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勤：魯迅和胡適精神世界的同異
06-11
在學界和坊間，一些人士愛在魯迅與胡適之間製造對立，或揚魯抑胡，或揚胡抑魯，好像要看到他們捉對兒廝殺，心裡才樂。魯迅與胡適之間是有過分歧，有過不快，但並沒有引發尖銳的衝突…… 在學界和坊間，一些人士愛在魯迅與胡適之間製造對立，或揚魯抑胡，或揚胡抑魯，好像要看到他們捉對兒廝殺，心裡才樂。魯迅與胡適之間是有過分歧，有過不快，但並沒有引發尖銳的衝突。查閱兩個人的文稿，胡適談到魯迅，基本是褒揚，偶有不滿，也只是旁敲側擊。魯迅說到胡適，雖有譏諷之語，但相關文字不多，點到為止，極有分寸，遠沒有一些人想像的那樣充滿火藥味。兩個人有相知相重的一面，也有相背相離的一面。 曾經攜手 魯迅與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抨擊傳統文化，呼喊思想革命；改造古漢語，建設白話文；疏離貴族文學，倡導平民文學等等。在這些方面，他們完全一致。 他們同屬《新青年》陣營，兩個人都希望刊物的風格偏重學術、思想和文藝。當陳獨秀不斷加重《新青年》的政治色彩，把刊物推向「赤裸的宣傳」時，胡適很擔憂，致信魯迅，邀魯迅一塊勸阻陳獨秀，並提出要在雜誌上登「不談政治」的宣言。魯迅在回信中說： ……至於發表新宣言說明不談政治，我卻以為不必，這固然小半在「不願示人以弱」，其實則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無論如何宣言，官場總是頭痛，不會優容的。此後只要學術思想藝文的氣息濃厚起來——我所知道的幾個讀者，極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 很明顯，魯迅的看法與胡適基本一致，只不過在這個問題上魯迅比較豁達、大度，沒有胡適那麼謹小慎微。 對胡適的才幹，魯迅一向不掩飾自己的欽佩。他曾在給友人的信中說，他佩服陳、胡（陳獨秀、胡適），卻親近半農（劉半農）。 在學術研究中，魯迅與胡適相知相重的一面，表現得更為突出。 《中國小說史略》是魯迅的學術代表作，凝聚了魯迅很多心血。這部書上卷一出版，魯迅就給胡適寄了一冊。胡適讀完，寫信給魯迅，肯定了論著的功績，也毫不客氣地指出其不足是「論斷太少」。魯迅虛心接受了胡適的意見。在回信中，魯迅說：「適之先生，今日到大學去，收到手教。《小說史略》（頗有誤字，擬於下卷時再訂正）竟承通讀一遍，慚愧之至。論斷太少，誠如所言；玄同說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於感情之論，所以力避此事，其實正是一個缺點；但於明清小說，則論斷似乎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極想於陽曆二月印成。」 魯迅並不像某些文士所說那樣，心眼小，容不得批評。對於誠懇的意見，他不但不介懷，還很感激，從書信的語氣中可以感受得到。彼此都坦坦蕩蕩，沒有那麼多的雞腸鼠肚。 魯迅一向很看重胡適的學術研究。胡適寫完論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寄給魯迅一份，徵求意見。魯迅回信，推崇備至：「大稿已經讀訖，精闢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為這種歷史的提示，勝於許多空理論。」 魯迅治學嚴謹，求實求真，一絲不苟，有清儒所擅長的那一套考據功夫，不輕易相信同時代其他學人的觀點。但對胡適，他表現出異乎尋常的信任。