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一寧：中國爭取寮國中立的外交（1954—1957）

　　 在過去多年研究東亞國際冷戰史和印度支那戰爭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學術界對寮國問題的涉獵和認識甚為不足①。原因有三：首先，寮國無論在東亞冷戰還是印支戰爭中都不是主戰場，儘管曾經一度為大國爭奪的焦點，但寮國危機畢竟歷時短，影響有限，因而總體上受關注程度相對較低;其次，除了美國外交檔案外，有關寮國的其他史料較缺乏，故此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頗受局限;再者，囿於史料開放的局限，國內外研究多偏重於美國和寮國的關係②，在視野和觀點上都具一定程度的單邊性、片面性。近年來，前蘇聯和中國外交檔案的陸續解密，為我們繼續深入和全面探討冷戰中的寮國系列問題開闢了新天地。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利用中國新近開放的外交檔案，比照美國外交檔案，分析1954—1957年間中國為什麼而且如何為爭取寮國中立而積極展開外交活動，從而展現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東西方在東南亞激烈爭奪的歷史場景，以此加深我們對東南亞國際冷戰史的認識。

　　 一 中國爭取寮國中立的重要意義

　　 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中，寮國的戰略地位在越南人民軍兩次進軍寮國，發動上寮戰役和奠邊府戰役，並且取得重大勝利後逐漸凸現出來。對於中國來說，寮國是越南共產黨力量能夠衝破法國帝國主義防線的薄弱環節，是越南人民軍向越南南方進軍奪取勝利的迂迴通道，也是中國鞏固南部邊疆安全、增強對越援助的前沿地帶。而在美國艾森豪威爾政府看來，寮國是東南亞的「瓶塞」，是遏制「共產主義擴張」、防止東南亞地區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的關鍵所在，是美國反共反華戰線的重要一環。因此，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中美雙方已經開始為爭奪寮國而進行激烈的外交鬥爭。美國不斷設置障礙，試圖拖延或中斷會議，造成會議無果而散，同時準備介入印支戰爭，力爭把寮國、柬埔寨和南越納入西方反共軍事同盟的保護範圍，而中國則針鋒相對，盡一切努力促使會議能夠迅速達成某些協議，爭取印支三國獲得真正獨立、中立和非軍事化的地位，推動印支地區的和平。

　　 日內瓦會議討論印支和平問題的爭論焦點在於，越、中、蘇提出印支全境停火，越、老、柬三國問題不可分割，政治問題必須與停戰問題同時解決，美國必須停止運送武器彈藥到印支;而法、美、英則堅持軍事與政治分開，只討論越南的軍事停火問題，寮國和柬埔寨問題作單獨問題討論，認為這兩國主要是「外國侵略的受害者」。寮國王國政府代表堅決支持西方國家的立場，強調寮國只有越軍「入侵」的問題，沒有政治問題。

　　 為使討論印支和平問題的談判取得進展，中、蘇、越三國決定以解決寮國和柬埔寨問題作為打破談判僵局的一個突破口，即政治上尊重老、柬的獨立、主權和統一，軍事上承認在老、柬有越南志願軍作戰，並打算撤出，以此換取談判對手在越南問題上的更大讓步。中國方面還要求，寮國和柬埔寨不能成為美國的軍事基地而威脅到中國的安全，而是希望兩國成為像印度、印尼和緬甸一樣的中立國家。為了分化法國和美國關係，中國方面也提出，願意看到老、柬成為「法蘭西聯邦成員國」[1]。這些妥協的建議和要求得到了法、英的贊同，使得談判顯露曙光，取得進展。但寮國能否中立無疑還要取決於寮國王國政府本身的態度和立場，取決於寮國對中國和越南的疑懼能否消除。

