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宗族祖墳述略

時間：2014-6-25 23:03:37 點擊：120核心提示：清代宗族的祖墳，被視為安放祖宗體魄之所，地位崇高...【內容提要】 清代宗族的祖墳，被視為安放祖宗體魄之所，地位崇高；雖為民間之事，沒有像皇家山陵那樣的體制，然也多所規範，墓穴空間布局，在理想的條件下遵行昭穆制、房支葬區制和墳丁護墳制。宗族視維護祖墳為重大事務和重要活動內容，成為宗族建設的重要環節，培土護林，豎立碑石，繪製墳圖，載入族譜，反對盜賣墳山田地林木，不惜破財打官司；感念祖宗功德遺譯，設置祀田，進行持久不懈的墓祭。祖墳的存在令族人由觀念上的祖宗認同，進到組織上的建立清明會之類的團體，令族姓的天然血緣事物變成為宗族社會群體，成為宗族的一種栽體，與祠堂、祀產、族譜共同構成宗族實體元素；祖塋還能為宗族編纂族譜提供實物史料。北方宗族不被學者看重，若給祖墳以應有的地位，以之為視角觀察宗族史，可知它是北方宗族存在和活動的特點。【英文摘要】In the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some institutional norms of ancestral graves, such as taking measures to protect graves, buried area according to the Zhao-Mu system or the clan"s branches. So as to safeguard the clan graves for the major affairs, some clans" building included forest earth, steles were erected, the grave map were drawn included in the family tree, and punishment of selling forest and land of the grave, setting up Si Tian (land for ancestor worship), lasting ancestor worship in the grave were in vogue. As a result of existence of graves, Ching-Ming Club became an establishment of such groups. And it made clan to turn into an ancestral worship production with ancestral temple, clan"s property, and family tree. Ancestral grave can provide historical data for clan genealogy compilation.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lans" history, we can easily study that the exist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north clans, whose often were paid a few little attention to.【英文標題】On the System of Clan Graves in the Qing Dynasty清朝人給祖墳（亦稱作祖山、祖塋、墳山、兆域、墳塋、宅兆）以崇高的地位，極其敬重，包括筆者在內的後世研究者忽視了清朝人的這種感情，對祖墳的研討非常缺略，是以普遍認為祠堂、祀產、族譜是宗族的載體，是宗族之為宗族的原因和標誌，其實祖墳亦為宗族的載體的一種，只是我們忽略了它；清代北方宗族不被學者看重，以為不可與南方宗族同日而語，然而給祖墳以宗族史中應有的地位，不難發現它是北方宗族存在和活動的特點。因此，開展祖墳研究，會豐富宗族載體內涵，改變對北方宗族的認知模式，將使清代宗族史的討論內容趨於全面，研究理論層次有所提升。祖墳的存在與人們的掃墓活動密不可分，是人們慎終追遠情懷錶達的一種形式，20世紀的政治運動使得各個家族祖墳遭到嚴重破壞，惟台灣於清明節放假掃墓，2008年國家將清明定為節日，予民眾祭祖掃墓以方便，由此可知對清代宗族祖墳史的研究有其學術的、現實的意義。鑒於清代宗族祖墳史尚無一般性的論說，筆者不擬只是研討上述兩個特別之處，僅將它作為文章的一部分內容，而將以較多的筆墨去描述清代宗族祖墳的基本狀況，即宗族祖墳觀念、建設規制、保護措施、墓祭及祖墳功用。由於宗族祖墳與個人的父祖之墳墓不完全相同，因而不構成宗族墳塋的個人祖墳建設與祭祀活動本文不作評述。一、祖墳觀念清朝人如何認識宗族墳塋，是何種意念促使進行祖塋建設和祭掃？他們的觀念，總的來講是孝道，要實現對祖宗的生養死葬和祭祀，在生前主要是孝養、孝順，身後「視死如視生」，為此而建設祖墳，進行墓祭。誠如靈石何氏道光間的《家訓八則·修塋域》所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是也；君子有終身之養，丘墓是也。先儒謂墳墓乃祖宗體魄所藏。子孫思祖宗不可見，見所藏之處，如見祖宗一般」①。所以具體一點地講孝道，就是祖塋建造和祭祀，就中涉及到對先人死亡後魂魄依附的認識，祖先安葬兆域與風水的關係。（一）祖墳藏體魄與報本說古代社會存在人有「三魂七魄」（或「三魂六魄」）之說，這「魂」（靈魂）導致宗族的祠堂興建，「魄」（體魄）則引發祖塋的修築。康熙朝吏部尚書、文壇領袖、河南商丘人宋犖為祖墳購置祭田，在《祖塋祭田碑紀》中寫道：「神依於主（木主），體魄藏於墓。」② 嘉慶間，廣東乳源余氏《家規》的「尊重祠墓」條，謂「祖宗之靈爽，何依依於祠而已矣；祖宗之體骸，何歸歸於墓而已矣」③。湖南零陵龍氏《家規》亦云：「祠乃祖宗神靈所依，墓乃祖宗體魄所藏。子孫思祖宗不得見，見所依、所藏之處即如見祖宗焉」④。安徽婺源（今屬江西）、祁門、江西浮梁三田李氏《祖訓·修祠墓》：「孔子言，孝子之喪親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饋享之。祠墓者，所以妥祖宗之靈也。」⑤宋氏、余氏、龍氏、李氏一致認為祠堂和墳墓具有不同的功能，祠堂供奉的神主為祖靈所依憑，祖墓埋葬的祖宗遺體是體魄依據之所，祠堂、祖墳使得靈魂與體魄各有所歸依。筆者這裡不是為談論祠堂的功用，以及祠堂與祖墳的功能差異，而是另有兩個緣由：由於祠堂在宗族史中的地位已為人們所熟知，將清朝人的祠堂、祖墳相提並論事實擺出來，以見祖墳在宗族行為和宗族史中的重要性；清朝人對祖墓與體魄關係的理解——「體魄藏於墓」的觀念。祖宗體魄藏於塋墓，無論是個人屬文，宗族制定的規約、族譜凡例，族人寫作的譜序，在在言之，茲錄數則，先見清朝人不厭其煩的絮叨，而後筆者稍事解說。乾隆間江西新昌漆氏《族譜凡例》云：「兆域，祖靈魄在也……於清明時祭掃，填修傾圯，應禁者議禁，防其侵壞，非重風水說也，心之所自致耳」⑥。江蘇宜興篠里任氏謂：「塋墓藏先人之體魄」⑦。上海曹氏同治間規範：「塋域為祖宗體魄所藏，關係最巨」⑧。直隸滄縣張氏認為「墳塋，乃祖宗藏身之地也」⑨。山東黃縣王氏說「塋域以妥先靈，尤為急務」，「祠墓者，所以妥祖宗之靈也。」⑩ 安徽歙縣胡氏道光間族規的「修墳墓」條云：「墳墓乃祖宗所憑依之域，子孫報本地也」(11)。四川銅梁安居鄉周氏《訓規》中的《重蚯墓》說到丘墓，「生有室宇，死有丘墓。惟茲抔土，乃祖宗體魄所依，子孫瞻仰所系者也」(12)。河南、廣東、湖南、安徽、江西、直隸、江蘇、山西、山東、四川各個宗族一致認為祖墳是祖宗體魄存在之域、藏形之所，確實形成共識，但是也有宗族將體魄與靈魂混而為一，如新昌漆氏視祖墳為靈魄之所，黃縣王氏以墳墓為祖靈之所，不過此種魂魄分析不清，無礙於祖墳藏體魄說。在這清朝人的屢屢敘說中，另有兩個信息引起筆者關註：其一，建墳被視為刻不容緩的頭等大事。上海曹氏講祖塋「關係最巨」，黃縣王氏說「尤為急務」，因為墳墓關係祖宗體魄的安寧，「入土為安」，不建墳安葬，祖宗體魄無所歸依，是子孫不孝的顯著劣跡。其二，建墳報本，表現孝心。歙縣胡氏謂祖墳系「子孫報本地」，「報本」之「本」，狹義指生身父母，報本是報父母之恩，如同清初直隸灤州邊氏所說：「凡我五官百骸聰明才幹皆本之父母，受人財產尚知飲水思源，生身報本又何忘乎」(13)。但是就宗族成員講，報本之本系指「一本」，是謂宗人均是始祖、始遷祖所出，即「一本」所生，報本是子孫感激祖宗生身養育之恩。因之善置祖塋，報本之情懷始得有所表現，心理才能安寧，故而新昌漆氏發自內心說造墳是「心之所自致耳」。再則子孫思念消失於人世的祖宗，何處去尋覓、去釋念？銅梁周氏、零陵龍氏、靈石何氏說得好，到墳塋去瞻仰，去拜祖墳與祠堂神主，如同見祖宗一般。要之，塋墓尊藏祖宗體魄，是宗族報本之地，所以從觀念上講建設祖墳是宗族頭等要務。（二）祖墳根基說就逝者而言，祖墓是祖宗藏形藏魄之所，從生者來說，祖墳則是人生的根基。同治間四川開縣唐氏云：「夫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塋所在，根本系焉。」(14)同時間江西南豐黃氏亦稱「祖山乃生身根本所系」(15)。湖南漢壽盛氏《家規》則云：「塋山重地，身所自出」(16)。所謂「根本」，清朝人的意思有三個方面：一是說先人留下基業，即先人居住在這裡，置有產業，從而擁有生活資源。