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時期美國史研究中的若干重要問題

本文作者李劍鳴。本文於2016年12月27日發於美國史研究（微信號：Americanhistory），原載於《史學月刊》2001年第4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釋從略。

國內美國史學界對殖民地時期研究相對薄弱，而美國學者的研究則至為豐富。在研究中通常會遇到許多棘手的難題：如何確定殖民地時期在美國歷史中的地位？如何看待不同種族和族裔群體的歷史作用？如何理解英格蘭文化與北美文化的關係？如何解釋北美13個殖民地從分到合的變化過程？如何借鑒和利用美國學者整理的歷史文獻和發表的研究成果？這都是研究殖民地時期美國史所必須處理的問題。

美國歷史的起點應當定在何時，國內外史學界至今沒有一致的看法。在各種美國通史或早期史著作中，有的以印第安人獨處美洲的時期為美國的史前時代，有的以歐洲人「發現」美洲為美國歷史的第一頁，有的以詹姆斯敦的建立為其真正開端，還有的則採取「模糊處理」的辦法，不從正面涉及這一問題。《美國的奠基時代(1985-1775)》截取1585～1775年這個時段，敘述美國建國以前的歷史。這樣做並非獨出機杼，只不過是出於寫作的方便而從諸家之說中擷取一種。

這個時期通常叫做「殖民地時代」。這段歷史有一個相對明顯的主題。在此期間，歐洲裔和非洲裔移民源源不斷地遷入，逐漸落腳生根，和原住民印第安人形成交往和互動，在北美大陸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巨變。這一進程雖然有不同種族和族裔的居民共同參與，但卻始終為歐洲裔居民所主導，他們的制度、技術、觀念和活動，支配了這期間北美歷史的走向。歐洲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在新的環境中發育成長，為日後美國的民主實驗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各殖民地在自然條件和經濟活動方面存在差異，促成了地域性的經濟分工；北美和歐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發生頻繁的經濟聯繫，開始在大西洋區域市場扮演重要角色，為獨立後的經濟「起飛」鋪設了「跑道」。北美社會出現了多種族、多族裔、多教派互動的局面，文化的多元性初露端倪。誠然，如果將這個時期完全看成是美國建國的準備階段，就不免有歷史目的論的嫌疑；但美國獨立後的發展，則確實是以這個時期為基礎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將這個時期視為美國的奠基時代。

「殖民地時代」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1585～1690年是英屬北美建立和走向穩定的時期。英國人在羅阿洛克島建立第一個拓殖地以後的近百年里，陸續在大西洋沿岸地區建成了12個殖民地（註：北美13個殖民地的最後一個為喬治亞，建立於1733年）。這些殖民地出現的年代不同，走向穩定的過程和時間也不盡一致。最初的移民經歷了難以想像的艱難困苦，尋求謀生和致富的途徑，建立有序和有效的政治社會，促成了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大致到17世紀90年代前後，各殖民地人口大量增加，經濟能力得到提高，本地生長的居民或遲或早開始在政治、經濟各領域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殖民地從移民社會轉變為本地人社會。與此同時，英國經過多方探索，也大體上建立了管理殖民地的體制和機制。在1690～1763年期間，殖民地社會獲得了穩步的發展，迅速走向成熟。各殖民地社會力量不斷增強，具有越來越強勁的自主發展能力。這個時期英國對殖民地的控制相對鬆懈，給北美留下了很大的自由發展空間。在這半個多世紀里，殖民地人口持續增長，地域不斷擴大，經濟實力迅速成長，社會多樣性不斷發展，政治自治能力日益提高，本地精英成為社會政治舞台的主角。殖民地由英國的海外拓殖地，逐漸演化為具有自足性、自主性和獨立性的社會。這樣一個成熟的社會，對於外來的干預和控制日益感到難以忍受。1763年以後，英國在一個不適當的時機謀求強化對殖民地的管理，導致殖民地和母國的關係不斷惡化，到1775年發展成武裝對抗。至此，那股一直在悄然涌動的自主發展的潛流，終於噴發為獨立的滔天巨瀾，衝垮了英國在美洲的「半壁江山」。

