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研究】關貴海，林文昕：俄羅斯民粹主義-現象、根源與特點

關貴海，林文昕：俄羅斯民粹主義-現象、根源與特點

作者：關貴海，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執行副院長、中國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心常務理事；林文昕，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來源：《國際政治研究》2017年02期

「民粹主義」一詞被用來指涉的政治現象廣泛駁雜。作為激進社會運動，它常被用來指稱１９世紀末the people"s party 反對壟斷資本的運動和２０世紀阿根廷庇隆依靠「無套衫漢」的正義主義運動；作為對價值規範的描述，它強調大規模民眾參與政治和經濟平等的合理性，是對現代精英主義的回應；作為對社會心理的描述，它反映出現代化進程中受損人群的負面態度，因而被競爭性選舉體制的一派精英用來指責另一派精英的污名和標籤。這種現象是人民所喜好的，它以人民主權和多數決為原則，但缺乏對社會的全面、整體性認識，因此，它很少被總結為獨立的意識形態體系。

俄羅斯語境下的民粹主義具有研究價值，不僅因為它具有更加豐富的理論、深刻的政治社會和歷史文化印跡，也在於在一個多世紀里它在不同社會政治背景下的斷裂與續存。其中纏繞著幾條主線：精英與大眾、秩序與革命、知識分子使命等等 它們是過去和現在共同的議題。

各國學者對俄羅斯民粹主義的研究蔚為大觀。馬克思、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對民粹主義觀點有褒有貶；斯大林時期蘇聯史學界認為，它站在馬克思主義的對立面；而有些涉足俄國史領域的專家如聖母大學教授安德烈·瓦利斯基（Ａｎｄｒｊｅｔ Ｗａｌｉｃｋｉ）、曼徹斯特大學教授特奧多·沙寧（Ｔｅｏｄｏｒ Ｓｈａ－ｎｉｎ）、哈佛大學教授理查德·派普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Ｐｉｐｅｓ）認為，它具有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或者正是某種程度上的馬克思主義；義大利史學家弗蘭克·溫吐利（Ｆｒａｎｃｏ Ｖｅｎｔｕｒｉ）、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理查德·沃特曼（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ｏｒｔｍａｎ）以賽亞·伯林（Ｉｓａｉａｈ Ｂｅｒｌｉｎ）等學者也各有專著或文章專門論述了俄羅斯民粹主義；除此之外，一些學者在研究全球範圍內的民粹主義現象時，把俄羅斯民粹主義運動作為其中一種典型現象。我國學界著重研究它同馬克思主義的區別和聯繫、對列寧主義的形成和蘇聯與我國革命、建設的巨大影響 例如，曾任中共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繩提出毛澤東１９５３年以後的思想實質上已屬於民粹主義範疇，引發了關注和討論。近年來，中山大學夏銀平教授從宗教、社會、歷史哲學特別是與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關係等角度進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史研究室主任馬龍閃等學者廓清了俄羅斯民粹主義的演變過程，基於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評價提出正確認識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進步意義，闡述它對蘇共、中共在建黨思想、革命精神和鬥爭策略的啟發，尤其是「超階段論」對蘇聯和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深刻影響，形成專著。此外還有其他學者的從各個角度研究的文章，著述頗豐，但少見對俄當代民粹主義現象的專門研究。

本文基於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上對當代俄羅斯政治社會的觀察，搜集實證數據，著力從歷史角度比較民粹主義俄羅斯社會在１９世紀和當代的異同，尋找其聯繫並探究原因。

1「民粹主義」的涵義

在俄語語境下，「民粹主義」一詞用來指稱的現象有兩種：一是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民粹主義，其後衍生出拉丁化寫法ｎａｒｏｄｎｉｃｈｅｓｔｖｏ），這個概念濫觴於１９世紀知識分子發起的試圖遵循無政府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路線、依託村社制度超越資本主義而實現社會主義的運動；二是популизм（平民主義，是根據ｐｏｐｕｌｉｓｍ衍生出的斯拉夫化寫法），譯法和涵義比附歐美學界對美國、拉美、西歐等地區社會現象的研究，被俄羅斯學者從西方「拿來」用以描述當代俄羅斯反精英的社會政治形態。

在the people"s party 運動現象進入研究視野後，西方學者首先使用的是「平民主義」（ｐｏｐｕｌｉｓｍ），此後，這方面研究在理論和經驗層面都發生薩托利所指的概念「游移」和「延展」，泛化到許多其他區域，包括回到俄語語境，甚至囊括了「民粹主義」（ｎａｒｏｄｎｉｃｈｅｓｔｖｏ）所指稱的現象。

以賽亞·伯林和理查德·派普斯的考察在語義學上為這種泛化尋找根據：英文「ｐｏｐｕｌｉｓｍ」一詞正是從「ｎａｒｏｄｎｉｃｈｅｓｔｖｏ」的俄語原詞翻譯而來，詞根「ｎａｒｏｄ」（人民）相當於德語的「ｖｏｌｋ」，而形容詞形式「ｎａｒｏｄｎｙｉ」相當於「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ｏｐｕｌａｒ」的意思。據此，《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認為，俄羅斯１９世紀民粹派和美國民粹主義運動作為激進運動「有很大的差異」，但作為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政治心態，都冠以「人民」的主張、活動、手段，仍將二者並論；牛津俄語詞典里「ｐｏｐｕｌｉｓｍ」詞條的解釋也是上述兩種涵義兼具。

在實踐中，the people"s party 運動在１９世紀９０年代興起，而俄國立憲民主黨創始人、史學家帕維爾·米留科夫（Ｐａｕｌ Ｍｉｌｙｕｋｏｖ）在１８９５年已使用「ｐｏｐｕｌｉｓｔ」來描述與馬克思主義者論戰的一派知識分子。至２０世紀６０年代民粹主義研究方興未艾之際，伯林和派普斯等學者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混用「ｐｏｐｕｌｉｓｍ」來描述１９世紀俄羅斯的激進運動和思潮。

