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中國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善治

　　今年49歲的俞可平出生於浙江紹興，初中畢業後就在農村的生產隊里參加勞動，並做過生產隊幹部。1977年高考恢復後，「不脫產複習」的俞可平考入紹興師專(現紹興文理學院)，畢業後，先在廈門大學讀哲學碩士，後在北京大學讀國際政治關係專業博士。取得博士學位後，俞可平選擇留在北大，不久調入中共中央編譯局。

　　俞可平重視中國現實政治問題，先後提出「增量政治改革」與「增量民主」等概念，在學術界引起廣泛影響。至今已出版《增量民主與善治》、《權利政治與公益政治》、《全球化與國家主權》、《治理與善治》、《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治理的變遷》、《民主與陀螺》等多部著作。

　　《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俞可平在2006年10月出版的同名訪談集的自序，《北京日報》首次刊登後，新華網及人民網轉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轉載，被認為是「開民智」、「開官智」之舉。而這篇文章掀起的爭論，一直持續到今天。俞可平成了公眾人物，成為媒體追逐的對象，但在發表《民主是個好東西》後，他卻主動遠離了公眾視野。

　　值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俞可平接受本報記者專訪，從治理變遷的角度，闡述他眼中的中國改革以及改革的未來。值得關注的是，俞可平重申，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憲政等等觀念，無論是源於中國傳統思想，還是源於馬克思主義理論或西方政治思想，它們都深刻地體現著人類社會的核心價值。他說，中國民主治理的所有重大進步，都離不開學習和借鑒國外先進的政治文明成果。

　　我們認為，俞可平先生的這些論述，有助於澄清當前的許多混亂思維。

　　中國改革就是一場治理改革

　　經濟觀察報：作為一個政治學者，你如何評價中國改革三十年？

　　俞可平：這是一個宏大的話題，我想，我們可以從治理變遷的角度來考察中國改革三十年。從政治學意義上說，所謂治理指的是公共權威為實現公共利益而進行的管理活動和管理過程。

　　經濟觀察報：治理與統治有什麼不同？

　　俞可平：兩者既有相通之處，也有實質性的區別。它們的實質性區別之一在於，統治的主體只能是政府權力機關，而治理的主體可以是政府組織，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其他組織，或政府與民間的聯合組織；統治的著眼點是政府自身，而治理的著眼點則是整個社會；治理行為是一種政治行為，體現著一定的政治價值，但與統治行為相比，治理行為的工具性因素要重於其價值性因素。

　　經濟觀察報：也就是說，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種偏重於技術性的政治行為。

　　俞可平：對。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府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務，更多的公民支持。換言之，各國政府都希望有更好的治理，中國也不例外。

　　經濟觀察報：這樣看來，中國改革就是一場治理改革。

　　俞可平：確實如此。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治理體制也是政治體制的重要內容。從改革的源頭來看，中國的整個改革開放事業源自三十年前的一場政治改革。被當作改革開放標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際上就是中共發動的一場政治改革。三中全會調整了中共的權力結構，重新確立了黨的政治路線和工作重心。沒有這一政治改革，就不可能有隨後的經濟體制改革。

　　經濟觀察報：但是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改革主要是經濟體制的改革，政治體制基本沒有變化。

　　俞可平：這是一種誤解。中國的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治理改革。確實，中國的政治改革不是許多西方學者理解的政治體制改革，這種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變動，它是一種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體製為重點內容的改革。所以，一方面，中國政府不斷重申不照搬以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為主要特徵的西方政治模式；另一方面，又十分強調政治改革，特別是以行政管理體製為核心內容的政府治理改革。

　　而且，隨著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中國的政治體制也在進行著深刻的改革。政治體制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用，在中國要比在西方國家大得多。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不可能有經濟體制的改革，這是中國改革的一條基本經驗。鄧小平非常清楚這一點，他說：「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裡收權，你有什麼辦法？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取決於政治體制的改革。」現在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是一個包括社會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內的整體性社會變遷過程。

