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光——談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

編者按：2005年7月15日，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現任特邀顧問劉國光同志，就當前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談了一系列看法。他談了九個方面的問題，分別是：一、當前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上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削弱的狀況；二、造成這個狀況的原因分析；三、關於意識形態領域兩個相互聯繫的傾向性問題；四、關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係問題；五、關於正確對待西方經濟理論的問題和正確對待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問題；六、經濟學教育究竟是意識形態的教育還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七、關於經濟學的國際化與本土化的問題；八、關於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究竟是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指導還是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的問題；九、關於怎樣克服目前傾向性問題的一些意見。他說，我談的有些話是別人也講過的，因為這是大家共同感覺到的問題，所以不能不重複，但這些觀點大多是我自己的看法。現經劉國光教授本人同意，我們將他的上述談話在本刊發表，以饗讀者。

一、當前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上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削弱和邊緣化的狀況令人堪憂

　　一段時間以來，在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上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被削弱和被邊緣化，這種狀況已經很明顯了。在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現在好像成為了主流，很多學生自覺不自覺地把西方經濟學看成我國的主流經濟學。我在江西某高校聽老師講，學生聽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覺得好笑。在中國這樣一個***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學生嘲笑馬克思主義的現象很不正常。有人認為，西方經濟學是我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指導思想，一些經濟學家也公然主張西方經濟學應該作為我國的主流經濟學，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經濟研究工作和經濟決策工作中都有滲透。對這個現象我感到憂慮。

二、造成當前西方經濟學影響上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下降的原因

　　存在這種狀況有內外兩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是：第一，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資產階級亡我之心不死，中國社會主義是美國繼蘇聯之後又一個要消滅的目標，這個目標是既定的。所以美國不斷地對我們進行西化、分化；第二，社會主義陣營瓦解之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於低潮，很多人認為社會主義不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不行了；第三，中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一些人因此誤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行了，只有西方經濟學才行。這是外部原因。

　　內部原因比較多，總的說來，新形勢下我們對於意識形態鬥爭的經驗不足，放鬆了警惕，政策掌握失誤，特別是***要負相當的責任！具體說來有以下幾點：

　　第一，高等院校經濟學的教育方針不明確，目標不明確。到底是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指導來教育和培養學生，還是雙軌教育，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並行。現在許多人都講雙軌制，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几年前就講現在實行「雙軌制」，學生因此疲於奔命，很苦。學生既要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又要學西方經濟學。表面上看是並重，實際上是西方經濟學泛濫。並重的結果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地位下降，西方經濟學的地位上升。一些高等學校在經濟學、管理學等學科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中取消了政治經濟學的課程，只要求掌握沒有經過科學評論的西方經濟學的原版教材。一些學校的研究生比如經濟專業、管理專業的研究生，入學考試不考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只考西方經濟學。這是教育方針的問題，這樣的教育方針是根本錯誤的！

　　第二，教材問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要與時俱進，現在的教材也在改進，這幾年大有進步，特別是抓了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但是還不夠成熟，數量也不多，沒有引起學生廣泛的興趣。同時，西方經濟學教材大量流入。人民大學有一個「工作室」，專門做這個事情，當然它也是很有貢獻的，引進外國文獻也是好的，但是它大量引進西方經濟學教材的版本，衝擊國內經濟學的教學。有一位教授說，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經濟學教材開始發生比較重大的改變，中國經濟學教育從以政治經濟學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主，向以西方經濟學為主發生著轉變，如今，西方經濟學已成為主流的經濟學教育體系，因為教材的改變反映出教學重點的改變。有同志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高頻率地引進外國經濟學教材。他說，傳統經濟學教學模式轉型的主要標誌就是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教學體系和教材的運用，其中很重要的是教材的運用。這說明我們現在已經轉型了。