細究前者民粹主義（ｎａｒｏｄｎｉｃｈｅｓｔｖｏ），則這場運動的參與者彼此獨立，其目的、手段、理論各異。

按照列寧的劃分，狹義的民粹派運動是指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影響下的１９世紀６０、７０年代的「到民間去」運動、「土地和自由」運動和「民意黨」人以暗殺為主的活動，也稱革命的民粹主義、舊民粹主義。在這一時期，拉甫羅夫（Ｐ．Ｌａｖｒｏｖ）、巴枯寧、米哈伊洛夫斯基（Ｎ．Ｍｉｋｈａｙｌｏｖｓｋｙ）、別爾維－弗列羅夫斯基（Ｂｅｒｖｉ－Ｆｌｅｒｏｖｓｋｙ）等出身平民的政論家、哲學家、文藝批評家的論述，後來被稱為經典民粹主義理論。其中，「到民間去」運動是平民知識分子基於巴枯寧和拉甫羅夫的依靠農民、通過宣傳鼓動培養農民的革命意識理論的一次喚起人民的嘗試。此後，出現了第一個民粹派的革命家組織「土地和自由社」，因為對恐怖刺殺行為有意見分歧，分裂為普列漢諾夫的「黑土平分社」「勞動解放社」和民意黨。民意黨人刺殺亞歷山大二世和之後沙俄當局的鎮壓結束了這一段時期的民粹派運動。廣義的民粹派還包括列寧所指的「自由民粹主義者」「新民粹主義者」，他們在１９世紀８０、９０年代佔了上風，活躍到２０世紀前２０年，主要觀點是放棄武力革命而轉向合法鬥爭，以村社抵抗資本主義和向農民補「道德課」代表人物是米哈伊洛夫斯基（Ｎ．Ｍｉｋｈａｉｌｏｖｓｋｙ）、丹尼爾遜（Ｎ．Ｄａｎｉｅｌｓｏｎ）、沃龍佐夫（Ｖ．Ｖｏｒｏｎｔｓｏｖ）等。它在與馬克思主義的論戰後陷入低潮，但部分主張被社會革命黨繼承，並在土地社會化和自由民主政治綱領里體現。蘇維埃政權建立後，它們退出歷史舞台。

除按階段劃分外，俄羅斯學者別爾嘉耶夫認為，存在「左翼和右翼，斯拉夫式和西方式，宗教式和無神論式等各種民粹思想」；蘇聯學術界以溫和（自由）和激進來劃分民粹主義，後者按照程度又可分為保守的、改革的、自由－革命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無政府的。

如前所述，在俄語語境下，與「民粹主義」（ｎａｒｏｄｎｉｃｈｅｓｔｖｏ）相比「平民主義」（ｐｏｐｕｌｉｓｍ）是個新概念，用來描述當代俄羅斯政治特別是選舉政治，暗指它是通過迎合人民來贏得競爭性選舉的工具，或執政集團藉以掩飾國家和公民的隔閡、維持現狀的手段。

芝加哥大學教授愛德華·希爾斯（Ｅｄｗａｒｄ Ｓｈｉｌｓ）認為，「針對被認為長期壟斷權力、財產、教養和文化的統治階級，大眾怨憤於他們所施加的社會秩序，就存在著民粹主義」。艾塞克斯大學教授歐內斯特·拉克勞（ＥｒｎｅｓｔｏＬａｃｌａｕ）強調，「民粹主義開始於大眾民主元素表現為支配集團意識形態的對立面時」。以賽亞·伯林將民粹主義分為「適當的民粹主義」和「虛假的民粹主義」，前者含有民主的平等主義衝動，因為它反對貴族、反對等級制度；後者是某些民粹主義情緒的動員，目的是為了創造一個精英政權。

民粹主義和平民主義儘管有不同時代背景，但首先都是俄羅斯精英試圖替代人民大眾發聲，如邁斯納所說 民粹主義「不是農民的思想，而是自認為代表農村群眾利益說話的知識分子」試圖表達農民大眾；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在這個意義上苦惱於是否足以真實地表達了人民的願望，因為他們自覺並非人民的一員；其次，都凸顯了平民至上的價值取向。「民粹」意為將人民視為「精粹」，是出於平民崇拜「把人民看做真理的支柱，這種信念一直是民粹主義的基礎」。

因此，俄羅斯民粹主義是植根於現代化發展的不對稱、出於平等主義衝動、基於人民領導權高於精英的邏輯，由知識分子發起的社會運動和政治思潮。借用英國基爾大學教授瑪格麗特·卡諾萬（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Ｃａｎｏｖａｎ）的界定，這裡作為價值理念的「人民」，「非指專門的階級或社會集團，而是一種表面上與政治建制、社會主流思想價值對立的類別」。

2俄羅斯民粹主義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表現

由於理論來源駁雜、組織體系經歷多次變化並形成眾多流派、主張和實踐，因此，民粹主義的範圍並沒有公認的界定。

（一）１９世紀俄羅斯民粹主義

對於１９世紀６０年代以後嶄露頭角的平民知識分子的稱謂，最初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激進主義和虛無主義等常混用，直到「隨著『土地自由派』的出現，他們才稱呼自己為『民粹主義者』」。蘇聯歷史學界繼承了列寧的觀點，以「革命民主主義者」界定主張土地社會化、平均制度的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但認為他們不屬於民粹派；以賽亞·伯林承認巴枯寧無政府主義思想和別林斯基農民革命理論影響深遠，但否認他們屬於民粹派；普列漢諾夫不承認強調思想和輿論準備的拉甫羅夫一派為民粹主義者，且自身的思想和主張也經歷了從民粹派到馬克思主義的轉變；別爾嘉耶夫認為主張精英分子密謀而敵視無政府主義的特卡喬夫並非典型民粹派；主張暴力和恐怖刺殺的the People"s Will in Russia更是被普列漢諾夫認為是對民粹主義本質的否定。

雖然體系繁雜，但１９世紀民粹派運動總體上仍能歸納出一些基本表現，按照列寧的經典論述，民粹派「相信俄國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國生活的特殊制度，因此，相信農民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主要包括以下兩點：