　　治理變革路線圖

　　經濟觀察報：三十年的治理變革有沒有一個清晰的路線圖？

　　俞可平：我們可以簡約地概括為：從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從集權到分權；從人治到法治；從管制政府到服務政府；從黨內民主到社會民主。

　　經濟觀察報：從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治理主體的結構變化了。

　　俞可平：是的。改革開放前中國政治的主要特徵之一，就是治理主體的單一化，所有權力集中於唯一的權力機構。這種一元的治理體制源於「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治理的主體只有一個。這個唯一的權力機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是各級革命委員會，其他時期則是各級黨委或黨支部。這個唯一的治理主體不僅管理著國家的政治和行政事務，也管理著全部社會事務和經濟事務。一元治理體制的最大弊端是導致政治上的專權和管理上的低效，扼殺人們的創造性和自主性。這種一元治理體制的突破性改革始於黨政分開，政府率先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治理主體。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是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必然結果。所以，作為改革開放起點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明確指出：「要認真解決黨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黨和政府逐漸開始適度分離，黨主要負政治領導責任，政府則主要負行政責任。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共中央又相繼決定實行政社分開和政企分開，黨和政府不再直接管理城鎮企業和農村經濟事務。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在廣大農村開始推行村民委員會制度，實行村民自治。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除原有的工青婦等人民團體外，民間組織開始湧現，它們對社會政治生活發生日益重要的影響。至此，以各級黨組織、各級政府、各類企事業單位和各種民間組織為主體的多元治理格局開始形成，當然，其中黨組織和政府組織是最重要的治理主體。

　　經濟觀察報：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也是從集權到分權。

　　俞可平：從治理改革角度看，這種分權幾乎同時在三個維度展開。一是中央向地方分權，從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央大幅度下放政治管理權和經濟管理權。例如，1984年7月20日中央書記處決定，改革幹部管理制度，下放幹部管理許可權，採取只管下一級主要領導幹部的新體制。這一新的管理體制實質性地擴大了地方的自主權；二是政府向企業分權，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中共中央決定逐步推行政企分開的體制改革。企業逐漸成為自主管理的法人治理結構，政府不再是企業的治理主體；三是隨著多元治理主體的出現，國家向社會的分權。20世紀80年代後期先後推行的農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就是國家向社會分權的重要步驟。

　　經濟觀察報：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雖然這時使用的是「法制」而非「法治」，但是畢竟終結了人治。

　　俞可平：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實是從人治到法治的轉折點。1979年中央發布指示，取消黨委審批案件的制度；80年代中期，黨的一些領導人就開始提出，中國共產黨作為唯一的執政黨也必須在法律的框架內活動，黨組織及黨的領導人也不擁有超越法律的特權。1997年中共十五大政治報告首次明確提出了 「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不久後，這一目標又被寫進我國的憲法，法治成為中國政治發展的長遠目標。中共十六大後中國政府又進一步提出了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使法治國家的目標更加具體化，並且表明政府將在實現法治國家的道路上起表率和帶頭作用。

　　改革開放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步確立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過程。從1979年到2005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共通過了400件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國務院制定了650多件行政法規,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7500多件地方性法規。中國政府的目標是，到2010年，基本上建成一個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

　　經濟觀察報：近年來，中央領導人反覆強調要轉變政府職能，要從管制政府轉變為服務政府。

　　俞可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的總趨勢，是管制的成分正在日益減少，而服務的比重則在日益增多，直至明確提出建立服務政府。1998年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首次把「公共服務」確立為政府的基本職能，2004年溫家寶總理提出了「建立服務型政府」的目標，200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正式將「建設服務型政府」確認為政府的目標，並且提出了相應的措施。近年來，我們進一步明確了服務型政府的基本內容和相應的公共政策體系。中共十七大就從改善民生、加強社會建設和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三個角度，對建設服務政府的基本內容做了系統的論述。概括地說，中國政府正在著力建設的服務政府，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強調政府服務責任，建設責任政府；增加公共服務支出，提供更多的社會公共品；完善公共服務的各種法規政策，為服務政府提供製度保障；改善政府服務質量，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努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經濟觀察報：民主曾經是一個敏感的問題，改革開放前甚至被視為資產階級的專利。