　　第三，教師隊伍、幹部隊伍的問題。「海歸」派回來很好，可以充實我們的經濟學隊伍，充實我們關於西方經濟學的知識，這是好的一面。但是他們中的一些人沒有經過馬克思主義的再教育，就進入教師隊伍和研究人員隊伍；不經過評論、原本原汁地介紹西方的東西，卻是有問題的。有些原來在國內接受過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出去後把馬克思主義忘了；有些理工科的學生出國學經濟，學管理，其中很多人沒受過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上海復旦大學一個研究所的所長，他希望這個局面越來越好，認為送出去培養是中國經濟學提高最快的辦法。他說，訓練有素的海外軍團迴流浪潮將加快，不斷充實到內地主要大學經濟學教學隊伍里，勢頭勢不可擋。我認為他的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沒有經過馬克思主義再教育，沒有受過訓練，就走上講台的這種做法流弊很大。另外，我們自己培養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師隊伍在不斷萎縮，高校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師隊伍的培養和投入很少，獎勵也很少。獎勵也只有海外人獎勵搞西方經濟學的。這個情況是很糟糕的。孫冶方獎是國內的，但是處於慘淡經營之中。

　　還有是影響了幹部隊伍，比如對黨校省部級幹部班的教育，如果讓主張以西方經濟學為主流的教師去教他們，那會是個什麼樣的結果，可想而知。現在幹部的思想也在變，雖然很多幹部不是學西方經濟學出身的，但是也在受影響。地方一些幹部在國企改革問題上，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問題上，在維護群眾利益的問題上，都站在我們***的對立面，比如在房地產領域都是在維護開發商的利益，把老百姓的利益完全置之腦後，這就是受影響的表現。還有，一些地方提拔幹部，規定必須到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進修才能提拔。這些都不是很正常，這是崇拜西方。

　　第四，領導權問題。領導權很關鍵。現在有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裡。高校的校長、院長，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長助理等等，還有主要部委的研究機構的領導，到底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我相信他們中大多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有的領導權被篡奪了。中央一再強調，社會科學單位的領導權要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我覺得應該檢查一下，現在到底掌握在什麼人手中。比如北京某大學一些領導崗位，由西化色彩很濃的人擔當。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這些人為什麼這麼受重用？我覺得領導權一定要掌握在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裡。因為一旦掌握在非馬克思主義者手中，那麼教材也變了，隊伍也變了，什麼都變了。復旦大學張薰華教授對這個狀況很擔心，他說只要領導權掌握在西化的人手中，他們就要取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排擠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以我說一定要注意，各級領導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紅皮白芯。

　　我上面講到的四個問題，我想中央也注意到了，但是高教部門沒有檢查，沒有落實。三、關於意識形態領域兩個相互聯繫的傾向性問題

　　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同志分析了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存在的兩個相互聯繫的傾向性問題，一個是兩種迷信、兩種教條主義，一個是左傾右傾問題。我覺得他分析得很有道理。所謂兩種教條主義，一個是迷信、空談馬克思主義，而不是與時俱進地發展馬克思主義；一個是迷信、崇揚西方發達國家的、反映資產階級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理論，把西方某些學派、某些理論或者西方國家的政策主張奉為教條，向我國思想、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滲透。上述兩種教條主義，第一種教條主義還是存在的，但是在當前不是主要的，其影響在下降。馬克思主義者吸取了過去的經驗教訓，都在不同程度地向現代化的方向努力，力求與時俱進，進行理論創新。而第二種教條主義即西方教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和經濟社會中的影響力在上升。比如在經濟學領域，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經濟學是什麼》這本書竟然只講西方經濟學，不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排除在外，這實際上是否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其流毒很大。西方經濟學思想的影響上升是當前的主要危險。我們國家是***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我們歷史的選擇，是最基本的國情。堅持***的領導，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包括經濟學和經濟領域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一切淡化或者取消馬克思主義的企圖都會削弱***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的方向，或者改變顏色，即***還在領導，但是已經變色了。所以這是一個主要的危險。因此我們不能把經濟領域裡的東西看淡了。

　　陳奎元同志指出的另一個傾向性的問題，與兩種教條主義的傾向有聯繫。他說，從改革開放到現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裡，我們在思想領域始終把克服「左」的教條主義當作主要任務，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成果，在思想理論領域和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來自「左」的干擾已經日漸式微，當前突出的傾向性問題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聲音和傾向正在復甦，並且在頑強地發展蔓延。奎元同志提出的問題很值得我們重視和關注。反「左」反右並不是長期不變的，「左」和右發展下去都能葬送我們的社會主義，所以應該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目前主要的傾向是什麼，要不要提出反右防「左」的問題，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很重大的問題，中央應當考慮，特別是在經濟學領域。