１．從道德至上角度信仰理想化「人民」和理想化村社。俄羅斯民粹派「心靈類型是道德化的，它對世間一切都採用特殊的道德評價」這群知識分子認為自己得到知識是因為人民被剝奪了體魄和思想的靈巧性、失去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機會，因此，必須向人民「贖罪」。而人民在道德上是純潔無暇的，「單純的人善良，相信腐化之因在於惡劣建制的摧殘」，人民中「潛藏著真理」。村社精神接近「人民的本性」，滲透到「人民的整個日常生活中」，是自然歷史遺留的「人民的本源」它「是俄國人民夢寐以求的民族原則的內部天然合法的民權保護者」。

２．藉由村社制度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既然村社具有契合人民本性的高尚，是社會主義的天然土壤，俄羅斯又「尚未走上放任工業主義之路的社會與經濟發展階段」，那麼，就能夠「可以發揮智慧與意志而避開工業主義的命運」，以村社制度為橋樑，發揮農民「天生的社會主義精神」，避開資本主義的罪惡，建設社會主義。

民粹派承認「基礎落後、僵化、思想一貫保守」的村社不等同於社會主義本身，但它如同處在十字路口，具有走上正確道路的可能性。如果革命「及時築起一道堤壩來防止資產階級進步的洶湧浪潮」「擋住它的潮流」，那麼，「在很好的照管下我們現在的村社將會逐漸轉變為村社———公社」，「通向共產主義的王國」。

（二）當代俄羅斯民粹主義

在當代，總體而言，民粹主義在俄羅斯並未成為主流思潮，民眾對「民粹」一詞的理解是支離破碎的，在杜馬中也尚未出現有影響力的典型民粹主義政黨。但是，民粹主義作為政治工具廣泛存在於社會生活，其思想觀點和政策主張包括以下幾點：

１．攻擊現有俄羅斯建制的缺點。這常體現在在野政治人物與政府的博弈里。例如，在蘇聯末期，葉利欽謀求俄羅斯聯邦加盟共和國總統職位、與蘇聯共產黨分庭抗禮時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反對蘇共「花名冊」特權制度，以剛正改革者 說話算話的大國家長形象贏得了好感。

俄著名反對派人物阿列克謝·納瓦爾內深諳公眾對俄羅斯腐敗問題的不滿，經常發布一些揭露報告，其對象包括現任高級官員。２０１７年３月，他聲稱總理擁有多處秘密別墅、與寡頭過從甚密等等。他還稱「統一俄羅斯黨」是「騙子和小偷」的政黨，並且在自己的社交網路主頁上動員人們選出最能代表「統一俄羅斯黨」的歌曲。

２．摒棄複雜的政治設計。從葉利欽時期開始，魅力領袖試圖與民眾建立起直接聯繫。相應地，民眾也樂於直接訴諸最高領導人，心理上更依賴於非機制性手段而忽略科層機構。例如，電視節目「普京連線」是已經機制化的總統與民眾直接聯繫的平台 社會影響十分廣泛。

領袖和民眾的直接聯繫機制襯托出科層體系的相對低效、冗餘，放大它的缺點，甚至能夠直接左右官僚的命運。在２０１６年普京連線直播里，薩哈林州的漁業公司工人向總統抱怨工資問題並希望州總檢察官能有所作為，後者果真在半個小時之內便針對該案件提起刑事訴訟；鄂木斯克州的公民向普京抱怨當地政府對糟糕的道路交通狀況不作為，於是當地政府官員在節目里立刻保證將修好２１條道路。

對政治生活的簡單化操作促進了魅力領袖樹立權威。據調查，民眾對普京本人的支持率高於任何同期的總理、政府和議會上下院機構，特別是在他擔任總理時的民眾支持率（即便中產階級群體由於擔憂民主化前景而對普京支持率有所下降）也隨之超過了總統。此後，隨著梅德韋傑夫與普京在２０１２年再次易位，支持率最高者又變成總統（普京）。政府、議會的支持率遠不及二人。

３．推出迎合底層民眾、傾向平均主義的政策。在財富分配上補償「輸家」，以期短期內緩解危機或緊張、提高支持率。例如，為解決工資拖欠問題，葉利欽總統設立總統專項基金；為解決退伍兵待遇的歷史遺留問題，在第二次競選總統之際，葉利欽簽署了老兵法案；為抑制大規模的影子經濟，從２００１年按照統一稅率１３％徵收個人所得稅；為應對貧富差距過大問題，從２０１５年開徵個人財產稅；通過最低生活保障線動態管理制度和養老金指數化增長制度保障低收入群體的收入。２００５年夏，由於社會福利實施貨幣化改革導致普京的支持率突降到執政以來的最低水平，於是俄政府立即採取補救措施，當年９月便出台「優先國家項目」涉及教育、住房、醫療、農村四大領域，並成立專門委員會。同樣 可能有損支持率的政策措施會審慎對待，例如，２００９年財政部提出要增加３０％的酒精消費稅，但普京表示拒絕。２０１６年９月，在長期經濟低迷和杜馬選舉落幕、總統競選活動拉開帷幕之際，相關部門再次宣布下調伏特加的消費稅。

無論是競選綱領還是主持政府工作會議，普京都強調，儘管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但國家不會放棄自己的義務。的確，針對普通公民的社會開支不降反增，穩定經濟的開支主要投向民生領域，社會保障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超過１０％，特別是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間急劇上升了５０％，在２０１０年佔比１３．６％，遠超《俄羅斯聯邦２０２０年前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構想》所預測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９％—９．８％。這當然有助於穩定居民收入、維護社會穩定，但長遠看無益於經濟轉型。

４．與民族主義思潮相呼應。俄羅斯民族主義按照其立場可大致分為右翼極端民族主義和左翼親政府愛國主義，均表現出衝突性、排外性。與左翼愛國主義思潮結合的例子有「柳拜」（Любэ）樂隊，它用搖滾歌曲宣洩青年人的愛國情緒，頗為流行。一些組織與政府和政黨有直接聯繫，包括由總統辦公廳直接領導的青年組織「我們的」（Наши），由統一俄羅斯控制的組織「青年近衛軍」（Молодаягвардия），以及２０１６年新成立的隸屬於國防部的「青年軍」（Юнармия）等等，一些志願者隊伍甚至進入烏克蘭東部參與當地武裝衝突。