　　俞可平：「文化大革命」的悲劇之所以發生，基本原因就在於民主制度的不健全。「文革」十年更是對國家民主生活和民主制度的徹底破壞。「文革」結束後，發展民主便成為全社會的最大政治共識。經過近三十年的努力，中國共產黨逐漸確立了中國式民主的根本目標、理想狀態、主要形式、重點內容和現實道路。中國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標是高度發達的人民民主，中國民主政治的理想狀態是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重點內容是基層民主，推進中國民主政治的現實道路是以發展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

　　經濟觀察報：但是推行民主政治是很艱難的。

　　俞可平：因為中國是一個缺乏民主傳統、經濟文化又比較落後的發展中大國，所以發展民主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發展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始終不渝的目標，只要堅持下去，一定可以實行民主的追求。事實是，改革開放以來，在推進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方面，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縣級以下人民代表已經實現了直接選舉，領導職務終身制已經廢除，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得以推行，等等。

　　什麼促成了中國的治理改革

　　經濟觀察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始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致力於發展民主政治，政府的作用和職能都在調整。

　　俞可平：隨著政府作用和職能的調整，政府治理的內容也隨之發生變化，一些重點領域逐漸形成。從過去三十年政府治理的演變來看，以下這些領域逐漸成為中國治理改革的重點內容：社會公正、公共服務、社會和諧、官員廉潔、政府創新、生態平衡、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現在大家對這些可能都耳熟能詳了，但是在三十年前，許多都是人們不可思議的，例如生態平衡、公共服務等問題根本想不到，可是今天都已經成為焦點問題。

　　經濟觀察報：在你看來，是什麼原因促成了中國的治理變革呢？

　　俞可平：從大的方面來說，在過去三十年中影響中國治理狀況的主要變數是社會經濟的變化、政治發展的邏輯、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全球化的衝擊。

　　中國的經濟改革源自政治改革，但經濟改革一旦啟動，則反過來深刻地影響著社會的政治生活和治理變革。八十年代後中國開始實行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逐漸放棄原先的計劃經濟體制，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變原來單一的集體和國有所有制結構為國有、集體和個人的獨資、合資和外資等多種所有制形式，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述經濟生活的根本性變化，是過去三十年中國治理變遷最深刻的根源。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是企業必須成為擁有自主經營權的獨立法人，政府和企業必須分開，企業應當對自己的盈虧負完全的責任。在市場經濟體制和現代企業制度條件下，政府不能直接干預企業經營生產，但必須為企業運營和經濟交往提供穩定有序和公平正義的競爭環境，這就要求政府完善法律體系，加強市場監管。市場經濟追求效率，它也要求政府必須努力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市場經濟有著內在的局限性，它的內在邏輯會自發地導致貧富分化，這就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建立起社會保障體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利益群體開始形成，他們需要有表達利益和影響決策的渠道，這要求政府更加重視民主政治建設和社會管理，也需要政府積極培育各種代表不同利益追求的社會組織。當人們在解決了溫飽問題，物質生活變得富足之後，其政治需要便日益增多，政府就要努力擴大公民的參與渠道，讓公民享有更多的民主管理權力。

