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熙德：東亞合作進入了「深水區」

　　近年來，東亞合作已經超越了初期階段而進入了理論與實踐的「深水區」。我們有必要追本溯源、深入探討有關東亞合作的一些基本問題。我想從東亞合作的驅動力、模式、中日關係以及中國的選擇等方面談幾點看法。

　　東亞合作最初是作為區域經濟合作問題被提出來的。據各種測算，東亞地區各國的雙邊與多邊經濟合作將會給各參與國帶來豐厚的經濟利益。中日、中韓如能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將使各自的經貿關係邁上新的台階，而中日韓FTA乃至東盟加中日韓FTA的簽署將會帶來更大的互利效果。東亞合作也是消除各國間「安全困境」、實現各國安全共贏的最佳途徑。東亞區域經濟與安全合作還需要有區域共同意識作為前提。反過來，區域經濟與安全合作的進展也會產生增進區域意識的效應。

　　推動區域走向合作乃至一體化的驅動力是什麼？我認為，東亞合作至少存在三種類型的驅動力。

　　其一是大國的驅動力。一個大國推動區域一體化可能會被認為有利於確保自己的主導權，而兩個以上的大國通過區域一體化則有可能防止相互間過度競爭，從而共同維護地區秩序。其二是中小國家的驅動力。這些中小國家的動機是通過區域一體化來防止大國主導，確保中小國家的平等地位或由中小國家集團來主導地區秩序。其三是合作機制的驅動力。隨著區域一體化的進展，如果各國都認為可以從中受益，那麼區域一體化機制本身就會成為自我發展的驅動力。

　　從迄今為止的實踐看，區域一體化的途徑和領域包括經濟一體化、安全一體化和文化一體化，實現這三者的總體一體化就是區域共同體的終極目標。因此，東亞合作應當立足於經濟互利、安全共贏、共同意識這三大支柱之上，其終極形態就是三位一體的東亞共同體。

　　從國際關係的角度看，區域一體化實質上是通過同一地區內各國間的密切合作而形成的地區秩序。

　　就東亞而言，古代曾有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近代以來，日本試圖以自己為中心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二戰後，東亞地區出現冷戰秩序；冷戰結束後，東亞則進入了美國試圖建立霸權秩序與東亞一體化趨勢深入發展的共存期。東亞一體化進程本質上是否定古往今來本地區各種既成地區秩序模式的全新進程。因此，在有意識地推動東亞一體化的進程中，應當時刻與原有的這些模式相比較，不能重蹈其覆轍。

　　二戰後的東亞合作經歷了20世紀60年代的構想期，70～80年代的醞釀期，90年代前期的探索期以及1997年以來的啟動期，如今已進入一個新的定向期。當今世界上的區域一體化進程都是以二戰後的歐洲一體化作為其理想目標而發展的。東亞一體化進程，顯然與歐洲一體化有著諸多差異。

　　歐洲一體化雖然從「煤鋼聯營」這一經濟領域的合作起步，但其背後的深層動機卻是西歐主要國家旨在防止戰爭乃至永不再戰的強烈政治意願。而東亞一體化進程則主要是從經濟合作起步的，其理念、合作條件、主要驅動力、實際進程都與歐洲有很大不同。

　　從理論上說，東亞一體化的驅動方式可以有多種選擇：一是大國驅動方式，這又可分為中國驅動、日本驅動和中日兩國共同驅動；二是東北亞驅動方式，如中、日、韓三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佔東亞經濟的91%；三是東南亞驅動方式，即由已實現高度次區域一體化的東盟來主導一體化進程。

　　就路徑而言，東亞一體化的邏輯順序是區域共同意識→共同的政治意願→經濟一體化，其歷史順序卻是經濟一體化→政治一體化→意識一體化，而其具體實踐是經濟一體化←→政治一體化←→意識一體化之間複雜互動的過程。

　　近年來，東亞區域合作進程出現了如下一些新特點：

　　第一，危機驅動減弱。1997年7月2日，泰銖暴跌點燃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原本井然有序飛行著的東亞諸「雁」紛紛跌落。這場沒有硝煙的「金融戰」給東亞各經濟體帶來的巨大損害，成為東亞合作機制正式啟動的契機。從那以來，東亞合作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走向「東亞共同體」成為本地區各國的共同目標。而時隔十年後，當年金融危機的驅動勢頭已相對減弱，東亞合作正處在一個低速發展、重尋動力的轉折階段。

