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談】上訪者為何信呼格父母不信法--20150205

據2月4日《新京報》報道，呼格父母家中「門庭若市」的局面，並未隨著案件的冷卻降溫而消失，一撥撥的來訪記者，現在變成了上訪者，「哪兒都有，上海的、山東的，每天不斷」。

對正義的期待，寄托在兩位老人身上，人們登門拜訪，希望能夠收穫經驗，複製「奇蹟」。在他們看來，呼格父母的「成功學」，比法定的救濟渠道管用。

以前，我們講信訪不信法，現在這些上訪者不僅迴避法律通道，連信訪制度本身也懷疑，轉而謀求某種技巧、經驗類的武器，希望可以穿透僵化的程序；或者乾脆讓呼格父母去「打招呼」，用熟人社會裡的那套人情關係解決問題。

呼格父母又能提供什麼呢？這根本不重要。因為在他們心中，壓著另一個沉重的問題：為什麼要信法？

是的，為什麼要信法？

如果時間往回倒，回到再審改判前，呼格父母恐怕也會有此疑惑——1996年6月10日，呼格吉勒圖被執行槍決。從案發到行刑，高效的司法機器只用了62天。

十八年後，在社會的關注下，呼格案沉冤昭雪，這一案例也被打造成司法系統勇於糾錯的標杆，呼格父母也成為象徵正義的符號。登門取經，是弱者分享受惠者正義資源的模式。信訪而不信法，信呼格父母的「打招呼」而不信信訪制度，向「法」反向逃離的趨勢很明顯。

呼格父母的身份轉換隻在須臾間，其伴隨的，卻是矛盾在法院——信訪系統——媒體之間的加速轉移。走的是記者，來的是上訪者，是一個很好的說明。於來訪者而言，呼格父母還是個可以從正反兩面論證的案例：沉冤昭雪，正義真實可感；但蒙冤多年，又恰恰印證法治曾經的長期失效。前者展示了非常規維權的力量，後者讓他們更加堅定，該另闢救濟蹊徑。

更重要的是，在不少時候，法並未帶來正義。司法不夠獨立，審判欠公正，公檢法制衡不夠，法律救濟代價過高，都是問題，在文化層面，它還無力瓦解傳統社會的人治、人情色彩。敲開呼格父母家門上訪者，無疑是抱著救星的心態，來尋求一個主持公道的執杖者。

所以，我們看到，從佘祥林案到趙作海案再到呼格吉勒圖案，徘徊在一度蒙冤但最後昭雪的受難者家門口的求助者，總是絡繹不絕。「害怕老無所依超過坐牢」的趙作海，還曾經一度跟著一家維權網站站長，全國各地幫人維權，還因此結識了現任妻子李素蘭。

2010年10月，趙作海作為「公民代理人」，開始了自己專門替人伸冤的全國維權之旅。圖為趙作海因要「了解一個唐山的案子」，來到石家莊，西裝革履地接受記者採訪。

趙作海、佘祥林們，也許也會如呼格吉勒圖的母親那樣，朝來訪者一眼望去，看到的滿滿都是自己當年無助時的影子。但是，當有人會因為丈夫離異、想看孩子這樣的小事，向呼格父母求求援時，他們的無助和無所適從中間，何嘗不是包含了拒斥法律的確切的堅定？

當趙作海挺起胸脯接待上訪戶，自信地宣稱「你有啥冤屈，都給我講講吧」時，正義離這些來訪者其實依舊很遠。對於這一點，呼格吉勒圖的母親尚愛雲看得很清。她同情，卻也無可奈何，只能陪著對方聊天，然後提供一些記者的電話。

確實，就像尚愛雲所說，上訪者都只看見呼格案今天的成功，而沒有看到她之前的艱辛。這種艱辛不僅僅是時間的跨度，而是系列偶然因素的相撞，命運齒輪的偶然重合。

不妨回顧下呼格案的曲折歷程：2005年10月，真兇趙志紅落網，主動供出「四?九」女屍案；2006年8月，複核確認呼格案為冤案；2006年11月，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趙志紅案不公開審理，卻未提「四?九」女屍案；2014年10月30日，呼格案宣布再審。