瀘州王氏在講述設立祖墳道理中說：「先人遺澤，有田廬以安其子孫，必先有坵壟以妥其宗祖。是墳塋者，祖宗依戀之鄉而實子孫根本之地。根本之不修而欲枝葉之發秀，其可哉？」(17)祖先立足之地，有田地房舍遺留給子孫，子孫據以安生立命，自然是子孫根本之地了。祖遺田舍是物質財富，祖宗遺產還有精神財富，清人講祖塋根基，就有從後一方面理解的。王氏遷徙至山東黃縣，到乾隆年間已有十幾世，熱心者重修始祖墓和其他祖墳，並一一豎立墳碑記述祖先功德，事後自豪地宣稱：「邑之族眾矣，吾族人何子姓繁衍，既吉且昌也，於碑可溯夫原本也；邑之族眾矣，吾族人何孝弟忠信親睦敦和也，於碑可溯夫家法也；邑之族眾矣，吾族人何經明行修科第蟬聯，觀光橋門采芹泮水者，志且謂幾半黃庠也，於碑可溯夫世德也。」(18)認為宗族人丁興旺，講求忠孝親睦，舉業連綿鼎盛，追溯其源，是祖宗家法和累世種福造成的，是優良傳統致福。這種精神遺產是為二。三是祖墳關乎後人生存狀況。績溪周氏宗族認為「報本必先乎祖墓，追遠尤切於墳山，前代之神靈所寄，後人之命脈攸關」(19)。祖塋建設得好壞，影響及於後世的生活質量，是報本大事，也是後人命脈所系。祖塋之地，與宗族所在地是同意語，它足族人生活之區、繁衍延續之區。直隸滄縣張氏《先塋志》說得好：「吾祖徙居來滄，生於斯，長於斯，家於斯，族於斯，遂卜以村東南里許之地為塋焉。」(20)是啊，族人生於斯，長於斯，家於斯，族於斯，死於斯，葬於斯，後人追念先人於斯，族人周而復始地生活於斯，這個地方當然是宗族的根基。清朝人從繼承物質、精神遺產方面感激祖宗，其實還有先人的社會關係遺產也為後人接受，這也是人們生活與立足於當地社會所不可缺少的要素，是「根基」的應有內涵，只是人們對此認識不足。後人的立足之境，為祖宗所創造、所給予，後人視為根基是尊重事實，合乎情理，是為不忘本，以祖宗體魄所依託的祖塋為宗族的根本，宗族的根基就牢固不可動搖。（三）講風水與避「五患」觀念並存講到墓地的選擇，讓我們回到清朝人的體魄觀念上來。三魂七魄之三魂，是靈魂，是一種精神，它在人健在時存附於人體，人死亡，靈魂不滅，離開人體，依然存在。七魄，指氣、力、中樞、精、英、天沖、靈慧，附於人體。後人為紀念先人和保存先人體魄，用神主承載靈魂，從事木主及其存放的祠堂建設，用墳墓安置體魄，故講究遺體保存和兆域環境，是以有葬地的選擇和風水說的流行。清人相陰宅的「風水」說，是講求保存先人體魄與造福後人相結合的一種觀念。人們認為人死有氣，氣能感應，影響於活人，所以要擇生氣凝聚之地安葬；為了聚氣不散，需要界水限制氣的運行；又為不使氣散，必須有藏風的條件，總之，為了存氣，講求風水，兆域當在山環水抱、九曲環繞、藏風聚氣之地。存氣的要求僅僅是一個方面，更有生氣的願求：人們以為人體下葬後與墓穴之氣結合，形成生氣，通過陰陽交流造成的途徑，影響後人的運氣；葬地理想，先人骨骸得到地氣的溫暖，會造福子孫。在風水觀念的影響下，清人營造墳墓，都要慎重選擇葬地，是為卜葬（卜兆、卜宅、卜地）。滄縣邊氏《塋地記》寫道：「邊氏始祖遷善公移居來此，歿後卜葬於吳官屯庄西北方。」(21)黃縣王氏「來黃十有餘世，先代祖塋卜城之坤隅」(22)。卜兆，選擇塋域與墓穴。始遷祖的卜葬之地，而後成為宗族的祖塋。卜葬講求風水，宋代以來，江西堪輿家最富盛名，清代依然如此。新昌漆氏的祖塋呈蓮花形，是風水師視為的上兆，故該族以之為發祥地：「吾族祖墳之有蓮花形也，實為世代發祥之基，自明以來，其歷代之考妣藏魄於其中者指不勝屈矣。」(23)靈石何氏的祖塋在「村北原里許，後倚崇山，峭壁插天。前接孔道，襟帶汾流，峽溪左右環抱，山明水秀，術家謂何氏發祥以此」(24)。山西永寧人、康熙朝總督于成龍（謚清端）的墳山，據康熙間纂修的《於氏宗譜》記載：在州治北面名曰「橫泉龍」的地方，其墳墓，「卯酉兼乙辛坐向。明堂寬容，奚止萬馬，前列大帳，秀峰高聳。天馬、金馬雙貴，文星等山朝拱。出帳入帳，川水曲流，內帳角有陰砂，長抱外有羅星秀麗，重重關鎖，不見水出，真科甲綿遠，極貴極富大地。蓋由清端公盛德深厚，天賜吉城，以啟後人無疆之福祚耳」(25)。這些宗族都認為尋得風水寶地，葬祖講求兆域形局，於是先人安寧和子孫發達，尤其是招致後裔昌盛，人丁興旺、科甲連綿、累世簪纓。在這祖先、後裔雙利的情形下，其實人們更關注於風水對後人有利的方面，是以發達子孫之說不離於口，這是後人一味期求、祈求祖宗保佑，而或多或少地忽視對祖先遺體保護的追求。有些清朝人認為這是偏頗之見，提出兩種方法加以糾正：強調祖塋防範「五患」，加深維護祖墳與福佑子孫辯證關係的認知。一味為發達後人選擇墳域的功利思想，遭到一些宗族的批評，如銅梁周氏說世人「於先世丘隴，動望其福報」(26)。表現出不滿態度。另有一部分清朝人從社會環境與自然環境方面考慮葬地的選擇，留意於避免「五患」。五患之說，出於宋儒程頤的《葬說》，謂選取葬地，「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需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27)。即要從長遠謀慮，若所選的地方，日後成為道路，成為城郭之地，成為溝洫池沼之地，易招勢家權貴的攘奪之所，處於耕種田地之側而會變成耕地的處所，有此五種可能的地方，日後祖墳會有不測之虞，自然不得安寧。清代宗族相信此說的頗有一些。湖南漣源李氏《宗規》云：「葬必擇地避五患，不得泥風水邀福」(28)。灤州邊氏的先世卜葬兆於大夫坨北，去家六七里，其意「非曰擇山覓水，按穴尋龍，必期後裔之昌隆也，亦取乎地平土堅，庶免五患，以妥先靈而安體魄」(29)。長沙澗湖塘王氏的祭禮規範，講到「前期擇地之可葬者」，注意防五患，引述程頤的話，並說這不是「世俗葬師之說」(30)。婺源、祁門、浮梁三田李氏家規亦是強調祖墳安體魄：「祖宗墳塋非但為子孫風水，實安先人體魄。」(31)李氏、邊氏、王氏等宗族針對世俗風水之說的流行，告誡族人避免五患，保證祖宗體魄安寧，才是建墳選址的宗旨。針對惟知風水造福後人說，一些宗族在風水說中倡導先人、後人並重觀念，強調祖塋體現孝思與祈求祖宗庇佑統一的關係。乳源余氏家規云：「葬必擇地，避五鬼不必泥風水以邀福。陸世儀先生曰：譬如種子，人心則種子之善否也，風水則地土肥磽也。種子善，雖瘠土未嘗不生，種子不善，雖極肥之土，未有種草而得豆、種稗而得谷者。所以儒生重心術，不重風水。」另一則祖訓云：「墳墓乃祖宗所依歸，而子孫賴祖宗為庇佑，亡者亦安，理之常也。人所貴者，子孫為其死而墳墓有所託耳，世未有墳墓不祭守而子孫昌盛者也。」(32)講風水是為保護祖宗遺體，而不是為後人，後人應當自身行為端正求福；須知祖宗希望有安體魄的墳墓，保佑子孫繁衍，子孫若對祖墳馬馬虎虎，怎會得到庇佑而昌盛。黃縣王氏於嘉慶二十一年（1815）修繕墳塋圍牆之後說，塋域為根本之地，必須及時維修，以求得「祖宗之靈爽，歷久不敝；子孫之蕃衍，閱世彌昌矣。」(33)維護好塋墓，子孫才能綿延不絕，兩者是因果關係，所以子孫不能單方面企望福佑，否則是不可得的。雖有反對極端風水論者，但為後世追求風水仍為主流意識，從而產生三種持久不變的現象：一是留意穴位方向；二是族人為培植風水，害怕傷害祖墳龍脈，於是有禁葬祖山的規定；三是因爭奪風水寶地而打官司。二、祖塋建設規制婺源等地三田李氏《家規》云：「子孫出外道經墳塋，無分晴雨，必須下馬稽首」(34)。此一事，足見宗族對祖墳的敬重和相關規範。可以想見，祖山的尊重地位，必有相應的建設規制才能與之相適應、相匹配。塋墓有制，《周禮》有冢人之官，所謂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清代傳承前代的遺規、風俗，皇家山陵系神聖之地，對其不敬者，列入「名例律」的「十惡」之條，屬於罪大惡極；官民有其墓葬制度和習俗；法律對民間的祖墳及祀產予以保護。這裡所述民間宗族墓制，內含始祖、始遷祖與後裔的葬制，封頂以外的地面建築，不同社會身份者的葬法，以及義冢的設置。（一）祖墳墓穴空間布局的昭穆制墳塋昭穆制，是宗族的列祖列宗安葬，遵循輩次昭穆序列法，一世祖葬在中間位置，二世在其左側，三世在其右側，如此類推，各依昭穆位次安葬。各個宗族的規約，多有相關規定，實際葬法，有條件的也多依此進行，然而限於塋域環境，許多宗族做不到。滄州張氏墓地15畝，形若棋盤，葬埋規則為「左昭右穆，宛如雁行」。傳到八世，因人口繁盛、支派眾多，遂各立新阡(35)。灤州邊氏之祖墳葬法，始祖居中，二世因分為兩派，昭穆制不明顯，至第三世的一個支派實行昭穆制：「穴分昭穆，其長居中而次列，後世為穴，從此為定」(36)。平定州張氏，自張定則墳墓為始，其子孫「葬依昭穆，位次分明」(37)。湖南寧鄉劉氏《家約》要求實行昭穆制：「祖山乃生身根本所系，凡理葬必須通聞族眾，不許上犯昭穆，違者遷改重罰」(38)。江西南豐黃氏與寧鄉劉氏作出文字完全雷同的規則(39)。零陵龍氏懼怕祖塋「昭穆失序」，家規告誡族人，拊葬祖山一事必須慎重，毋得希圖地脈，或截來龍，劈祖冢，逼羅圍，攔道口，欺祖壓祖，以致昭穆失次、滅理傷倫，如有此事須速諭起遷，呈公論罪(40)。劉氏、黃氏、龍氏等宗族這種強力關注族人安葬昭穆秩序的族規，表明這些宗族實行祖墳昭穆制，然而有族人不予遵守，故而嚴申禁令，違者重處。（二）房支墓制宗族發展，世代延續，族人增多，一個祖塋勢必不能容納眾多族人的墳墓，於是在宗族內有房支墓地的出現，並且由各房分別管理。房支葬法也有規制，以始葬的祖宗為主體，他人為祔葬，即子從父，媳從姑，卑幼從尊長之葬。靈石何氏自始祖葬洞溝右塋，長支五世，次支四世者皆襯。六世以下各支不柑葬者，另有墳山，形成房支墓群(41)。甘肅秦州張氏有全宗族祖墳，有各房分支派墳塋。其伏羲城桂家巷道後塋域一處，系闔族祖塋。