右翼民族主義主張在各方面保持俄羅斯傳統和發展道路的獨特性 維護俄羅斯族利益，哪怕訴諸暴力。他們提出「俄羅斯人的俄羅斯」（Россия для русских）「養夠了高加索」（Хватит кормить Кавказ）等口號，敵視境內少數民族、外國移民。根據列瓦達中心１９９２年以來的跟蹤調查，該口號得到至少１／３人的認同，２０００年以後從未低於５０％。２０１３年，多達７８％的受訪者表示應該限制外來人口。最典型代表是「俄羅斯民族統一黨」和黑社會性質團體「光頭黨」，主張突出俄羅斯族的主體地位，更針對前蘇聯加盟國移民和猶太人提出了「白人至上」的口號。此外，還有因突發事件激起的大規模種族騷亂，例如，２０１１年高加索球迷被襲擊案。據統計，種族主義暴力活動在２００７年達到巔峰，造成７１６人受害。

3不同時期的俄羅斯民粹主義的共同特徵

在１９世紀和當代的俄羅斯都產生了民粹主義現象，其背後有一以貫之的邏輯。

（一）跨越時代背景的共同特徵

１．基於人民所喜好的價值觀和願景，聲張人民立場。１９世紀俄羅斯民粹派運動承接歐洲民主主義的浪潮，反對特權階層和富人，主張實現人民做主、權利與財富的平等和社會公正。對弱者、被邊緣化、被現代化拋棄的人群的關注是民粹主義現象的一個基本出發點。

不過，以大眾名義喊出的響亮口號和描繪的美好未來常具有空想性，正如企圖依靠小農和村社跨越進入社會主義的路徑極具理想化色彩，同樣地，精英佔據優勢也是無法否認的事實。自由民主黨主席日里諾夫斯基在競選中提出「我們為窮人，我們為俄羅斯！」口號，和諸如「讓每個婆娘找到一個漢子」「每個漢子一瓶伏特加」等言論，作為政治家的承諾不切實際，卻給社會底層人群以安慰和幻想；他還提出「讓跪著的俄羅斯站起來！」的口號，在自己的書里描寫在未來讓俄羅斯士兵「坐在印度洋海岸邊，洗一洗臟污和磨損的靴子」，迎合民眾希望國家強盛和擴張的心理。

２．把現代化進程中的「受損」歸結於資本主義。民粹派把以村社為代表的土地公有制、集體勞動、財富均分的生產生活方式塗上理想化色彩，認為資本主義現代化帶來了私有制、市場經濟、代議制度並造成社會轉型、破壞傳統道德、造成人與人關係的異化，這是西歐資本主義的「代價」。同樣，在當代俄羅斯社會 普通民眾認為自己被資本家、社會精英剝削，沒有分享到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認為現有的政治制度不能容納廣泛的政治參與、不能反映俄羅斯人民的訴求，從而轉向「廣場政治」，以集體表達方式宣洩對現狀的不滿，例如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俄羅斯民眾的數次反政府大規模集會。

不過，俄羅斯民粹主義者並不反對現代化本身。１９世紀的民粹主義知識分子終極目標是推翻沙皇專制、實現社會主義；在當代無論是俄羅斯官方還是民眾都認同要有強大的國家、有效經濟、人民生活水平的穩步提高。他們所反對的 是資本主義發展之不對稱的兩個重大缺憾，即上述現代化成果未能惠及普通民眾，精神道德方面同物質方面未能同時進步，也即普京所指出的：「社會行動的目的不在於獲得國家權力，而在於人民的幸福」「一方面使國家致富，壯大國家的軍事工業力量；另一方面破壞公民的健康、教育、道德、普遍文化水平，這固然可行，但都是邪惡的做法」，因為如果一個國家「人民生理和心理都不健康、不能享受高等教育、缺乏專業知識，那麼，這個國家任何時候都不可能攀登到世界文明的頂峰」。

３．依靠俄羅斯人民力量達到政治目的。民粹主義者認為，人民具有革命性和創造性，是事業成功的關鍵因素。「社會是群眾的行動，真正的革命力量是群眾」。巴枯寧派甚至認為，俄羅斯人民在革命中具有自發性，以為群眾一旦行動起來，只要沒有干擾，就不需要任何組織和個人的領導和指引便能把社會革命轟轟烈烈地開展下去，直到「到民間去」運動遭到失敗，才「在實踐中不得不承認農夫具有共產主義本能的想法是幼稚的」。

當代俄羅斯的大眾動員型政治更加明顯地凸顯「人民」這一群體在數量上的絕對優勢。民粹主義者能夠憑藉多數決在民主理論方面的天然合理性達到種種目的。站到街頭坦克上發表演說的葉利欽便是憑藉民意的力量鞏固權力以贏得「府院之爭」，雖然後來他並沒有實現人民所期望的目標，反而在其任期內形成了一批寡頭集團，控制國家經濟命脈和政治權力。

因此，民粹主義或集結民意對現有執政集團發起挑戰；或形成絕對的精英和權威，如伯林等學者所指，少數精英借大眾分享權力卻不信任大眾的能力，反而掌握獨裁、更具有侵略性、更強大，「如一切獨裁專政，不能自休，有久貪其位之勢」。

４．以區分「自己人」和「他人」的簡單邏輯解釋複雜問題。在１９世紀，「自己人」是農民，「他人」則是官僚貴族、社會上層、「舊文化人」。當代俄羅斯社會的區分標準是模糊、變化的，一些是根據人的身份進行政治性預判和排斥。核心在於臆想出一個「自己人」的虛構群體，而所有不同意他的人都是「他人」——暴富的「新俄羅斯人」或性少數群體（ＬＧＢＴ）、「侮辱」了傳統的藝術家、非營利組織、俄羅斯反對派政治家、俄羅斯腐敗官員等等。另一些則是基於地域、血緣、族群、文化傳統、大國歷史，判定「俄羅斯人」並非根據國籍，而這個標準究竟如何，莫衷一是。

