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與故居

近日，全市「拆牆打洞」整治行動，讓不少衚衕重現歷史風貌。東四頭條至東四十四條這一片保存相對完整的衚衕片區也受到關注。「東四」是老北京一個非常繁華的商業場所，當年這條十字街口東西南北各有一座牌樓，再加上位於北京城東部，因此這十字路口也被稱為「東四牌樓」，後來就叫東四。而由打東四往北數，這一條條橫向的衚衕，便也被依次命名為東四頭條，二條等。明代的時候排到了四條，清末則增至十二條，1949年後將十二條北面的兩條衚衕也同時改名，分別命名為十三條和十四條。

這十四條衚衕由南向北縱貫近三里，佔地並不是很大，但這裡面的故事可真是不少。這一帶昔日有很多歷史名人故居，如二條的清朝重臣松筠宅，四條的楚圖南故居、廖沫沙故居，五條清代大臣裕謙宅，六條的大總統徐世昌宅，七條的大軍閥閻錫山宅，八條的葉聖陶故居等。再加上這一帶曾經居住過數不清的王爺、貝勒等金枝玉葉，因此可謂是「卧虎藏龍」之地。

東四頭條二條

民國時期有「百家講壇」

清代，東四頭條和東四二條並不是東西貫穿的衚衕，這兩條衚衕走到一半似乎就被一棟建築「攔腰截斷」，這座建築就是怡親王府，後為孚郡王府。從乾隆年間的《京城全圖》可以看出，東四頭條自西向東，經過大慈延福宮後身，到怡親王府西牆折向南到朝內大街。東四二條也是向東至怡親王府西牆就拐彎了。

由怡親王府的規模可知，這兩條衚衕在當時的地位。東四頭條和東四二條，曾居住過很多知名人士，如清代乾隆帝寵臣福康安；同治、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等，都曾在這裡居住過。

如今的東四頭條，非常短，往東走不到數百米，便來到衚衕盡頭。頭條1號原為社科院宿舍，錢鍾書、楊絳等文化大家曾在此居住。楊絳在《我們仨》中提到：「一九五九年文學所遷入城內舊海軍大院。這年五月，我家遷居東四頭條1號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間寬大的辦公室，分隔為五小間。一家三口加一個阿姨居然都住下，還有一間做客廳，一間堆放箱籠什物。」

在東四頭條衚衕的盡頭，可以看到侯寶林故居，門牌號為19號。在灰色的院牆上只有簡單的一塊牌子，上面寫著「侯寶林故居」幾個大字，這是侯寶林生前好友、著名漫畫家方成先生題寫的。侯寶林故居佔地不大，在衚衕中並不起眼。

清代乾隆時的《宸垣識略》記述，福康安的公爵府邸在東四二條。福康安的姑母是乾隆皇帝的孝賢皇后，父親是大學士傅恆。福康安歷任雲貴、四川、閩浙、兩廣總督，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兼軍機大臣。據傳，當年東四二條衚衕的大部分都是福康安的府邸。

民國年間，在二條衚衕東面，孚郡王府的西面興建起了華北協和話語學校（TheNorthChinaUnionLanguageSchool），學校最初目的是為了培養在華傳教士的中文，但由於其高質量的教學水平以及獨特的教學手段和方法，使其逐漸成為北京城乃至整個華北地區最為有名的一處漢語培訓機構。華北協和話語學校發展到最為鼎盛時，和燕京大學合二為一，成為燕大下屬的華文學校。當年，除了學習漢語，學校還會舉辦關於中國文化的各種講座，主講人也大都是當時的知名人士，如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馮友蘭、胡適、林語堂、老舍、周作人等，都在這裡開設過專題講座，因此這裡簡直就是當時以中國文化為主題的百家講壇。

華語學校共培養學生近2500人。從這所學校走出的名人也不少，如著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費正清，美國四星上將史迪威將軍等，都是從這裡走出的「中國通」。1949年後，這所學校成為文化部大院。文化界的名流如沈雁冰、周揚、夏衍、陽翰笙等都曾在此生活過。

東四三條

少有的蒙古郡王府

東四三條是一條貫穿東西的衚衕，這條衚衕的東半部分基本上是怡親王府的後身，中段的南側則是文化部大院。而在大院的路北，則是清代喀爾喀蒙古（即當時的外蒙古）土謝圖汗部扎薩克多羅郡王在北京的府邸。說起這一支蒙古勛戚，和清王朝的關係可謂是非常密切。為了團結這一部族的人，康熙皇帝把自己的第六女嫁給了部族的第三代汗王敦多布多爾濟。清廷和蒙古的聯姻非常頻繁，終清一世共有586次通婚，這其中從清廷嫁出去的皇女或其他宗親的「格格」共有430名。