　　第二，東盟推動乏力。迄今為止，東盟以大國平衡策略發揮了「中小國家集團領導大國」的作用，成功主導了東亞經濟與安全合作進程。亞洲金融危機以後，東盟的實力和凝聚力大為削弱，但它對中日任何一方乃至中日攜手主導東亞合作依然抱有警惕。東亞地區複雜的安全環境給任何一個大國主導東亞區域合作加深了難度。在中日就東亞區域合作形成攜手局面之前，東盟對東亞合作的推動作用將依然十分重要。隨著東亞合作向區域一體化程度的深入發展，東盟日益顯現出推動能力與意願的明顯不足。在偏好「10(東盟)+3(中國、日本、韓國)」還是「10(東盟)+3(中、日、韓)+3(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的問題上，東盟成員國之間存在著分歧。在拉住美國，平衡中、美、日三大國的問題上，東盟內部也存在著不同傾向。從長遠的眼光看，沒有中日之間的真誠合作，東亞區域一體化就不會取得實質性進展。

　　第三，安全動力增強。東亞合作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的。在安全領域，雖然東盟地區論壇(ARF)已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在實際效果上卻已顯露出了很大的局限性。如在東北亞安全問題上，迄今為止，東盟並沒有能夠發揮實質性的推動作用。

　　實踐證明，「先易後難」、「以經濟合作促安全合作」是東亞合作發展進程的必由之路。然而，經濟合作的深化遇到了安全合作日益滯後局面的牽制。東亞經濟合作繞過安全合作而繼續大踏步前進的空間越來越小，經濟合作與安全合作協調發展的必要性日顯突出。隨著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的進展、中國的快速發展以及美日對中國合作與防範的同步增強，東亞地區的中小國家更加傾向於對中美日採取平衡政策，東亞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進一步凸顯。

　　第四，秩序競爭加劇。東亞合作歷經十載，其初期階段容易達到的諸項目標業已實現，下一步預期實現的更高目標則勢必觸動地區秩序的深層結構。這些深層次結構的調整包含著要解決如下問題：東亞自由貿易區何時建立？東亞合作是以「10+3」為核心，還是將走向「10+3+3」乃至「10+3+3+N(美俄)」體制？東亞能否走向區域貨幣合作？東亞能否真正走向區域安全合作？東盟是否有能力、有意願把東亞各國帶入一個「區域共同體」？東亞合作由初期階段向更高層次發展的實質是本地區各國將建立何種地區秩序的問題。美國對東亞走向擺脫其控制的趨勢表現出了強烈的危機感，並開始做出了拒絕反應，欲以其他地區合作方案抵消東亞一體化進程。美國對東亞影響的強化和中國國際影響的擴大，引發了其他國家的連鎖反應。日本在安倍晉三首相時期開展了異常活躍的「價值觀外交」，即大力強化日美同盟、倡導建立「日美澳印價值觀聯盟」、欲在歐亞大陸構築「自由與繁榮之弧」，拉攏印度建立一個「大亞洲」。福田康夫出任首相以來，調整了安倍晉三的政策，不再提「價值觀外交」。東盟各國在依賴美國和區域合作這兩種安全戰略思路上也存在分歧。在韓國，近年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在精英層和輿論中有所抬頭。

　　在宏觀思路上，東亞合作始終面臨如下選擇：應首先循序漸進地推動功能性合作，還是應優先構築區域經濟與安全合作機制？在具體思路上，東亞合作面臨四條道路：(1)先經濟，後政治與安全，最後是文化；(2)政治與安全先行，然後是其他領域；(3)經濟與政治、安全並行；(4)先文化，然後才是其他領域。其中，最具可行性的一體化順序似乎應當是，第一階段：先經濟、後政治與安全，但個別國家和地區則應是政治與安全先行，如朝鮮半島南北雙方；第二階段：經濟與政治、安全並行；第三階段：文化認同成為主要內容。

　　21世紀初期的中日關係能否實現雙贏發展，關鍵在於如何設計和對待未來的東亞秩序。反過來，東亞地區能否實現共同發展的最佳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中日關係能否進入更加成熟的新階段。

　　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具有超強的綜合國力和對外影響力，其在東亞地區的重要影響是任何一個國家無法比擬的。因此，緩解美國的疑慮，排除其干擾，是推動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必要條件。為此，東亞各國應就如下幾點達成共識：首先，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是基於經濟合理性之上的合作；其次，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是環太平洋合作之下的開放的次區域合作，兩者並不相互矛盾，而是互補和互促的；最後，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下一階段以及東亞區域安全合作階段將允許美俄等東亞外圍國家的更多參與。

　　由於東亞各國的政治體制、經濟實力、文化傳統都具有很大差異，走向「東亞共同體」的進程必將是一個漸進、漫長的過程，但東亞各國都認為，推動區域合作是其在21世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最佳選擇。因此，東亞合作在曲折中不斷發展，將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