區分「自己人」和「他人」的邏輯在發生對外武裝衝突時尤其突出。例如，普京的支持率在２００８年８月俄格衝突時期達到８５％；再次當選總統後長期保持低位，但烏克蘭變局急速攀升，人們覺得國際政治局勢令他們驕傲和高興。

比「自己人－他人」更鮮明的是劃分「敵－我」。國家所面臨問題必有西方干涉的因素，「針對俄羅斯的遏制政策並非新鮮事物，已經進行多年，可以說，幾十年了，如果不以百年計算。總之，每當有人認為俄羅斯太強大自主，就立刻啟動這些手段」，而國家所取得的成就歸功於人民，「今天出現了多次改變命運的歷史時刻，我們的人民鮮明地表現出民族復興的希望、對生活的堅強態度和愛國精神」。２０１５年的調查顯示，俄羅斯民眾將美國看作是最大的敵人，遠超過排名第二位的歐盟、第三位的烏克蘭和第四位的伊斯蘭恐怖分子。這樣劃分具有強大動員力量，鞏固了國家認同和政權合法性，在這方面，民粹主義與激進民族主義的表現重合了。

（二）存在共性的原因

１．俄羅斯在發展道路選擇上一貫具有搖擺性、矛盾性。幾百年以來，地跨歐亞大陸的俄羅斯困惑於自己究竟是西方文明還是東方文明的歸屬問題，延伸到國家發展道路選擇上，則分成西方派與斯拉夫派或曰現代派與保守派。如果說一派主張俄羅斯歐化以求進步，那麼另一派則相對保守地捍衛現存制度、堅持傳統價值觀尤其是村社傳統。分歧綿延至今，猶如俄國版的「體用之爭」。一百多年間，傳統政治形態雖慣性巨大，政治現代化仍艱難前行：政治形態最終發生從強人、集權、專制制度到憲政、分權、民主制度的轉變，分別從帝制、議行合一蘇維埃制度轉變為憲政民主制度。

民粹主義思想便是兩派交鋒、融匯的產物。農民社會主義思想的源頭恰是西方派尋求在西方尤其是空想社會主義里找到出路，而後對西方道路的失望又促使赫爾岑等民粹派思想家把目光投向斯拉夫派所固守的村社，從而「越出了西方主義的營壘而捍衛了俄羅斯的特殊道路」。

如今大多數俄羅斯學者認為，俄羅斯政治現代化進程不可逆轉。不過，也有學者指出，現今俄羅斯民主形式下的垂直管理體制繼承了沙皇制度或蘇聯集權制度的某些特點，具有威權主義色彩，甚至有愈發集權的趨勢。自葉卡捷琳娜二世時代自由主義思想進入俄國起，周期性地否定過去、在專制政體和自由化改革之間來回搖擺 已成為俄歷史規律。葉利欽所藉助的民粹力量正是試圖完成又一次鐘擺的回蕩——回到西方化道路。

改革歷來受到許多矛盾的牽制，例如 穩定與發展、權力與資本、行政效率與市場，究其原因，鞏固政權永遠須置於第一位。當代俄羅斯的政治局面是葉利欽在建政之初的特殊時期設定的「超級總統制」架構與普京改革的共同結果。普京加強中央集權、強化三權非平衡態勢、加劇行政集權，走出了一條「特殊的俄羅斯道路」，這條道路上改革和轉型的漫長曲折主要是因為「任何政治變革都極其需要漸進性、穩定性和延續性」。「沒有一定的基礎，民主根本無從談起。如果經濟發展達不到某種水平，這種基礎也就很難建立起來。」對「主權民主」或「可控民主」會存續相當長時間的預見引發了當代社會的不安與不滿。

２．現代化進程鼓勵追求正義及其表達。在１９世紀的俄羅斯和當代，現代化的推進以平等和公正為條件，也必然促進這樣的結果。客觀上，先進的生產方式需要人擺脫宗法等級和人身依附的關係以實現勞力、知識、資本的自由流動；主觀上，人們通過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窺見了自由化改革的美好未來，也曾得益於全球民主化和自由主義價值傳播，更加積極地追求平等和公正。

弔詭的是，現代化不可避免地加速貧富分化、帶來新的不平等。盧梭早已點明了法律和財產所有權的確立是不平等的第一階段，讓人離開了自然狀態下的自由平等，隨著社會的進步，加劇著人的異化，一步步加深了社會不公。俄學者Б．Н．米羅諾夫通過人類學研究揭示，自彼得一世以來，俄羅斯的現代化使部分群體受到衝擊導致社會緊張和衝突加深。

俄羅斯人覺得今天的社會不平等、不公正。葉利欽時代的激進自由改革並未把俄羅斯帶向民主和富強，政治上也沒有形成法治，國家失去對社會的控制，秩序嚴重混亂，黨派紛爭，地方分離主義泛濫，國民經濟衰退，貧富差距嚴重，居民生活水平下降。民調顯示，從１９９８—２０１５年排名第一的回答均為「希望看到有市場經濟、民主體制、人權、像西方國家一樣但有自己的方式的」國家。６２％的受訪者認為俄存在民主，但１１％的人認為近年來民主越來越少。

現代化帶來社會自由的增加 有利於人民的意見表達。民調顯示，俄羅斯人感覺社會中的自由程度在１９９６—２０１４年間曲折上升。伴隨著自由的增加，人們更加希望表達意見和進行政治參與。因此，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和梅普易位前後持續發生大規模的群眾示威，人民以此表達對民主化和社會公正的訴求。

３．現代化和全球化令俄羅斯民族獨特性受到衝擊。令民粹主義者擔憂的是民族傳統和民族認同遭到衝擊。俄羅斯現代化是強行從外部引進的社會變遷，它首先通過引進西方的經濟組織形式與科學技術實施經濟現代化，之後才反映到社會的精神和制度層面，其間不可避免地發生物質和精神的脫節、錯位。