四、關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係問題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係問題是個常識問題，但是也是個有爭論的問題。現在我們的大學裡有兩門基礎經濟學或者基礎經濟理論，即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事實上是雙軌制，這是根本錯誤的。關於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的分野，我很同意中國人民大學衛興華同志的分析，他說，無論從經濟理論的發展史看，還是從經濟學發展的層次看，並不存在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的嚴格區分。從一定意義上說，政治經濟學就是經濟學，或者簡稱為經濟學，經濟學就是政治經濟學。馬歇爾的「經濟學」他自己說就是政治經濟學，斯蒂格里茨、薩繆爾遜等的經濟學實際上也是政治經濟學。但是不同的政治經濟學或者經濟學在體系、理論框架、理論觀點等方面有差異性，比如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和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差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差別，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差別。也就是說，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沒有什麼差別，但是有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差別。習慣上我們所稱西方的經濟學是指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或非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因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是從西方來的，所以把西方經濟學稱做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更合適一點。

　　至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政治經濟學或西方經濟學在我國經濟學教學和理論研究中的關係，如果說中國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社會主義的國家或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那麼這種關係就應該很明確，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應該是指導、是主流，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應該是參考、借鑒。前者是指導，後者是參考；前者是主流，後者是借鑒。在這個問題上有兩種意見，一種是以上海財經大學程恩富為代表的，他說，不能把現時期世界主流經濟學即西方經濟學當作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流經濟學，後者必然是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現代政治經濟學；另外一種是以北京大學林毅夫為代表的，他最近在一個關於中國經濟學發展與回顧的研討會上說，十四屆三中全會政府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以後，市場經濟體系中有關經濟學的內容在教育界基本被承認，這就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他說，不管在教學人數上還是教育內容上，到現在應該承認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的主導地位。上述兩種意見是尖銳對立的。如果西方經濟學真的在中國成為主流、主導的地位，取代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那長遠的後果可想而知。不管你願不願意，最終要導致改變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取消***的領導，或使她變色。

　　我認為，兩門基礎經濟理論的觀點不能成立，應該是一門基礎經濟理論，即用與時俱進的、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經濟學教學的主體、經濟研究的指導思想和經濟政策的導向，不能是雙軌的。當然，對於西方經濟學中發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理論，只要不違反社會主義原則，我們要盡量吸收、借鑒到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中來，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消化了的組成部分。

　　新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內容體系應該包括這麼一些內容：一是政治經濟學的一般理論；二是資本主義經濟；三是社會主義經濟；四是微觀經濟；五是宏觀經濟；六是國際經濟。當然中間有許多交*重複，邏輯上怎麼處理、體系上怎麼編是另外一個問題。這樣我們就可以把西方經濟學的精華，把西方經濟學當中反映市場經濟一般的內容吸收進來，作為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部分新的內容。至於西方經濟學的體系和其他內容，可以開設一些課程比如西方經濟思想的課程、西方經濟思想流派的課程、西方經濟思想專著的課程等來對專門的學生介紹，但是我們不要突出這些內容，因為對我們有用的東西已經吸收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來了。

　　總之，我主張只能有一門基礎經濟理論，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要單軌，不能雙軌，這是個教育方針的問題。五、正確對待西方經濟理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西方的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或者西方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由古典的西方經濟學或古典的西方政治經濟學發展到現代西方經濟學或現代西方政治經濟學。古典的西方經濟學有科學的成份，也有庸俗的成份，其科學的成份被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吸收。現代西方經濟學也有科學的成份，有反映現代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成份，也有反映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成份，如私有制永恆、經濟人假設等。其科學成份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但其基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理論前提與我們根本不同，所以整體上它不適合於社會主義的中國，不能成為中國經濟學的主流、主導。在西方經濟學當中曾經居於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其研究市場經濟一般問題的分析方法有不少也可以借鑒、學習，我們不能完全否定它，但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核心理論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

