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在中國的風口浪尖，「也許我們的確是瘋了」【鈦媒體】

Judy·商業與生活 | 2016-05-10 14:44

這家連發音都讓中國人莫衷一是的美國公司（「烏泊」和「優泊），能在中國市場取得成功嗎？畢竟，還從沒有一家互聯網領域的外國公司在中國做對過任何事情。

雖然是第二次登門採訪，我還是被擋在了Uber北京辦公室的門口。「你是來面試的嗎？」兩個身形高大魁梧的男人攔住我問。

不像大多數的互聯網公司，前台接待都是一色的漂亮女孩兒，Uber位於三里屯某棟大樓的辦公司里的接待人員是健壯的男人。

「我第一次去舊金山總部時，也感到奇怪，前台不都是女孩嗎，這裡怎麼是猛男。」 中國優步北區及西區總經理張嚴琪張嚴琪笑著對《財經天下》周刊說。此前，Uber舊金山辦公室的前台也是男接待。「但Uber在很多地方就是與其它互聯網公司不一樣。」

這些隨時準備盤問來客的男接待，在提醒著人們，Uber所處的打車行業，時刻要面對各種近距離的衝突和挑戰。這些挑戰來自司機、租賃公司、監管機構、刷單團伙、競爭對手，也包括了一些對服務不滿意的乘客。

就在4月15日，因為對日益減少的補貼不滿，北京的快車司機剛剛發起過一場「萬人大罷工」。不僅是中國，在英國、德國、韓國、印度甚至大本營美國，Uber都要面對這些問題。

但Uber創始人兼CEO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被內部員工簡稱為「TK」）毫不畏懼。他曾直言不諱的批評過韓國、美國等當地政府反科技，也因此被外界描述成「鬥士」和「顛覆者」。

作為顛覆者，很容易引來爭議。但這些爭議，一定意義上已經成為TK的一枚勳章。他曾對《名利場》的記者說過：「我是一個激情企業家，有時我喜歡地獄般的磨難。因此有幾次我也會——過於執著，過於深入爭議中，因為我對此太過狂熱。」

不過，在中國，人們爭議更多的是Uber本身。這家連發音都讓中國人莫衷一是的美國公司（有人讀作「烏泊」，有人讀作「優泊），能在中國市場取得成功嗎？

畢竟，還從沒有一家互聯網領域的外國公司在中國做對過任何事情。

eBay、亞馬遜、雅虎、谷歌、Facebook，這些聲名赫赫的國際互聯網巨頭，在中國拓荒之旅總是以失敗甚至退出而終止。更何況，Uber還有一個強大競爭對手滴滴，而神州專車和易道用車也在奮力追趕。

「我們知道中國的互聯網版圖有騰訊、百度、阿里巴巴，但沒有多少外國公司。我到中國來，別人都說我瘋了，也許我們的確是瘋了。」TK深知自己在中國的處境，因此，中國成為他出差最多的國家之一。2015年，他有75天在中國度過。「我們是在進行一種探險，盡最大的努力讓不可能變成可能。」

優步中國區戰略負責人柳甄還記得，那天員工們都注意到了張嚴琪走進北京辦公室的樣子，「頭抬得高高的」，一副趾高氣昂的樣子。「因為我們之前不讓他在北京，他是自己打回來的，他一點點的證明了自己。」柳甄笑著說。

2015年9月，Uber中國戰略調整。因為成績突出，優步成都總經理張嚴琪被調回北京，擔任優步中國北區和西區總經理。此時，1986年出生的他，還不滿30歲。

張負責的成都市場，在很長時間內都位居Uber全球的第一名，是Uber在全球推廣時的一張必用名片。上線一周年就有350多萬乘客使用過Uber，註冊司機有77萬，拼車業務上線3個月，每天使用人次達到3.5萬。

