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宋代故事背後的歷史真相

2016年11月15日資料圖片余蔚比了解更重要的是理解。碎片化的所謂知識都是浮於表面的東西，和事實有明顯距離，了解多一點少一點，差別不大，不外乎茶餘飯後的談資有多少。歷史學的使命則是揭示真相，真正喜歡歷史的人須有一顆追求真相的心。不過，有一種歷史觀認為，真相是永遠不可能被完全揭示的。這句話有哲理，但對於歷史學科甚至所有人文學科來說，只能算是「正確的廢話」。真相固然不可能被完全揭示，但可以被無限接近。不然，歷史學家的所有努力是不是就可以被無視了？至於有多接近，就是對學者和愛好者的考驗了。下面，我們以宋史中的幾個案例來細細說明。韓侂胄北伐為的是鞏固個人地位？看宋史，先要有一個俯視的觀察角度。隨著鏡頭伸縮，大比例尺和小比例尺能夠方便地轉換，這通常適用於觀察對象的空間範圍。比如，我們比較習慣於在國家範圍內觀察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但未必看得清。那就比例尺縮小一點，擴大觀察的範圍。在評價南宋中期寧宗朝韓侂胄的開禧北伐一事上，由於韓侂胄被道學家定位為奸臣，因此他的所有行為都被引導到個人權謀這條路上。即便他的北伐深合朱熹等道學家歷來的呼籲，但其動機仍被指為「固位」——鞏固個人地位。可是，視線越出國境的話，就能看到不一樣的東西。開禧北伐，發生在公元1206年。這一年，草原上發生了一件影響極大的事：蒙古帝國建立，鐵木真在斡難河之源被擁戴為成吉思汗。但是，1206年之前一段時間，華北邊疆的動向，同樣影響深遠。從鐵木真收攏本部乞顏部的力量，到最後擊潰札木合的聯盟，統一蒙古，這個過程延續了十幾年。在此期間，部落戰爭把草原各部刺激得極其興奮，金朝的羈縻政策完全失效。西北邊境各部，以塔塔兒部為首，糾合起來頻頻入境侵掠。局部的摩擦迅速演變為全面的對抗。1195年，金國在西北投入十幾萬兵力，戰爭進行到1199年，金軍最終取得北境戰爭的勝利，暫時止住了塔塔兒部的強勢發展。然而，蒙古高原的風雲變幻，已非金朝所能控制。1202年4月，札木合集團與乃蠻合力，會戰鐵木真集團，這場戰爭令金朝膽戰心驚。自此，蒙古人在邊界內外的活動，成為金朝的嚴重威脅。這比鐵木真稱汗要早4年，比蒙古全面入侵金朝要早9年。危機正在迅速積累，金朝身處其中，感到沉重的壓力。這些情報輾轉傳入宋方，令韓侂胄認定「金國多難」，如果趁機北上的話，金國應該無力抵擋。正是這個判斷促成了北伐。而在北伐失敗之後，金國對宋的懲戒也不算嚴厲，除了索要韓侂胄的首級，其他條件基本上與戰前持平。這樣的「克己禮讓」，也正是因為金國在北境承受到的壓力，使其不敢對宋施加太大壓力，以免陷入兩線作戰。所以，從大的局勢來看，開禧北伐的背景里又哪是韓侂胄個人「固位」這樣簡單呢？他的時機、大勢判斷也許還不夠精準，但絕非空穴來風、無風起浪。可見，若漠視宋朝邊界以北的形勢變化，就難免一葉障目。而打開了視野，盡量掌握「全景」，看問題就自然會真切得多。當然，取全景並不容易，至少要打破斷代史之間的壁壘。對於宋史專家和愛好者來說，如果能掌握遼、金、蒙元史的基本脈絡，會增進對宋代很多問題的理解。高宗禪位緣於深深的挫敗感？平視，是看宋史的另一個重要角度。歷史學本來最應該講時間觀念的，但往往不能免俗，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個單獨的事件上，忽視連續發展，忽視前後事件聯繫。以高宗禪位為例，就現有史料而言，看不到陰謀的跡象。但排除了陰謀論，還真不容易說出個所以然來。把觀察的時間段拉長可以發現，高宗身上最大的底氣，來自和議；同樣，最大壓力也來自和議。紹興八年，宋金雙方簽訂第一次和議，金把河南、陝西之地歸還給宋，可是轉頭就撕毀了和議。紹興十一年，再次簽訂和議，高宗費盡了力氣、降低了底限，連河南陝西也不要了，只求劃淮而守。這是一場豪賭。金朝的政局很不穩定，政變頻頻發生。而每次人事發生重大變動，前面那一套就會被新的當權者推翻，政策缺乏連續性。紹興八年那次的和議被撕毀，就是因為金方主和派失勢被殺，替代者兀朮便悍然重新挑起戰事。所以，和議的維繫主要看金朝政局是否穩定。紹興十九年，金朝再次發生政變。紹興十一年和議的主持者金熙宗被謀殺，野心勃勃的完顏亮登上帝位。高宗心中的陰霾，便越來越重。等待完顏亮備戰完成，果然百萬大軍洶洶而來，發誓要「立馬吳山第一峰」。