　　 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中國對寮國的認識有一個深化的過程①。會議初期，中國堅持視印支三國問題為一整體，引起寮國王國政府代表的不滿和抵觸。中國方面通過與各國代表的廣泛交流，很快認識到，印支三國的民族和國家的界限明顯不同，而且寮國王國政府是已經得到國際社會承認的合法政府，這使中國對寮國的態度發生了變化，認為應該嚴格地以一個主權國家來對待，尊重其獨立、統一和國內製度。6月15日後的一個月內，周恩來總理同寮國王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外交大臣培·薩納尼空私下進行了三次坦誠的會談(分別是1954年6月21日、7月14日和7月18日)。經過這些會談，中國方面對寮國國情的認識進一步加深，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對寮國接受美援、允許美國建立軍事基地且加入美國軍事集團的擔憂，對寮國要求中國尊重寮國的統一和《法—老協定》、保持最低限度的自衛武裝等政治訴求也更加體諒，因而對解決寮國問題的立場和政策變得更加靈活。

　　 寮國方面也因中國釋放善意而對中國的態度從敵對、懷疑轉變為友好、和解，對中國有了更多的了解，並獲得了中國尊重其獨立和領土主權、不干涉其內政的保證，由此轉而積極支持和配合中國和平解決印支問題的努力，反對美國準備暗中擴大戰爭的政策，明確表達了在寮國恢復和平後將成為中立國家、同中國建立睦鄰關係的願望。此外，周總理還精心安排了老、柬代表團與越南代表團在中國代表團別墅舉行非正式會晤，三方代表以法語交談，互道過去相識之情及同學關係，在熱烈氣氛中對會議的爭端問題直接交換意見，使老、柬對越共的敵意得到了緩解[2]。

　　 日內瓦會議關於印支問題的討論最終在7月21日簽訂在印支三國「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和《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確定了恢複印支和平的安排。這一成果顯然得來不易，因此，對於中國來說，它具有十分重大的象徵和現實意義。首先，在當時兩大陣營的激烈對抗中，「零和競爭」是雙方共有的邏輯，會議能夠達成協議本身就意味著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大勝利，達到了挫敗美國企圖破壞會議的目的，抵消了在朝鮮問題上無果而終的不利影響。再者，中國爭取寮國中立、非軍事化的地位，防止寮國成為美國反共反華的軍事基地，不僅維護了寮國的主權獨立和完整，而且在法律上保障了北越和中國南部的安全，也有益於東南亞地區的和平穩定。另外，中國在爭取寮國獨立和中立過程中，充分展現了中國作為地區大國的地位、影響和風範，顯示了周總理的外交才能，使得寮國人對新中國刮目相看，開始產生了某種程度的親密感，為日內瓦會議後中老改善關係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有利於確保寮國走向中立。原本親西方的培·沙納尼坤在協議達成後的第二天，即特意拜訪周恩來，高度讚揚他的貢獻，稱：「日內瓦談判是一件很重要的和很微妙的工作，在這工作中，總理閣下以和解和諒解的精神作了有效的努力，因而印度支那的和平才能得以恢復。我們要對您表示衷心的感謝。」[3]

　　 他還表示在寮國與中國建交後願意第一個出任駐華大使。然而，日內瓦會議後，由於美國強勢介入印支事務，中國要落實日內瓦會議的成果，切實保證寮國中立，鞏固北越和中國的安全利益，維護東南亞地區和平，都面臨巨大的挑戰。

　　 二 中國和寮國關係的改善

　　 日內瓦會議後，中共中央即判斷，美國不會甘心於日內瓦會議的失敗，必將繼續執行其製造國際緊張局勢，進一步從英法手中奪得更多的勢力範圍，擴大軍事基地，準備戰爭和敵視中國的政策[4]。1954年9月，美國策動八國達成《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建立了東南亞條約組織，使中國更加確認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因此在東南亞地區全力開展反對美國軍事干涉的和平外交鬥爭。中國在1955年4月萬隆亞非會議上提出和平共處原則，以及表現出求同存異、友好合作精神，贏得大多數贊同和平中立主義的亞非國家的好感和支持，這又