2014年6月，張嚴琪偶然參加了Uber深圳的一個分享會，覺得Uber做的事很酷。他回到北京後，嘗試申請Uber北京經理的職位。

當時Uber在中國只有7、8名員工，開拓了三個城市，上海、廣州和深圳。新加坡Uber的一名HR，專門飛到北京面試了他，從面試到筆試，一共用了一個月的時間。

想成為Uber的城市經理，要做三項能力測試：分析性，創造性，和策略性，其中包括了一份城市開發規劃。面試官認為張嚴琪的創造能力強於管理能力，建議他從市場拓展做起。

在深圳和北京做了一段市場拓展後，2014年8月，張嚴琪回到家鄉成都，成為一名Launcher（開拓者）。

Uber有一個比較標準化的城市開發流程。每個城市一開始都是3人團隊：一個Launcher，作為城市總經理負責全局，2個被叫作「Striker」的助手，分別負責運營和市場。3個人一起負責Uber業務在當地從0做到1的突破。

每進入一個城市，Uber都選擇一個零號乘客，邀請他作為體驗Uber在當地服務的第一人。當然，一般都是在某些領域有特殊貢獻的名人，比如成都是體操冠軍馮哲，杭州是游泳冠軍吳鵬，貴陽則是拳擊手鄒市明。他們看起來更像是城市代言人。

每個城市也會有一些不同，主要是通信網路的信號和交通特色。張嚴琪比較了電信公司的網路後，選擇跟聯通合作。因為移動是單信道的，上網就打不了電話，而聯通是雙信道。聯通為Uber提供了4G的優惠套餐，並在營業廳設立了Uber司機申請點。

2014年8月27日，Uber在成都開始測試，10月20日正式上線。此時，成都三人組還只有張嚴琪和運營經理歐竟兩個人。兩個月後，市場經理龔姿予才到位。而2015年5月，成都月訂單總量在Uber全球的所有城市中第一時，成都也還只有5位員工。

歐竟對接供給端的車輛管理與司機，龔姿予對接需求端的營銷與乘客。張就給這個小團體起了個名字叫WolfPack（狼群），代表了協作、信任。

業務要擴張，三個人遠遠不夠。他們一邊擴張業務，一邊招聘員工，在58趕集上發布司機招聘信息，跟大學的MBA合作招聘員工，也去大型企業里挖人。

「壓力不見得是來自競爭對手，是怎麼從5個用戶到20個用戶，從一輛車子到5輛車子到10輛車子。」姜智亞也曾是一名Launcher。姜此前在美國從事投資工作，無意間搭乘過Uber，被這種出行方式吸引，2013年初，加入Uber，被派往中國上海，成為Uber在中國的第2個員工。最初，姜智亞嘗試去人流集中的大街上攔住行人介紹UBer，但經常被人當作騙子。後來，他發現最有效的辦法是與各種會議合作，在會議上發放優惠券。

很長一段時間，歐竟都在司機培訓，這個清華計算機系的畢業生，做過6年的投資與銷售後，每天的工作是守著一個座機不停撥打電話給司機。而且由於司機很多白天都有工作，電話只能在下班後打。張嚴琪和歐竟經常加班到很晚，他們內心認為，成都就是他們的城市。

「我經常說我們是聯邦制，不是一個由上到下的公司。」柳甄說，每個城市都是一個自己的戰場，每個城市都是一個小的創業公司。

2014年，羅崗一加入Uber擔任深圳總經理，就遇上了7月19日Uber全球冰激凌日。為了保證當天9點準時讓冰激凌車上街，三個人在凌晨4點就趕到辦公室，裝冰激凌。

「三人團隊除了融資之外，什麼都做。」蘿崗說，直到2014年底，整個Uber中國只有30位全職員工，廣州和深圳只有3個人。

沒有人不喜歡簡單、方便、優質的服務，但每個公司都有不同的主張，Uber提倡通過技術手段和系統解決問題。

2015年做專車的選題時，跟周航吃過一次飯。他提到，Uber的產品極致的體現了他們對打車業務的理解。「它是一個快捷工具，所有產品設計的目的就是讓你快速的找到車、快速的離開。所以它的設計是不選車、系統自動匹配，把這個做到極致。而我們是另外一套主張。這裡面沒有絕對的對錯之分。」

當時，也有傳聞稱，易到用車曾與Uber洽談過收購。但因為當時的優步只有200人，而易到用車員工超過1000人，收購就意味著裁員，最終沒能談妥，。

「在印度和中國，我們的一些競爭對手招聘了數以千計的人員，他們沒有考慮5年或10年後的情況。」Uber的一位業務負責人稱。如果試圖打造一項可持續的業務，高標準的招聘才是最佳方式。現在，Uber在中國有400多名員工，競爭對手滴滴則超過了3000人。