在這個過程里，「歷史積澱的社會文化和經濟力量一律被視為無用的、過時的、不適應新情況的渣滓」，導致原有價值共識被破壞。無論是１９世紀的「體用之爭」還是１９９３年憲法規定「承認意識形態的多樣性」，只有價值衝突碰撞而無共識性統合，便讓整個社會陷入價值撕裂，造就了「一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似的社會」。對俄羅斯政府等固有建制機構的信任驟減，出現了認同危機。作為對這種衝擊的回應民粹主義附著於左、右翼民族主義理念，一方面，為了捍衛群體認同，造成了俄羅斯模糊的「人民」範疇與同樣極富爭議性的「民族」概念相互替代 奠定了激進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運動的心理基礎；另一方面，試圖保留民族最本源的那部分價值、傳統。誠然，相比起斯拉夫主義者，他們並非「神秘的民族主義者」，不過可以觀察到，俄民粹主義現象里清晰地凸顯了以村社傳統、宗教保守觀點、原罪論等概念為代表的價值理念。

另外，在價值和認同外，民族利益受到侵蝕。正是在沙皇對外戰爭的失利和隨之而來經濟危機的壓力讓知識階層開始反思，這種反抗的升級構成了激進運動誕生的土壤；及至當代，「美國式的全球化」在深度和廣度上更勝一籌，而俄羅斯在這個進程里成了受損一方「很顯然，它將面臨犧牲品的命運」。

４．非理性、矛盾性和宗教性的俄羅斯文化鼓勵了民粹主義。村社自然經濟和社會結構培育了平均主義、互助道德，俄羅斯人民自古否定財富、享受、物慾，讚賞「純樸的窮人」。在當代，俄羅斯民眾對率先投入零售商業的「南方人」即高加索、中亞諸國移民，以及善於「商業投機和欺詐」的猶太、亞裔移民不無鄙視和仇恨，因此，對屢屢發生的排外事件漠不關心或報以默許態度。調查顯示，從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對這些「南方人」群體，多數人表示「憤怒」「不快」或「沒有特別感覺」，抱有好感或同情的幾乎從沒超過２０％。

東正教的聚合性特徵與村社傳統結合，除鄙視物慾外，還強調馴服、平等、統一和整體，鞏固著專制和威權統治傳統。一方面，千年來威權領袖是創造者、庇護者、裁判者，是正義和公正的化身，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宗教大法官」一般。威權統治內化於社會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還與強力結合，用警察制度、新聞檢查制度等專制工具來統治國家；另一方面 民眾崇尚和服從權威，越是強權人物越頂禮膜拜。民粹主義思想家米哈伊洛夫斯基總結，群氓「不自覺地或不自主地模仿」，他們在閉塞的環境里太久了，不能容忍單調貧乏的生活，並經常地期盼英雄的出現，一旦出現，就會跟隨他。人口的政治文化層次越低，越容易服膺於魅力領袖的絕對領導。２０１２年的總統選舉和２０１６年的杜馬選舉里均能觀察到這一趨勢。

宗教狂熱還與俄羅斯民族性格的極端性有關。「俄羅斯民族是最兩極化的民族，它是對立面的融合。」「缺乏這種超自然約束力的道德制約和紀律就使俄國人可能在激情突發時殘酷無情，事先不加考慮……革命中過分暴力的行為因而或許能得到部分解釋。」一旦昔日的大國榮光不再，在面向未來和挑戰時，「不夠重視過去，少見有意識地遵循傳統，對（通常是從西方傳來的）新思潮十分敏感、極易接受」，那些被拋棄的邊緣化人群便容易體現出極端、激進的特點。

俄羅斯人民靈魂深處孕育著無政府主義傾向「真正的俄羅斯的、民族的作家、思想家、政論家無一例外地全都是反對國家組織的人，全是我行我素的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是俄羅斯的精神現象。」在別爾嘉耶夫看來，是因為人民內心具有遠離世俗事務的天性，所以他們否定任何國家政權和機構。也許可以有另一種解釋：強人政治究其本身的魅力而言自然是遠大於制度化政治的，「制度化是枯燥的、灰色的、機械的，而強人政治更能激發民眾的政治認同、政治熱情和參與積極性……民眾對國家機器所持的是要麼無所謂、要麼完全排斥的態度。」因此 俄民眾對國家的態度是奇特的：對領袖的崇敬和順從是一面，對包括科層制在內的國家機構（政府、法庭、議會、選舉制度等）的否定是另一面。

4俄羅斯民粹主義的新發展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國內在道路選擇、個人與國家關係等問題出現矛盾，呈現出「不合情理的抗議性意識形態」，俄羅斯民粹主義也有了新發展。

（一）當代俄羅斯民粹主義的新特點

１．運動的主體從知識分子變成了中產階級。１９世紀民粹派運動是依靠知識分子建構理論體系並試圖啟發農民。現代資本主義使人類和社會付出了代價，民粹是對農民承受代價的抗議，是「自認為代表農村群眾利益說話的知識分子的反抗思想」。但少數人的理論沒能動員大眾，就沒有能力支撐革命性運動。這是民粹主義運動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代民粹主義活動經常以公民社會組織和中產階級為主體，出現在大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如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在莫斯科與聖彼得堡持續發生抗議杜馬和總統選舉結果的遊行。他們的壓力促使當局開啟了一系列政治體制改革，比如簡化政黨登記制度、變更杜馬選舉制度、恢復州長直選制度等等。即使如此，仍有學者認為，在過去１０年里，俄羅斯當局公然無視這個龐大群體的訴求，是當權者的一個重大錯誤。

中產階級能夠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對現有建制構成更大壓力。例如，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的抗議活動便是由網路自媒體組織起來的，報道抗議事件的也大部分是推特（Ｔｗｉｔｔｅｒ）等自媒體。民意在這裡獲得幾何級數爆發的表達，促成虛擬和現實的雙重「廣場政治」

２．從道德理想政治轉向了利益政治。１９世紀俄羅斯的民粹主義活動家具有格外突出的犧牲、奉獻精神。民粹主義者毅然投入到艱苦運動中，其目的絕非利己，而是為了贖罪，如車爾尼雪夫斯基筆下的殉道者拉赫梅托夫形象。「作為７０年代民粹派成員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必須為運動或組織或政黨犧牲其整個生命」，「加入完善世界和最終拯救世界的共同事業」。他們的理論也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如弗蘭克·溫吐利指出，他們對社會主義的信仰不是因為它是不可避免的歷史發展趨勢或合理有效的社會制度，「而是因為社會主義是公平和正義的實現」。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俄羅斯具有跨越發展的可能，甚至認為俄羅斯經驗可以推廣至全世界，拯救各個民族於資本主義的罪惡深淵。