州北山鴉兒崖塋域一處、州北山劉家堡唐家墳上塋域一處，皆系長房祖塋；州西頭橋塋域一處，系長房長支光緒間仍用塋；州西三十店子撻馬溝門黃家窯山前塋域一處，系長房祖塋，原在三十店子董家磨，囚河崩移此，長房次支至光緒間仍用此塋。州南山石馬坪塋域一處，系二房次支進祥支塋；州北山三台址塋域一處，系二房長支祖塋；州三台址二房長支塋上塋域一處，系二房爾志支光緒間仍用塋；州北山堅家堡小鴉兒坪塋域一處，系二房次支光緒間仍用塋；州北山堅家堡小鴉兒坪塋域一處，系二房印公支光緒間仍用塋。州西南山張家山山後塋域一處，系三房祖塋；州西堅家河塋域一處，系三房祥公支塋；州西南山張家山山後塋域一處，系三房新紮辰公光緒間仍用塋；張家山張家頂東北角塋域一處，系三房監裕公支光緒間仍用塋；張家山楊家頂正南塋域一處，系三房賢公支光緒間仍用塋。州南山南郭寺頂塋域一處，系四房祖塋(42)。張氏房支祖墳之多，令人不勝羅列。瀘州王氏祖墳，有始祖墳塋，更有房支墳域，遂有相應的管理祭祀規則：自始祖國貴起，所葬各處墳山，有合族共管者，有各房分管者。其墳塋管理區分為：王家灣宅左，始祖國貴、楊劉二氏合墳一座，合族管祭；下排兩座，長房子孫管祭。小屋基宅右登朝、石謝二氏合墳一座，合族子孫管祭。灘子上德珂、金連與王氏墳兩座，合族子孫管祭；下排各房之墳，各房子孫管祭。黃連屋基山墳兩座，二房子孫管祭。走馬嶺坎下聶家村宅前山墳一座，三房子孫管祭(43)。新昌城南漆氏祖墳兆域，宗族與各房作出區分，某房管某遠祖冢塋，協約遵守(44)。（三）製作墓碑牌坊墓穴封土四周，特別是前面，豎立碑石牌坊等標誌物，具有表達子孫孝思不匱和顯示宗族地位的雙重含義。庶人墳墓可以樹立石碑，品官則依品級，建設牌坊、碑銘、石像生等物，如同黃縣王氏所說：「秦漢以來往往用以記功德，而士大夫鸞翔鳳翥之域，遂有神道之建碑」(45)。康熙朝大學士、安徽桐城人張英，與妻合葬於龍眠山，墳塋九級台階，上為拜台，石雕翁仲，前沿四柱牌樓石坊一座，中正橫樑上刻陽文「恩榮」二大字，康熙帝、乾隆帝御賜碑二方，分立於牌坊後。墓地兩側有雙溪流過。其子雍乾兩朝大學士張廷玉的墳墓亦在龍眠山，墳前石牌坊；兩方巨型石碑，一方碑頭是乾隆帝御書的「御制諭文」，另一方亦為乾隆帝御書「御制祭文」，碑文系滿文、漢文合書；神道兩側六對石像生，系獅、羊、馬、武士、文士等石雕像；五供石桌，上陳香爐、燭台二、寶瓶二，五供桌前有石墊一方，供祭祀跪拜之用；墓穴封頂圍以牆；牆外有防土牆；整個墳園有圍牆。護墳戶「添」姓(46)。江西清江（今樟樹市）龔氏之祖墳，自明代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其墳上下三層，前面豎墓表，再前面則有敕命石碑(47)。平定州竇氏先塋，內有碑、石棹、石爐各一，塋四隅石柱各一，系雍正八年（1730）合族同立，塋前石坊一，系乾隆間建立。因碑碣牌坊，一應俱全，故其族人於光緒間雲「先人備之久矣」(48)。同地張氏祖塋，以東與另一張氏之塋為鄰，其祖諱有碑記可據；南抵姬氏故塋，立有石碑族譜，起著界碑作用(49)。同地白氏祖塋在州城東南，上墳道口左右立石柱兩根，名為將軍柱，上端立石獅，另有石牌坊一座，上刻「箕裘衍慶」四字，因年深日久，字跡含糊，於咸豐六年（1856）重修新描，煥然一新(50)。山東萊州趙氏，其五世祖為明代官員，夫婦合葬墓，封土前有石牌坊三座，牌坊後面望柱兩根，墳前立石碑。至清末，歷三百年之久，保存完好，為其清代後裔加意維修所致(51)。黃縣王鴻中等二人於嘉慶九年（1804）中武舉，其中一人並為解元，認為是罕有之幸運，是祖德宗功之遺澤，為表達尊祖之意，在祖墳樹立旗杆(52)。真正是光宗耀祖了。墳墓的標識，最重要的是墓碑，然立碑非貧寒之族所能辦，亦有有財力而不為者，視對祖塋功能認知而定。其看重塋墓者，特別是為讓後人能夠確認某墳為某先人者，極力主張刻石立碑。平定州張玉潤撰文《宜設墓表說》：「富貴子孫為其祖父營葬勒碑固分內事，獨慮貧寒宗族，猝遇變故，其力不能如此。又見古塋之中荒冢累累，字跡不存，泯滅無傳者不可勝計，良可哀嘆，因勸後人務宜安置石棹，刻字以表之，又宜置一卧石，列表刊其人墓穴方位，以便異日子孫辨識。」(53)同地白鳳章、倬雲撰文《勸族人多立墓碣說》，亦倡是說(54)。反映不能立碑的宗族甚多。（四）規範袝葬，禁止擅葬宗族為了維護祖墳風水、培植祖墳龍脈，規範袝葬、余山埋葬辦法，另制定特殊身份族人的葬法，禁止族人強葬、亂葬。宗族有條件地允許袝葬，或准許族人買葬祖山餘地。南豐江氏鑒於其他宗族有人盜葬，為防範此弊在本族的出現，於乾隆間立約，嚴禁盜葬，許可在宗族監督下袝葬。其辦法是：族人葬親於共祖墳山者，當於白晝行棺，族屬送柩，臨山觀窆，不致侵犯；如或不告知族屬，通過外戚私交，暮夜移棺，侵犯祖塋及族屬墳墓者，族屬鳴眾踏看責遷，不服者送官治罪(55)。新昌漆氏的祖墳，因康熙四十四年（1705）以後葬者日眾，宗族恐傷地氣，有礙祖冢，公議不許擅葬，實行備價買葬法。凡欲安葬此祖山餘地者，先選定穴位通知族眾，備價銀20兩、酒席銀4兩送交祠堂，然後公同登山開地，其地既要各傍各房祖冢之側，又無侵礙，方許安葬，以期全風水而保祖墓。後因買葬者多，宗族乃制定《合族禁止買葬蓮花形公約》，不再允許買葬(56)。清江龔氏亦有類似辦法，有大觀橋、莒堎岡、鄭家腦、新市四處祖墳，早在明代嘉靖十六年（1535）合族公議，不許再造新墳，可是清代以後因祠堂缺費，眾議將大觀橋墳地開葬三次，每穴收銀40兩(57)。紹興吳氏的角紙、杭湖二山祖塋久已禁止添葬，蒼墺、甑箄、仰天螺、白牧諸山，雖許子孫余山埋葬，惟不準越近祖塋，違者會眾教訓(58)。宜興任氏祖塋遭族人盜葬，而後又被該人賣給外姓，宗族發現後，認為傷了祖墳龍脈——「登穴展視，不勝低回慘結」，乃大力整頓維護，絕對禁止袝葬，以免泄越靈氣(59)。宗族對於族人強葬、盜葬祖山，嚴厲懲治。績溪周氏呈請縣衙批准，特製《禁碑》，反對盜葬，並說明其緣由：掘挖盜葬，必至有傷氣脈，侵害祖墳。從前盜葬者，或是貧苦無地可葬，出於不得已，情有可原，姑置勿論。今豎立禁碑，奉縣主嚴禁。嗣後仍有於祖墓之前後左右盜葬者，人心全無，不孝實甚，定即先行押遷，呈官究治，革出宗祠，永遠不許復入，決無徇隱(60)。婺源等地三田李氏發現盜葬祖墳的族人，即行齊集族眾，強押該人即時掘墓他遷，如本人逃匿，即押其兄弟子侄起掘，並鳴官以不孝論罪(61)。寧鄉劉氏族規，強葬祖山，侵犯祖塋，飭令遷出，做法事賠罪，並在祠堂責罰，如有不服，送官究辦(62)。池州杜氏家法，祖墳前後左右私自盜葬，致傷來脈及壞墳境者，責令遷移後逐出境外，永遠不許歸宗(63)。祖山即使多有空穴，亦非所有族人及其家屬都能安葬，原因在於族人及其家屬的社會身份不能葬於祖墳，宗族遂制定相關安葬方法。主要是拒絕賤民、殤逝者。山東即墨楊氏有松樹塋，族人死而無嗣者、夭亡者、妾無出者、女子未適人者，並葬於此(64)。無嗣者、妾無出者，都是沒有男性後人的，為人賤視，不能葬入正常族人的祖墳；妻無出無妨安葬祖塋，而妾不行，則因其社會身份低下之故。直隸故城縣的宗族風俗，亦歧視無後之人，不得在祖墳安葬，另葬別處，名曰「絕戶墳」，致令無子者傷心至極，不忍聞其名目(65)。漣源李氏族規，族人之妻若再醮，不得返葬，如在他姓無子而卒，其子迎歸進葬，猶可略為變通；若在他姓已生子，其子迎柩歸者，不準進葬祖山。族內若有個別人已經迎葬祖山者，族譜則不注載葬向。這樣做，一則維護夫妻名分，二則杜絕因其葬在本族祖墳而他姓藉以爭奪墳山(66)。（五）設立義冢極少數宗族為維護祖塋和顧恤族人，設置義冢，供貧窮族人下葬。績溪城西周氏設有義冢，添置的原因，謂為「義冢之設，可以為裔孫借急，可以止祖墳盜葬，甚盛事也。」即兩條理由，一為解除貧窘族人無葬地之苦，二可免除無地族人強佔、偷占宗族祖山。該族義冢的建立，系胡里族人重建宗祠時，籌銀150兩，建祠用100兩，以剩銀50兩置買地業，為宗祠義冢，立碑訂界，聽憑派下子孫安葬，並希望仍有族人倡首邀捐，醵錢增買毗連地業，開拓義冢地畝(67)。同縣東關馮氏亦備有義冢，系明代的先人、庠生世德所置，持續到光緒年間編纂族譜之時仍在使用(68)。黃縣王氏的第七代王三聘在明代嘉靖間致仕家居，買地3畝余，作為義冢，傳至清季已300餘年，但被人侵蝕，只剩有2畝餘地，宣統元年（1909）闔族共同認為，與其追咎於既往，不若慎防其將來，特作《義冢記》，令族人久而不忘，以資保護(69)。王氏的設義冢出發點與周氏略有不同，重在恤貧，而非祖墳。廣東南海縣九江朱氏以族產施墳地和棺槥，立有章程：義地一邱，編列字型大小，每號可下一棺，不許寬占；族中男女亡故，委系無力買地，義產管事人查明，給地一號安葬；屍柩久停，親屬零落，將至暴露者，給地一號安葬。凡族中男女亡故，實系無力買棺，管事人查明，給棺銀七錢，十五以下給銀五錢，十歲以下給銀三錢，四歲以下不給(70)。朱氏義冢管理辦法務實而又周密，是公共財產較多、有熱心能人的宗族才能做到。光緒間，上海葛尚鈞捐出其母浦東遺奩地基3畝，作為宗族公墓之用。葛氏生活在大都會，一墓難求，以建立宗族公共墓地為務，深合人情(71)。三、祖墳的維護宗族祖塋如若依禮法安葬之後，接下來的事情是如何維護，保證其安全，因此必須不斷地為墳墓培土，清除雜草，種植樹木，標明界址，扶正碑石；丈量、記錄祖塋的界址和繪製圖形；制定族規，禁止族人盜賣墳山和林木；有條件者購置墓田，保護墓園和維持祭祀；與族內外的侵害墳山田地林木者鬥爭，直至打官司。乳源余氏對此所作出的規定是：凡棟宇牆垣，有壞則修葺及時，鏬陋則補蓋無緩；碑石有損則重整之；樹木什物則愛惜之，蓬棘蔓草則芟除之；或被侵佔盜葬則合力恢復之；如有私行典賣，公送官究，不許入祠(72)。為了發現墳塋上的事故，有的宗族訂立巡查規矩，如歙縣胡氏族規，凡冢上木植、墳塋疆界，不時經理巡視，以防不肖之徒的侵犯(73)。