「Uber獨到之處，就在於可以使服務的執行和服務的交付變得高效。」2016年3月初，Uber CTO Thuan Pham來到中國，他透露了公司正在進行的無人駕駛計劃，合作方是匹茲堡大學。

華能電廠退休的張江喜歡Uber不用搶單的模式，「只要聽著就行了，不用一直盯著手機。」派單的模式，也是很多乘客選擇使用Uber的原因。因為搶單模式下，司機會挑活拒單。

當然，也有一些司機抱怨Uber無法挑單。「夜裡11點，我想回北五環的回龍觀，他派我一個南五環的亦庄。」一位司機說。很多司機都喜歡在白天用Uber，夜晚回家的時候使用滴滴順豐車。

Uber在設定叫車規則時，主要針對計程車的兩個「痛點」：一是司機挑活，二是讓司機更加賣命「跑起來」。採用就近派單制度，如果多次不接，就不能獲得獎金。

「我們擁有一套極簡主義的演算法，永遠給乘客距離最近的司機。」姜智亞說。Uber使用一套叫做travelling-salesmanproblem的演算法，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把無數個移動的點用最短的線串起來，用最少的車，最有效率地滿足全城的需求

快的創始人呂傳偉曾在一次分享會上說過：「在後台數據的利用和演算法方面，我相信Uber是做得最好的，也是走在最前列的。」周航也曾花了很長時間學習Uber做數據驅動，不過，後來他覺得，不應該讓機器控制一切。

Uber使用了多種代表性的技術，包括動態定價和拼車。動態定價，可以調配需求和供給。「是很重要的技術，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商業想法。你可以高價用車，也可以等價格下降，我們把選擇權交給用戶，使大家按照自己最佳的動態經濟性來叫車。」Thuan Pham說。

2014年，Uber在舊金山推出了拼車產品UberPOOL（在中國被稱為「人民優步+」），經過一年的測試後推廣到了全球。Uber還從競爭對手身上得到靈感，率先在中國測試了優步順風車，並模仿並改進了競爭對手的另一個產品巴士，推出了更像是多人拼車的Uber HOP。

鑒於全球的乘客和司機使用服務的方式相差無幾，Uber搭建了一個有效的底層系統，有4個數據中心提供數據支持，其中兩個在中國。而針對各國的特點，Uber又提供了不同的本地化服務。

在印度，由於只有3-4％的人持有信用卡，掙扎了一段時間後，Uber推出了現金支付的業務。「不管怎麼樣，我們還是希望把服務交給別人，而不是死抱著概念不放，這個概念就是看不見的支付。」Uber CPO傑夫·霍頓（Jeff Holden）說。而鑒於印度的治安情況還在APP中潛入了一鍵SOS呼救。在中國則用百度地圖取代了谷歌地圖，並整合了包括支付寶在內的多支付體系。

霍頓於2014年加入Uber，擔任首席產品官。他履歷豐富，做過投資人，創建了信息分享網站Pelago，Groupon收購Pelago後，進入Groupon工作。這之前，他還在亞馬遜工作了9年，幫助亞馬遜建立了全球的供應鏈。

2016年3月底，霍頓第二次來到中國。他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國的開發者介紹Uber的新產品—— API介面工具：Ride Request Widget （「優步叫車插件」）。通過這個插件，可以把Uber的叫車程序嵌入到APP中去。也就是說，任何開發者都可以讓自己的軟體擁有叫車功能。

霍頓還提到，在國外，Uber還推出了UberEATS （Uber外賣，食物事先做好裝在車上）和UberRUSH（Uber快遞），但鑒於中國快遞和外賣市場競爭激烈，這兩項服務還沒有進入中國的計劃。

「我覺得我每天都在救火。」2015年4月30日，柳甄加入Uber第三天，廣州的辦公室被檢查。一周後，她又被成都政府約談。由於壓力，她每夜只能睡4個小時，天天和TK通話，詢問他如何度過困難時期。

查封辦公室的風波之後，柳甄開始籌備建立各地分公司。由於擔心法律風險，沒有人願意做法定代表人，她把自己的名字放了進去。當時，在中國只有50餘人，包括一位公關負責人，一個曾任職於商務部的政府關係專員。柳甄用超過1/3的面試，逐漸搭起政府事務、法律與公關的配套團隊。