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魯迅引證胡適的觀點，不僅次數多，而且每次引證，對胡適的觀點照單全收，沒有半點懷疑。舉例來說，論著第十五篇談到《水滸傳》一百一十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的同異，以及金聖嘆為何把《水滸傳》攔腰截斷，只留了七十回，魯迅完全採信胡適的觀點。在論著後面的篇章中，論及《西遊記》作者的性情、《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身世、《鏡花緣》的主題思想等問題，他都引了胡適相關的見解，作為立論的依據。 胡適對魯迅的學術研究也是欣賞有加。在《白話文學史》一書的序言里，胡適不吝其辭稱讚魯迅的專著《中國小說史略》：「在小說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頗有一點貢獻，但最大的成績自然是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析別也甚謹嚴，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的精力。」當胡適的好友陳西瀅誣衊《中國小說史略》抄襲日本學者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時，胡適毫不猶豫站出來，替魯迅辯護。鹽谷溫的著作後來在中國出版，一對照，真相大白，陳西瀅的謊言不攻自破，自己也覺得沒趣。 胡適在為亞東圖書館版本《三國演義》所作的序言中說：「作此序時，曾參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說史講義》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記於此。」在為亞東圖書館版本《海上花列傳》所做序言中，胡適照例引用了魯迅的觀點：「魯迅先生稱讚《海上花列傳》『平淡而近自然』。這是文學史上很不容易做到的境界。」後來張愛玲論《海上花列傳》，把「平淡而近自然」的觀點說成出自胡適，顯然是她讀序言時疏忽，張冠李戴了。 除了學術觀點互相激賞，魯迅與胡適還分享彼此珍藏的典籍資料。胡適手頭擁有許多孤本秘籍，別說借，平常即使好友也難得一見。獨對魯迅，他網開一面，借給魯迅《夢花瑣記》等數種古籍，為魯迅的小說研究提供了方便。魯迅也沒有虧待胡適。胡適研究《西遊記》，需要收集作者吳承恩的生平資料，魯迅博覽群書，對相關資料了如指掌。他借給胡適《西遊補》一書，還把幾種平常容易被人忽略的《淮安府志》、《山陽縣誌》、《茶餘客話》、《山陽志遺》等史籍中有關吳承恩的資料摘錄下來，寄給了胡適。這不僅提供了珍貴資料，還免去了對方檢索的辛勞。胡適寫考證《西遊記》的論文，用了這些資料。魯迅還向胡適介紹了其他一些與《西遊記》相關的資料，如《太平廣記》第四六七卷中講述的猴精的故事，《納書楹曲譜》中所收《西遊》曲譜等。胡適對《水滸傳》的版本很感興趣，魯迅牽線，幫他從自己的好友齊壽山哪裡買到了一百二十回的版本。以上這些事迹在胡適和魯迅的通信以及胡適日記中有明確的記載。 漸行漸遠 魯迅與胡適後來有了分歧，彼此漸行漸遠，其中的緣由很複雜。 兩個人性情不同，氣質有異，體貌有別，生命的類型迥異。 魯迅是詩人性情，狂躁，易怒，不假掩飾，不顧情面，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胡適是學者氣質，溫文爾雅，長袖善舞，遇事多溫柔的堅持，在淡定的微笑中蘊含著原則和力量。 魯迅身材矮小，身高不到一米六。他從小又得了肺病，身體消瘦，臉色鐵青。