　　西方主流經濟思想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前提和核心理論大體上包括：第一，經濟人假設。認為自私自利是不變的人性。這個假設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馬克思主義有「社會人」和「歷史人」的人性理論，當然也不否定私有制下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第二，認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永恆的，是最符合人性的，是市場經濟的惟一基礎。這不符合歷史事實；第三，迷信市場自由化、市場原教旨主義，迷信完全競爭的假設和完全信息的假設。其實這些假設是不存在的，比如所謂的信息完全的假設就是不可能的，消費者的信息不如生產者，壟斷者的信息優於非壟斷的大眾，兩者在市場上是不平等的；第四，主張政府作用最小化，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大約是以上四點，可能還可以舉出其他幾點來。這幾點同馬克思主義，同社會主義，同中國的國情都格格不入，自然不可以為我所用。這裡我就不一一分析了，因為這四點每一點都可以做一大篇文章。

　　對於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正確態度，早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3年，我國研究西方經濟學的權威學者——北京大學的陳岱孫先生就提出了幾個觀點：第一，因為社會經濟制度根本不同，所以西方經濟學作為一個整體不能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與改革的理論；第二，在若干具體問題的分析方面，西方經濟學的確有可以為我們參考借鑒的地方；第三，由於制度上的根本差異，甚至在一些技術性的具體問題上，我們也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某些經濟政策和措施；第四，對外國經濟學說的內容的取捨，根本的原則是以我為主，要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他說，我們既要承認外國經濟學在其推理分析、計算技術、管理手段等方面有若干值得參考借鑒之處，但是我們又不要盲目推崇、生搬硬套。陳先生講的這幾條，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而北大現今某些頭面經濟學者，卻不再提陳先生的主張了。有許多我們尊敬的學者都受過西方經濟學的教育，比如陳岱孫，還有中國人民大學的高鴻業、北京大學的胡代光等，他們在如何對待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問題上是一致的。我的西方經濟學的知識很少，他們是專家。但是我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啟蒙之前，在西南聯大也接受過正規的美式的西方經濟學理論教育，解放前半殖民地市場經濟的體驗我也是有的。我們感到，西方經濟學雖然有用，但整體上不適合於中國，適合中國的一定是與時俱進的、不斷創新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現在有一些年輕的經濟學家，他們西方經濟學的根底很不錯，可以說不比推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人士差，如上海財經大學的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左大培等，他們根據中國的情況，不主張在中國推崇西方主流經濟學。我覺得他們的路子是對的。

　　有些人不願意別人批評新自由主義，說什麼批評者把新自由主義當成了一個筐，什麼都往裡裝。其實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也包括一些有用的東西，我們不是一概否定它，我們否定的是它的理論前提和核心理論，我們不能讓它來指導、主導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為什麼要諱言新自由主義呢，如果你是真心實意地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貢獻力量的話，如果你也是不贊成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前提和核心理論的話，你就不必擔心批評新自由主義會傷及無辜。如果你贊成他們的理論前提和核心理論，那你自己就跳進框框，怪不得別人。令我納悶的是，這種言論也來自官方體改學會組織的論壇。

　　馬克思主義者對西方經濟學向來是開放的，但曾經一度不開放，那是錯誤的，是左傾，是教條主義。馬克思主義過去是開放的，現在也是開放的，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開放的，但有些西方經濟學者不是這樣對待馬克思主義，張五常就是這樣一個人，他要把馬克思主義埋葬，並且釘上最後一個釘子。很多人到現在還在吹捧張五常，中央黨校、北京大學請他講學，怎麼能夠把給馬克思主義定釘子的人請過來，到處吹捧，這是什麼道理！