具體的規定和作法是：（一）保護維修：培土、護林、葺牆墳園的整潔與否、樹木的枯榮，反映宗族的盛衰面貌和在地區社會的形象，是以注重塋墓的修整，主要的事情是除草培土、植樹護林、修葺墳牆。圓墳培土。績溪周氏宗族，將西門外魚形母鯉塘、胡里東頭鋪後、銅鎮橋、梅木坦、閭坑口、前坑口、牛窩墓、裡坑、隱張、坑口、周坑村口中央、高車、樓下巷、吳家坑等14所墳域21個墓穴，維修完固，標誌分明，希望祖塋幸保無虞(74)。開縣唐氏同治十年（1871）規定，墳塋每年修整一次，清明前，祠中僱人上冢培修，以防坍圮(75)。銅梁周氏《訓規》，各庄俱有丘墓，須以時展祭，斬其荊棘，培其松柏，永禁族人砍伐，勿使牛羊踐履。每歲清明拜掃，周圍仔細相視，有無倒塌漏痕、松薄坼縫之處，以及惡草惡木，根菱蔓延，恐其侵繞棺骸，當築砌者、當填塞者、當斬除者，即速料理，斷不可緩(76)。歙縣胡氏族規，若墳墓平塌淺露，須於祭奠之日率眾擇土培之，不致暴露平沒(77)。墳牆維修。蘭州顏氏的祖墳，因明季變亂，碑石殘破，牆垣傾頹殆盡。康熙三十三年（1694）族長顏克如於拜掃之時，合族中老幼公謀，各輸資財，鳩工修築，重新整齊(78)。黃縣王氏的石簸箕西祖塋，葬二世至六世祖，地近城市，往來行人踏踐，雖屢築土牆，而風雨剝蝕，旋即傾圮，不耐久遠，乃於嘉慶間修建磚石牆，堅實牢固，同時修墳塋，著墳丁看守(79)。平定州竇氏先塋，地界坍塌，祭掃時族長商諸眾人，增修圍牆，於光緒十七年（1891）鳩工砌石，不日告成(80)。滄州孟村張氏祖訓：祖塋樹株牆垣按時修理，不可疏忽從事，自取罪於先祖(81)。墳樹栽培。許多宗族認為墳域林木生長的狀態，反映宗族的興衰，故而加意保護。銅梁周氏說「喬柯蔥蔚，乃先塋之衣被，名隴之巨觀」(82)，宗族的榮譽所在，自應加意培植。紹興吳氏認為墳樹之榮枯，事關人丁的盈縮，有一房的祖墳山，歷來培養蔭木，保衛合族風水，乾隆年間有人不懂得與損丁攸關的道理，欲砍墳蔭，後經合族公議，由宗祠出資留養，永禁砍砟，並立契約，百餘年來相安無異(83)。江西新淦縣黃氏視護理墳樹為事關禮義的大事，族譜寫道：「詩謂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禮謂為宮室不斬於邱木，義至深也。」因此要求族眾，凡近居、近墳及各山各地，諸大樹非公行妥議，不許輕伐，柴薪非屆期不許私砍，如有不遵者罰之(84)。東光馬氏的墳樹，按照族規，每年補栽(85)。豐潤董氏祖塋原先樹木森然，青蔥蔚起，但多歷年所，霜皮剝蝕，漸漸消枯，族人問心難安，乃於乾隆十七年（1752）捐資修繕塋房，以備看墳之所，次年又公議各出資財，培植樹木，並籌措墳工費用(86)。漢壽盛氏家規，塋山重地，止許蓄禁團林，以培風水，以安幽靈；有戕賊者，聚族重處(87)。（二）立界碑與繪圖載入族譜為了確認祖墳，免受侵害，確保其安全，宗族丈量墳地面積，明了其四至、鄰界、葬向，清查不明墓主的主名，為祖墳山命名，為祖墳逐一登記，設立墓碑、界石，以至繪製祖墳山圖，載於族譜，務使兆域清晰，避免爭訟；在有爭議之處，盡量訂立合約，和睦族人和族鄰。祖墳界址清晰。南豐江氏祖山四至分明，並立界石。其一，坐落十一都社坑，山名梨樹窠，東至田為界，西至嵊脊為界，南至陳姓山嵊為界，北至李姓山嵊田為界，立有界石。另一坐落本都，山名芭蕉坑，螺螄形，疊連數嶂，東至田及上舍江姓山圳為界，西至崔姓楓兜嵊脊為界，南至大路為界，北至嵊脊為界(88)。開縣唐氏祖墳界址之清晰，記錄於同治十年（1871）《宗規十條·培祖塋》：「始祖葬塔坪嘴山左，老屋基宅後，原定界址，老屋基宅後，下抵墳前土坎橫過為界，左抵道香子梁直上主頂，又抵道香買趙姓墳地直上主頂為界。始祖妣葬石門關，山前齊菕坎，下抵唐洪祚與道慶地土橫過為界，左抵開鴻地土直上主頂，右抵光圃小溝直上主頂為界。至若各房墳地，均有舊界可守，蓋不得任人侵佔。」(89)祖山繪圖，載入族譜。靈石何氏道光間修譜時，特地為祠堂、墳墓窺形度勢，計其弓步，繪成圖式，載入族譜(90)。瀘州王氏在修輯族譜時，將各處墳塋標出山名，分清房分，志諸譜端(91)。平定州張氏乾隆間修譜，設「塋譜以志其葬，與所遷之地」(92)。漣源李氏的闔族墳塋，族譜內俱載地名、山向(93)。直隸南皮侯氏祖墳在縣城東北里許，而族人不能確指某墓為某祖，後來將能夠確認的，繪出墳圖，使後世有所考據，以便春秋拜掃，並將墓圖載入族譜(94)。灤州邊氏族譜收有先塋圖，備列祖塋狀況，覽者一目了然(95)。歙縣胡氏對各處祖墳的四至、稅畝、字型大小、土名、山向，畫圖載譜，以使考核有據(96)。同治間興國劉氏因遭變亂，恐世遠地遙，祖墳難明，因繪山向墳圖以志之，以防侵漁(97)。南豐雙井黃氏同治間所修的族譜載有墳山圖，圖中註明系某人之墳冢，坐落都圖四址，有無他姓墳墓相連(98)。上海曹氏早先就將各個祖墓繪成圖案，存地址，詳山向，俾後世不至茫昧失考，至同治間宗族訂出規範，按舊規行事，力求做到堅持不懈(99)。池州仙源杜氏早期族譜，即繪有各支派發祥祖之墓圖，光緒中族譜予以保存，其各派近代之祖葬在鄰鄉鄰縣者，亦准其自出刊費繪圖，圖後紀其地名、形向及墳界、科丈契約，以俾子孫世守，免日久為人侵犯(100)。（三）設置看墳人照管墳山，族人人人有責，但也容易形成無人管理狀態，所以在歷史上有的家族建立寺廟（也稱家廟，然此種稱謂易於同祠堂之稱家廟混淆），專門看護墳塋，這在宋代就有所流行，明代仍之，清代亦有少數宗族繼續利用寺廟；但是較多的宗族是使用墳丁照看墳山。建立寺廟的宗族，如蘇州范氏義莊，自宋迄清立有家廟，由義莊撥田，為寺僧供養資費。清江徐氏建有廻龍庵，周圍籬埂之內所有餘地菜地以及大小樹木，俱屬庵內之業，族人不得私為侵擾。庵田六號，共計6畝2分(101)。同縣楊氏有祖業新興寺，不意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為之發生構訟案件，損耗了宗族祠田，因之祀事維艱，原先擴充祠田的設想更成為泡影(102)。浮梁鄭氏有西峰山庵，道光間因庵基興訟，加上另一訟事，使得宗族囊傾財盡(103)。宗族建設寺廟，供給寺院僧人衣食及供奉香火錢，或者專門撥給寺廟田，收入歸其支配。宗族用寺廟照管墳山，是因其超脫在宗族之外，對族人的損害祖墳行為，對房支在祖墳問題上的爭執，可以有所不顧，而向宗族作出如實的反映，有益於宗族處置，當然，為維持寺廟而花費錢財是在所不計的，意外的訟案，則是宗族不能忍受的；至於不肖寺僧盜賣主家產業，更是宗族不能容忍。從清江楊氏、浮梁鄭氏家廟帶來的訟事看，家廟對主家的宗族有利有弊，它不可能成為宗族管理祖塋的主要助力。前面提到的桐城張氏祖墳有添姓墳丁，紹興吳氏賢一派雇有墳丁，可知清代一些宗族擁有墳丁。安徽南部的徽州府、寧國府是宗族役使墳丁最普遍、最出名的地區，這裡世仆制、伴當制歷久相延，世仆、伴當是賤民，為主姓看管墳山是主要事務之一，雍正朝下令解放世仆、伴當，但是他們並不能擺脫主姓的控制，多數世仆、伴當照舊為主姓管看墳山。其他地區的墳丁雖然不一定像徽州那樣卑賤，但其身份低下，多系賤民、半賤民，最好的也不同於平民，為人賤視。他們為主家照管墳塋，主家給以田地耕種。清末名士、安徽桐城人吳汝綸的祖墳，設有「守墓家」(104)。浮梁鄭氏的看墳人被視為奴僕，故其族史有「椑樹下庄人陳奴失檢，住屋忽遭回祿」之說(105)。宜黃羅氏僱人照管墳山，於同治六年（1867）將仙八都塋前墓堂一棟，讓熊慶雲及其子照看，熊慶雲立有領批字據，羅氏給熊姓腳力銅錢16000文，每年三月初八日羅氏來山掛醮，熊姓備飯款待，熊姓應將墳塋添土除草，若有不法者來山肆害，及羅姓子孫私伐山木，熊姓應報知羅姓各房，不得隱瞞，查出聽羅氏重罰(106)。東光馬氏的南塋，樹木隨年補栽，招佃看守，工食撥給墳前地13畝，佃房3間；北塋樹木，亦招佃看守，工食撥給金家窯地10畝、塋圈地10畝(107)。滄州戴氏對看墳人作出規定，不許他們串墳耕種，不許混行挑掘(108)。山東即墨萬氏老墳，樹株漸枯，於嘉慶十九年（1814）七月七日合族共議立樹，捐錢買地築室，覓人看守，並規定所有墳草，永年俱系看塋人收割；所有樹木，永不準伐(109)。（四）禁賣祖墳山林與保護祖墳的合約、官司宗族為著保護公產和祖墳風水，不許族人損害墳山土地與樹木，嚴格禁止霸佔和盜賣，對於外姓的侵害及族內外勾結的破壞，更是同仇敵愾，絕不退讓，打官司也在所不惜。然而墳地及林木並非絕對動不得，為了宗族公用也會經過公議而出賣。宗族為了使族眾明了保護祖墳的嚴肅性，特在宗譜中刊登有關法律文字，令族人知曉，避免侵害祖塋土地林木，陷入重罪。寧鄉劉氏於宗譜抄錄清律：砍伐墳圍樹木私賣一株者，杖一百，枷號三個月；過十株以上即行充發；盜墳前碑石、磚瓦、木植者，亦照例治罪；地鄰牌甲徇隱諱報者，一併照例究處(110)。平樂鄧氏家譜載有《律例歌》：「祖墳樹木，子孫砍賣，十株以上，問擬軍罪」(111)。乾隆二十年（1755）十二月十一日刑部奏定保護祖墳山林嚴懲盜賣事例：墳園樹木除實在枯乾者，許具呈該管官詳查明確，准其砍伐外，如有不肖子孫將祖父母墳園樹木砍伐私賣一株至十株者，杖一百，枷號三個月；如在十株以上即行充發。其盜賣墳塋、房屋、碑石、磚瓦、木植者，亦照此例治罪。刑部行文各省執行此項律例，安徽巡撫、布政司遂通令各府州縣遵行，歙縣項氏宗族又將文告刊於族譜，令族人謹遵(112)。宗族規訓嚴禁盜賣墳山並嚴格執行。江西廣昌縣塗氏反對出售祖塋，制定保守祖塋族約：「今世有貧而無行者，竟將祖墳改賣與人，喪心忘本，莫此為甚，吾族或有此輩，無論眾墳私基，合族追勒贖回，行家法除丁逐出，斷斷不宥」(113)。興國劉氏族規：凡祖宗遺下祭田及祖墳窨堂，不許出售異姓，如有違者，鳴族責革(114)。紹興柯橋楊氏族規：「盜典盜賣祭田，通族攻之，經官追治外，復杖於祠，逐之。生不與祭，死不入主，不列於譜。」(115)池州仙源杜氏家法：祖墳前後左右私賣與人，未葬者責令贖回，已葬者送官懲治請令遷移外，仍罄其家產以抵訟費，訟結後其人逐出境外，永不許歸宗(116)。