照好友郁達夫的描述，走近了看，魯迅活像鴉片鬼。不過，他的眼睛很有神采，臉部輪廓分明，黑白照片上似乎容貌還不錯。很多人忽略了魯迅其實很在意自己的體貌，一向自卑。蕭伯納來中國，魯迅、宋慶齡等人與他合過影。魯迅曾嘀咕照片中他本人的形象不夠好。魯迅與創造社的人筆杖，幾個創造社成員都玩起了人身攻擊的把戲。郭沫若寫過一篇文章，含沙射影，把魯迅比作愛斯基摩人。葉靈鳳則罵魯迅的臉是陰陽臉。世人常說魯迅刻毒，殊不知真正刻毒的不是魯迅，而是另外一些人。只是他們的文章不好，少有人閱讀，反倒成全了他們，讓人誤以為他們仁厚了。加上肺病在當時是不治之症，魯迅的自卑又添了一重。他曾經給自己取名「俟堂」，意思是「等死的人」。他一向對周作人特別關照，希望弟弟有所作為。他覺得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周家的前景恐怕要寄托在弟弟身上了。魯迅一度自我封閉，深居簡出，抄古碑，抄佛經，也與身體的疾病有關。自卑的人時時感受到蔑視，也會蔑視別人；時時覺得受到攻擊，也會攻擊別人。胡適身材勻稱，儒雅俊美，舉止灑落，風度翩翩。他一直是交際場上的寵兒，同性歡迎，異性青睞。有好的體貌，他的心態會更自信，更平和。 魯迅愛憎分明，愛得熱烈，憎得也不同凡響。他一生四面招風，八方樹敵，一旦與人交友，卻總是掏心掏肺，把自己整個交出去。他重感情，講義氣，有平等心，交友不拘年齡、輩分和地位的差異。他一生多知交、至交乃至生死之交，比如老友許壽裳，日本友人內山完造，還有一大批青年友人，諸如柔石、馮雪峰、蕭軍、蕭紅等等。胡適不溫不火，不顯山，不露水，給人謙謙君子的印象。他一生奉行的是有距離的交友之道，普通的友人很多，真正的至交、生死之交極少。即使跟徐志摩、陳西瀅等比較親近的人，他也總是保持一段有禮貌的空間，彼此不是那麼熱絡。 魯迅吃苦耐勞，一生多數時間都在拚命幹活，在生命的最後一天還惦記著要看一個青年翻譯者的譯作是否登出了廣告。他讚美墨子、大禹、玄奘等歷史人物，因為他們埋頭苦幹，為民請命，捨身求法。他自己也努力這麼做。他說自己連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利用起來，絕非虛言。想一想，一個身體柔弱、患了不治之症、只活了五十多歲的人，留下了那麼多的創作及翻譯作品等，不玩命，怎麼可能做得到呢？別的不說，單單一部《中國小說史略》，涉及那麼多的材料、書目，需要一一閱讀、考證、辨析、評判，足以嚇倒絕大多數學人。這些年來，有人存心要貶低魯迅，故意誇大魯迅生活的優越，只要他們把魯迅留下來的各種作品粗粗翻閱一遍，心裡的想法大概會有所改變。 胡適很注重生活的情調和趣味，懂得享受人生。胡適愛打牌，從他的日記和友人的回憶中可以找到大量確鑿的依據。他處事圓融，懂得人生的行藏取捨，升降進退。他能舉新文化運動的大旗，高喊思想革命。當現實瀰漫著腥風血雨，他又感到了害怕，便又一頭鑽進故紙堆，陶醉在國學中。胡適還一度像模像樣當起了外交官，任駐美大使。 魯迅的生命屬於感覺型和激情型。他有敏銳的感覺，有飽滿的激情。面對西洋文化，他自然而然親近以感覺和激情為主導的詩性浪漫主義，對以理性為主導的英美自由主義、實用主義卻有些生分，有些隔膜。在他的名文《摩羅詩力說》中，他所心儀的拜倫、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裴多菲等都是激情澎湃的浪漫主義詩人。跟這些詩人一樣，魯迅對未來有理想，卻沒有藍圖。這裡所說的「理想」是指人們對未來隱約模糊的期待，而「藍圖」是指人們經過理性的思考、嚴密的推理，對未來的社會制度有一個清晰的規劃。 胡適的生命屬於理智型和分析型。