六、經濟學教育是意識形態的教育還是分析工具的教育

　　經濟學的教育既是意識形態的教育，也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但是那些提出中國經濟學要以西方經濟理論為主流的人認為，經濟學的教育不是意識形態的教育，而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一些人還提出經濟學要去政治化。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是不奇怪的。但我們要明確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不是自然科學。自然科學沒有意識形態的問題，沒有國界的問題，沒有什麼資產階級的天文學與無產階級的天文學、中國的天文學和世界的天文學之分，因為自然科學主要是分析工具的問題。但社會科學不同，它反映不同社會集團的利益、不同社會階層階級的利益，不可能脫離不同階級、不同社會集團對於歷史、對於制度、對於經濟問題的不同看法和觀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點也不諱言意識形態的問題，同時也非常注意分析方法和敘述方法。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既是意識形態的，又是注重方法的。西方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事實上脫離不了意識形態，脫離不了價值觀念，雖然它極力迴避意識形態問題，宣揚所謂抽象的中立，但是經濟人假定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嗎？宣揚私有制永存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嗎？宣揚市場萬能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嗎？這些都是它的前提。所以經濟學教育不能迴避意識形態，經濟學也不能去政治化，去政治化的實質是去馬克思主義化。把這個問題放在明處，不是更科學一點嗎？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一位名教授就主張，經濟學教育不應該是以意識形態為主的教育，而應該是以分析工具為主的教育，他特彆強調邏輯方法包括數學邏輯的教育。當然，邏輯方法是很重要。數學在經濟學當中只是一個輔助工具，這在經濟學的明白人當中都是有共識的。但是邏輯方法是不是經濟學惟一的方法？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講的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有兩套，即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統一。《資本論》就是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統一。就是研究和敘述經濟學要有邏輯的規律次序和歷史的規律次序，要有一個歷史的價值判斷，而且要把兩者統一起來，即在強調邏輯抽象的同時，還要強調歷史的實感、質感、價值判斷。

　　我在1983年帶社科院的一個學者訪問團去紐約，當時福特基金會組織我們和美中經濟學教育委員會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我跟普林斯頓大學華裔教授鄒至庄先生有一個交鋒。他說，到美國學習經濟學的中國理工科出身的留學生很快就能適應，因為理工科出身的學生邏輯接受能力強，而文科出身的就不適應，所以美國大學的經濟學教育招的主要應該是理工科的中國留學生，而不招學文科出身的。我當時就反對這個說法，我說經濟學不僅僅是一門邏輯的科學，它也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學習經濟學或研究經濟學只會邏輯抽象的方法而沒有歷史的方法、沒有價值判斷是不行的。會上爭論很激烈，其他美國人沒有說話，當時張卓元他們都在場。這場爭論到現在還在繼續。北大這位教授提出中國經濟學不能搞意識形態教育，經濟學教育要以傳授工具方法為主，而方法裡頭要以邏輯為主，不提歷史方法。而我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既要歷史方法，又要邏輯方法，政治經濟學要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統一，不能只是個邏輯的方法。在這裡我順便講一下，這個美中經濟學教育委員會是美國幾個大學組織的，旨在促進互派留學生和學術交流，通過福特基金會慢慢地貫徹它的目的，當然它也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它幫助培養了一批經濟學人才，介紹了一些西方經濟學的知識，對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做了西化中國的工作，它相當成功地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七、關於經濟學的國際化與本土化的問題

　　在關於經濟學教學模式的討論中，現在沸沸揚揚地提出了所謂國際化與本土化的問題。有人提出經濟學沒有國界，說基本的經濟理論是反映人類共同的規律，沒有什麼東方經濟學、西方經濟學，沒有什麼各個國家的經濟學。北京大學就有名人明確提出這個觀點。他們說，所謂經濟學的國際化與本土化的問題，實際上是一般理論與特殊問題的關係，國際化就是指一般理論，本土化就是指特殊問題；國際化就是向一般理論接軌，向西方理論接軌，本土化就是要考慮中國的特殊情況。還說，不能因為有特殊情況就否認有一般理論，因為一般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西方經濟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這些都是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的說法。

　　從一定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是「國際化」也是「本土化」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是一個老問題，我們永遠都需要努力。問題是他們講的國際化、本土化是排擠馬克思主義的。他們講的是西方經濟學的國際化與本土化，是用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理論來代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般理論，代表普遍規律。這些人不反對西方經濟學的本土化，也不反對聯繫中國的實際，其中有些人還是主張應該有中國經濟學，但主張按照西方的模式來建立中國的經濟學，比如清華大學某教授就說，可以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派，但是其理論框架是和西方經濟學一致的，是西方經濟學的分支。有些人則根本反對建立中國的經濟學。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有同志說，國際化不是中國經濟學教育的全部內容，他認為，要構建中國經濟學的教育體系，西方主流經濟學和西方發達國家並不是中國教育變革的惟一模式。我認為他講的是對的。他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這個過程當中應該扮演什麼角色，西方經濟學在這個過程當中應該扮演什麼角色，二者分別應該處於什麼地位，是需要研究的。我認為他的說法至少是一種客觀的說法。當然，我們主張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應當成為主導，西方經濟學只能是借鑒。