歙縣金川胡氏乾隆二十七年（1762）規定，有六種玷污祖宗行為者，皆不得上譜，其一為「棄祖」，即棄賣祖墳地、族譜於異姓。道光二年所錄《規條》，侵葬祖墳者，倍罰改正。倘恃強不遵，族長呈公理論(117)。黃縣王氏九世長支的王之震墓在城西關穀草市村石崖子山，塋域大，分四分，同治五年（1866）五月內有遠支族人王基私自將墳塋賣給趙姓，被近支族人告發，王基央求族長等人，情願贖回墳塋，乃息訟。由此闔族共議管理辦法，豎立界碑，將塋旁隙地三分作為春秋祭祀之資，交近支經管，並立帖據，只許耕種，不許典賣(118)。漣源李氏族規：倘有不肖，藉祖骸以佔山，本房、各房并力共攻；強鄰戕毀，尤當同心攻究，庶祖塋可保無虞(119)。宗族禁止盜賣祖墳祭田之嚴，不僅送官究治，而且永遠開除出宗，甚而逐出本宗聚居村落，可見嚴肅認真的態度。禁賣墳山林木，犯者懲罰除宗。宜黃縣謝氏墳山樹木被盜，特制定「祖山之所當蓄」族規，謂各處竹木柴薪，國賦攸資，近遭盜伐，致使童禿，目擊心傷。嗣後再行盜砍，一經捉獲，經族嚴規重罰(120)。滄州鄭氏族規：祖塋中柏樹為祖宗庇蔭，不許擅自斬伐，如有不肖子孫變賣墳樹者，合族當共攻之，斷不可遠怨坐視(121)。池州仙源杜氏家法：竊取墳山及宗族村落水口樹木者，照該地禁約處罰；恃頑不遵者照暫逐例，務俟遵禁方許歸宗；赤貧無出者，暫逐後，三年無過笞四十歸宗(122)。休寧江村洪氏祠規：各祖墓山蓄養蔭木，不許擅伐，雖有枯樹，亦聽其自倒，已倒之樹收取公用。違者逐出宗祠，仍行呈處(123)。儘管宗族反對盜賣墳山、墳樹，可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由族人公議而出賣。東光馬氏祖塋有數株已經枯乾古樹，族人於咸豐十年（1860）公議貨賣，為修家乘資費(124)。南宮白氏有祖墳枯死松樹一林，無力培植，經合族首事會議決定，眾無異言，將100株枯死柏樹出賣，得價補種楊樹，此所謂「去舊換新」(125)。平樂鄧氏有祖遺山場一處，於咸豐元年（1851）以銅錢35000文出售，任從買主造墳，界內之樹，亦由買主管業(126)。亦有售出祖塋地而贖回者，上海曹氏經十三世曹敏之之手，售出味經堂二十七保一圖祖塋地12畝7分，至宣統二年（1910），宗祠費銀2100餘元贖回(127)。宗族深知打官司敗家敗族，在可能的情形下主張和解，協商立約化解爭端，如清江龔氏族人與宗族合約交換墓地。嘉慶二十二年（1818），龔儀廷、和聲二人將買的雙塘坳田1畝1分，更換宗族的安陽地半畝為墳地，憑眾定界，立有更換帖為據(128)。可是若有侵犯祖墳的情況發生，則必官廳相見，以爭勝負。誠如光緒間績溪邵氏所言：「惟父母之仇，祖墳被害，姦淫大變，應力申雪」(129)。績溪許余氏家訓對此態度鮮明，其「息爭訟」云：凡人一生不入公門便是福人，惟有已葬祖墳命盜等事不得不訟，其餘田地銀錢都算小事，不必詰訟(130)。因祖塋而致訟的事情，在清代層出不窮，各地、各時無不有之，也可以說成為一種社會問題。墳山之爭，常常因風水之說引起，徽州號稱「文物之邦，而訟風反甚於他處，大抵為風水居其半」(131)。宗族祖墳官司多是與族鄰發生的。清江龔氏因祖墳興訟多起。康熙五十六年（1717），龔氏在大觀橋地方有地一片，在族譜中說明此系墳塋明堂所在及四至界址，族鄰聶宗素以大觀橋溪旁邇來新長公洲，籲請開墾，知縣准批，龔氏聞而奔控，聶姓旋亦應訴，當由縣丞查勘得實，新任廖知縣判斷，龔氏以譜載之界址照舊管業，界外地方任附近居民牧放牛隻。乾隆二十一年（1756），龔氏沙溪房祖墳被石溪楊姓妄占，因構訟需費，沙溪房子孫遂將東街鋪店房一間賣與大節房族人名下為業以應訴(132)。道光二十七年（1847），浙江建德一片墳山，甲姓葬有祖墳，族譜記載其事，而乙姓卻有山場契卷，並聽風水之說，此山仍可造墳，遂至興訟(133)。山東掖縣趙氏為維護祖墳告狀三次，阻止他人在墳塋採石燒灰。趙氏十一世祖、尚書趙耀墳塋坐落在城西祿山前土山之陽，土人呼為趙家山，咸豐四年（1854），附近村民于山腰開坑取石燒灰，舉人、候選知縣趙華琳等為此呈請禁止，知縣屠道彰以趙尚書生居極品，歿被殊恩，所有附墓山田理應敬謹保護，不得任意作踐，出示嚴禁在趙氏塋旁挑取粉石，如敢不遵，許趙氏親支投明鄉地指名稟究，決不寬貸！事過10餘年後的同治七年（1868），又有呂姓、鞠姓多人在塋後開坑，六品銜即用直隸州同趙鸞掖等呈請禁止，郭縣令將呂姓等傳案訊明究懲。20餘年後的光緒二十年（1894），候補巡檢趙星潤等呈稱，有于姓人等到尚書墳壠山界之內時而牧樵作踐，時而掘挑粉石，魏知縣發布告示，予以禁止(134)。紹興府會稽縣吳氏族人串通外姓人砍伐墳樹47株，族長、族董報案，李知縣將肇事者責押，樹木歸祠堂，憑族長運售，得價開辦吳氏學堂，辦成稟請立案。族長因墳蔭仍有樹百餘株，恐日後再有覬覦盜砍，叩請縣令給示永禁，縣令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准批(135)。不僅異姓之間，在一個宗族內部也因墳山爭執不已，乃至釀成命案。浙江富陽案牘累累，不少是爭墳地的事。路玉書《正風水》詩云：「昨者俞氏族，釁因遷墳起。必求官履勘，親蒞眾山裡。兩造互爭競，理各執一是。」(136)即系宗族內訌。嘉慶十九年（1814），江蘇儀征張苻瑞父親死，聽信堪輿家言，該房不發達，皆因其祖母汪氏墳墓發了其叔張式封一房，只有毀墳，才能發達己房，於是僱人在夜間將其父屍權厝汪氏墳前，其五叔張式均不滿，告到縣衙，最終以由張式封給張苻瑞100兩銀子、一塊葬地，才將厝柩遷出(137)。四、置墳田以護墳與祭掃宗族無不重視墓祭，因之設立祭祀田業，制定或遵行傳統祭禮，而祭祀的進行，不僅體現了孝道，在客觀上更起著保護祖塋的作用。舉行墓祭，宗族既作出規定，又敘明其原因。乳源余氏的祖訓云：「各處宗祖墳墓，歲節輪該祭掃，務在孝敬，以盡報本之誠。」墓祭表現子孫對先人的孝思，是事死如事生的實現孝道，體現出報本的誠意。宜興篠里任氏考察墓祭的發展史，知道它並非出自上古，不過既然成為社會風俗，亦當遵循，所以在清明日全宗族祠堂祭祀之後，當日去本村二大祖塋拜掃，其他祖墳之祭則於次日進行(138)。滄州戴氏規定，李村祖塋每歲派兩人掃墓，八里屯祖塋歲時祭掃須虔誠恭敬(139)。桐城吳汝綸由外地返里，未至家而先掃墓：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十一日往馬家沖父母墓，十二日去五里拐祖父母墓，十三日至曾祖父母墳，二十日去高祖父母、五世祖墳墓，二十一日至六世祖墳墓，二十四日啟程赴保慶股新祠祭祖，二十六日至螺師山兩位叔父葬地，十二月二十九日才回到家中(140)。他祭掃的對象已超出五服尊親，是宗族範圍的祭祀。許多宗族特置祭產，尤其是護墳田業。此舉具有雙重目的，一是有穩定的經濟收入保證祭祀的如期進行，另一方面是維護祖墳的穩定，因為墳塋長期無人祭掃，將被他人視為無後、無主之墳，覬覦侵佔。興國劉氏族規即是如此認知：「世有老祖古墳，辦祭無資，墳墓因而坵墟，以致他人冒占構訟公庭者，由失醮使然也。蓋設立祭產不得侵漁分析，庶祖宗有血食，葬地自永存，為子孫者豈可忽乎哉。」(141)「祀產—掃墓—保存祖塋」的邏輯關係再清晰不過了。宗族祭祀產業有多種類型，這裡不擬述說，僅就墓田略陳一二。清江龔氏以傅家墓墳後田3畝4分，改為耕地，以護墳塋(142)。同地雲溪徐氏有多處祖墳山：土名牛脊巷，四圍余山植松，每年額租錢200文；土名朱溪葉艷坑，四圍余山植松，每年額租錢400文，另有守墳田三號，計官田1畝2分，每年額租1石4斗；土名洋湖岡，每年額租錢800文(143)。滄州戴氏有城東塋祭田，為此訂立《家規十二條》(144)。商丘宋氏有墓田1頃79畝(145)。山西安邑路氏在運城西十里鋪關帝廟東南崖有六世祖海山塋，周圍墳地40餘畝，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理之後，每歲除納糧外，凈得租銀25兩，用作包括墓祭的祭祀費用(146)。宗族墓祭，通常由族長主理，或者在族長指導下由輪流選定的族人負責。滄州戴氏的城東塋祭田家規，明確「祭禮及修理墳墓等事，須從族中擇數老人執年掌管」(147)。即行輪管制，選定受尊重的老年人主事。許多宗族採取這種辦法。宗族的墓祭，概略言之，大多數宗族一年一度，在清明節期間進行，亦有兩次者，有些宗族定在十月初一日。清明祭祀的程序，在清明前夕或當日清晨，宗族派人巡視墳園，墳頭有塌陷處則填補之，雜草刈除之。是日，群至祖塋，掛紙錢，上供品，祭奠，宗人飲胙。如寧鄉南塘劉氏清明之祭掃，由值年經管備辦紙錢、爆竹、香酒，會同各房，於公眾祖山鳴鑼掛祭，以展孝思，也是省視墳墓(148)。即墨楊氏清明之祭，前三日祭太原祖、沛祖、廩膳祖墓，子孫皆從。祭畢，各祭其私親。祭器湯飯五，饅頭三，韭餅二，米糕三，米蒸餅二，餚六，菜六，或各五油菓，五山菓，五茶，二酒，三炷香，前後各四拜。十月朔日祭太原祖墓、沛祖墓及以下諸墓，品儀視清明，惟無韭餅，易以蒸卷。先人忌日祭於墓，屬於房支之祭則房支往，私人之祭則私往。所有祭祀的供品陳設，不得使用僮僕，必須子孫親手擺設(149)。清明墓祭，山西洪洞薄村十甲王氏實為典型。該族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議定清明祭祀事宜，規定組織祭禮的首事、主祭、參與者、經費、通知單、祭儀、祝文、序長幼禮、享胙、夫役各事：首事十二人，輪流充任，他們向族人按分收禮金，開銷不足部分由執事補貼，故需多人。主祭者，族長；禮生四人，擇族中在學者充任，衣帽自備；左右執事二人，禮儀嫻熟者擔任。