柳甄曾問做天使投資的丈夫，到Uber之後，工作的時間是不是太多了。「沒有。」丈夫告訴她，這和他接觸的創業者相比根本不算什麼，那些創業者經常加著班天就亮了，開車會在路上睡著。「所以，我想我帶著一個創業的心態，沒有任何的期望，也沒有給自己任何定位，一切都從0開始的。」柳甄說。

擺在眼前的，是許多未解難題。首當其衝的是政策的不確定性。

Uber在多個國家都遭遇了政策問題，即使在其大本營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馬薩諸塞州以及紐約、西雅圖、華盛頓特區等地也都曾遭遇過集體抗議。2015年4月在美國，我在紐約出差，那位來自華盛頓的導遊特地提到了Uber。他說，Uber每單會收取20%的傭金，除了維持公司的運營外，收入的絕大部分都被支付給了說客，進行院外遊說。

在中國，抓黑車、釣魚執法仍時有發生，司機和執法人員之間也會爆發衝突。2015年5月4日下午，一位成都的福克斯車主因為使用Uber軟體載客，被兩名交警攔下並扣留了該車。因為擔心使用Uber軟體的風險，聞訊趕來的司機把Uber成都辦公室樓下圍得水泄不通，

張嚴琪站在人群里，耐心規勸Uber司機離開。隨後，司機用戶陸續收到了「優步拼車」的簡訊息：Uber會繼續積極地跟政府相關部門溝通，目前Uber成都的運營一切正常，並提醒用戶保持冷靜，友好溝通，對優步最好的支持方式就是繼續上線為方便成都人民出行貢獻力量。

「我們從不敢煽動司機鬧事，怕被扣上美國公司煽動群眾對抗政府的帽子。其實，很多事情我們只能在的滴滴後面。」中國優步的一位市場公關部員工陳墨（化名）說。

2016年元旦，陳墨和他的同事們建立了應急小組的微信群，暗暗祈求千萬不要發生突發事件。陳墨此前在多家已經上市的互聯網公司工作過，加入Uber不久，他就發現，在這裡他最常打交道的是公司的法務部，做任何一個活動，都需要先詢問法務部門活動是否合乎規範。在國內的其他公司則很少需要這麼做。

另一位市場的員工強調，一些事他們堅持不做：不會要求租車公司簽署排他協議，不會調用水軍、動員自媒體發黑稿，不會「購買」諮詢公司對市場份額的排名。

自從加入了Uber，陳墨的工作節奏明顯快了起來。經常一邊吃飯，一邊接電話。「我們是一個互聯網公司，凡事都要追求速度和效率。」他也很少開車了，公司每個月都會給員工發打車補貼，並且鼓勵員工使用競爭對手的平台。「很多司機都是雙平台，這些你可以了解更多的情況。」柳甄說。

一些城市的交通委員會和公安局陸續發布關於嚴厲打擊汽車非法運營行動的公告，禁止利用私家車和社會車輛等非營運車輛從事客運計程車業務。Uber的模式主要是以私家車主為核心的有償拼車，處在法規的灰色地帶。

2016年春節月之後，北京的交警執法黑車的活動又多了起來。「前兩天抓了兩個優步的司機，但是乘客都很給力不配合交警，沒辦法都放了。」在一次乘車時候，司機楊宇叮囑說，如果碰到交警什麼都不說直接下車走人，「你們得學會保護我們司機，要不你們還得回到計程車的時代。」

專車政策還沒有出台，形勢仍不明朗。而補貼是另一個難題，也是所有O2O平台共同的難題。

許多O2O創業者自嘲，「在中國，沒有5塊錢買不走的用戶忠誠度。」一家平台的價格優勢只要在5塊錢以上，人們就會趨之若鶩。

TK說，完美的一天，就是每小時載客次數創下歷史最高記錄，同時價格毫無飆升跡象。自2009年成立以來，Uber的業務已經覆蓋了60多個國家的400多個城市，司機數以萬計地增長。加盟的車輛越多，意味著打車速度越塊，用戶另覓他處的幾率也就更低。