如果真兇不落網，如果趙志紅沒有供案，如果沒有新華社記者湯計的持續追蹤曝光，如果呼和浩特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為此蓋棺定論……在呼格父母長達十多年的救濟路上，這樣的如果實在太多，偶然的堆積，成就了呼格吉勒圖身後命運的翻轉，且每一環都存在斷裂的可能。它不是一種制度運作的穩定結果，相反，它正好證明了制度的失能，以及呼格父母的幸運。

自2005年11月開始，新華社內蒙古分社記者湯計，連續推出五篇內參，追問呼格吉勒圖案，對推動案件平反起到了功不可沒的作用。圖為呼格吉勒圖父母向湯計贈送錦旗。

在這個意義上，空泛地討論制度的改進，略顯廉價而多餘，問題首先在於，很多人並不能從法治二字上感受到法律的現實效能，甚至作為重要救濟渠道的信訪制度，也開始不真實。真實的只有一個掙扎多年的平反案例，一個沉冤昭雪的人間故事，個案為現實提供了論證。

民眾對法治的評價，來源於現實，而非口號。現實是可感可觸的，所以，不難理解，真兇浮現帶出的冤案反轉，其概率之低，決定了這種權利救濟圖景的複製可能微乎其微，但上訪者仍然會充斥呼格父母的門庭。這是一種類似於「成功學」式的誘惑。在法治底蘊匱乏的文化氛圍里，這碗「成功學」式的心靈雞湯，滿足了不信法的上訪者對正義的所有想像。

那麼，假如呼格父母出本書，名叫《那些年，我是如何上訪維權的》，或者即便叫《我的成功不可複製》，它也一定會很暢銷。儘管無法提供勺子，這碗雞湯的魅力還是會超乎想像。

唐慧訴永州市勞教委的國家賠償案勝訴後，《南方周末》曾有力地追問道，「唐慧贏了，法治贏了沒」，直指唐慧女兒樂樂被迫賣淫案，因維穩壓力導致判罰過重。如今，呼格吉勒圖案從官方到民間，都被視作司法糾錯的標杆，那麼，歷盡磨難的呼格父母贏了，法治贏了嗎？

上訪者接踵而至時，這個問題似乎難有輕鬆的答案。他們投靠的不是法院，不是律師，而是一對曾經奔走呼號的老人，他們希望「仰仗著陌生人的慈悲」，通過經驗共享得出一個如何維權的判斷。曾經的上訪者，變成了正義的主持者；記者來了又走了，媒治迎來了它的結束。

呼格父母提供了記者的通聯，上訪者的訴求，註定會按照事件的重要程度，由這些曾追蹤報道呼格案的記者們進行排序，並決定報道還是不報道。我們不知道這其中有多少冤屈，但他們想要向呼格父母那樣「贏」，不會太輕鬆。

但這些又何妨？念斌案糾錯後，被寫入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福建高院院長馬新嵐在報告中評價，「依法審結平潭念斌投放危險物質案等，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儘管這個良好的社會效果背後，是公民念斌依舊被限制出境、被懷疑的事實。

猶記得在張氏叔侄姦殺冤案中，案件的審決，一度被當做女神探聶海芬的政績資本，等到冤案平反，「無懈可擊」聶海芬的神話破滅，對她的追責至今卻依舊缺失。如果不是平反，張案還會成為依法治國龐大架構上的一顆螺絲釘。

對正義的輕浮，以及缺乏深度反思的能力，總在提醒著法治建設的前路曲折。就像念斌案和張氏叔侄案一樣，在反思還沒有抵達縱深的時候，已經有不少人，開始用辯證法的思路來從悲劇中提煉喜劇了。「雖蒙冤系獄……，但是司法勇於糾錯……」，這是個常用的句式。

於法治中國而言，歌功頌德是最廉價的建設方式。湧入呼格父母家中的訪者，將是一個有力的提醒，它意味著，在我們已經開始帶著笑臉審視呼格案時，仍有太多的人拒斥法律；法律文化和人心的建構，呼格父母那碗無法複製的雞湯成功學辦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