　　 使中國進一步增強了對美國「文打」的信心。

　　 寮國的中立很快在美國的強力干涉下成為一個矚目問題。寮國王國內部親西方勢力強大。國會中的主要政黨，如1954年9月出任首相的卡代(KatayD.Sasorit)領導的進步黨和外交大臣培·薩納尼空領導的獨立黨都依靠美國經費扶持，而民主黨則得到法國的撐腰。在寮國戰鬥部隊根據和平協議的規定，集結於與北越接壤的桑怒和與中國接壤的豐沙里兩省後，寮國王國政府即在美國武器裝備和美、泰軍事人員的幫助下，不斷地進攻桑怒和豐沙里，至1955年底，已控制了兩省總面積的27%左右的土地。不僅如此，寮國經濟發展落後，財政困難，長期依賴法國的幫助，故此在國家完全獨立後仍然需要大量外援，而王國政府決定接受美國的軍事和經濟援助。1954年11月美國援外事務署已開始進駐寮國。1955年2月27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抵達萬象對寮國作短暫訪問，同寮國王國政府主要官員正式商討了美國援老計劃[5]。之後，美國對寮國的援助不再經由法國，並且從法國手中接過了寮國的貨幣發行權。中國方面已注意到，美、日、泰的貨物已迅速佔領了95%的寮國市場，在1954年7月至1955年6月的寮國國家預算中，軍事和行政開支為15億餘元老幣(piastre)，但國家收入僅有1.5億元，赤字全由美國的3500萬美元軍事援助和600萬美元的非軍事援助來填補，美國的勢力和影響已明顯地取代法國。寮國於年2月第一次派遣了觀察員到曼谷出席東南亞條約組織會議，萬象電台廣播聲稱：「寮國王國政府決定參加東南亞條約組織。」[6]

　　 更嚴重的是，按照日內瓦會議協定的規定，寮國定於1955年進行全國大選，組建新政府。但1955年12月底，卡代政府在跟蘇發努馮領導的「寮國抗戰政府」(簡稱巴特寮)談判尚未達成協議的情況下，便舉行了國民議會選舉，將桑怒和豐沙里排除在外。大選結果，卡代的進步黨奪得國會39個議席中的19席，培·沙納尼坤的獨立黨10席，民主黨4席，聯合黨2席，無黨派4席，親美派掌控了國會，這顯然符合美國的預期，故此令美國甚感滿意[7]。但在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中國看來，寮國的選舉是片面的，是破壞日內瓦會議協定的舉動，《人民日報》對此發表評論，進行了譴責[8]。負責監察和監督寮國中立的「寮國國際委員會」成員國波蘭代表表示，不承認選舉的存在[9]。

　　 不難看出，寮國國內形勢日益朝著倒向美國的方向發展，寮國中立由此出現了很大的變數。然而，卡代最終因得不到2/3國會的支持而沒能組成新政府。1956年3月21日，主張中立主義的富馬(SouvannaPhouma)出任寮國王國首相。5月初他在接受法國共產黨《人道報》記者採訪時用書面形式鄭重地答覆：寮國不打算加入東南亞條約組織，新政府願意與蘇發努馮進行和談，希望和越南民主共和國建立正常化關係，歡迎中國和蘇聯的援助和貿易[10]。這又使社會主義陣營重新看到了爭取寮國中立的希望。

　　 「寮國國際委員會」的波蘭代表隨即建議范文同邀請富馬和蘇發努馮到河內會談，認為富馬組閣後，如果寮國政權統一到王國政府中去，寮國可能走向中立。中國則考慮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與富馬領導的寮國建立友好睦鄰關係，以此作為爭取寮國中立、減少美國對寮國干涉的重要手段和目標，首先的舉措便是邀請富馬訪華，以增進中老之間相互了解。