但TK也承認，自己時刻都在擔心因為減少補貼而失去用戶。但補貼過多，會導致虧損，尤其是刷單現象的存在，會加大虧損。

「我們消息不靈通啊，要是一開始就知道專車就好了。」 司機李博在2015年12月才通過租賃公司加入優步。他說，一個朋友在2015初一個人註冊了5個號，各平台一起刷單，一周就刷了10萬元。

有數據顯示，2015年的幾周時間裡，中國優步每天虧損達到數百萬美元。競爭對手滴滴也同樣面臨這一問題，2015年前5個月，滴滴虧損接近6億美元。

「前兩天，我們剛把幾個刷單人的告了。」柳甄表示，打擊刷單的最有效的辦法肯定不是訴諸法律，但可以起到震懾作用。在這之前，一些人理直氣壯，因為刷單被封號衝撞過Uber杭州的辦公室，整塊的玻璃都被他們給敲碎了。

孵化器Y-Combinator創始人傑西卡·利文斯頓在其著作《創業者：全球最成功的技術公司初創的故事》指出，在很大程度上，Palpay的成功可以歸因於其能夠應對欺詐，而其競爭對手卻不能。Palpay創始人馬克思·來文奇恩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開發反欺詐軟體。

解決欺詐的關鍵還是要通過技術。「我們有一個非常大的反欺詐工程師團隊，他們使用各種各樣的技巧，包括機器學習去觀察作弊的趨勢是什麼。」Uber CTO Thuan Pham說。

Thuan Pham於2013年4月份加入Uber，他曾在多家矽谷科技公司工作過。在 VMWare的 8年期間，Thuan Pham擔任技術副總裁，將公司雲管理平台工程團隊從 40 人擴大到 800 多人。他說最喜歡的一個電影就是《少數派報告》。

在《少數派報告》中，由於科技的進步，人類可以利用大數據分析能偵查出人的犯罪企圖，從而在罪犯犯罪之前，就被犯罪預防組織的警察逮捕並獲刑的故事。

Uber的反欺詐小組使用各種不同的技術，包括大數據、機器學習、各種公式和運算抓取欺詐的模式，並訓練機器學習和公式，讓他們的反應速度更加快，更快地捕捉到欺詐行為的產生。「我們希望不久的將來，當用戶把自己的信用卡信息登記到系統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從中看到他是否會作弊，以及作弊方式。我們不會立刻把這個人屏蔽出去，但是會給他評一個很高的欺詐分，我們的系統就會挑戰這個人，來減少單個人欺詐的可能性。」Thuan Pham說。

但刷單作弊手段也越來越多，一些人通過註冊多個帳戶刷單，還有一些做出了形成模擬器，甚至有人成立了刷單的公司。「這註定是一個長期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過程。」柳甄說。

反刷單技術有時候會誤封司機或者乘客賬戶。當我的同事提到，因為用兩個手機號綁定了同一個支付寶賬戶而被封號。柳甄思考了一下說，「要看比例，如果十個人中只有一個是誤殺，我想私底下道個歉就算了。畢竟這是一個生意，生意就是一個比例問題。」

TrueVentures風險投資公司的合伙人兼早期投資者、矽谷數字出版社Gigaom的創辦者歐姆·馬利克（Om Malik）在他專欄里，把Uber看成是一個重塑城市交通面貌的6歲毛頭小子。認為，今天的Uber很像當年的谷歌。

谷歌解決了搜索低效的問題，使網路搜索變得簡易明了。隨著寬頻開始普及，谷歌得以將速度作為戰略武器，整合利用搜索方式與搜索內容的數據，進一步突破了預測用戶需求的能力。與谷歌類似，Uber也將一個極其混亂的交通領域整治出了良好秩序。

馬利克問TK是否贊同他的說法。TK停頓片刻，然後指出，Uber的任務要艱巨得多，因為它必須「把虛擬的數據位元轉換成真實存在的原子」。

TK身上的創業者氣質明顯，「實幹、謙虛、樂觀，你看他經歷了很多的創業的磨難，還是非常非常樂觀的。」張嚴琪說，TK有一種能力，在一起溝通的時候，房間裡面人都會毫無壓力地去表達自己。「我之前在國企工作，行長在的時候，我是不敢說話的，我認為跟TK開玩笑，沒有什麼壓力的。」