　　我再順便談一個問題，就是現在中國經濟學界有一部分人對諾貝爾獎很有興趣。他們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是惟一能代表經濟學世界先進水平的獎項，因此獲得諾貝爾獎是中國經濟學界奮鬥的目標。有的人還以一種先行者的口氣說，我們這一代不行了，趕不上諾貝爾獎了，但是一定要培養下一代、再下一代去獲得諾貝爾獎。他們說，我們要向經濟學的世界先進水平前進，包括拿諾貝爾獎。又說，諾貝爾經濟學獎代表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的成就，要拿諾貝爾獎，首先就要掌握西方主流經濟學。

　　對於諾貝爾獎特別是自然科學的諾貝爾獎，我們要肯定它的意義。經濟學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也有在市場經濟的一般理論、方法或者技術層面作出貢獻的經濟學家，以及像印度人亞馬森這樣有人文關懷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是值得我們尊重的。但是，諾貝爾獎從來不獎給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諾貝爾和平獎就更不用說了，因為社會科學有意識形態性，評獎者有政治上的偏見，有意識形態的偏見，因此諾貝爾獎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當然，如果我們有些學者的經濟學研究和理論，在不違反社會主義原則的前提下，能夠獲得諾貝爾獎，這也不是壞事，但是我們不必吹捧這個獎，更不能把它作為我們經濟學教育的奮鬥目標。因為對於中國經濟學理論真正作出馬克思主義貢獻的人一定是得不到諾獎的。現在，我覺得我們對諾貝爾獎吹捧得很厲害，弄那麼大的規模，連主要國家領導人都重儀接見，根本沒必要。除了在設諾獎的國家瑞典國王以外，這種團隊規模的接見現象在世界上也是沒有的，我國為什麼要這樣做，說明有人在刻意推崇西方經濟學，領導上可能不知道。這裡我再強調一下，就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是值得我們尊重的，許多獲獎者沒有意識形態的偏見。我並不是排斥諾貝爾獎，我只是說我們不要追捧它。八、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以什麼理論為指導

　　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是涉及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有人認為，建立和建設現代市場制度，沒有西方的理論為指導，這一艱巨的歷史任務是不能完成的。還說，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只有在受到西方經濟學原理的啟迪，並運用它來分析中國的問題後，才提出了應當發揮市場的作用、建立商品經濟的主張。我很尊重說這句話的經濟學者，但是我不同意他的這個觀點。

　　第一，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是以西方理論為指導的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中國***領導的經濟體制改革，從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計劃與市場相結合，到十一屆六中全會確認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到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十三大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到十三屆五中全會又提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最後到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四屆三中全會，期間經歷了曲曲折折，主要是我們中國人總結我們中國的歷史經驗教訓，也參考了外國的歷史經驗教訓，包括前蘇聯的歷史經驗教訓，在以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下，目標一步一步明確起來。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看不出西方經濟理論有什麼指導作用。這是非常明顯的。在這個過程中，***同志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他1979年在接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的副總編、1985年接見美國企業家代表團時，就提出過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1992年他從理論上闡明了計劃與市場是方法和手段問題，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選擇的問題，不是「姓」社「姓」資問題，但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界限還是要講究，但不是在手段問題上講究。這些重要的創見都不是西方經濟理論，怎麼可以說中國改革是在西方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再從參與、形成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老一輩經濟學家來說，薛暮橋、孫冶方、顧准、卓炯等一大批探索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有功勞的開拓者，都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不是受西方理論左右的人。後來的經濟學理論工作者雖然受了西方經濟理論的影響，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也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受西方影響比較大的中青年的經濟學工作者的大多數也能夠以市場經濟的一般理論為社會主義服務。只有少數人用自由化、私有化為暴富階層代言，來衝擊馬克思主義，干擾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應該說，這些人起的是干擾的作用，而不是指導中國經濟改革的作用。我想，這些人傾向用西方經濟學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是個歷史的插曲，歷史的誤區，經過努力，可能引導他們走向正確的道路。