他留學美國，很快接受以理性為主導的英美自由主義和實用主義，對有些狂熱色彩的詩性浪漫主義卻很警惕，乃至拒斥。胡適對未來有理想，也有藍圖。他極力提倡憲政民主，提倡三權分立，提倡新聞獨立，在政府的制度建設和人權保障方面，有一套清晰的方案。 歌德說，每一個傑出的人物都是以他的某個弱點與時代相聯繫。魯迅有魯迅的弱點，胡適有胡適的弱點。也許正是某種弱點，讓人獲得對一個時代獨特的感受方式、理解方式。我無意責難任何一方。 兩個人的社會信念和人生價值取向很不一樣。 1925年，《京報副刊》設「青年必讀書」專欄，邀約文化名流開列書單。胡適開列了很多古書，書目之多，連老派人物梁啟超看了都大搖其頭，以為那麼多古書，叫舊學功底好的長輩來讀都困難，更何況青年人。魯迅索性一本古書都不開，還勸青年人少讀或竟不讀古書。他以為，在變革時代，青年人應當直面現實，擁抱未來，整理國故叫老年人去做就可以了。 在同一年，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鬧學潮，魯迅原本很低調，只想在思想文藝教育領域發揮自己的能量，無意直接參与社會政治運動，更不主張讓學生衝鋒陷陣，去送死。但當學生受到了迫害，他還是堅定地與學生站在一起，反抗政府當局。為此，他被免去了教育部僉事一職。以胡適為首的「現代評論派」沒有為學生說話，反替政府當局辯解、開脫，還誣陷魯迅煽動學生鬧事，引發了魯迅與陳西瀅等人的大論戰。儘管胡適沒有與魯迅正面交鋒，但他的基本立場與「現代評論派」其他成員並無二致。他寫了一封信，給魯迅、周作人、陳西瀅等三人，語氣平和，息事寧人，勸三個人不要鬧紛爭。表面看來胡適的信很公正，好像是各打五十大板，其實寫得很高明，用了春秋筆法。信中大量引魯迅在雜文中說過的話，勸導大家心胸要像大海一樣寬廣，不要意氣用事。他暗示魯迅說得很好，自己卻做不到，言行不一，等於是用魯迅的話來砸魯迅。稍加揣摩就知道，信名義上寫給三個人，意圖卻只是對著魯迅一人旁敲側擊。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不少學生被槍殺，魯迅寫了名文《紀念劉和珍君》，痛斥軍閥，哀悼學生。胡適沒有為學生髮一言。 1932年，宋慶齡、魯迅、胡適等人成立了中國人權保障同盟。1933年，這個組織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兩項要求，一是釋放政治犯，二是公布監獄中犯人受虐待的情況。魯迅等成員都認可的這項舉措，胡適卻認為是顛覆政權之舉，堅決反對。魯迅與胡適態度迥異。不久，該組織的總幹事楊杏佛遭國民黨特務槍殺，組織只好解散。從事情的結果來看，胡適的謹慎和憂慮或許有道理。但既然要有所作為，總得有所付出，魯迅的態度更叫我尊敬。 英國思想家以賽亞·柏林提出了兩個有趣的概念，用來考察知識分子的心態：幽閉恐懼（Claustrophobia）、曠野恐懼（Agoraphobia）。置身洞穴里，不得其門而出，失去一切自由。害怕自己落入這種狀態，就是幽閉恐懼。置身曠野中，沒有路，沒有房舍，不知走向何處，不知要做什麼，不知會不會有虎狼劫匪出沒。害怕自己落入這種狀態，就是曠野恐懼。在社會轉型時期，一般而言，知識分子很難逃脫這兩種恐懼。因為「自由太少，受干預太多」，他們會陷入幽閉恐懼。這個時候，他們要反抗傳統，反抗現存體制。但是，當傳統和現存體制崩潰，新體制又沒有建立的時候，他們又陷入曠野恐懼。他們看到「自由太多」，人們胡作非為，沒有是非標準，沒有約束機制。這個時候，他們渴望安全、秩序和有力的權威。 在魯迅的內心深處，兩種恐懼同樣強烈，相互交織著，衝突著。他的一部小說集的名稱「吶喊」，點出了魯迅的幽閉恐懼，鐵屋子就是幽閉的象徵。魯迅渴望自由，反對專制，反對酷刑，反對政府迫害學生，反對任何形式的壓迫。