　　經濟觀察報：現在你怎麼看「穩定壓倒一切」？

　　俞可平：政治發展有著自身的內在邏輯，這種內在邏輯也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治理變革的方向和效果。「穩定壓倒一切」不但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前提，而且是中國治理變革的一條基本原則。這就決定了中國的治理改革也必定遵循「漸進改革」或「增量改革」的途徑，在治理變遷的進程中不時會有一些突破性的舉措，但整個治理狀況不可能發生整體性的突變。中國共產黨是推動中國治理變革的核心力量，中國共產黨自身的變遷決定性地影響著中國的治理變革進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自身最大的變化，就是逐漸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其實質性的標誌，就是黨的直接目標從奪取政權轉變為維護政權。但從革命黨變成執政黨，是一個全方位的政黨轉型過程，涉及黨的社會基礎、組織結構、領導方式、政策方針、戰略策略、工作任務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重大變化。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對黨和政府提出了許多挑戰。一個革命性政黨能否成功地實現向執政黨的轉型，一個根本性的關鍵點在於，能否既保持黨的根本宗旨和黨的性質的前後一致，又及時地在群眾基礎、組織結構、領導制度、政策方針、戰略策略、工作方式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實現與時俱進。已經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開始清醒地認識到並且毫不諱言：其執政地位既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只有通過持續不斷的治理改革，增加自己的執政能力和社會管理能力，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精神和政治需求，才能維護和鞏固中國共產黨自己的執政地位。

　　經濟觀察報：你前面所說的「政治文化」是什麼？

　　俞可平：主要是政治意識形態。政治意識形態的變遷引導著中國治理改革的方向。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重視意識形態的國家，意識形態的變化通常是中國政治改革的先聲。鄧小平認為思想觀念的變化是中國全部改革事業的前提，因此，他把「解放思想」當作其改革運動的首要任務。簡單地說，解放思想就是要使人們從舊的教條、舊的思想中掙脫出來，提出與社會進步和時代要求相一致的新思想、新理論，並用這些新的思想觀念去指導社會的實踐。中國二十多年的改革事實充分證明，思想觀念的變革與社會政治的進步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就是一個新舊思想觀念碰撞、新的思想觀念戰勝舊的思想觀念，從而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

　　經濟觀察報：也是新型政治文化生成的過程。

　　俞可平：這種政治文化已經初步形成，它包括許多新的觀念和新的價值：人權、法治、治理、善治、善政、憲政、合法性、以人為本、公民社會、和諧社會、政治文明、全球治理、政府創新、增量民主、透明政府、責任政府、服務政府、效益政府等等。這些政治觀念有些是過去被忽視的，有些是過去被當作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受到批判的，有些則是改革開放後新出現的。無論這些觀念源於中國傳統思想，還是源於馬克思主義理論或西方政治思想，它們都深刻地體現著自由、平等、正義、和諧等人類社會的核心價值。這些新的觀念和新的價值，既是對傳統政治思想的超越，也最直接而深刻地影響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民主政治的進步。

　　經濟觀察報：全球化也給中國帶來深刻的變革。

　　俞可平：全球化促成了中國的治理變革。全球化是一個世界歷史的轉變過程，其基本特徵是，在經濟一體化的基礎上，世界範圍內產生了一種內在的、不可分離的和日益加強的相互聯繫。全球化首先表現為經濟的一體化，但經濟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對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內的全部社會生活產生深刻的影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對內的改革與對外的開放，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密不可分。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從一開始就將國內改革與對外開放並列為基本的國策，表明了他們對我們所處這一時代的性質的深刻把握。中國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儀器設備、管理經驗、資本、資源、能源和市場，必須在經濟上對外開放。中國要參與全球化進程，加入WTO等國際組織，舉辦奧運會，加入國際公約，參與國際事務，就必須改善國內的治理結構，以符合國際社會的一般性規範。例如，經濟特區的設立是改革開放的突破性舉措，而特區的設立本身就意味著國內的治理環境必須在某種程度上適應國際資本的需要。因此，伴隨著經濟的開放，國外的管理制度、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也必然乘勢而入。在對外交往中，中國不僅引入了資本、技術、經驗，也根據自身的國情借鑒了國外許多價值觀念和管理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就是學習借鑒西方經濟制度的最重要成果。人權、法治、善治、憲政、公民社會、服務政府、責任政府等觀念最初是從西方引入的，近些年中作為服務政府和責任政府的重大措施而普遍推行的「一站式服務」、「行政問責制」、「服務承諾制」、「政策聽證制度」等，最初也是從西方國家借用的。從三十年治理變遷的歷史來看，中國民主治理的所有重大進步，都離不開學習和借鑒國外先進的政治文明成果。