二

其實，將美國建國以前的歷史稱作「殖民地史」，乃是一種以歐洲裔居民的經歷為中心的美國史架構。在當今日益濃厚的多元文化主義氛圍中，這種史觀顯得越來越不合時宜。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史學界越來越傾向於將美國史看成是各種族、族裔和其他人群共同的歷史，早期史也不例外。加里·納什得風氣之先，在1974年出版《紅種人、白人和黑人》一書，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將美國早期史描述為多個種族、多種文化相互交流和衝突的歷史，對種族和文化的交匯在早期美國社會的重要性，作了突出的強調。經濟史家斯坦利·恩格曼和羅伯特·高爾曼主編的《劍橋美國經濟史》，在關於殖民地時期的一卷中，用了很大篇幅介紹美國歷史的印第安人背景和非洲黑人背景。日裔學者羅納德·高木更是明確地宣稱，「美國在種族方面自從弗吉尼亞海岸開始之時就一直是多樣的，這一現實已變得日益顯著和無處不在」。美國歷史起源和早期發展的多樣性，受到學術界越來越多的注意，具體研究印第安人、黑人、婦女、非英格蘭裔移民的歷史著作，更是不勝枚舉。這些研究有一個共同的趨向：基於多元文化主義的價值取向，注重非英格蘭裔群體對早期歷史的影響。還有的學者將美洲文化、非洲文化和歐洲文化同等對待，把它們視為美國歷史的共同淵源。

這顯然是對過去研究傾向的反撥。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的美國歷史著述中，殖民地史不過是英格蘭裔移民及其後裔的經歷和英國政策的記錄。印第安人通常作為白人的敵人而出現，黑人則只有在涉及奴隸制時才被提到。在最近幾十年的多元文化研究潮流中，以往遭到忽視的群體得到重視，他們不再是歷史的陪襯和配角，而被安排在歷史舞台的中心。這樣一部早期史，無疑顯得更加豐富和完整。

但是，矯枉不可過正。在講述北美早期歷史時，如果撇開印第安人、黑人和其他非英格蘭裔居民的經歷，固然是一個極大的欠缺；可是，如果將這些群體擺在和英格蘭裔居民同等的位置，也存在扭曲或支解歷史的風險。歷史學家只能尊重歷史，而歷史總是存在著缺陷和局限的。北美殖民地的開拓史，決不是一篇壯麗的英雄史詩，而毋寧是一部苦難史：印第安人人口銳減，黑人處於非人的被奴役狀態，許多移民死於遷徙途中和定居地建立初期，各種僕役不能享有人身自由，戰爭、疾病和死亡的陰影不時籠罩在北美上空。在這樣一部歷史中，英格蘭裔居民不僅是人口的主體，也是社會文化的主導性力量；非英裔的種族和族裔遭受壓迫或排斥，其文化的影響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北美社會處於不平等的邊緣地位。13個殖民地乃為「英屬」，這種英格蘭屬性，不僅表現為政治主權的歸屬，同樣也反映在社會文化的基本特性上。誠然，各種非英格蘭的文化成分和主流文化在衝突中發生融合，共同熔鑄了北美文化的特徵，這是日益得到確認的事實；但在正視各個種族和族裔在北美歷史中的作用的同時，不宜對起作用的各種因素作等量齊觀。

《劍橋美國經濟史》（第一卷）封面

三

同時還要說明的是，雖然13個殖民地在政治上和社會文化上都具有「英格蘭屬性」，但北美文化並不是英國文化在「新大陸」的簡單延伸或翻版。自美國有專門的歷史著述以來，人們就在討論美國早期文化的特性問題，言人人殊，見仁見智。多數學者承認，美國文化在根本上源自英國和歐洲（註：也有一些學者刻意淡化美國早期歷史的英國色彩，甚至說弗吉尼亞並不是英國在北美最早的殖民地，而是「美洲的第一個共和國」）。分歧在於：移植到北美的英國和歐洲文化是否發生了變異？變異發生於何時？變異的程度如何？導致變異的因素是什麼？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從西部邊疆的開拓中發現了美國文化的形成道路。他認為，歐洲文化的因子經過邊疆生活的改造，變成了美利堅的新產物；最初的大西洋沿岸邊疆乃是歐洲的邊疆，但在邊疆的不斷西移中，美國越來越遠離歐洲的影響，自身的獨立性不斷成長。丹尼爾·布爾斯廷和特納一樣注重美國文化的獨特性，但他認為這種獨特性從殖民地建立之時就開始形成，「舊世界」的觀念、制度和生活方式在「新世界」窒礙難通，在美洲興起的是一種（或若干種）新的文化。奧斯卡·漢德林也認為：「1607年以後定居在詹姆斯敦及沿海其他地方的殖民地居民，帶來了應當建立什麼樣的社會秩序的既定觀念。他們此後的全部努力傾注於重建他們在母國所熟知的種種形式。然而在實踐中，他們的經驗卻總是不斷引導他們離開自己想望的模式。最終出現的美國社會秩序乃是一種變形。也就是說，它不僅背離了這些新來者從歐洲社會帶來的經驗，而且也與他們自己所期望的社會秩序相反。」有些學者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在美國革命以前，殖民地的社會和文化與英國沒有根本的不同。戈登·伍德在論述美國革命的新著中，將革命前的北美描繪為一個和母國及歐洲沒有本質差別的社會，是美國革命使美國人在「一夜之間」發生了變化，促成了一個「新」社會的誕生。戴維·費希爾則從民俗的角度考察了北美文化和英國的聯繫，發現北美居民從說話、命名到財產制度、等級和權力方面，都源自不列顛的地區性文化。