發送祭期與份金通知單給各戶，文式：「某月某日節屆清明，吾族祖塋歲有拜掃致祭之規，凡我族人，各輸分資一星，預送首事，以便備辦。專此轉達，帖到書知。首事某某等具。」各戶需要交納份金：「凡族中已授室及幼童應嗣者，各輸分金一星，預送首事，倘至日分金不到，除不許享胙外，仍罰補送分金，決不徇情。」齋戒：前期三日，主祭者率族眾及執事人等沐浴更衣。「飲酒不得至亂，飲食不得茹葷，不弔喪，不聽樂，凡凶穢之事，皆不得預。」祭一壇：捧爵家人一名；飛虎旗一對，夫二名；鵝簧一對，吹手二名；嗩吶一對，吹手二名；鐺鈸二幅，樂戶二名；樂鼓四面，樂戶四名；寶蓋旛一對，夫二名；押祭家人二名；香案一桌，夫一名；三罩一桌，夫一名；饅首一桌，夫一名；粉飯一桌，夫一名；湯豬一口，夫二名；湯羊一腔，夫一名；鹽臘一桌，夫一名；乾菜一桌，夫一名；蒸食一桌，夫一名；爐食一桌，夫一名；高垛一桌，夫一名；五架一桌，夫二名；押祭家人二名。禮生、闔族獻饌一桌：海參、肘子、全雞、雞羹、正魚、糟葯、筍絲、蒸羊、十錦、小菜、稍買、春餅、湯二碗、飯二碗、酒三爵、醋二盞、茶二鍾。迎神聚齊，不到者罰：至日，主祭者及闔族人等各具盛服，祗候迎祭。祭自首事處迎出，按既定路線至塋區。如有無故不到塋拜掃者罰，加份金一星，以作公用，決不徇情。墓前陳設定規：至日黎明，塋上執事者先期到達，添土，除草，鋪設氈席，酒、茶在前，次饌，次果，次牲，次香案。墓祭儀節：主祭者及合族人等俱到齊，各依尊卑長幼挨次拈香；上香畢，肅立恭候。亞贊唱禮，序立（每一世列為一行），行禮。引贊引唱，行通獻禮，主祭者詣香案前，跪，隨祭者皆跪，獻帛，祭酒（傾少許於地）、奠酒（執事者接爵置饌前），往複三次，讀祝，焚祝文，化錢紙，禮畢。常祭如此，故從簡便，特祭，另有祭儀。祝文定式：「惟某年號（如嘉慶）某年，歲次干支，某月干支，干支朔，越某日干支，孫某等謹以剛鬣柔毛清點庶品之儀，敢詔告於誥贈光祿大夫、鎮守江南、江寧等處地方總兵官、前後府都督同知、顯祖考大武府君，誥贈一品夫人、顯祖妣范太君之墓前，曰：『惟我祖考，德厚流光。水源木本，雲胡可忘？茲值清明，爰潔豆觴，拜掃墓側，禮則有常。子孫羅列，孝思是將。祖其垂佑，百世永昌。尚享。」』尊卑長幼儀節：拜掃已畢，即於墓前序長幼禮，族長與諸弟輩各挨長幼平立，北向，族長在左，諸弟輩拜之。拜訖，諸弟輩如前拜其中之年長者，逐位挨次拜遍。族長同諸弟輩處左而上，共受卑幼拜，明尊卑禮。分班，諸子侄輩率諸孫輩，皆北向，世為一行，各挨長幼，並立拜之。拜訖，諸子侄輩如前序長幼禮，亦如前處左西上，受其卑幼拜。拜訖，諸孫輩共逐位序長幼，逐輩明尊卑，俱如前儀。享胙定規：至日，川廳內設席八桌。早飯，主祭族長並禮生四位，執事人等，小菜三桌，湯，肉絲，紅絲，雞餅，豆腐，韭菜，姜，大米飯。午，闔族隨祭人等享胙，小菜八桌，玉酒二壇，每位饅首四個，雜會一器，湯一小碗，大米飯一小碗。頒胙定規：蒸食二個，爐食二個，炸二個，每小蜜一斤，饢面二斤，皮面一斤。炸五十餘個。以上獻食俱按隨祭人定數，外加主祭族長並禮生、左右執事七份，以及各役每樣一個十九份。如有故不能享胙者，除獻食外，仍饅首四個，雜會一器。此外，有「待各役定規」、「賞各役定則」，對與事之廚役、家人、屠戶、吹鼓手等之飲食及賞銀皆有規定(150)，詳情從略。王氏的清明墓祭儀禮，就民間掃墓講，是完整的、講究的，表現了子孫對先人的緬懷、崇敬之情。祭祀中所使役的樂戶，是山西、陝西特有的賤民，為個人、群體服役，故王氏得以使用。五、祖墳的功能祖墳，有著凝聚宗族群體、為編纂宗族歷史提供實物資料的兩大功能，而在客觀上成為後世學術界認識宗族歷史的一種視角，獲知其為宗族諸種載體之一，祖塋與墓祭的共存，就是宗族存在的有據可證之物。（一）祖墳的宗族認同功能祖塋是凝聚族人的物質因素，族人圍繞祖墳進行的活動，寄託孝思的同時，確認同宗關係，對抗有爭議的異姓，起著由祖宗認同導致宗族認同的作用。具體一點來看：其一，宗族在掃墓之時，尊長往往向子弟進行祖先崇拜的倫理教育。直隸南皮陳氏，康熙間祠祭、墓祭過程中，長老陳觀志有針對性向子弟講述幾位祖先的德澤，希望他們牢記心中，故在康熙六十年（1721）寫作的族譜序言中說：「年節之奕祀奠掃，余常為後嗣指點迷津，歷述諸世先祖之功德遺澤，莫不洗耳恭聽，意欲曉之而心記哉」(151)。自詡說教為晚輩所接受。平定州竇氏於每年三月清明掃墓，少長咸集之際，竇瑸指著一座座墳墓，向後生一一說明某座是某祖之墓，他們間的昭穆關係，以及各個墳穴的山向，並誠懇地講述「孝思追遠，以志不忘」的道理(152)。利用墳頭開展尊祖敬宗的教育，自然是生動活潑，易於深入人心。前述洪洞王氏墓祭的祭奠儀式之後，緊接著舉行族人尊卑長幼禮儀，晚輩一輩一輩地拜長輩，弟行一一禮敬兄長，儀節非常繁瑣，耗費時間，可以想像，族人一上午的活動，早已飢餓，可能想著下一個節目——享胙會餐了，但是族長和執事堅持這一項目，就是要讓族人學習禮儀，懂得禮法，進而知曉尊祖敬宗的倫理道德。因祖墳而掃墓，而倫常教育，令族人由祖墳而加強一本意識，以及同宗共祖的觀念，從而產生或加深宗族的認同。其二，由祖墳確認同宗關係。有祖墳作為證據，族人能夠分清某人系屬某房某支，某人又是哪門哪派，從而明了互相之間的血緣關係、輩分，誰親誰疏，如何相處，如何稱謂，以便在宗族社會中生活。這種互相了解，基於一本之親的前提，了解的加深，進一步促進宗族的認同。康熙間徽州孫氏編修族譜，雲自唐代末年移徙以來，已歷二十七世，學者彭孫遹為之寫序，謂望族動輒稱「千世百世之上有人」，感到奇怪，而孫氏「墳墓之處所，皆歷歷可考」，故而可信(153)。墳塋不僅成為孫氏編寫族譜的資料，更是宗族認同的依據，自然增強了宗族的凝聚力。其三，在維護祖墳的抗爭中，激發族人的共同使命感，凝成一體。潮州洪氏因始祖墓側被大坑鄉陳姓土豪霸佔，族下各派聚集，呈官追回。以此為契機，宗族復聚，同立世系，以明昭穆，以別尊卑，希望使後世之子子孫孫尊祖敬宗(154)。這是祖墳官司起了聚族的作用。（二）祖墳是宗族載體之一，這種性質在北方宗族認定方面尤顯突出族人以祖宗認同的思想共識，進而發展為群體認同，建立宗族組織，正式形成宗族團體，祖墳成為宗族的一種載體。因祖墳祭祀的需要，出現各種名稱與形式的祭祀組織。乾嘉之際，項城張氏重修祖塋的圍牆，設立「約會」首事承管同族眾塋，由張錫柱出任，他建立規矩，贖回公共地畝，植碑，年老卸任，首事由張允賢繼充，為墳塋打井一口(155)。商丘宋氏家族原先沒有祭祖的祀田，族人成立「祀先會」，由宋福山倡首，文康繼之，會眾湊錢祭祀，康熙中宋犖說此會興廢不常，因「醵錢為牲醴之資，而族姓之豐嗇不同，故難久行不替」(156)，所以主張增置祖墳祀田，自身即行捐助，以便維持墓祭的不衰。灤州民間熱衷於供奉仙佛，邊氏家族有人不滿於這種現象，認為它使得伯叔兄弟親黨族屬乖忤渙散，因此團族人之會，開展宗族活動，並同崇拜仙佛風習相拮抗，但是族人之會數興數止。即使如此，人們還是關心祖墳和同宗，只要環境允許，力圖合族復舉其會。團會的目標，一是修塋祭祖，二是收族睦族，為了族人之會不致驟興驟散，定名「久族會」(157)。上海葛氏原先經營沙船業，富有，未建宗祠，道咸後家業漸衰，同光間有讀書人想建祠堂而無力，表明族人有建設宗族的願望。光緒三十二年（1906）創立頓丘公會(158)，目標是先修墳塋，繼理公產，贖回南市青龍橋廠基地1畝3分(159)。約會、祀先會、久族會、族公會等群體有著共同特點，就是為祭祖和祖墳而設，是宗族團體的初級形式，有首事，然而族姓不一定有共同認可的、有權威的族長，具有不穩定性。而較為穩定的是「清明會」，顧名思義，是宗族為清明祭祖而設立的。在一些地方，特別是北方和移民區的四川，清明會出現的比較多。在四川萬源縣多有清明會，所謂大族各立祠堂，置祭田，每年春秋按期祭祖掃墓，行禮如儀；亦「有無祠而置業，名為『某氏清明會』者，每歲清明掃墓，中元化財，胥以此款開支」(160)。沒有祠堂和大量田產的家族，置備少量公產，作祭奠祖宗之用。瀘州王氏由湖廣遷徙四川，至光緒十八年（1892）已歷200餘年，派衍十餘世，未能建立祠堂，設有清明會，會內有公共財產，用於清明掃墓。族人聞知其他家族建設中元會，於中元節舉辦盂蘭會為祖宗做法事，是以效法，組建中元會，合族商議向各房勸捐，籌備活動經費，並將清明會積存余錢，抽出60串作為中元會底金，出貸生息，購買燒包為五世祖以上的祖考妣薦福。每年做會，定期於七月十六日，不得擅改日期。經理會首五人(161)。開縣唐氏的祖塋本應為合族禁地，然有族人盤踞，因起清明會，令其遷出，嗣後永不許搭棚霸居(162)。萬源、瀘州、開縣等地區的宗族，在清明會以外，還有祠堂、中元會，在一個宗族內，有清明會、中元會並存的情況，兩者沒有明顯的統屬關係，然而清明會比中元會來得重要。在直隸、山東農村，家族多有組建清明會者。宗族略有公共財產，多為幾畝墳地，租給族中貧窮成員，用其地租，作為清明節族人祭祖的開銷。因財力極其有限，很難對族人在經濟上進行資助。清明會，由族長負責，清明祭掃，長老帶領後生，指認哪一座墳塋是哪一位祖宗的，儀式完成後聚餐，男子參加，族長講話，表彰族中善人好善，批評出問題的族人，嚴重的予以處罰，希望以此達到教育子弟的目的，不令出現不良成員使宗族蒙羞。族長是輩分高而又年尊的人出任，但族內真正有權威的人是族人信服和家庭經濟比較富實而又能幹的人，實行的是族老制(163)。約會、清明會都是以保護祖墳和墓祭為首要任務，兼及對族人施行教化。清明會比較穩定，從形式、內容上來看，較之約會之類要高出一個層次。但是若同祠堂進行比較，祠堂又是上一個層次的組織形式。祠堂實行的是族長制，是較為嚴密的組織，有多人組成的辦事機構，有一定的宗族公有產業，熱衷於宗族事務的人員也較多，宗族活動也相對多一些（祠堂祭祖、祖塋掃墓、編纂族譜，以至村落社會的節慶活動），對族人的制約力也較強。在沒有宗族祠堂的情形下，清明會具有祠堂的局部功能，成為祠堂的雛形，祠堂族長制就可能由此而產生。