當代俄羅斯民粹主義淡化了道德理想氣質，不再秉持「罪－死－復活」的末世論理念、不追求建立完美的塵世天國，當代俄羅斯民粹主義進入了利益政治的領域，可以說，降低了政治目標。

中產階級的加入是由於利益被當局觸動，引領他們的精英和領袖也有利益考量，實際上雙方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益聯合。例如，民眾通過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數次抗議遊行表達了政治訴求，反對派政治人物也藉此獲取政治聲望。某些政治人物通過在２０１１年「普京連線」節目中的表現，達到了政治投機的目的。

俄羅斯普通公民的大規模排外行為，更多是因為涉及就業機會和人身安全受到衝擊，引發了衝突和不滿。俄羅斯經濟製造業薄弱、嚴重依賴資源，經濟發展不穩定，結構畸形、效率低下，難以應對國際市場變化，危機頻發，加上分配不均、社會貧富懸殊，讓普通民眾擔憂自身利益。從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俄羅斯的國內商品的價格上漲（７２％）和貧困（４７％）始終是俄羅斯人最擔心的問題。在民粹主義運動中，個人利益是出發點，也牽制運動的發展。由於危機和制裁讓民眾的物質生活水平顯著下降，人們對未來的經濟形勢感到悲觀和焦慮，人們不得不減少日常消費、無限期推遲大的開支甚至縮減醫療費用。在一年半的時間裡（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０１６年１月），贊同並支持俄軍直接干預頓巴斯的比例已從７４％年急劇下降到２０％。

（二）俄羅斯民粹主義呈現出新變化的原因

俄羅斯民粹主義呈現出新變化的原因與國內外形勢的急劇變化密不可分。從國際層面而言，工業化、現代化在一百多年裡席捲全球，瓦解了帝國主義體系，世界政治進入民族國家體系，經歷了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潮與低谷，以及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保守主義的此消彼長；在國家和社會層面，現代化改變了財富和權力分配方式，在思想領域帶來了「祛魅」，人的自由和發展成為主題，具體來說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１．俄羅斯的社會結構發生巨變。１９世紀俄羅斯社會結構類似金字塔，頂層有貴族地主集團，並且中小地主階層不斷萎縮，土地和農奴向大地主貴族聚集；在下面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被農奴制改革「赤裸裸地解放」的農民。

當代俄羅斯葉利欽時期的激進自由化改革造成社會貧富差距嚴重 社會階層分化，中間階級幾乎不存在 但近年來首次出現了可稱為「中產階級」的群體：按照教育水平和職業社會地位劃分，２０１５年這個群體大約已佔人口的４４％，另有２１％是潛在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的劃分具有強烈的認同政治特點。俄羅斯社會學家阿列克謝·列文森（Ａｌｅｘｅｙ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在此意義上質疑俄社會中是否存在中產階級；俄評論家德米特里·德羅布尼茨基（Ｄｍｉｔｒｙ Ｄｒｏｂｎｉｔｓｋｙ）把「受過教育的、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的商務人士、未來計划進入中產階級的學生、醫生和大學教師，從事腦力工作、不認為自己是下層階級的人」歸為一類。他們的論點部分得到民調的佐證。根據２０１１年的調查，多數受訪者認為，中產階級的特質主要與收入、文化需求等有關，並且有３５％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

社會結構的變化導致政治參與的擴大，推動了社會利益分配的調整。中產階級思維活躍、嗅覺敏銳、具有公民意識和群體權利意識。他們並不信任完全政府和它的媒體，網際網路和自媒體的發展方便了中產階級獲取信息、抒發己見、針砭時弊，加劇了某種「基於集體認同的集體興奮」，動員了這個群體參與到政治生活中。

２．知識分子與人民的關係發生重大變化。俄知識分子與人民曾有深刻隔閡，導致「到民間去」究竟是為人民師還是向人民學習成為民粹派的一個論辯議題。拉甫羅夫派持教化論，主張要宣傳、要讓人民做好革命準備。赫爾岑也認為，在民眾做好準備及懂得如何過自由生活之前就舉行革命的結果 是民眾仍然保持著過去囚犯般的舊習慣毫無改變，畢竟，「不能用監牢的磚頭為自由的民眾蓋一所房子」。反過來，知識分子也提出要向人民學習「要去適應農民，而不是用空虛的、書本的、進口的理想領導人民」，他們認為，人民的生活「本身比一切思想和原則都更豐富，更強有力」，人民「有他們自己的理想」。除此以外，特卡喬夫一派認為人民思想保守、消極被動 懷疑和否定人民的進步能力。他們的分歧反映了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多餘人」特質。他們不屬於那些未受過教育、逆來順受的人民，他們不了解人民，也不被人民了解，所言所思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浪漫主義的想像，並且一旦為西歐空想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所吸引，便一頭扎進而脫離了實際。出於對這一特點的擔憂，格利高里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倡導回歸「人民精神」和「人民基礎」的文藝精神，被稱為「根基主義」。

在當代，這個隔閡日益淡化。一方面，依據生活志趣、職業、收入水平形成認同的中產群體本身便契合知識分子群體的屬性。根據曼漢姆、希爾斯和李普賽特等人的定義，知識分子是運用普遍性範疇和抽象性參考的象徵符號去解釋人、社會、自然和宇宙，創造、傳播和應用文化，對其所處世界的本質和統治社會的規則具有非同一般反省的少數人，他們不構成一種社會上嚴格限定的獨立階級，無歸屬，不依附於任何階級，超越現存秩序，教育是連接他們的紐帶。觀察近十幾年的俄羅斯社會，可以得出結論：在自媒體發展和知識不斷再生產的現代，俄羅斯社會的知識分子群體顯然極大地擴張了，它與「人民」不再是互無交集的兩個群體，而有很大一部分重合——這種重合，一定程度上體現在中產階級群體之中。因此，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隔閡這一民粹派經典問題部分地自然消解在社會結構的巨變中。