　　 中國外交部於1956年4月下旬分別通過印度和柬埔寨西哈努克來試探邀請寮國政府首腦訪華的反應。4月29日，印度駐華大使拉·庫·尼赫魯(L.K.Nehru)告知周恩來，在兩日前已通過印度駐寮國代表轉達了中國的意向，寮國首相富馬錶示很高興接受邀請，但須同他的同僚們商量。得悉消息後，周恩來馬上以總理名義向富馬發出了訪華的正式邀請①。越南方面對富馬訪華之事極為關切，認為事關蘇發努馮和富馬談判的準備工作，因此向中國政府表示，希望能及時通告富馬是否應邀訪華的情況，以利於越方對巴特寮會談的部署。越方還建議中國也能邀請在寮國政壇上頗具影響的王太子西薩旺·瓦達納(SavangVatthana)隨同富馬訪華。中國方面接受了北越的意見和建議，同意今後關於爭取寮國、柬埔寨的工作將注意同越方取得更加密切的聯繫[11]。

　　 寮國人深知美國反對寮國與中國改善關係的立場，故此富馬於5月31日召開了內閣會議，討論訪華問題。幾乎所有部長都贊成，認為訪華符合寮國的中立政策和適合於當時的形勢。對此，波蘭代表分析：寮國政府之所以決定訪華一事主要有以下考慮，第一，中國是強大的鄰國，寮國願意首先接近;第二，迫切解決寮國的經濟需求，富馬政府計劃發展工業，增加出口，以彌補預算的赤字(5億老幣)，但美援和法援都不能為開發寮國資源提供幫助，而且由於吳庭艷的南越政權控制了湄公河下游，給寮國的出口運輸製造了不少困難，因而寮國打算修建一條從萬象通達北越宜安港口的250公里鐵路，開闢一個新的出海口，這無疑需要中國和北越的支援;第三，寮國王國政府希望同中國和北越直接商討巴特寮問題。根據這一分析，中國方面進一步意識到：富馬訪華不僅可直接打開中國同寮國的關係，促進寮國和平中立，同時對擴大亞洲和平地區，影響泰國和南越，打擊美國侵略勢力具有重大意義[12]。

　　 但由於美國千方百計的勸阻，富馬政府遲遲未給中國政府正式回應。直到6月18日，富馬才發出了接受訪華邀請的復函。7月3日，周恩來在收到富馬的復函後，立即回信富馬，希望他8月初成行，雙方將在日內瓦協議基礎上尋求寮國問題的政治解決，並試探富馬是否願意在北京同蘇發努馮會談。周總理還要求中國駐越大使羅貴波將給富馬的復函全文抄告胡志明[13]。為支持中國和北越爭取寮國和平與中立的外交努力，蘇聯於6月30日承認了富馬的寮國王國政府。美國見無法阻攔富馬訪華，便要求寮國政府在解決巴特寮問題之後才出訪[14]，以期拖延富馬訪華計劃，同時防止中國插手巴特寮問題。在美國的壓力下，富馬於8月1日安排了和蘇發努馮在萬象會談。但出乎美國人預料的是，雙方很快在一周內便達成了初步協議，發表了聯合公報。8月8日，富馬即確定在8月20-27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而且在回國途中順訪北越兩天。美國方面十分不滿，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寮國王國政府代表團在訪華期間不要對中國做出任何承諾[15]。寮國接受了美國這個要求。於是，富馬在訪華初期一再向中國表示，他的訪問只是「禮節性的訪問」，是「親善的訪問」。雙方會談時，周恩來主動向富馬提出，中國願意幫助寮國進行建設，願意給予無償援助，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可以由寮國再派經濟代表團來華討論具體問題。富馬十分感動，但回應說寮國政府先要考慮一個全面的經濟計劃，在這個計劃中，將把中國的援助放在適當的地位，目前提不出具體要求。周總理還問起，以後中老兩國的聯繫是否仍通過印度，富馬說暫時仍通過印度，希望將來建立中老兩國間的無線電聯絡，並說寮國也要和河內建立這種聯繫。富馬向周總理提出了訪問寮國的邀請，但又稱年內難以實現，因萬象好的房屋大部分被國際委員會佔用，無法接待。儘管如此，在中國熱情款待下，寮國領導人還是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國希望建立中老友好關係的真誠。