這的確是一個十分複雜而又難以迴避的問題。首先應當明確的是，雖然殖民地文化最初乃是英國文化的移植，但移民們帶到「新大陸」的是各式各樣的、存在差異的英格蘭地區性文化。英國在地理上固然是一個小國，但內部差異甚大，來自不同地區的移民，在經濟活動、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社會組織諸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在考察殖民地文化與英國文化的異同時，必須對移民所來自的各個社區及其原有的社會生活做出具體細緻的研究，經過分析對比，才能得出可信的結論。否則，任何一般性的看法都難免以偏概全。

第二個重要的問題是，多數北美居民並沒有文化創造的自覺意識，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是依據文化的自然慣性行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極力追隨和效法英國及歐洲的時尚。後來具有特點的北美文化，並不是一種主觀努力的產物，而是許多因素在悄然不覺中綜合作用的結果。但是，這些起作用的因素究竟是什麼呢？歷史學家詹姆斯·亨利塔指出，在20世紀的四分之三的時間裡，研究新英格蘭的學者認為，英國傳統的制度、習俗和觀念，在北美荒野的腐蝕性力量的作用下不斷消蝕和轉化，形成了一個新的社會。也就是說，許多學者所注重的是「新」環境對「舊」文化的改造作用，將北美文化視為歐裔居民對環境加以「創造性適應」的結果。這種解釋僅僅從歐裔居民的角度著眼，而將所有其他因素置於被動地位，似乎過於簡單化。

環境固然對北美文化的形成和演化發生了重要作用，但它畢竟是一種消極的因素。應當說，不同種族和族裔的人群之間的互動，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衝突和彼此滲透，為北美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積極的和影響深遠的動力。歐裔移民在北美不僅遇到了新的環境和新的問題，同時也接觸到新的人群和新的文化。反過來，北美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和新來的非洲黑人所發現的，也是他們所不熟悉的新人種和新文化。這些彼此陌生的文化群體進行頻繁的接觸和交流，不同的文化因子發生持續的碰撞和結合，最終促成了北美的「新」文化。印白關係、奴隸制這些「舊大陸」不曾存在的問題，對於塑造北美文化發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印第安人的農業經驗和生存技巧、黑人帶來的水稻種植技術和風俗，都在後來的美國文化中有鮮明的體現。另外，在歐裔居民內部，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移民，生活在一個以英裔居民為主的社會，不自覺地受到「英格蘭方式」的影響，如特拉華河谷的瑞典裔居民和哈得孫河谷的荷蘭裔居民，在習俗、服飾方面發生了「英格蘭化」。

但在此同時，他們所身負的文化因子，也不知不覺地融入北美文化，加上不同族裔在各殖民地的遷徙和混合，在無形中改變了所謂「英格蘭特性」的面貌。總之，北美文化的確是英格蘭傳統在「新大陸」轉化和變異的結果，而且在很長時期內保持了「英格蘭屬性」，但促成轉化和變異的根本因素，並不是被動和消極的「環境」，而是眾多種族和族裔人群及其文化之間的互動。這個過程漸進而漫長，很難給定一個確切的日期。