「他（TK）是我接觸到的最有張力和韌勁的創業者，這次PPT是他自己做的，一直修改到下午，非常的勤奮。」極客公園的張鵬評說，很難想像作為一家估值600億美元的公司CEO，TK會親自做演講的PPT，並且一直修改到下午。「他對挑戰的坦然甚至是興奮，實在少有。」

洋碼頭CEO曾碧波說，有次在互聯網大會上，他和柳甄的演講緊挨著。聽完柳甄的演講，他特別的感慨，「就像《三體》里說的，我們在低維世界裡講模式創始，但他們已經在高維世界裡談論如何用技術改變人類了。」

打車市場的競爭，已經不是「激烈」就能形容的了。

有一次，易到用車創始人周航在機場遇見河狸家創始人雕爺。他對雕爺感慨道：「幾年前你我創業選擇了不同的方向，你做美甲，我做打車，都是競爭激烈的行業。但幾年下來，至少你把對手都打沒了，我這個行業沒人退場啊，對手越打越多越強大。」

繼樂視入股易到用車後，神州優車（神州專車主體）也已經遞交了新三板掛牌說明，估值300億元。

但最主要的對手，還是滴滴出行。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道，滴滴正計劃向投資者籌資約10億美元，估值將達200億美元以上。此前，滴滴創始人兼CEO程維公開表示滴滴已經融資超過30億美元。滴滴背後，還站著中國互聯網最大的兩家巨頭，阿里和騰訊。

滴滴還與Lyft、GrabTaxi、Ola四家公司成立了「全球反Uber同盟」。計劃打通產品，為中國、美國、東南亞和印度的國際旅客群體提供出行服務，對抗Uber。Lyft是美國市場的第二大打車軟體，而Ola和GrabTaxi分別都是印度和東南亞市場的龍頭老大。這個聯盟號稱擁有70億美元的資金儲備。

反Uber同盟中的四家公司都有一批相同的投資人，比如老虎環球基金（Tiger Global Management）和日本軟銀（SoftBank）等。新聞網站BuzzFeed稱，正是軟銀促成了這一結盟。

有趣的是，Uber新一輪融資的領投方也有老虎環球基金，其對Uber的投資超過了對其他任何一家專車公司的投資。

中國優步卻遲遲沒有公布投資方。是否在擔心因為中國商業世界的分裂？「我在想有幾個（與滴滴投資方重合）。我得這麼說，我要是一個投資者，也應該會把市場上有勝算的參與者都投一遍，這是大部分投資者的心理。」柳甄說。

同時投資行業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例子並不少見。在資金充足的情況下，最理想的布局是能夠同時投到2到3家公司，這種方式被稱為賽道式投資。做得好，可以分別上市，做不好還可以促進合併。紅杉正是以這種投資的方式，在過去幾年中獲得了巨大的回報。

同時投資滴滴和Uber，風險投資公司或許不僅僅是為了對衝風險。在專車領域可能會出現多個贏家，尤其是現在，平台間的差異化越來越明顯了。滴滴在計程車的基礎上衍生除了司機車、巴士、代駕等業務，Uber的策略是用私家車做更多的事，比如外賣、快遞。

儘管Uber在中國面臨監管和本土競爭的雙重挑戰，仍獲得了不俗的成績。Uber全球最大的十大市場有5個都在中國。

「我們有精確的演算法，很多人都認為我們擅長的是技術，但我們最擅長的是運營，是打硬仗。」柳甄說，「技術優勢能夠讓我們打持久仗，資金優勢能夠讓我們快速的拿上最先進的武器。」

除了數額龐大的融資，Uber在美國市場已經實現了盈利，也可以為中國市場輸血。目前，Uber在全球的100多個城市實現了盈利，其中前30個城市的盈利就已經超過10億美元，這些利潤很大部分都會用於中國。2015年10月底，Uber在武漢宣布，投資6300萬元，建立全球最大的卓越運營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這是Uber首次在美國之外的國家和地區建立的，也是全球面積最大、投入最高的卓越運營中心。

中國的絕大部分互聯網公司，為了節省租金，往往在新辦公室還沒裝修完就急著搬進去。Uber在望京的中國區辦公室裝修好了3個月後，員工才搬進來。「這正好說明我們資金充足。」中國優步的一名工作人員說。