　　 毛澤東在富馬抵達北京的第二天便接見了他。會談中，毛澤東向富馬保證：「我們不會幹涉你們的內政，不會在你們那兒宣傳共產主義，也不會去推翻你們的政府，我們是講友好的。你們採取什麼制度、政策和宗教，那是你們自己的事，我們不會也不應去干涉。我們一定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支持你們，這對雙方都有利。」[16]寮國政府代表團訪華期間，中國政府特意安排他們前往北京、瀋陽、上海、武漢和廣州，著重參觀工業區及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展現中國大江南北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成就。

　　 富馬在結束訪華行程時發表了《寮國王國政府代表團訪問中國的公報》，其中重申：堅決執行和平中立政策，不締結任何軍事同盟，只要寮國的安全不受到威脅，並且除日內瓦協議規定的以外，不允許在寮國的領土上建立任何外國軍事基地。他還提到，在中國給予寮國經濟援助問題上，寮國已經邀請中國政府派人到寮國去研究實際情況[17]。

　　 富馬回到萬象後一再表示，寮國與中國和北越一向存在的傳統友誼得到了恢復，並多次高度評價說，對中國工業化發展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印象極為深刻。寮國王國政府領導人的這些表態，使得正在忙於促進泰國和寮國簽訂雙邊軍事協定以制約中老關係發展的美國深感不安[18]。

　　 中國對富馬訪華的成效作了一個即時評估，認為富馬在八天訪問中增進了對中老關係的理解，中國的隆重接待對寮國代表團產生了積極影響，達到了一定效果。據此，中國建議越南方面在同寮國的關係問題上能採取主動，逐步把留駐寮國兩省地區的少數越南同志撤回國內，消除寮國政府指責越南干涉內政的借口，以阻止美國勢力的擴張，同時，爭取越老關係正常化，加深社會主義陣營對於寮國的影響，從而能夠在較為有利的條件下解決寮國本身的民族統一問題[19]。中國外交部將這些看法迅速轉告了蘇聯和胡志明。北越採納了中國的意見，使富馬在訪越的兩天時間裡獲得了「良好的結果」，他很高興地向北越領導人表示，將在不久的將來建立寮國和越南之間的經濟和外交關係[20]。到1957年中，越軍大部分已撤出寮國，只剩200名幹部，其中在巴特寮中央留有1名越南幹事委員[21]。

　　 三 中國對寮國的經濟和文化交流

　　 為了制止富馬政府與中國越走越近，美國方面決定採取果斷措施，「無限期拖延」富馬在訪華公報中對中國的承諾：一是加快建立泰國與寮國的軍事同盟關係;二是在寮國的國會和內閣中加強限制富馬權力的親美勢力，從內部破壞富馬邀請中國外交使團訪問寮國的計劃;三是給寮國人造成一種寮國經濟上離不開美國的印象，讓寮國政府放棄接受中國經濟援助的想法[22]。

　　 在美國的阻撓下，富馬政府很快在中國經濟援助問題上產生了動搖。寮國高級官員隨後訪問泰國時公開聲稱：尚未考慮接受中國的援助，美國現在仍是寮國的朋友，而且照常援助寮國。在1956年的最後幾個月里，寮國王國政府內部一直就中國援助問題發生激烈爭執。至1957年2月，富馬明確向波蘭代表表示，鑒於接受中國援助將可能導致美老關係緊張，而且巴特寮問題尚未徹底解決，因此寮國王國政府要等到聯合政府成立之後，才能考慮中國援助一事。波蘭和巴特寮對寮國政府「猶豫不決、出爾反爾」的態度極為不滿。波蘭代表一直認為，經濟援助對決定寮國的中立問題，比建立外交關係更為有效，因而利用「寮國國際委員會」成員國身份積極推動富馬接受中國的經濟援助，並且強烈主張中國政府採取主動行動。巴特寮也全力逼迫富馬下決心接受中國援助，蘇發努馮甚至在同富馬政府和談中把必須接受中國援助作為建立聯合政府的一個前提條件。然而，中國方面卻能理解寮國王國政府謹小慎微的態度，感覺寮國的擔憂有其理由，即：害怕社會主義陣營趁機輸入共產主義，又懷疑中國援助不足以解決寮國的財政困難，反而得罪美國，一旦美援被切斷後將引起寮國在財政問題上的更大困難。故此，中國方面認為波蘭和巴特寮「急於求成」的態度是不策略的，不但會引起富馬和其他寮國人對中國和蘇發努馮本人產生一些不必要的誤會，而且會使親美分子利用此事來製造麻煩，以阻礙和破壞聯合政府的成立。中國方面樂觀地認為，在聯合政府成立以後，寮國向中國提出援助要求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羅貴波將中國政府關於援老問題的看法轉達給了波蘭代表團和巴特寮，請波蘭代表和蘇發努馮不必再向富馬提出關於中國援助問題，以緩和寮國國內因中國援助問題而引起的緊張氣氛[23]。

