先以輕鬆喜悅之情改造了當時萬方多難的客觀事實，接著，興高采烈的詩人便直接躍入想像的天界，在一連串的神遊想像之中，把詩人的追求，詩人的才華，也把詩人的天真、得意淋漓地盡情表現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