　　第二，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是以西方理論為指導的說法會誤導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方向。因為，中國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要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而不是私有化或者不斷向私有化演變；要堅持宏觀調控下的市場調節，而不是市場原教旨主義，主張市場萬能論，把國家的一切正確調控說成是官僚行政的干預；堅持為保證效率而適當拉開收入差距，同時要強調社會公平、福利保障，而不是極力擴大社會鴻溝，為暴富階層說話。要做到這些，都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來指導，而不能用西方經濟理論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來指導。一旦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由西方新自由主義指導，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就要變，勢必走向「壞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深淵。只要經濟基礎變了，***最後就掌握不了政權，私有制的代表就要掌握政權。現在我國的房地產商是咄咄逼人吶！發了那麼大的財還對政府這也指責那也指責，就很說明問題。中國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論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理論來主導，那麼表面上或者還是***掌握政權，而實際上逐漸改變了顏色，那麼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個像噩夢一樣的危險。

九、克服經濟學領域一些傾向性問題的意見

　　這個問題應該好好地做文章，因為這個事情太重要了。我只講幾點。

　　第一，教學方針要明確。***要管這個事情。現在我們要明確，只有一個經濟學基礎理論課程，而不是兩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惟一的經濟學基礎理論課程，西方經濟學是作為吸收、借鑒的部分。西方經濟學作為體系，作為學派和學術名著來介紹，我們還是需要的，需要向專門的學生介紹，但是不要突出它。

　　第二，教材。要加強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研究工程的建設，要吸收各方面的專家，包括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和西方知識比較多的學者，這樣便於我們吸收、借鑒西方的東西，當然要經過改造。我們還要鼓勵多種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的寫作和創新，鼓勵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做專題研究，包括政治經濟學的體系、方法和具體的理論問題，都要進行專題研究，在專題研究的基礎上才能形成教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科書要有多種，不應該只有一種。馬克思主義可以是多學派的，但是必須是馬克思主義的學派。對西方經濟學教材和名著，我們要組織有質量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評說，而不是教條主義的評說。只要在教學方針上明確不能以西方經濟學教材為主，就可以有效地扭轉局面。

　　第三，隊伍。我們歡迎西方留學的「海歸」派回來充實我們對西方經濟學的知識，充實我們對市場經濟一般的知識，但是對於這些同志要進行再教育，特別是理工科出去的，過去沒有接受過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教育，要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對那些過去接受過馬克思主義教育的，回來後有必要的也要進行重新教育。不經過再教育的「海歸」派，可以從事其他工作，但是不能從事教師的工作，不能從事決策研究的工作。土、洋出身的學者教員在待遇上應該一律平等。黨校的教員更要慎重選擇，特別是黨校的中高幹部培訓班的教員一定要慎重選擇。否則我們的幹部隊伍受影響西化了，在實踐中搞私有化，導致經濟領域都變色了，而中央還不知道。

　　第四，領導權。確確實實地要檢查一下我們的高校領導幹部，包括校長書記、校長助理、院長、系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長等等，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不是就換，讓他去做別的工作。這是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問題，不能夠等閑視之！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太馬虎了！因為關係到國家的命運。在一些高校和一些研究機構，我知道就有一些西化很嚴重的人在那裡工作。總之，領導崗位一定要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當前要切實地檢查和清理，因為不僅僅是教育系統，包括國家的財經系統的一些領導崗位特別是一些研究機構的領導崗位還掌握在非馬克思主義者手裡。

　　今天我們談的主要是理論領域的問題，教育領域的問題，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馬克思主義不能被人取代，意識形態不僅僅是在政治、法律、軍事、文化領域，經濟本身也有意識形態問題，而且非常非常重要。基礎變了，上層建築也要跟著變。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我恐怕有些人還不明白。姓　　名：劉國光性　　別：男出生日期：1923年11月23日職　　稱：研究員、教授職　　務：特邀顧問研究領域：中國經濟發展、宏觀經濟管理、經濟體制改革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個人簡歷：　　　　劉國光，1923年11月23日出生於江蘇省南京市。1941年至1946年在雲南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經濟系學習，畢業考入北平(現北京)清華大學研究院，旋即轉到天津南天大學經濟系任助教。