直到今天，仍不斷有人提醒TK，外國互聯網公司無法在中國取得勝利。「每天有一百多人問我這樣的問題，加起來7000多遍了。人們覺得不可能，但是我做到了，我就會覺得非常興奮，這就是樂趣所在。」

國際化品牌為Uber帶來了一些優勢。至少在2014底、2015年初，人們認為開Uber是一種很酷的生活方式。大批的互聯網創業者和高管當起了Uber的司機。杭州多聚App創始人毛靖翔每周有一天會在濱江科技園開著瑪莎拉蒂接送園區附近的人們上下班，希望能藉此招聘到合適的員工。直到今天，還有一些創業者在夜晚開著Uber徘徊在中關村和望京，希望自己能夠遇見「慧眼識珠」的投資人。

2015年底，海航總裁譚向東帶領公司的一個業務創新團隊到Uber舊金山總部參觀，在辦公室吃了一頓午飯。「終身難忘的午飯，改變了我們很多的思維方式，也加強了我們再投資的信心。」他認為TK就是一個斷崖式創新的代表，代表了未來科技的變化。「如果抓住了他，就等於抓住了變革的機會。」

2016年1月11日，海航與Uber達成戰略合作，公開承認了對Uber中國的投資。「為什麼不跟神州、滴滴合作呢？他們也很好。但Uber有效率，是全球品牌。「譚向東說，海航需要一個全球性的合作夥伴，因為中國廣大市場上的人將來都是要走出去，國際出行將越來越普遍。

柳甄說，一個朋友總擔心的問她，Uber到底能不能成功。畢竟，美國文化與中國文化有很大的差別。「這也是我加入Uber後被問到次數的最多的問題。」

加入Uber前，柳甄在矽谷的一家律師事務所做了10年律師。該事務所主要從事高科技企業融資、併購、上市、中外合資業務，代理過Facebook 的IPO，也做過早期的Google，包括Google退出中國的案子，Uber是她的客戶。

柳甄坦言，自己也不清楚，外國互聯網公司在中國一直不能成功的原因。但她認為，此前並沒有任何一家外國公司的運營是像Uber一樣，是與用戶和乘客緊密相聯的。不論是Google、雅虎，還是Facebook，跟用戶的緊密程度都遠不及Uber。

「我們跟傳統的純線上公司是有很大區別的。facebook和Google的後台其實差不多的，他們到每個城市中，不需要去做特別的適應，不會像我們這樣去特別的調整自己。我們是一個一個城市爭取過來的。」 柳甄分析眼下在國際上取得認可的中國公司，包括華為、獵豹，認為他們有共同的特點：創始人具有獨特的個性，在移動互聯網的情境下，可以突破市場、語境和文化的限制。而這兩點優步都具備。

加入Uber前，柳甄曾問做天使投資的丈夫，優步有多少勝率。丈夫說10%。

Uber董事會成員比爾·古爾利（Bill Gurley）認為，在短期內，Uber可以冒損失5%至10%市值的風險去挑戰中國市場。在最近一輪風投融資中，Uber的除現金外估值已達到500億美元。他曾詢問亞馬遜CEO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如果可以重來一遍，那麼會如何處理中國業務。貝佐斯表示：「我會努力20到40倍。」換句話說，中國市場值得更大的投資。

「不去嘗試是膽小鬼的做法。」 古爾利表示：只有等到所有公司都實現盈利，無法再獲得資本注入時，才可以判斷Uber是否打破了外國互聯網在中國失敗的魔咒。

「一年之前，滴滴快的還是最主要的市場份額的佔據者，我們只有1%-2%，今天我們市場份額已經超過30%。」TK說。3月19日下午，TK再次出現在北京首都機場。一下飛機他就匆匆趕赴位於釣魚台國賓館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會場。要想在中國做生意，他必須用更多的時間呆在中國。

TK回憶說，3月21日下午，他參加了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人民大堂的集體會見時，李克強一眼就認出了他。握手時，李克強對他說了一個英文詞：「pioneer!」（先鋒）。

【鈦媒體作者朱曉培，微信公眾號：商業與生活（xiaopeizhu8），原文刊登於《財經天下》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