康熙之後，雍正皇帝再次與土謝圖汗部聯姻。雍正皇帝將自己的養女和碩和惠公主嫁給了土謝圖汗部族的多爾濟塞布騰，和碩和惠公主的生身父親是怡親王允祥，為此怡親王特將王府北側的一所宅院作為陪嫁贈予了女兒和惠公主，這座宅院即是今日車王府。沒想到的是，多爾濟塞布騰與和惠公主均早逝，他們的孩子桑齋多爾濟便被乾隆皇帝敕令在內廷教養，並封給他喀爾喀扎薩克郡王爵位，桑齋多爾濟在北京的居住地，便是外祖父怡親王贈予的那座宅院，從此這一支族人便在北京落地生根。至清末，爵位傳到了車林巴布，這座蒙古王府也因此被俗稱為「車王府」。如今的車郡王府早已淪落為大雜院，已經很難從中看出原有的規制，再加上這裡本來就是從一座怡親王府附屬宅院改建而成的，因此和清代所規定的郡王府規制相差較遠，只能說是一座規模較大的民宅式建築。

在北京還有幾座蒙古王府，例如寶鈔衚衕內有「那王府」，王府的始封王為策凌，他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後裔，康乾年間的重要將領，被清廷封為「超勇親王」。至清末傳至那彥圖，王府也因此得名「那王府」。這位那彥圖是慶親王奕劻的女婿，也是慈禧太后跟前的大紅人，當時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其生活也是相當奢靡。但好景不長，清亡後不久，他就把偌大的一個家業全都敗光了，還把王府押給了西什庫教堂，後來那彥圖無力償還債務，王府被沒收，而這位昔日養尊處優的王爺，最終只能靠租住房屋度日。

南鑼鼓巷附近的炒豆衚衕，還有一座僧王府，這位僧王是清末在八里橋抗擊英法聯軍的蒙古將領僧格林沁。不過彼時曾經橫掃過歐亞大陸的蒙古騎兵隊早已不是洋槍洋炮的對手，最終在八里橋的戰役中，僧格林沁大敗而歸。同治四年（1865年）在鎮壓捻軍的過程中，僧格林沁陣亡，清廷賜謚號為「忠」。由於這位僧王平時對待自己的手下和百姓較為寬仁，因此在他的葬禮上，有不少百姓還為他獻上了萬民傘。清廷還在僧王府附近為他修造了祠堂，如今沿著平安大街，過了寬街路口向西路北的綠色琉璃瓦建築，便是僧格林沁祠堂的舊址。

東四四條

鑄幣廠輻射而成商業中心

明清兩代負責錢幣鑄造的是寶泉局和寶源局。其中寶泉局最早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設立的，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在北京設置寶源局，天啟二年（1622年）在北京增設寶泉局。清代，寶泉局隸屬戶部，寶源局則隸屬工部。前者所鑄錢幣為全國通用，後者則專門鑄造用於工程建設的錢幣。

手頭上有清代貨幣的讀者不妨看看印有諸如「康熙通寶」、「乾隆通寶」銅幣的背面，兩個位於方孔兩側的滿文，即是「寶泉」或「寶源」。當年寶泉局共有東西南北四座「作廠」負責鑄幣的工作。其中北作廠在北新橋三條，西作廠在北鑼鼓巷千佛寺衚衕，南作廠在錢糧衚衕，而東四四條這座，則是寶泉局的東作廠。如今這裡已經衍變成為民居大雜院，這座門牌號是東四四條83號的院落，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榮光。

可能是由於這寶泉局的輻射作用，東四周邊昔日可算得上是北京的商業中心地帶，如四條衚衕里便有一座「恆昌瑞記」，是一家集購物和照相於一體的老字號，在這家字型大小的入口處還有一對頗有意思的對聯，其上聯是「鏡里人是一是二」，下聯則為「笛中意至妙至神」，橫批則是「光起萬物」，旁邊則寫著其經營的主要內容，即「照相」和「洋貨」。

東四四條里也不乏名人故居，在寶泉局的旁邊，即85號院落，這座院子是坐北朝南的兩路四進宅院，1949年後，著名作家廖沫沙曾在此居住過。如今，這個院落成為民居。

東四四條路北1、3、5號院原來的主人叫愛新覺羅綿宜，從排行上看，綿字輩是和道光皇帝一輩兒，道光皇帝原名綿寧，後來即位後因為綿字使用頻率太高，而改成了一個不太常用的「旻」字。

這位綿宜也是怡親王府走出來的，他的父親永琅，是第二代怡僖親王弘曉的兒子，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弘曉薨，永琅繼承為第三代怡親王，即怡恭親王。綿宜沒有成為親王爵位的承襲者，但是憑藉著自己的努力，他在咸豐三年（1852年）中進士，到了同治年間，他先後擔任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和鑲藍旗滿洲副都統。光緒年間他更是坐到了禮部侍郎的位置。由於和道光皇帝同輩，相對後面幾位皇帝來講，綿宜的輩分較高，因此他的宅院當時也被俗稱為「皇帝的叔叔家」，這個稱呼也一直流傳了下來。