金朝第二次撕毀和議，讓高宗深受打擊。若是和議始終得以維持，那麼他還能以「和平安寧」來告慰天下，合法性終歸是在的。然則，臨到老來，和平卻化為泡影，他的基本政策必將受到時人和後人的強烈質疑。深深的挫敗感使得高宗無力承擔，轉而逃避到德壽宮自得其樂去了。王船山說高宗做「中興之主」，實在是勉為其難。他的性格絕非剛毅，權力欲也不是很強，個人能力更是平平，中才之主而已。紹興十一年之前，或許還有些高昂精神；可20年太平天子做下來，也就基本被磨滅殆盡了。於是我們看到，高宗在金軍剛剛退卻之後，就馬上傳位給孝宗。這導致宋軍的反擊，拖延了一年多，大大影響國事。他退居後台的迫切之心，能撐到完顏亮死後，已經相當不容易了。所以，我們這樣前後一看，把和議這條主線拉出來，事情的本來面目頓時清晰了許多。岳飛之死還有沒有其他真相？最後，談談點題的一點，「理解」。這一點包括的面很廣，我把它解釋為「有代入感的理性」。現代史學強調客觀，所以理性自然受到追捧。但在我看來，這種理性絕不是指科學主義的精神，其首要功用不是用來判斷正誤，而是用來解釋動機與發展邏輯、後者與前者的區別，在於書寫者是否存有一種先入之見、評判框架。理性，應該支持我們如實記下觀察對象的行為，只按史料立論，不妄作推測；只說問題，不擅作價值判斷。因此，澶淵之盟所開啟的宋遼新關係，在我看來就是國與國之間的平等關係，完全不必與喪權辱國聯繫起來。神宗朝以後的新法舊黨更替期間，政治人物關於強國的思路不同，以及「改新就是進步、守舊必然挨打」的思路，似乎也不必再以一種矯枉過正的態度高調宣揚。但是，純粹的理性，並不一定能與真相近距離接觸。個人所處的時代，與他所關注的時代有數百上千年的時間差，怎麼能理解觀察對象所處的人際關係、社會、官場、國際環境？怎麼能夠與他持有相同的價值觀？又怎麼能明白他的性格和心情？這些玄之又玄的東西，恐怕沒有代入感的話，是無法切實把握的。而從「了解」走向「理解」，沒有代入感的話，就難以做到。最反映代入感的例子，是高宗處死岳飛的理由。我提到的理由，包括岳飛不慎涉入儲嗣問題、接手劉光世的部下未成卻棄軍而去、部將假傳敵情犯了大忌諱，等等。這一解釋，涉及宋朝的祖宗之制、紹興初年的內外環境、高宗的經歷和心理，都需要切身地體味。就此而言，沒有代入感的話，僅憑愛國主義、賣國主義、兔死狗烹、功高震主等觀念來解釋的話，說服力是有限的。另一個代入感很強的例子，是對宋理宗的分析。關於理宗的人品和成就，一般的評價都是比較負面的。這裡面有兩個原因：他在位時期，宋在蒙古大軍的壓力下江河日下；他的時代，發生過多次激烈的政治鬥爭。這種內外交困的局面，理宗難辭其咎。但比起蓋棺定論，理解他和他的時代似乎更應該是歷史學家的本職工作。而要理解他，就不得不代入到歷史場景中。理宗出身於一個沒落的宗室家庭，少時託庇於身為保長的外祖父家。出人意料地被選為親王后嗣後，接受了嚴格的訓練，準備作一個合格的王爺。可是，作為一場政變的後果，他突然繼承了皇位。一個淳樸的少年，由於不斷的意外，被抬到了意想不到的位置，讓他身上具備了很多獨特的品質。理宗26歲親政之後，作風潑辣，雷厲風行，甚至還主動挑事，發動北伐。可是宰相史彌遠當權時，代行天子政令，理宗卻垂拱淵默，毫無不滿的表示。在史彌遠身後，還盡心儘力地保護他的後裔。面對諸多道學家的壓力，理宗在這件事上卻始終不肯退讓。同時，理宗對道學家也表示充分的尊重，在後者無休無止的說教、咄咄逼人的質疑面前，始終保持溫和的態度。不過，國事日棘，加之道學家的折磨，畢竟改變了他天性中的某一部分。他親政之初表現出來的活力和鬥志，到了中年，逐漸消退了。一邊表示服膺於道學，一邊卻熱衷於享樂，甚至在宮中召妓，而後淡然地面對指責。究竟是怎樣的內心，才容得下這樣的格格不入？總結一下他的特徵：感恩，想有所作為，謹小慎微到有點自卑的程度。寧可讓自己承受巨大的壓力，但始終認同偉大的人格：既要守護正常的人性，又要保持行為的正當性及地位的合法性。處在極其暴烈的國際、國內衝突中，可以想見他的情商是有多麼高。而脫離了這一複雜、獨特的具體環境，後人對他甚至對晚宋歷史，又能有多少真切理解呢？（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本文根據東方講壇·文化中國主題系列講座「走進歷史，讀懂中國（第二季）」速記稿整理）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