　　 寮國王國政府儘管不願接受中國的經濟援助，但仍試圖維護與中國剛開啟的友好關係。1956年10月初，代理首相卡代致函周恩來，主動要求落實北京簽訂的《聯合聲明》中有關開展兩國之間睦鄰關係的邊境地方聯繫的決議①。這似乎有點出乎中國政府意料之外。於是，外交部緊急責成雲南省外事處實地調查中老兩國邊境地方當局互相來往情況，並提出具體的做法和意見。同時，中國方面認為，越方對寮國國情較熟悉，因此也通過中國駐越使館，向越方了解寮國情況和徵求看法和建議[24]。中國方面打算先了解中老邊境有關情況，擬出方案，做好準備後，再回復寮國王國政府。

　　 未等中國政府回應，寮國內務部長早已指示和授權琅勃拉邦、琅南塔、豐沙里幾個上寮省省長，可以跟中國邊境地方當局直接交往。寮國上寮省反響熱烈，尤其是豐沙里。11月初，豐沙里的地方當局便通過中國邊民，急於詢問各種事項，如：可否與中國邊防軍共同查界、書信往來，可否幫助修整通至中國道路、準備發展經濟往來，或者可否互派官員駐紮。1957年1月豐沙里省烏德縣長先後兩次派人送信給雲南易武縣，迫不及待地要求和當地官員會晤。2月，烏德縣王國部隊又先後四次派人至雲南江城防區，強烈要求與中國邊防軍會晤。豐沙里是寮國最北端省份，巴特寮的兩大根據地之一，當時寮國戰鬥部隊約有2000人控制著該省部分地區，因此豐沙里實際上有兩個政權並存，而且寮國戰鬥部隊曾多次在雲南易武一帶進行訓練。有鑒於此，中國政府對於中老邊境地方聯繫顯然頗為遲疑，但最後決定：雙方先展開邊境縣級地方當局的經常性接觸，可討論有關界務、邊民間經濟來往、邊民糾紛、出入境管理等邊境涉外問題。半年後，1957年4月17日，周恩來正式複信寮國王國政府，表示：中國政府已通知了雲南省有關地方當局，同意他們同寮國邊境地方當局建立交往和友好聯繫，以進一步促進中老兩國的睦鄰關係[25]。

　　 1957年5月中旬，西雙版納州勐臘版納長召龍西里和勐臘駐軍團政委丁錫武，與寮國豐沙里省烏德縣縣長刀文頓和駐軍指揮官，在易武舉行了首次會晤。寮國代表團以烏德縣長為首共7人，隨從19人，先後在西雙版納州逗留了8天。根據云南地方政府後來向外交部彙報的資料，寮國地方代表團訪問期間，勐臘縣都精心組織各族人民沿途熱烈歡迎，並安排宴會、晚會、座談、個別交談、參觀小學、企業、機關、部隊及圖片展覽、在群眾中進行廣播宣傳等多種活動，接待熱情周到，使寮國人深感親切，逐漸消除了戒備心理，與勐臘代表建立了感情，老方代表在離開易武時依依不捨，有的人甚至動情落淚。在雙方會談中，中方詳細解釋了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而老方則提出了幾個具體建議：(1)建議今後烏德與易武、猛奔與勐臘、猛信與孟(合羽)之間建立定期關係;(2)要求中國方面提供援助或賣給寮國三地(猛烏、烏德、猛奔)糧食和豬肉;(3)要求中國放寬邊境小額貿易以及邊民互換糧食、牲口及其他必需品的限制;(4)要求共同剿滅或引渡擾亂社會治安分子，互相引渡犯罪的逃兵;(5)建議雙方對出入境的邊民發給路條並加蓋證明;(6)建議雙方巡邏兵在國境上相遇時互相敬禮，並可互相幫助，如越境飲水、用飯等。中方除了適當解釋回絕了第六條外，對其他要求表示願意考慮[26]。