東四五條

一文一武兩位名人

東四五條可謂是出了一文一武兩位「能人」。其中東口的三號院原為清代大臣裕謙的宅院。

裕謙是蒙古族鑲黃旗人，出身於將門世家，其曾祖班第曾是乾隆年間駐藏大臣、軍機大臣，參與了平定準噶爾的叛亂，並在戰役中壯烈殉國。裕謙的人生經歷也同樣是波瀾壯闊。

裕謙24歲即中進士，並被選為庶吉士，之後33歲的他便成為了荊州知府，不久又成為湖北省會武昌府的知府。46歲的時候，朝廷任命裕謙為江蘇巡撫，主管江蘇一省的軍政和民政。裕謙在任期間，英國商人開始向中國走私鴉片，裕謙對此非常深惡痛絕，並把查禁鴉片作為自己的一項重要的任務。他曾多次查處了湖北、江蘇等地的煙販，並銷毀煙具，勸誡煙民。不久鴉片戰爭爆發，裕謙與手下士兵同甘苦，共抗敵。最終因寡不敵眾，在定海保衛戰中失利。後來，英軍在拿下定海後大舉進犯鎮海，在這次戰鬥中，裕謙率領官兵浴血奮戰至最後一刻，裕謙見敗局難挽，投水自殺殉國。

道光皇帝聞訊，贈予其太子太保銜，並將其附祀於北京的昭忠祠，在他犧牲地鎮海也建立了專門祭祀他的祠堂。

裕謙宅往西不遠，便是民國著名的「文治總統」徐世昌的故宅。徐世昌的國學功底非常深厚，並且一生著作頗豐，當年他在這裡居住的時候還專門設置了「編書處」，故居宅院中的小樓也被他作為藏書樓使用。

徐世昌出身寒微，早年他做過私塾先生，後來又到陳州（今周口市淮陽縣）公署做了很多年「編外人員」，主要從事文案處理工作。不過在這期間，他結識了一位非常欣賞他的朋友，這位朋友便是袁世凱。

徐、袁二人在認識之後不久便結拜為兄弟，徐世昌年長為兄，而袁世凱這個小弟對大哥基本上是言聽計從。在袁之後的仕途生涯中，徐世昌為他出謀劃策，袁對徐也是鼎力相助，資助他進京赴考，結果徐世昌一舉高中，入職翰林院。後來，徐世昌任東三省總督，將東三省治理得井井有條，以至於清廷派去歐洲考察的親貴載濤等人在回國路過奉天（瀋陽）時，都感慨奉天城市近代化改造的成果。

徐世昌在處理人際關係上也有著自己的一套。在協助袁世凱成功勸說清帝退位後，他便急流勇退，隱居青島。不過後來在已經成為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的多次勸說下，徐世昌最終出山，擔任國務卿一職，後來袁世凱稱帝，徐世昌感到非常不滿，便再一次退出了政壇。這之後在北洋派系間的不斷紛爭中，徐世昌一直擔任的都是「調停人」。民國七年（1918年），在選舉民國第二屆總統之際，段祺瑞、馮國璋相持不下，後來在調節競選總統的爭執中，徐世昌竟然成了獲益者，被推上了總統的位置。

1922年直奉大戰爆發，在曹錕的脅迫下徐世昌被迫下野，自此結束了政壇生涯。晚年在天津隱居期間，日寇侵佔華北，曾邀請徐世昌再度出山，替日本人做代言人，被他斷然拒絕。

東四六條

精美建築崇禮住宅

東四六條里最為顯眼的建築當屬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崇禮住宅。這個宅院和張家口的崇禮可沒有什麼聯繫，只是因為宅子的主人叫崇禮。崇禮是清朝漢軍正白旗人，本姓姜，但是被訛傳成姓蔣了，因此民間也管他叫做蔣四爺。這位蔣四爺的女兒嫁給了光緒皇帝的弟弟載濤，因此這一下子就使得他和皇家攀上了親。崇禮的這所宅院無論從規模上還是從建築精美程度上來講，都可以算得上是東城區內數一數二的宅院了。

這套宅院分東、中、西三路，共佔地近一萬平方米。其中東路是崇禮和家眷的居所，西路是崇禮兄弟一家的宅院，中路則是由花園、戲台、祠堂等綜合性建築所組成的建築群。

清朝滅亡後崇禮的後人因生活困窘而將宅子出賣，幾經轉手落到了張仁樂的手裡。張仁樂字燕卿，是清代著名封疆大吏張之洞的第五子（大排行為第十一子），但他卻沒有從父親那裡繼承愛國的情懷，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張燕卿跑到東北，投靠日本人當了漢奸。