他的另一部小說集的名稱「彷徨」，點出了魯迅的曠野恐懼。魯迅反對無政府主義，反對無數「無賴」瓜分國土的狀態。他希望「沙之邦」能成為「人之國」，他希望百姓在和諧有序的生活中享受安寧、快樂。他曾說中國只有兩個時代，一是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一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他不喜歡前一種時代，也害怕後一種時代。他對曹操某種程度的好評，跟他的曠野恐懼大有干係。 對胡適來說，曠野恐懼似乎更甚於幽閉恐懼。儘管他嚮往自由主義，想在中國開啟一片自由的空間，但他更擔心中國會陷入一片混亂。胡適的內心有一隻自由主義的雄鷹，但他無法在中國找到空間，放飛這隻雄鷹。在黑暗的現實面前，他只能騎在實用主義的鴕鳥上面緩步前行。做學問，胡適提倡「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顧問政治，胡適也很有講究，可用「大膽設想，穩步推進，小心斡旋」來形容。無論何時，他不願意跟現行的政權衝撞，只想做謀士，做政府的「諍臣」，走改良的道路。他曾與清廷合作，與吳佩孚合作，與段祺瑞合作，後來又與蔣介石合作，一路妥協下來，其中的良苦用心讓人感動，但也充分暴露了胡適精神世界的重大缺陷。胡適的自由主義缺少足夠的膽魄和行動的支持，終究淪為可憐的理想主義。他的實用主義，滲入了太多個人名利、地位的考量，終究淪為可鄙的機會主義。追捧胡適的人不必否認，胡適很憐惜自己的羽毛，很看重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當信念與個人切身利益劇烈衝突，他會犧牲信念。魯迅當然也看重個人的得失，他做過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僉事，也拿過國民政府教育部的津貼。但他信奉尼採的個性主義和托爾斯泰的博愛精神，總是力圖堅守個性的獨立、精神的自由和對弱勢群體的關懷。當個人利益與內心信念不能兩全時，魯迅願意犧牲個人利益。 從兩個人的婚戀也能看出魯迅和胡適精神世界的差異。魯迅受父母之命，娶了妻子朱安。他不愛朱安，從沒接受過對方。照朱安的話來理解，兩個人未曾圓房，說白一點，就是沒有真實的性關係。魯迅背負傳統倫理的重壓，遷就父母，委屈自己，也犧牲了朱安。他渴望擁有自己的愛情，又覺得愧對朱安。可想而知，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內心要忍受多大的煎熬。經歷了一番掙扎，他終究還是走出了道德的陰影，鼓足勇氣，和戀人許廣平結合在一起。當時很多人藉此攻擊魯迅。既然做了決定，魯迅也就不再畏懼流言，乾脆把他和許廣平的通信編成集子，以《兩地書》的名義出版。時隔很久，到了今天，依然有許多人拋開特定的歷史背景，對魯迅的婚戀大潑污水。胡適也是受父母之命，娶了妻子江冬秀。江冬秀潑辣、刁蠻，沒有受過什麼教育。胡適與她很少精神的交集。他愛上了別的女人，可以查證落實的，至少有兩段愛情，一是與美國女子韋蓮司，一是與中國女子曹誠英。兩個女子為了他終身未嫁。曹誠英後來去峨眉山做了尼姑，與古佛青燈作伴。胡適也想離開江冬秀，和心愛的女子曹誠英結合。他渴望自由，一遇到阻力，卻總是很快妥協。在政治方面如此，在婚戀方面也差不了多少，實用主義的穩妥依然壓倒了自由主義的張揚。坊間傳說因為江冬秀拿菜刀威脅胡適，揚言要殺兒子殺胡適再自殺，胡適才收回成命，從此不敢提「離婚」兩字。我覺得這只是皮相膚淺之言，真正的要害還在於胡適本人精神世界的糾結。他的婚戀好像是一個精神的隱喻。