　　經濟觀察報：但是至今一些人仍然對人權、法治等觀念和價值表示懷疑，甚至排斥。還有些人對全球化持有敵意，認為全球化是西方的陰謀，中國要警惕。

　　俞可平：所以要繼續解放思想啊。全球化確實是雙刃劍，我們應該勇敢面對，而不是萎縮不前，更不能因噎廢食。如果重新返回到閉關鎖國的狀態中去，不但改革開放的成果會喪失，而且會重新面對鄧小平三十年前提出的「中華民族有可能被開除球籍」的危險！

　　最終目標是實現善治

　　經濟觀察報：中國是否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治理模式？

　　俞可平：經過改革開放以來近三十年的探索，中國正在形成一種特殊的治理模式，它帶有自己的明顯特徵，既不同於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又不同於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模式。雖然中國特色的治理模式還沒有定型，正在形成之中，但這種治理模式的一些主要特徵已經開始顯現。

　　經濟觀察報：主要是哪些特徵？與西方治理模式的主要區別是什麼？

　　俞可平：例如以人為本的治理理念、通過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的民主發展途徑、公民社會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相當微弱、公共治理中的腐敗現象相當嚴重，等等。至於與西方治理模式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

　　首先，基於「路徑依賴」之上的增量改革道路。中國的政治改革不是一種休克療法，而是漸進的增量改革。增量改革的實質，是在不損害或剝奪人們已有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利益總量，使人們在改革中獲得更多的好處。這種增量改革的方式，既強調創新與變革，又注意保持和發揚傳統的政治優勢，而不是簡單地割裂傳統。它強調改革過程的漸進性，但並不是沒有突破性變革。相反，在條件成熟時也經常會有一些突破性發展。這種突破性改革是局部的和間隙性的，而不是整體性和持續不斷的突變。在改革的策略上，增量改革所採取的重要舉措是「以點帶面」，即在一些地方做局部的試驗性改革，取得經驗和教訓後，再在更大範圍推廣。

　　其次，是以黨組織為主導的多元治理結構。

　　經濟觀察報：在西方國家，政府通常是公共治理的最重要主體。

　　俞可平：中國的公共治理結構與此不同，中國是一種「以黨領政」的治理結構。中國的治理主體已經多元化，但是在所有治理主體中，最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一方面，在同級的黨委和政府中，黨委是權力核心，是最高決策權威所在。比起黨組織而言，政府在公共治理中更多起著執行黨的決策的角色。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目前已經有300多萬個各級組織，其數量遠多於政府組織。在許多沒有政府組織的社會領域，通常存在著黨的組織，它們擔負著公共治理的責任。

　　中國的公共治理結構呈現出條塊結合的治理格局，這是我們與西方治理模式的第三個不同。中國是一個實行單一制的大國，中央政府通過垂直的與平行的兩個權力系統實施對國家的治理。垂直的權力系統即是由中央和省直接管理的縱向政權組織，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條」，其特徵是上下垂直管理。平行的權力系統即是以地方各級黨政機關管理的橫向政權組織，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塊」，其特徵是橫向的平行管理。

　　經濟觀察報：條條與塊塊的結合，構成了一種錯綜複雜的結構。

　　俞可平：這一矩陣結構，既體現著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的關係，也體現著黨委與政府、黨委與人大、政府與人大，以及部門與部門之間的關係。