清明會任務雖較祠堂單純，然已成為宗族的正式組織，其實質與祠堂相同，有清明會即標誌宗族組織的建立。因祖墳而出現清明會，祠堂是宗族群體成立的標誌，清明會同樣表明宗族群體的產生。如此說來，祖墳與祠堂，對於宗族而言，具有同等地位，這是清朝人早有的見解，不待今日研究者來發現。前引宋犖在《祖塋祭田碑紀》中說「神依於主，體魄藏於墓」，他接著又說「厥重惟均，仁人孝子固宜並致其追遠之誠，而不容恝也」(164)。他強調祠堂和祖墓並重，不可偏廢。乳源余氏、零陵龍氏將祖宗神靈依於祠堂、體魄藏於墳墓相提並論，均是基於祠墓並重的認知。祀產，用於祠、墓之祭，一身二任，不厚於祠，不偏於墓，祠堂、祖墓、祀產是三位一體，地位相當，祠堂、祀產均被研究者視作宗族的載體，祖墓何能向隅？亦應列入宗族載體序列。應當說，祖墳是族人祖先認同、宗族認同的一種物證，從而有清明會的產生，促成作為社會組織的宗族的誕生，無疑，祖墳是宗族的一種載體。對於北方宗族而言，祖墳更顯其重要性，因為北方宗族公有經濟不足，難於建立祠堂，缺少祠堂和祀產，似乎宗族並不存在。如若認識到祖墳就是宗族載體的一種，有了祖墳的前提，如果再有相應的祭祖掃墓活動和組織形式，宗族的存在則是無疑問的了。北方族姓多有祖墳，特彆強調昭穆葬制及祖墳建設，還有清明會的組建，可知北方宗族的存在亦有一定的普遍性，惟其組織形式與南方有別，不像有祠堂那樣明顯。尊重祖墳存在的事實，並以此為視角，就可能將北方宗族的狀況透視得清晰一些了。（三）祖墳為族譜編纂提供物證及信息祖墳在促進宗族認同功用之外，有助於溯源家世，清理宗族的歷史，為族譜編寫提供信史物證。家族的淵源，遷徙的歷史，非官宦之家往往缺乏文字記載，甚至長期沒有文獻可征，於是乎家族史靠口碑相傳，年代越久，其真實程度大打折扣。不過有一種實物可供參考，就是祖墳。平定州潘氏家族的潘濟於咸豐間考訂其祖墳：三世祖葬城南棋盤堖，子孫今日猶往祭；五世祖秀，由歲貢任偃師縣尉，卜地於西坪；七世祖洙，登明萬曆癸酉賢書，墳建於河頭之師傅凹，蓋倚冠山為祖龍；七世伯祖濱，墳復徙於棋盤堖祖塋之西；八世伯祖獻民、俊民、彥民以及信民，皆卜葬於棋盤堖之西北；西坪之南，有劍川知州八世祖一龍穴位；其後文耀、文燦建墳廣陽，作霖建墳獲鹿王家溝，堯臣之窀穸留溝嶺(165)。以墳塋的考訂而論，其家族世系有所明晰。乾隆六年（1741），直隸樂壽陳氏修譜，除了訪問族人，利用神主，更「遠歷邱墳」，「審察碑文」，令墳塋和碑刻成為族譜資料來源的一種(166)。乾隆八年（1743），項城張氏修譜，「參考宗塋殘碑、先世遺書，得其大略」，乃將族譜寫成(167)。蘭州顏氏修譜，因當地屢經兵燹，遺失木主，但是「六房墳墓歷歷可考，豈有失序者乎！」(168)是以所編排的世系不會失序。直隸獻縣紀昀宗族對明代以前的歷史，自知非所能詳，但明初以降，因有紀光吉、潤生的墓誌可據，以他們為始祖，可以整理出家族的世系(169)。這是利用墓誌塑造宗族歷史。瀘州王氏是湖廣的移民，早期的傳說混亂不實，族譜云：「因流寇肇亂，蜀民靡有孑遺，有明洪武間，以楚人實四川，先世祖亦在遣中，乃由楚入蜀，居四川省川東道遵義軍民府仁懷縣土城裡五村寨，鼻祖國貴公即生於是焉。迨明亡清興而致仕家居，乃由此率眷遷瀘州，插占於安賢鄉走馬嶺坎下聶家村及王家灣兩處。公住王家灣，卒於斯，葬於斯，坵壟墳塋，豐碑屹屹。」(170)所謂明朝洪武年間移民實四川是將清朝的事說成明朝了，然由湖廣遷遵義，再遷瀘州，路線是清晰的，定居王家灣，因有祖塋，則是確切無疑的。這些事例，似乎可以說明：有祖墳、墳碑在，能夠被利用為編寫族譜的素材，在宗族遷徙史和早期世系方面提供的應是信史材料。前面敘說宗族的崇奉祖塋，加意維護，組建群體，敬謹掃墓，是虔誠者所為，並非所有族姓都能如此。在清代，各個族姓對待祖墳，以及各族姓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態度，多有差異，不能善待祖塋的族姓亦復不少，有其心無其力者更多，所以清代就有不少人對一些宗族的不肖子孫敗壞祖墳表示不滿，予以譴責。宋犖說：「每見故家之子孫有不肖者析田爭產，輒至於祖宗藏體魄一席之地而亦裂之」(171)。靈石何氏《家訓八則·修塋域》道出人們草率於墓祭父祖、不祭掃遠祖墳塋的現象：「今時俗清明、中元，家舉其儀，但不過視掛掃為具文，草草一奠了事。至遠祖之墓，彼此推諉，或有終年不到者；樹木為人斬伐而子孫不知，此與無後人者何異？」(172)零陵龍氏《家規》雲，如果子孫「怠惰數歲，不一入祠，不一登墓，而於春秋時祭與清明掛掃，或遣無知子弟奉行故事，勢必不知某祖系某名、某山葬某祖，將祠不免有傾圮之患，墓不免為蓬棘所叢，為子孫者置若罔聞，他人窺伺、侵害、盜賣、盜葬，肇釁成訟，破家蕩產，所由起也，甚且祠字易為禾黍，墳墓掘為溝渠，神靈所依體魄、所託子孫其忍乎哉？凡我族人謹守勿替，毋蹈斯弊。」(173)倘若沒有不顧祖墳、祭掃虛應故事的現象，龍氏則不會有這種對子孫的殷殷教誨。《紅樓夢》的「好了歌」有言：「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可悲的荒冢，無後人祭掃的表徵；將相的望族尚且如此，何況普通宗族。「好了歌」所說的古今共有現象，清代亦然。諸家所反映的一些宗族蔑視祖墳和墓祭的現象，令人產生一種疑問，祖墳在世人心目中，在宗族建設中是否不重要，是否因時間的推移，人們的觀念發生了變化，出現對祖墳忽視的傾向，因此筆者提出的問題是：清代祖墳在宗族活動中的地位究竟如何，有無變化，軌跡是怎樣的？這是需要討論的課題，筆者限於知識，尚無能道及。所幸，王日根、張先剛著文《從墓地、族譜到祠堂：明清山東棲霞宗族凝聚紐帶的變遷》，認為山東棲霞宗族的收族形式經歷了從墓地、族譜到祠堂的遞相轉換過程，明代以墓地為中心開展一系列宗族活動；入清以來，以族譜為中心統合宗族成為可能；祠堂的興起延續和發展了墓祭傳統，成為更具凝聚力的宗族整合方式(174)在不同時期，祖墳、族譜、祠堂遞相發揮主導作用，給我們諸多啟迪，期盼這一問題能夠研討下去。總括本文之意，清代宗族的祖墳，被視為安放祖宗體魄之所，地位崇高；雖為民間之事，沒有像皇家山陵那樣的體制，然也多所規範，墓穴空間布局，在理想的條件下遵行昭穆制、房支葬區制和墳丁護墳制。宗族視維護祖墳為重大事務和重要活動內容，成為宗族建設的重要環節，培土護林，豎立碑石，繪製墳圖，載入族譜，反對盜賣墳山田地林木，不惜破財打官司；感念祖宗功德遺澤，設置祀田，進行持久不懈的墓祭。祖墳的存在令族人由觀念上的祖宗認同，進到組織上的建立清明會之類的團體，令族姓的天然血緣事物變成為宗族社會群體，成為宗族的一種載體，與祠堂、祀產、族譜共同構成宗族實體元素；祖塋還能為宗族編纂族譜提供實物史料。北方宗族不被學者看重，若給祖墳以應有的地位，以之為視角觀察宗族史，可知它是北方宗族存在和活動的特點。注釋：① 靈石《何氏族譜》卷7《家訓八則》，清道光十四年續刻本。② 宋犖：《西陂類稿》卷26《祖塋祭田碑紀》、《文康公賜塋祭田碑記》，《四庫全書》本。③ 《乳源余氏族譜》卷1《家規並引》，清嘉慶二十五年木活字本。④ 零陵《龍氏六續家譜》卷首下《家規》，民國十年刻本。湖南漣源李氏《宗規·祠墓當展》說出與龍氏雷同的話，見漣源《李報本堂族譜》卷首《宗規》，民國五年報本堂木活字本。⑤ 婺源、祁門、浮梁《三田李氏宗譜》卷末《祖訓八則》，清光緒十一年木活字本。⑥ 新昌《城南漆氏族譜》，《漆氏重修族譜凡例》，清光緒三十年刊本。⑦ 《宜興篠里任氏家譜》，《祠墓記述》，民國十六年刻本。⑧ 《上海曹氏續修族譜》卷1《譜例》，民國十四年崇孝堂排印本。⑨ 滄縣孟村《張氏家譜》，《孟村張氏先塋志》，民國十二年刊本。⑩ 《黃縣太原王氏族譜》，《序·建修塋牆序》，清宣統元年刻本。(11)歙縣《蔚川胡氏家譜》卷2道光二年所錄《規條》，民國四年刻本。(12)銅梁《安居鄉周氏宗譜》卷1《訓規》，清光緒十年刻本。(13)灤州《邊氏家譜》，《邊氏家譜約敘》，民國二十七年唐山華美印書局本。(14)開縣《唐民族譜》卷1《宗規十條》，清同治十年刻本。(15)南豐《西麓雙井黃氏族譜》，《凡例》，清同治十二年刊本。(16)漢壽《盛氏族譜》卷首《家規十六條》，清光緒二十七年廣陵堂活字印本。(17)《王氏族譜》卷1《墳塋記》，民國二十二年石印本。(18)《黃縣太原王氏族譜》，《序·祖塋建碑記》。(19)《績溪城西周氏宗譜》卷19《禁碑》，清光緒三十一年敬愛堂木活字本。(20)滄縣孟村《張氏家譜》。(21)滄州吳官屯《邊氏族譜》，民國十八年重修本。(22)《黃縣太原王氏族譜》，《序·祖塋建碑記》。(23)新昌《城南漆氏族譜》。(24)靈石《何氏族譜》卷5《洞溝右塋志》。(25)離石《於氏宗譜》，清端公《橫泉祖塋山圖》，清康熙年間刻本。(26)銅梁《安居鄉周氏宗譜》卷1《訓規》。(27)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623頁。(28)漣源《李報本堂族譜》卷首《宗規》。(29)灤州《邊氏家譜》，《先塋圖說》。(30)《長沙澗湖塘王氏六修族譜》卷首二《四禮·喪禮》，民國三十八年聽槐堂鉛印本。(31)(34)婺源、祁門、浮梁《三田李氏宗譜》卷末《家規》。(32)《乳源余氏族譜》卷1《家規並引》、《余襄公訓規十四條》。(33)《黃縣太原王氏族譜》，《序·建修塋牆序》。(35)滄縣孟村《張氏家譜》，《孟村張氏先塋志》。(36)灤州《邊氏家譜》，《先塋圖說》。(37)《平定張氏族譜》，《張氏先塋墓誌》，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38)《寧鄉南塘劉氏四修族譜》卷2《家約》，民國十年存著堂木活字印本。(39)南豐《西麓雙井黃氏族譜》，《凡例》。