胡適精神深處有一個正當妙齡、充滿活力的青春女子，還有一個難以擺脫、因循守舊的小腳女人。 各有曲折 魯迅和胡適都是思想巨子、學問大家，都具有鮮明的個性和色彩，各自都是一條滂滂沛沛的生命之河，有自己的流向。歷史的安排使得流向本不相同的河流在特定的時空里交匯了，《新青年》雜誌為這種交匯提供了方便。過了交匯點，他們各自沿著自己的河床流淌，各奔前程，兩個人後來所走過的道路都有些曲折和辛酸。 魯迅獨自一人背著思想的劍戟，在曠野上行走，太寒冷了，他期盼著遠方的火光。和西方許多富有人道主義情懷和正義感的作家如羅曼·羅蘭、薩特等人一樣，魯迅也把蘇俄社會看成了人類未來的希望。那就是「火光」，他謹慎地向前走去，可是遭到革命陣營內部文士們的攻擊。創造社和太陽社的許多人，以革命文學家和革命文藝理論家的姿態，用他們革命「丹爐」里燒出來的火猛烈地燒烤魯迅。有人說魯迅是最後一個封建餘孽。其餘文士也沒閑著，爭相羅織他的罪名。他還得承受某些文化新官僚（魯迅稱他們「奴隸總管」）的火力攻擊。一隻飛蛾想投奔光明，羽翅被烤焦了。生性敏感的他看到某些人漂亮外衣里的不潔靈魂，看到新盒子里的舊貨色。他有許多話不便直說，不便多說。他告誡革命者「革命是要人活，不是要人死的」，苦心呵護人道主義。他大量翻譯俄羅斯「同路人」文學，那些作家已經被蘇聯政府打成反革命，殺的殺，放逐的放逐，他卻給了很高的評價，惺惺相惜。他還翻譯日本自由主義思想家鶴見佑輔的文集《思想·山水·人物》。他越來越感到某些新派人物給他帶來的威逼和擠壓。他曲折其詞，慨嘆「新貴」不容易侍候。在為《阿Ｑ正傳》俄文版寫的序言里，魯迅早有預言。他說，只要中國以後有革命，就會有阿Ｑ式的革命黨出現。至今，阿Ｑ的話仍在我耳邊迴響：「第一個該死的是小Ｄ和趙太爺，還有秀才，還有假洋鬼子……留幾條嗎？王胡本來還可留，但也不要了。」在1935年，也就是魯迅生命的最後一年，他給友人寫的兩封信，頗耐人尋味。在4月23日給曹靖華的信中，他說：「我真覺得不是巧人，在中國是很難存活的。」在7月11日給王冶秋的信中，他說：「現在想到日本去，但能否上陸，也未可必……」 |
胡適的情形也差不了多少。遙想當年，他主辦《新月》，批孫中山，批國民黨，何等意氣風發。他說的一句名言常被人引用：連上帝都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和孫中山。此舉叫人迴腸盪氣，可以給胡適加分，可惜好景不長。國民黨政府氣急敗壞，查封了《新月》。後來，蔣介石召見胡適，籠絡胡適，胡適漸漸靠向了國民黨。再往後，他繼續追隨蔣介石，去了台灣。即便如此，他沒有丟棄自由主義的信念。在他覺得適可的範圍內，他儘力播撒著自由的種子。晚年在台灣，他曾勸蔣介石卸任總統職位。他還暗中支持台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雷震、殷海光等人辦刊、著文，抨擊國民黨的政治專制。「美麗島事件」爆發，相關刊物被查封，參與的人士有的被關，有的被殺。胡適有心做事，無力回天。有友人回憶說，「美麗島事件」後胡適好像一下子老了十歲。話說得有點誇張，但大致能反映胡適精神的失落。胡適的自由主義是一面鮮艷的旗幟，而他的實用主義則是旗杆，插在現實的污泥濁水中。旗杆一點點下沉，旗幟自然也難以高高飄揚。 有一件事讓人感到欣慰。晚年的胡適把魯迅引為同道，一次在美國，他對著名歷史學家周策縱說：「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對這句話，我有所保留，也有所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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