　　我國的治理模式與西方治理模式的第四個不同，是穩定壓倒一切的核心價值。維護社會的穩定和秩序，是所有公共治理活動的重要價值和目標，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處於社會轉型中的大國而言，這一價值尤其重要。在傳統的中國政治語境中，社會穩定的主要意義是政權的穩定和現狀的不變。改革以來，這種傳統的穩定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公共秩序在社會穩定中的重要性正在增加，以「疏」為主的「動態穩定」開始逐漸替代以「堵」為主的「靜態穩定」。傳統的靜態穩定，其主要特點是把穩定理解為現狀的靜止不動，並通過壓制的手段維持現存的秩序。現代的動態穩定，其主要特點是把穩定理解為過程中的平衡，並通過持續不斷的調整來維持新的平衡。動態穩定的實質，是用新的平衡代替舊的平衡，使秩序由靜止的狀態變為一種過程的狀態。用中共十五大報告里的話說就是「在社會政治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在改革、發展中實現社會政治穩定」。

　　經濟觀察報：第五個不同是什麼？

　　俞可平：法治與人治同時起著重要作用的治理方式。在任何公共治理中，制度的因素與人的因素都必然發生重要作用。但對於在政治文化傳統中缺乏法治內容的中國來說，人的因素顯得格外重要。雖然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日益重視依法治國，而且在20世紀九十年代正式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在法治建設方面也確實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是，中國畢竟是一個有著兩千多年人治傳統的國家，建設法治國家將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治仍將發揮重要的作用，在許多公共治理活動中，人治的作用甚至會繼續重於法治。黨和政府的權威性文件、政策、指示，以及各級黨政領導的講話、報告、批示，還有政治生活中的種種「潛規則」，在實際的治理活動中仍然起著巨大的作用。因此，一方面，中國要真正走向民主治理，就必須堅定不移地實現法治；另一方面，在現實生活中要取得理想的公共治理效果，公共管理者也要清醒地看到人治實際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對於中國的公共治理而言，正確處理好人治與法治的關係，是達到理想治理狀態的重要環節。

　　經濟觀察報：中國治理的理想治理狀態是什麼？換言之，中國治理改革的最終目標是什麼？

　　俞可平：正像政府的統治有 「善政」與「惡政」之分一樣，治理亦有「善治」與「惡治」之分。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過程。政府只有通過不斷地進行自身的改革和創新才能實現善治。中國治理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善治。按照我們的理解，善治應當有10個要素：一、合法性，即社會秩序和公共權威被自覺認可和服從的性質和狀態。二、法治，即法律成為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準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透明性，即政治信息的公開性。四、責任性，即管理者應當對其自己的行為負責。五、回應，即公共管理人員和管理機構必須對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時的和負責的反應。六、有效，即管理應當有很高的效率。七、參與，即公民廣泛的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八、穩定，即國內的和平、生活的有序、居民的安全、公民的團結、公共政策的連貫。九、廉潔，即政府官員奉公守法，清明廉潔。十、公正，即不同性別、階層、種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上的平等。

　　經濟觀察報：按照這樣的標準，中國的治理變革雖然取得了重大進展，但仍存在著許多明顯的不足和重大的缺陷。

　　俞可平：我們不能否認我們治理中的不足和缺陷，例如，政府的公信力不高，人治的狀況依然相當嚴重，官員的腐敗和特權還處在高峰時期，政府的公共服務嚴重不足，動態穩定的機制尚未完全確立，社會的收入差距在繼續增大，政府的問責制還沒有真正確立，行政成本過高而效率低下，民間組織在公共治理中作用微弱，公共參與的渠道還不暢通，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夠民主等等。

　　經濟觀察報：這些對中國的民主治理構成了重大的挑戰。

　　俞可平：是。中國治理的未來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對上述這些問題的有效解決。然而，不論中國進行什麼樣的政治體制改革，也不論中國在未來會形成何種治理模式，對於有遠見的中國領導人來說，治理改革的目標已經十分清楚，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責任、透明、廉潔、高效、和諧。我們只要努力推動國家的民主化與法治化進程，不斷地進行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創新，就一定能夠實現善治，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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