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法官

作者：柴靜修改完的字幕版，在網上的更新要到明天了，乾脆連文字，視頻帶回應，都明天再說吧。沒想到留言里還是有那麼多人，主張判孫偉銘死刑。我有一個朋友是法官，發過一篇他的文章給我，貼在這兒一起看看吧。那一年，我剛進法院，血氣方剛，豪情萬丈，以為刑事司法的真諦就是主持正義、蕩滌邪惡。第一次接觸死刑案件時，我並不是承辦人。合議庭當時正討論一起故意殺人案，兇手是一名在酒吧與人起了爭執的青年男子，他一怒之下，回家拿刀捅死了對方。合議庭內部形成兩種意見：一方認為被告人屬於激憤殺人，罪不當誅；一方認為被告人蓄意殺人，其罪可誅。我的意見是，被告人是在與人起了爭執後，返回家中取刀，應該不屬激動殺人，而且主觀惡性嚴重。這種意見得到多數人贊成，並被合議庭採納，那名被告人也最終被判了死刑。不久，二審與複核結果下來，上級法院維持原判，被告人被押赴刑場執行。那一天，我也去了。站在刑場，我見到那個青年。那一刻，我突然懊悔莫名，內心反覆問自己：「他，真的該處死嗎？」這是一位文弱、清秀的年輕人。我看到了他眼裡的惶恐。判他死刑，在法律上沒有錯誤，可為什麼我一見到他就會那麼懊悔？是那雙眼睛么？自那以後，只要是死刑案件，在我未親眼見到被告人的情況下，我再也不敢輕易表態。也是從那刻起，我才真正明白「可殺可不殺的堅決不殺」這句話的含義。當我審理死刑案件時，只要我在判決前稍有一點法理、情理乃至證據認定上的猶豫，我都不會作出死刑判決。去年7月，按照最高法院的要求，所有死刑案件都實現了二審開庭。今年，最高法院最終收回了死刑核准權。許多人說，二審法官跋山涉水去開庭，複核法官千里迢迢來提訊，無形中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也變相加重了司法負擔。然而我的經歷告訴我，沒有什麼司法負擔的分量大得過生命的重量。如果你連這個人都沒有見過，又憑什麼宣判他死刑呢？許多人都對死刑的執行過程感到神秘，其實，對執行者而言，最大的震撼，往往是瀕死者對生命的不舍與留戀。一次，即將對一名死囚執行槍決，臨刑前，他突然對法警提出最後請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塊石頭，如果倒下，這石頭正好磕著我的臉。」法警滿臉迷惑地朝執行指揮看看，指揮嘆口氣，說：「給他挪吧。」在場者都見慣了執行場景，看到這幕卻都很動容。一位資深法官曾對我們說，如果你缺乏對生命的敬畏感，就不配做一名刑事法官。這種敬畏，既包括對被害人的，也包括對被告人的。一次，一位生性膽小的女同事曾辦理過一起強姦殺人案。她說，閱卷時，自己看過被害人生前照片，那是很漂亮很清純的一個女孩兒。再看屍體解剖照片，雖然屍體已被焚燒甚至腐爛，但她卻一點也不像從前那樣覺得噁心、可怖。她說：「這個時候，她在我心中就是一個可憐的小妹妹，我認真閱卷，就是為她申冤，我為什麼要害怕她的屍體呢？」事實上，許多年輕的刑事法官，就是在一張張這樣的屍體解剖照片前體會到自己肩上責任的分量，並最終完成了從法科學生到法官的成長過程。人們常開玩笑，說我們刑事法官就是一群殺手，媒體也愛給我們冠以「生死判官」之名。有段時間，由於待遇低、經費少，許多男法官紛紛辭職做了律師，庭里女性佔了多數，結果被人們叫作「紅粉殺手」，許多未婚女孩子連對象都不好找。其實，我們並不喜歡「殺手」這一頭銜。對我們來說，我們會判罪行極其嚴重者死刑，但也會將更多罪不至死者從槍口下解救出來。如果法官們沒有自己的獨立思維，只是機械審理，匆忙下判，那和殺人機器又有什麼分別呢？有位哲人曾說：「法律家判斷對錯，政治家權衡利弊」。可對於刑事法官來說，判斷對錯是一方面，有時也必須像社會學家乃至政治家那樣，跳出法律本身，去考量更多的利與弊。有許多案件中的情形，涉及到倫理、道德、政策、民族、文化等各個層面，單靠法律已很難解釋清楚。在社會總體公平正義難以達到的情況下，我們只能力圖在一起起個案中實現具體正義。作為法官，有時我們自己也不能左右判決的結果。一場刑事訴訟，總是幾家歡喜幾家愁。被害人或者被告人親屬上訪、鬧事，幾乎成為判決之後的常態。當事人有時鬧凶了，本地政府就會過來干涉，提醒我們不但要注重法律效果，還得考慮社會效果。可是現實中許多事情，哪裡是能夠簡單地用辯證法折中解釋清楚的？許多冤案錯案，就是在法律效果對社會效果的妥協中慢慢催生。而「民憤極大」或是「社會危害性極其嚴重」這類抽象話語，對案件走向的影響經常要大於明確的法律規範。死刑核准權收回最高法院後，本地政府對死刑判決影響力逐步變小了，一些當時頂不住壓力判了死刑的案件，被最高法院紛紛發回重審。可與同事聊天時我們也總在感慨，如果核准權早一些收回，也許當初一些罪不至死的人就活下來了。在擔任刑事法官的同時，我和我的同事們，力圖讓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同於常人。但辦理死刑案件，心理壓力是難免的。我們易處於焦灼狀態，思維反覆在某個問題中糾結纏繞。午夜夢回，經常夢到極端殘酷、殘忍的事情。長期目睹社會的最陰暗面與人心的最醜惡面，我們有時也會變得敏感、易怒而又多疑。我們最大的希望，是少一些被害者，少一些罪行，少一些死刑。此外，如果給我們一些心理輔導，那就更好了。警察開一槍都要接受心理輔導，更何況我們這些每天都要進行生死抉擇的刑事法官呢？今年某個陽光燦爛的下午，我偶然發現自己學生時代抄寫的讀書筆記。其中一則抄自民國法學家吳經熊的自傳。上世紀30年代，吳經熊曾是上海特區法院的院長。他在自傳中寫道：「我當法官時，常認真地履行我的職責，實際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內心深處，潛伏著這麼一種意識：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著一個法官的角色。每當我判一個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靈魂祈求，要它原諒我這麼做，我判他的刑只是因為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為這是我的意願。我覺得像彼拉多一樣，並且希望洗乾淨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儘管他也許有罪。唯有完人才夠資格向罪人扔石頭，但是，完人是沒有的。」在這則筆記邊，學生時代的我給的批註是：「偽善。」現在，我拿出筆，輕輕划去那兩個字，在旁邊寫上了：「人性。」作者:蕭顯(法官)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