　　1948年9月轉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1951年被派往蘇聯莫斯科經濟學院國民經濟計劃教研室當研究生，1955年畢業並獲副博士學位。回國後，入中國科學院(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歷任助理研究員、研究員、所學術秘書、研究室主任、《經濟研究》雜誌副總編和主編、副所長、所長等職務。

　　1981年－1982年期間兼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1982年－1993年11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期間在中國***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1993年11月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特邀顧問。1993年－1998年3月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八屆常務委員會委員。兼任北京大學、浙江大學、東北財經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大學教授。1988年被波蘭科學院選為該院外國院士。　　　多年來，劉國光參加和領導過中國經濟發展、宏觀經濟管理、經濟體制改革等方面重大課題的研究、論證和諮詢，是當前中國最著名和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

主要作品： 　　　(一)主要著作　　1.《社會主義再生產問題》　　(1980年10月生活讀書新知識三聯書店出版)　　2.《南斯拉夫的計劃與市場》　　(1981年4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3.《論經濟改革與經濟調整》　　(1983年12月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4.《蘇聯東歐幾國的經濟理論和經濟體制》　　(1984年11月中國展望出版社)　　5.《劉國光選集》　　(1986年12月山西人民出版社)　　6.《中國經濟大變動與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發展》　　(1988年8月江蘇人民出版社)　　7.《改革、穩定、發展》　　(1991年7月經濟管理出版社)　　8.《劉國光經濟文選》(1991-1992)　　(1993年10月經濟管理出版社)　　9.《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新階段》　　(1996年1月經濟管理出版社)　　10.《中國經濟走向一宏觀經濟運行與微觀經濟改革》　　(1998年11月江蘇人民出版社)　　11.《中國經濟運行與發展》　　　　(2001年9月廣東經濟出版社)　　(二)合著與主編　　1.《匈牙利經濟體制考察報告》(劉國光等著)　　(1981年8月中國社科出版社出版)　　2.1977--1980《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劉國光等著)　　(1982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3.《蘇聯經濟管理體制考察資料》(劉國光等著)　　(1983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4.《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　　(1984~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5.《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改革、開放和發展》(劉國光等著)　　(1987年1月經濟管理出版社)　　6.《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摸式研究》　　　　(1988年7月中國社科出版社出版)　　　　(1998年9月由廣東經濟出版社作為影響中國經濟建設的10　　本經濟學著作之一出版)　　7.《8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劉國光等著)　　(1991年7月經濟管理出版社)　　8.《不寬鬆的現實和寬鬆的現實－－雙重體制下的宏觀經濟管理》(劉國光等著)　　　　(1991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9.《中國經濟的兩個根本性轉變》(劉國光等著)　　(1996年12月上海遠東出版社)　　10.《國民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若干理論問題》　　(1980年5月中國社科出版社)　　11.《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若干理論問題》　　(1981年10月中國社科出版社)　　12.《深圳特區發展戰略研究》　　(1985年12月香港經濟導報社)　　13.《中國經濟建設的若干理論問題》　　(1986年4月江蘇人民出版社)　　14.《海南經濟發展戰略》　　(1988年6月經濟管理出版社)　　15.《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1991年卷～2003年卷)　　(中國社科出版社、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　　16.《為什麼三蛺工程應儘快上馬》　　(1992年1月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雜誌社)　　17.《深圳經濟特區90年代經濟發展戰略》　　(1993年4月經濟管理出版社)

　　首屆中國經濟學獎頒獎典禮於2005年3月24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該獎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學的「諾貝爾獎」，是中國目前規格最高的經濟學獎項。

　　榮獲中國經濟學獎「傑出貢獻獎」的首屆獲獎人為薛暮橋、馬洪、劉國光、吳敬璉四位經濟學家，每位獲獎者將獲得30萬元獎金。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在頒獎典禮上稱讚四位獲獎者是中國經濟學家的傑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