「殖民地」一詞在英文中有單、複數之分。作為複數的殖民地，乃是一些「各不相同、甚至彼此衝突」的實體。它們的建立有遲早之別，移民來源各不相同，各自的地域界線分明，各有其自成體系的政治結構，在經濟、文化、宗教各方面也有程度不一的差別，經常為了各自的利益而彼此爭吵和廝鬥。長期以來，美國歷史學家對13個殖民地進行了深入研究，將它們劃分為四個大的地域：新英格蘭（馬薩諸塞、康涅狄格、羅得島、新罕布希爾）、大西洋沿岸中部（紐約、賓夕法尼亞、新澤西、特拉華）、切薩皮克地區（馬里蘭、弗吉尼亞）和下南部（北卡羅來納、南卡羅來納、喬治亞）。每個地域確有一些突出的共同點：新英格蘭以清教、中小土地佔有制、混合型經濟為特色；中部以生產穀物聞名，是一個族裔和宗教多樣化的地區；切薩皮克地區遍布使用奴隸和契約仆的煙草種植園；下南部社會則建立在奴隸制和稻米、靛藍種植的基礎上。但是，各地域內部同樣存在很大的差別和矛盾：馬薩諸塞和康涅狄格不時發生糾紛；賓夕法尼亞的家庭農場和紐約的租佃制形成對照；馬里蘭為業主所有，弗吉尼亞則是最早的王室殖民地；北卡羅來納居民普遍貧窮，南卡羅來納社會則存在鮮明的兩極化。

令人驚異的是，這些差異紛繁的殖民地，居然最終變成了一個統一的國家；而原本具有某種統一性的西屬美洲，在脫離西班牙以後卻分化為眾多的國家。在這一合一分之間，歷史運動的複雜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促使13個殖民地克服差異和分歧而形成一個整體的，究竟是一些什麼因素呢？美國歷史學家對這個問題提出了若干分歧甚大的解釋。最初，人們試圖從各殖民地表面的差異性和多樣性中，尋找出一種內在的統一性。數代美國學者對新英格蘭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活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以清教、自由持有制和政治自治為核心的「新英格蘭精神」，構成北美文化的典型特徵，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種具有內在一致性的美利堅文化。後來，這種立論受到許多學者的質疑。他們提出，新英格蘭在北美殖民地非但不是典型，反而是一個特例，不具任何代表性。有的學者進而指出，在殖民地建立之初，馬薩諸塞和弗吉尼亞分別代表兩種不同的社會文化類型，差異非常鮮明；此後各殖民地的差異不斷縮小，社會文化逐漸趨同，最終形成了具有內在一致性的美國文化。

這裡所涉及的是歷史的多樣性和統一性的關係問題。實際發生的歷史無比紛繁複雜，留傳的各種資料，雖然僅只保存了歷史的冰山一角的零碎信息，但仍顯得雜亂無章。歷史學家面對早已消散的歷史煙雲，卻仍然雄心勃勃地要恢復「歷史的真相」，於是，他們運用人類有限的理性，為歷史制定各種框架，將紛雜零亂的史實梳理歸納，使之成為一部條理清楚、可以理解的歷史。從多樣性中尋求統一性的做法，乃是歷史研究和寫作的基本路徑，但同樣也反映了歷史學家的局限和無奈：對於沒有主線和框架的歷史，歷史學家不免束手無策。因此，在面對13個殖民地社會文化的複雜性、多樣性和不確定性時，人們就只能從尋找「內在的統一性」入手，以發現美國文化形成的奧秘。然而，要尋求統一性，就不免剪裁或捨棄多樣性。歷史著述總是為這種顧此失彼的尷尬所困擾。事實上，無論以某個或某些殖民地作為英屬北美的典型或代表，都難以避免削足適履之弊。

13個殖民地由分而合的根源究竟何在呢？對於這些殖民地來說，共同的政治歸屬構成一個外在的「箍」，將分立的各殖民地捆綁在一起，為它們相互間的往來創造了條件。在這個「箍」內，經濟互補性使各殖民地形成市場聯繫；日益改善的交通和通訊，密切了彼此的交流；英格蘭裔居民在各殖民地之間遷徙流動，他們在和法國殖民勢力、印第安人、黑人奴隸、其他少數族裔乃至母國的對立與對抗中形成了內部凝聚力，逐漸產生了社會和文化的認同。這一切都有助於將各殖民地推向聯合。更重要的是，在各殖民地均占人口多數的英裔居民，在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政治體制等方面，繼承了共同的淵源，保持了極大的共性，這種共性乃是一種強勁的黏合劑，將13個存在社會差異和利益分歧的殖民地聯結起來，成為一個能夠包容差異和多樣性的共同體。美國就是從這個共同體破殼而出的。在一定意義上說，「殖民地時代」的歷史，就是這個包容差異和多樣性的共同體的發育成長史。