　　 12月，寮國琅南塔省召猛也向勐臘提出會晤要求。經外交部和雲南省委批准，此次會晤計劃於次年1月底在雲南的尚勇舉行，由勐臘版納長偕秘書、隨從3-5人代表出席，規模略低於易武會晤②。中老雙方的地方交流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消除了兩國人民之間隔閡，增進了理解和友誼，使兩國邊民在交往中都獲得了實際利益，一年內邊境市場交易額達到了6萬元人民幣。然而，好景不長，到1958年7月，因寮國政局動蕩，富馬政府倒台，親美勢力上台，這種睦鄰的地方交流難以繼續發展，取而代之的是，寮國軍用飛機多次侵擾中國雲南的易武、勐滿、江城和勐臘地區，引起中國政府不滿[27]。

　　 在中老地方聯繫的同時，中國政府還努力落實中老《聯合聲明》的第三項協議，即發展兩國之間的文化關係。鑒於寮國忌諱與中國開展政府間交往，中國政府打算推動民間或半官方性質的文化交流。中國駐越大使向外交部提議：邀請寮國記者訪問中國;向寮國贈送書報;邀請寮國宣傳部次長通·素蒂旺諾叻等人參加長江大橋落成典禮;邀請寮國派人參加中國舉辦的亞洲電影周;爭取派佛教代表團參加1957年12月在萬象舉行的紀念釋迦牟尼誕生2500周年盛典;以體委名義邀請寮國羽毛球隊訪華。外交部接納了大部分建議，但同樣由於1958年寮國王國政府內閣的更迭，中國政府這些友好計劃最終未能實施[28]。

　　 結語

　　 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在東西方冷戰的大背景下，寮國中立在中國看來具有重大意義，既維護寮國本身的主權獨立和完整，也保障中國和北越的安全，進而反對帝國主義對印支國家的干涉，實現東南亞地區的和平穩定。日內瓦會議後，由於美國的強勢干預，寮國中立的形勢嚴峻。1956年3月，主張中立主義的富馬組閣上台後，社會主義陣營看到了爭取寮國回歸中立的希望。為了實現寮國的中立，使之擺脫美國的控制，中國在1956至1957年間採取了一系列外交措施，一是邀請寮國首相富馬訪華，增進相互了解，二是積極落實中老雙方達成的發展兩國地方睦鄰關係的協議。與此同時，中國也跟北越和「寮國國際委員會」成員國波蘭代表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政策協調與配合，使得爭取寮國中立的外交策略更加奏效，也體現了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合作。

　　 這些舉措產生了積極效果。1957年11月，寮國王國政府首相富馬與巴特寮領導人蘇發努馮親王達成了和平中立協議，成立了聯合政府，巴特寮將戰鬥部隊以及桑怒和豐沙里兩省政權移交給了寮國王國政府。中國為這一成果歡呼，認為是日內瓦協議在寮國的徹底實施，「提供了寮國王國循著和平、獨立、統一和繁榮的道路前進的保證」[29]。然而，美國對寮國成立聯合政府一事「感到嚴重的憂慮」，千方百計破壞寮國聯合政府。自1958年始，東西方兩大勢力在寮國又展開了新一輪的激烈爭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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