後來張燕卿被日本人派到北京任偽新民會副會長，這期間他在北京的居所便是昔日的崇禮宅院。1938年日軍攻陷武漢後，當時有說法認為日本人會請吳佩孚出山擔任傀儡政府的總統，而張燕卿則做總理。消息一出，東四六條的這所宅院前可謂是車水馬龍，大家都忙著巴結這位有可能一躍而成為偽政權總理的大人物。不過令張燕卿沒想到的是，吳佩孚對日本人的請求嚴詞拒絕，他的總理夢也就此泡了湯。

後來侵華日軍華北方面最高司令長官岡村寧次曾在北京居住過一段時間，而張燕卿專門將原崇禮住宅中最為豪華的一處院落選出來讓岡村寧次居住，可謂是想盡一切辦法討好自己的「日本主子」。

東四七條

中西結合閻錫山公館

東四七條臨近西口的79號院，是一座氣勢恢宏的宅院，這所宅院是昔日的「燦公第」。燦公即載燦。他的先祖是康熙皇帝第十五子愉郡王允禑，最早愉郡王的王府在如今的輔仁大學和十三中的位置，但這一支傳到載燦這一代，按照清朝「世襲降等」的繼承原則，只能承襲「輔國公」的頭銜。他不能繼續住在與自己身份不相匹配的郡王府中，只好遷居到東四七條的一座官房中。

後來燦公第被閻錫山購得，改建成了閻錫山在北京的公館。日軍侵華期間這裡一度成為日軍的一座高級會社，1949年之前，這裡還短暫做過山西大學的臨時校舍。這座宅院是一座三進的四合院，其中三進院的院門的吊頂天花是純西洋式的，據說在這座院落里住過閻錫山的一位姨太太，她不但洋文說得好，愛喝咖啡，而且還會跳探戈。因此在這裡出現西洋式的裝飾也就不足為奇了。

東四七條的61號，清代乾隆年間是「超勇公」海蘭察的府邸。海蘭察是鄂溫克族人，隸屬滿洲鑲黃旗，姓多拉爾氏。他的人生經歷相當勵志。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以一名普通士兵的身份參加了平定準噶爾的戰役。這之後三十多年他先後參與了入緬作戰、平定大小金川、定回部、靖台灣、抗擊廓爾喀等戰役，可以說乾隆皇帝所自詡的「十全武功」，海蘭察幾乎全部參加。海蘭察最終也從一名普通士兵，爬到了一品大員，即領侍衛內大臣的位子上。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海蘭察在東四七條的家中病逝。按照清朝規定，沒有戰死沙場的將軍不能入祀昭忠祠，但乾隆皇帝特意恩准將其入祀昭忠祠，還繪製了他的肖像，懸掛在紫光閣中。

東四八條至十四條

無跡可尋的倉神廟

在幾張民國年間的北京地圖上，在東四八條衚衕東口路南，都標有一座叫「倉神廟」的建築。這座廟所在的衚衕正對著的，正是當年北京城內第一大糧倉的西門。這座大糧倉在元代的時候稱為「北太倉」，其位置正好在元代的太廟（今新聞出版大廈以西區域）北側，倉神廟正是為了祈求糧倉的平安而設置。民間信仰里的「倉神」，是婦孺皆知的歷史人物：漢代淮陰侯韓信。韓信的生日是農曆正月二十五日，因此在這一天，民間有很多祭祀倉神的活動，例如有些地區會將草木灰篩細，並用其在院子中畫出一層套一層的圈子，並在圈子裡灑上一把米，並用大石頭壓上，取義「填倉」和「封門」的寓意。當年舉辦這類活動之時，想必東四八條這條衚衕里一定是熱鬧非凡。如今，倉神廟已無蹤跡可尋。

東四九條西口，即今九條小學處，曾有一座貝子府，府主人是道光皇帝的侄子奕謨。這座府邸如今只剩下一座原花園中的亭子，從5號線張自忠路的C口出來，這座亭子正好就在出口的後身。

另外，從東四十條到東四十四條，歷經變遷，史料記載也並不詳細。如今的東四十條，因為新時期的許多建築而成為著名的街道，東四十條有「南新倉」，它是明清兩代皇家倉庫之一。

值得說一說的是東四十四條。它是東四一帶，帶「條」字衚衕中的最後一條。清朝時，肅親王善耆在東四其他地方原本有自己的府邸，但1900年庚子事變之後，由於老肅親王府被劃為日本使館，於是這位王爺只能從他人手中購買新的府邸。最終他相中了北新橋附近東四十四條衚衕的一座宅院。如今這座王府經過了比較大的拆改，已經很難尋覓到昔日的樣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