英屬北美十三個殖民地

五

如果和歐洲其他國家所屬美洲殖民地相對照，13個殖民地的共性就會顯得更加鮮明。新法蘭西、西屬美洲以及英國在加勒比海的島嶼殖民地，與北美13個殖民地有著明顯的差別。

新法蘭西地域遼闊，人口稀少，到1763年白人居民僅有60000人。除占多數的法裔外，尚有來自德意志、荷蘭、葡萄牙的移民及其後裔，新斯科舍地區還居住著眾多的新英格蘭移民。法國和新法蘭西當局對於擴張地域的興趣，遠在定居開發之上。新法蘭西複製了母國的領主制，經濟上長期以毛皮貿易為支柱，故有的史書上說，是河狸「打開了加拿大的地圖」。雖然在18世紀上半葉小麥種植和木材加工有所發展，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單一經濟的性質，直到易手英國時也沒有解決生活物資的自給。法國對新法蘭西內部事務控制甚嚴，殖民地的自主性幾乎沒有得到發展。法國長期在加拿大駐紮正規軍，軍隊成為國王控制殖民地的有力工具。新法蘭西在宗教上是一個單一的天主教社會，教會擁有地產，在世俗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殖民地社會等級分明，等級之間比較封閉，僧侶、貴族和平民地位懸殊，權貴集團高高在上，而多數人卻不能享有基本的政治權利。 西班牙人在一千餘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其規模遠在英、法、葡諸國在美洲的殖民地之上。西班牙政府對於外國移民實行嚴厲的限制，故白人居民大多來自西班牙。但西屬美洲同樣存在種族和文化的多樣性。人口的多數為印第安人和混血人。在1789年，西屬美洲人口的55.8%為印第安人（不包括未接受西班牙人統治的印第安人），22.9%為白人，6.4%為黑人，7.3%為印歐混血人，7.6%為歐非混血人。被征服的印第安人成為任由白人榨取的勞動力，在「委託監護制」、「勞役攤派制」和「米達制」（輪換制）之下，或為白人開採金銀礦藏，或在莊園和種植園裡勞動。印第安人、白人、黑人之間發生密切的血緣聯繫，人種的混合程度遠遠高於北美。但是，社會等級森嚴，歧視盛行。即便在白人社會，也存在嚴重的不平等，權力控制在少數來自西班牙的「半島人」和本地上層人物手中，他們有的是監護主，有的是高級教士，更多的是殖民地官員；而一般居民的權利沒有切實保障。社會結構比英屬北美僵硬，沒有基本政治權利的人口甚多，社會流動性較小。母國始終對殖民地實行嚴密控制，殖民地社會自主性的發育成長十分緩慢。天主教會不僅具有很大的社會影響，而且佔有很大地產和其他財富，大主教的收入甚至在總督之上。到17世紀末，墨西哥和秘魯的教會佔有全部地產的三分之一。控制信仰乃為天主教會的慣技，宗教裁判所見於各地，對於異端的處置十分嚴厲。西屬美洲雖有學校、報紙和刊物，但除少數白人外，大多數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人乃為文盲，居民的精神生活相對貧乏。

英國除在北美佔有殖民地外，還在加勒比海的幾個島嶼建立了拓殖地，美國的史學著作通常將這些海島殖民地包括在內，統稱「英屬美洲」，英屬北美則被稱作「大陸殖民地」。英國人於1624年來到聖克里斯托弗島建立定居點後，相繼在巴貝多（1627年）、尼維斯島（1628年）、蒙特塞拉特島、安提瓜島（17世紀30年代）、牙買加（1655年）等島嶼上落腳。英屬加勒比的多數島嶼面積不大，起伏多山，土地肥沃，白人種植園主使用大量白人契約仆和黑人奴隸，種植甘蔗和生產食糖、糖蜜。這些產品為少數種植園主帶來了大量財富，使海島殖民地成為英屬美洲最富庶的地區。在當日的英國移民中，有錢人通常到海島殖民地發財，而窮人則多去北美謀生。海島殖民地的政治結構和大陸殖民地大致相同，設有總督、參事會和民選議會。不過，總督控制核心權力，參事會和議會的作用相對有限。社會分成若干等級，大種植園主、中小種植者、契約仆、黑人奴隸處於不同的社會梯級上，各有其身份與地位的標誌。黑人大大超過白人，1713年白人和黑人的比例為1∶4，而大陸殖民地則為6∶1。種植園主擁有的奴隸多於其北美同行，如1680年巴貝多的種植園主中有19人擁有200名奴隸，89人擁有100名以上的奴隸。在各個島上，他們都是當地社會的主宰者，在經濟和政治生活中扮演主角。不過，熱帶的炎熱氣候使他們壽命較短，多數人年紀輕輕就死去。因而白人人口難以紮根，不像大陸殖民地居民那樣最終形成了共同體意識，成為有別於英國人的美利堅人。這些島上的英裔居民沒有形成自己的文化，他們沒有印刷廠，沒有出版物。最後，英裔居民全部離開了海島，後來在這裡建國的不是英裔居民，而是黑人、印第安人以及其他混血人。在颶風和地震的不斷襲擊下，當年的種植園、教堂、白人的漂亮宅邸以及奴隸的破舊棚屋，都早已蕩然無存。