另一方面，在２０世紀的民族國家體系里，知識分子與人民的價值追求具有部分共性，其中最突出的在於兩點：第一，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民族自立自強需依託國家建構而達成，而民族國家建構無疑依賴於知識分子「既創造統一的信條，又傳播這種信條」。曾為異見分子的利哈喬夫（Ｄ．Ｌｉｋｈａｃｈｅｖ）和索爾仁尼琴（Ａ．Ｓｏｌｚｈｅｎｉｔｓｙｎ）的「回歸」部分地證明，「對於一個不發達國家的知識分子來說，權力通常是某種或者他參加進去或者他進行反對的東西。他在做自己的事情時，也難得中立地對待權力」。第二，人民所嚮往的物質財富，也得益於民族國家積極投身全球化進程，在這時候民族的競爭以國家為行為體。冷戰格局的瓦解讓制度和意識形態保護屏障消失，使各國都被捲入了跨國資本和資源的直接競爭里，作為曾經的冷戰當事一方 俄羅斯及其人民尤其明顯地感受到被猛然捲入全球化的殘酷。

民粹主義既提供了知識分子表達民族忠誠感的方式，又是一種喚醒和動員民眾的策略，自然具有巨大吸引力。

３．自由主義觀念更深入人心。在俄羅斯歷史上，私有財產意識淡泊，集體主義傳統深厚 這植根於自然經濟和村社結構的社會現實中。儘管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強調人權與人格，這反而佐證了一個事實：個人從屬於集體。

以憲法文本為例，１９０６年《俄羅斯帝國根本法》和１９３６年、１９７７年蘇聯憲法體現的是專制主義和集體主義理念。前者將對沙皇忠誠為設為臣民權利的前提條件，臣民（подданный）一詞的詞義甚至包括舊時所指的「奴僕、奴隸」之意，「國家（而不是個人）具有普遍意義，它是宇宙的中心，不允許出現任何自我價值及脫離國家的自治」；而後者雖然是給予被壓迫者以最高地位的宣言，但列寧式政黨的動員和意識形態灌輸 戰時經濟和農業全盤集體化政策重現了村社，對業已產生的個人權利予以毀滅性打擊。其後的１９３６年和１９７７年憲法均為體制內的調整，多少仍受了寓個人於集體的影響。

在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在蘇聯公開性、民主化和多元化的社會政治環境下得以傳播，伴隨著葉利欽的激進改革登上歷史舞台。雖然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失敗了，普京時期的「新俄羅斯思想」仍借鑒市場經濟、民主、人權和自由等原則，「只有將市場經濟和民主的普遍原則與俄羅斯現實有機地結合起來，我們才會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除前文所述的促進對平等和公正的追求外，自由主義思想讓個人主義在俄羅斯歷史上首次壓倒了集體主義。

它體現在立國理念方面：「人的基本權利與自由不可被剝奪而且每個人生來就具有」，「人、人的權利和自由是最高價值。承認、恪守和捍衛人和公民的權利和自由，是國家的義務」。「國家的任何發展、任何成就和理想，都不能以人的苦難和損失為代價來取得和實現。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高於人的生命的價值」。

這種變化也體現在社會個體的選擇：人們越來越傾向於把個人價值和利益置於集體之上。民調顯示，在是否願意為崇高目標而犧牲個人幸福的問題上，越年輕的群體越表示不願意；至於為了鞏固國家地位和國際舞台上的自主願意犧牲個人生活哪些方面，大部分人都不願意犧牲最切身的那些利益。因此，為捍衛個人權利——無論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而起身抗議，成為當代民粹主義現象的直接出發點。

結論

領袖人物站到首都街頭的坦克上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群情昂揚，人民迅速行動起來，釋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這一經典畫面出現在當代俄羅斯建政初期，其歷史卻能上溯至１９世紀俄民粹派社會改造運動，延伸到新媒體時代的中產階級民主化抗議浪潮。其內在邏輯是一致的：對於對現代化衝擊的回應，精英與民眾區分「自己人」和「他人」，把罪過歸結於資本主義，憑藉人民立場和人民力量掀起社會運動和思潮。

俄羅斯的現代化進程肇始於彼得一世改革，加速於亞歷山大二世改革，讓俄羅斯經歷著道路選擇的反覆和傳統與現代的矛盾。傳統依然強大：傳統的村社經濟社會制度、東正教文化、強權政治和無政府主義並存的形態，周期性出現的魅力領袖，以及對領袖缺乏制度性約束。現代政治本應有分權制和代議制橫亘於領袖和民意之間作「護欄」。權力本該由權力來制約；普選制以選票賦予合法性、表達民意，本該由政黨精英和行政官僚的分野來平衡民意。但現實情況是，俄政治制度化進程緩慢：改變現有的「超級總統制」權力結構、限制行政權力目前並無現實可能性；代議制度孱弱，行政官僚無獨立性可言。因此，在這長久的轉型期里，人民意志反而成為對抗最高權力的直接和最後屏障。它既可以是反抗性的，也可以是合作性的，如同「載舟覆舟」：如果面對內外「敵人」的俄總統的支持率高舉不下，使當權施政得心應手，掩蓋了大多數矛盾；若兩者發生衝突，則政治系統由極端穩定變成極端不穩定，反對派亦可直接推波助瀾。

全球化進程既加速了現代化，也使得矛盾加劇，讓現代化的衝突愈加激烈。當代俄羅斯的民族獨特性和民族利益在國際競爭里受到衝擊 直接影響到人民利益，而自由主義思想深入人心，中產階級崛起，公民意識覺醒，加上集體表達的狂熱和自由寬鬆的環境，使得俄羅斯民粹主義現象更加突出。

親愛的各位網友，感謝您的關注。為了加強與關注者之間的互動聯繫以及線下活動聯繫，請添加微信號1264273178（請備註個人姓名和單位以便通過審核）

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

ID：sinozhuge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