(40)零陵《龍氏六續家譜》卷首下《家規》。(41)靈石《何氏族譜》卷5《洞溝右塋志》。(42)《續秦州張氏族譜》，《族祖塋暨各房祖宗塋域記址》，清光緒三十四年續修本。(43)瀘州《王氏族譜》卷1《墳塋記》，民國二十二年石印本。(44)新昌《城南漆氏族譜》，《漆氏重修族譜凡例》。(45)《黃縣太原王氏族譜》，《序·祖塋建碑記》。(46)張廷玉墓園狀況，系筆者與安徽大學江小角教授、胡中生副教授實地參觀得知。(47)清江《龔氏十四修族譜》，《審語》，民國三年刊本。(48)平定《竇氏族譜》，《竇氏先塋創修圍牆記》，清光緒二十年增補印本。(49)《平定張氏族譜》，《張氏先塋墓誌》。(50)平定《白氏家乘》卷1《白氏祖塋志》，民國五年石印本。(51)《東萊趙氏家乘》，民國二十四年永厚堂鉛印本。(52)《黃縣太原王氏族譜》，嘉慶《重修族譜序》。(53)《平定張氏族譜》。(54)平定《白氏家乘》卷6。(55)南豐《濟陽江氏分修族譜》，《濟陽江氏修譜條款》，清乾隆四十五年刊本。(56)新昌《城南漆氏族譜》。(57)清江《龔氏十四修族譜》，《族約》。(58)紹興《湯浦吳氏宗譜》卷1《吳氏家規》，民國五年孝思堂刊本。(59)《宜興篠里任氏家譜》，任景龍《祖墓記》。(60)《績溪城西周氏宗譜》卷19《禁碑》。(61)婺源、祁門、浮梁《三田李氏宗譜》卷末《家規》。(62)《寧鄉南塘劉氏四修族譜》卷2《家約》。(63)池州《仙源杜氏宗譜》卷首《家法》，清光緒刻本。(64)即墨《楊氏族譜》，清道光刻本。(65)宣統故城《秘氏族譜》，《處士秘公無逸墓志銘》，清宣統二年重修本。(66)漣源《李報本堂族譜》卷首《續修譜凡例》。(67)《績溪城西周氏宗譜》卷19《義冢》、《禁碑》。(68)《績溪東關馮氏家譜》卷首下《義冢記》，清光緒二十九年木活字本。(69)《黃縣太原王氏族譜》，《義冢記》。(70)朱次奇：《朱九江先生集》，《朱氏捐產贍族斟酌范氏義莊章程損益變通規條》，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3輯，文海出版社印行。(71)民國《上海葛氏家譜》，《頓邱公會記》、《葛氏公墓記》。(72)《乳源余氏族譜》卷1《家規並引》。(73)歙縣《蔚川胡氏家譜》卷2道光二年所錄《規條》。(74)《績溪城西周氏宗譜》卷19《禁碑》。(75)(89)開縣《唐氏族譜》卷1《宗規十條》。(76)(82)銅梁《安居鄉周氏宗譜》卷1。(77)歙縣《蔚川胡氏家譜》卷2道光二年所錄《規條》。(78)《金城顏氏家譜》，康熙《重修祖塋牆垣記》，清光緒十二年刊本。(79)《黃縣太原王氏族譜》，嘉慶《重修族譜序》、《建修塋牆序》。(80)平定《竇氏族譜》，《竇氏先塋創修圍牆記》。(81)滄縣孟村《張氏家譜》，《庭訓》。(83)紹興《湯浦吳氏宗譜》卷1《吳氏家規》、卷36《獨樂公名 下並山契約》。(84)《臨淦窗前黃氏重修族譜》，清道光十五年印本。(85)東光《馬氏家乘》，《馬氏宗祠條規》，1999年十一修本。(86)豐潤《董氏家譜》，《石碑十三·文附》，民國十五年刊本。(87)漢壽《盛氏族譜》卷首《家規十六條》。(88)南豐《濟陽江氏分修族譜》。(90)靈石《何氏族譜》，《族譜序》。(91)瀘州《王氏族譜》卷1《墳塋記》。(92)《平定張氏族譜》，乾隆《張氏族譜序》，清咸豐七年刊本。(93)漣源《李報本堂族譜》卷首《初修譜凡例》。(94)南皮《侯氏族譜》，《塋圖》，民國七年重修石印本。(95)灤州《邊氏家譜》，《先塋圖說》。(96)歙縣《蔚川胡氏家譜》卷2道光二年所錄《規條》。(97)興國《劉氏重修族譜》，《凡例》，清同治元年刊本。(98)南豐《西麓雙井黃氏族譜》，《凡例》。(99)《上海曹氏續修族譜》卷1《譜例》。(100)池州《仙源杜氏宗譜》卷首《凡例》。(101)《雲溪徐氏族譜》卷5《祖阡基業》，清嘉慶十八年刊本。(102)《清江楊氏四修族譜》，《設位報功說》，清嘉慶七年刊本。(103)(105)浮梁《鄭氏宗譜》，《紀述管理廟祀事緒》，清咸豐十一年刻本。(104)吳汝綸著、施培毅等校點：《吳汝綸全集·日記》卷11《制行》，黃山書社2002年版，第4冊，第762頁。(106)宜黃《棠陰羅氏永二公三修房譜》，《本支世次傳·崇遜公》，清光緒二年刊本。(107)東光《馬氏家乘》，《馬氏宗祠條規》。(108)滄州《戴氏族譜》，《城東塋祭田家規十二條》，清光緒三十四年刻本。(109)即墨《萬氏譜書·東塋立樹碑》，清光緒六年刻本。(110)《寧鄉南塘劉氏四修族譜》卷2《律條》。(111)平樂《鄧氏宗譜》卷2《律例歌》，民國十三年刊本。(112)《歙縣桂溪項氏崇報堂祠譜·墓圖》，《新例憲示》，清乾隆二十六年刊本。(113)廣昌《豫章塗氏宗譜》，《祖訓家規十二條》，清同治十一年刻本。(114)興國《劉氏重修族譜》，《族規十條》。(115)《山陰柯橋楊氏宗譜》卷2《祭產、祭法》，光緒二十年敦倫堂木活字本。(116)(122)池州《仙源杜氏宗譜》卷首《家法》。(117)歙縣《金川胡氏宗譜》卷首，民國二十一年刻本。(118)《黃縣太原王氏族譜》，《補遺》。(119)瀘州《王氏族譜》卷1《墳塋記》。(120)宜黃《宜邑謝氏六修族譜》，《家規》，清同治九年刊本。(121)滄州《鄭氏族譜》，《原譜凡例》，2004年刊本。(123)休寧《江村洪氏宗譜》卷14《祠規》，清雍正八年刻本。(124)東光《馬氏家乘》，咸豐《序》。(125)南宮《白氏族譜》，又名《尚書世家》，1995年印本。(126)平樂《鄧氏宗譜》卷2《祖許買陰地契據》。(127)《上海曹氏族譜》卷4《贖購味經堂和瑞堂塋地記》。(128)清江《龔氏十四修族譜》，《遂公祠祭田碑記》。(129)績溪《華陽邵氏宗譜》卷首《新增祠規》，清光緒三十三年刊本。(130)(131)《績溪縣南關許余氏惇敘堂宗譜》卷8《家訓》，清光緒十五年刻本。(132)清江《龔氏十四修族譜》，《審語》、《祭田》。(133)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7頁。(134)《東萊趙氏家乘》，《墳墓附保護墳墓布告·清咸豐五年二月九日知縣屠道彰保護墳墓布告、清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知縣郭廷柱保護墳墓布告、清光緒二十年六月初十日知縣魏起鵬保護墳墓布告》。(135)紹興《湯浦吳氏宗譜》卷36《諭禁友竹公墳山碑》。(136)張應昌編：《清詩鐸》，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874頁。(137)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7頁。(138)《宜興篠里任氏家譜》，《祠墓記述》。(139)滄州《戴氏族譜》。(140)吳汝綸著、施培毅等校點：《吳汝綸全集·日記》卷11《制行》，第4冊，第762頁。(141)興國《劉氏重修族譜》，《族規十條》。(142)清江《龔氏十四修族譜》，《遂公祠祭田碑記》。(143)清江《雲溪徐氏族譜》卷5《祖阡基業》，清嘉慶十八年刊本。(144)(147)滄州《戴氏族譜》。(145)宋犖：《西陂類稿》卷26《文康公賜塋祭田碑記》。(146)《安邑郇城路氏族譜》，《西十里鋪墳地誌》，清同治十年刻本。(148)《寧鄉南塘劉氏四修族譜》卷2《族規》。(149)即墨《楊氏家乘·祭法》。(150)《洪洞薄村十甲王氏族譜》卷27《祭祀》，清嘉慶二年刊本。(151)南皮《陳氏族譜》，《陳氏祖歷復修序》，2000年五修本。(152)平定《竇氏族譜》，《墓圖說》。(153)彭孫遹：《松桂堂全集》卷37《新安孫氏族譜序》，《四庫全書》本。(154)潮州《洪氏宗譜》第1冊，咸豐《岐北世系序》，民國十一年汕頭名利軒印務局鉛字排印本。(155)《項城張氏族譜》子部，嘉慶《再陳家傳並塋內支用公錢志》，民國二十五年天津文嵐簃印書局仿宋排印本。(156)宋犖：《西陂類稿》卷26《祖塋祭田碑紀》。(157)灤城《邊氏族譜》，《久族會》。(158)頓丘，古地名，今河南清豐縣；上海葛氏以頓丘為族望，故群體名稱前面標出「頓丘」字樣；頓丘公會，即葛氏公會。(159)《上海葛氏家譜》，《頓丘公會記》、《葛氏公墓記》。(160)《萬源縣誌》卷5《教育門·禮俗》，民國二十一年刊本。(161)瀘州《王氏族譜》卷1光緒《興設中元會小引》。(162)開縣《唐氏族譜》卷1《宗規十條》。(163)參閱拙著《18世紀以來中國家族的現代轉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164)宋犖：《西陂類稿》卷26《祖塋祭田碑紀》、《文康公賜塋祭田碑記》。(165)《平定潘氏合譜》，《潘氏墳墓記》，清咸豐七年刻本。(166)樂壽《陳氏族譜》，乾隆《序》，清光緒二十三年刻本。(167)《項城張氏族譜》子部，乾隆《張氏宗譜前序》。(168)《金城顏氏家譜》，《刻修家譜序》。(169)景城《紀氏家譜》，《系述》，清嘉慶七年刊本。(170)瀘州《王氏族譜》卷1《王氏族譜序》。(171)宋犖：《西陂類稿》卷26《祖塋祭田碑紀》、《文康公賜塋祭田碑記》。(172)靈石《何氏族譜》卷7《家訓八則》。(173)零陵《龍氏六續家譜》卷首下《家規》。(174)王日根、張先剛：《從墓地、族譜到祠堂：明清山東棲霞宗族凝聚紐帶的變遷》，《歷史研究》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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