通過這種簡略的比較可以看出，北美13個殖民地具有一定的社會開放性和文化包容性。雖然種族歧視和等級限制同樣盛行，但歐洲裔居民在身份上大致平等，不同教派經過競爭而達成了和平共處的局面。母國的政治控制比較寬鬆，對內部事務的干涉也相當薄弱，本地精英很早就在政治生活中發揮積極作用，地方自治、議會政治很快發展到相當成熟的地步。更重要的是，13個殖民地實行法治，歐洲裔居民的基本權利得到了保障；雖然經濟上富足的人往往能夠更好地利用這種保障來謀求自己的利益，但自由觀念和權利保障機制的演進，為獨立後權利的民主化準備了條件。13個殖民地社會的這些特點，直接影響到美國的建國道路，使美國的發展和加拿大、拉丁美洲有著意義深遠的不同。

在美國史學史上，早期史曾是一個大家輩出的領域，許多至今尚為人提及的史學家，如喬治·班克羅夫特、弗朗西斯·帕克曼、赫伯特·奧斯古德、查爾斯·安德魯斯和勞倫斯·吉普森，都在這個領域建立了卓著的學術聲望。他們的鴻篇巨製曾一度使人感到，早期史的礦藏已經開採凈盡，寫作的空間變得十分狹小。不過，另一位富於遠見的早期史名家卡爾·布里登博，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他在1948年美國歷史協會年會上提醒人們，早期社會史和文化史還是一個有待發掘的巨大寶庫。他的話很快就得到了驗證。20世紀50年代以來，許多學者致力於早期社會史、文化史、經濟史、地方史、婦女史、少數族裔史的研究，寫出了足可汗牛充棟的著作，人們對殖民地歷史及相關問題的了解，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化。可是問題總有另一面：專題著述層出不窮，而宏觀綜合之作寥若晨星，故人們對局部了解得越透徹，對整體就越難有明晰的印象。

這種局面的出現，與殖民地史的特殊性有關，也反映了晚近美國史學中的「零碎化」趨向。哈佛大學教授戴維·唐納德說過，研究殖民地史的歷史學家面臨許多巨大的困難，即便他只涉及早期的幾個英屬定居點，其年代也和後來的美國歷史一樣長，同時他還必須了解英國和歐洲大陸國家的歷史；此外，殖民地史實際上是一打以上各不相同、甚至彼此衝突的殖民地的歷史；因此，綜合性的殖民地史著述殊為不易。其實，在唐納德說這番話的20世紀60年代，研究殖民地史的另一個巨大困難也正在形成：面對眾多的專題和個案研究成果，特別是關於地方社區的浩繁論著，學者們大多感到無所適從，難以找到歷史的主線和整體的框架。在這種情況下，無論何人在對殖民地史作出綜合性的描述時，無論如何謹慎和周密，都難免以偏概全、以點充面、掛一漏萬之弊。明乎此就不難理解，研究美國早期史的學者不計其數，何以最近幾十年無人寫出差強人意的宏觀之作。國內美國史學界對早期史關注的程度和所取得的成績，顯然和早期史的重要性並不相稱。這種狀況和研究條件的制約有很大的關係。文獻資料零碎分散，收求已屬不易，解讀更是艱難。然而，仍有少數學者篳路藍縷，銖積寸累，寫出了為數不多而頗有價值的論著，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可以藉助的資源。

《美國的奠基時代》一書儘可能地吸收了美國和國內學者最近幾十年的主要研究成果，力圖對北美社會的某些側面和某些變動趨勢作出粗略的概述。其大致的構想是：既然全面綜述實無可能，就選取某些重點，力求以點帶面，簡約地交待北美社會的基本特徵，兼及不同人群置身其中的各種情勢的演化，著重敘述殖民地居民如何在新的環境中立足、求生、取得發展、進而謀求獨立的經歷。實際上，即便是這種設想，也很可能仍是一個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來實現的長遠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