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盲目政改 引發內鬥加速滅亡

　　十八大以來多位高官落馬，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落馬更是創下許多共和國之最，這表明黨中央肅清吏治決心堅定，也體現各項改革勢在必行。清末官制改革阻力重重，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肇始於1901年的清末中央官制改革，輿論可以公開，三權可以分立，憲法可以制定，內閣可以組織，國會可以設立，洋洋大觀，熱鬧異常。但權之所在，利之所歸，改革內鬥不斷，形式上的花樣不得民心，無法觸及封建統治核心問題，無力挽救清政府墮入解體深淵。

　　搜狐讀書頻道《書見風雲》

　　清末不觸動統治根基的官制改革只是一場低級遊戲

　　綜觀清末官制改革的過程，清政府的動機或者目的十分明確，這就是，「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即在不觸動清政府統治根基的大前提下，幾乎什麼東西都可以改：輿論可以公開，三權可以分立，憲法可以制定，內閣可以組織，國會可以設立，洋洋大觀，花樣翻新，熱鬧異常。

　　清政府的集權中央，主要通過三個途徑：即人事、機構和章程立法三個方面。

　　在人事集權方面，首先是收攏地方督撫之權。清政府在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過程中，已造成督撫坐大、甚至擁兵自重的端倪，及至義和團事起，東南各省督撫竟然漠視朝廷的對外宣戰詔書，與西方列強謀劃並達成東南互保協議。這種奇特的現象，表明清朝中央政府一定程度上已難以駕馭、控制地方督撫，而不得不思對待的辦法。

　　1911年，清政府設立立憲責任內閣，在內閣所有13名成員中，滿族共九人，且七人為皇族。清政府的集權於皇族，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讓人感到是在玩低級遊戲，而不是進行嚴肅負責任的政治改革。

　　清政府還通過機構改革，把一些重要事權收歸中央。「商部既設，小人皆由是取徑而入，不獨墮壞朝綱也。蓋全國之權寄於奕劻，奕劻之權又寄於載振，載振又轉寄於商部二三宵小之手。京朝議論紛紛，皆稱商部為"小政府"」。清末官制改革中新成立的陸軍部、海軍部的首席長官都是皇族，皇族試圖將海陸軍之大權牢牢握在手中。

　　清政府除通過人事設置，機構改革集權之外，還通過制定一系列成文化的章程，來達此目的。1906年9月1日，清政府發布仿行憲政上諭，其中心內容，是「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就是無論如何改革，朝廷萬不能大權旁落。綜觀此後清政府制定的《內閣官制初議草案》、《欽定憲法大綱》、《內閣官制》、《內閣辦事暫行章程》、《資政院官制章程》、《弼德院官制》等等，無不一以貫之地體現著集權中央—皇族的精神。

　　官制改革內鬥不斷致清政府解體滅亡

　　官制改革自始至終，都伴隨著派系、集團之間的明爭暗鬥，爾虞我詐。官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變成權力、利益鬥爭的犧牲品。

　　在清末的丙午改制和「丁未政潮」中，無論哪一方得勢，我們都無法斷定對於官制改革的最終影響。但是，這清楚說明了清政府內部無法形成一個堅強的統御核心，統治者無法整合內外上下共度時艱，只有勾心鬥角、四分五裂，只有形成上樑不正下樑歪，中梁不正倒下來的結局。

　　時人曾記載主持官制改革的當權者慈禧太后的心態：「當在行在時，下罪己詔，榮祿幕客樊增祥筆也。太后每見臣工，恆涕泣引咎，臣下請行政，多所採納。及還都，中外漸安輯，漸益奢恣，大修頤和園，窮極奢麗，日費四萬金，歌舞無休日，已忘喪亂矣。」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西太后的臣僚們又是何種狀況呢？「大抵國愈窮則愈奢，愈奢則官常愈敗。傳聞袁世凱侍姬甚眾，每幸一姬，則賞賜金珠多品。吃余煙捲拋棄在地，僕人拾之，轉鬻洋行改造，獲利不下數千。端方移任時，所蓄玩好、書畫、碑帖數十車，運之不盡。前雲南政務大臣唐炯、今外務部侍郎唐紹儀，肴饌之豐，每膳必殺雙雞雙鶩，具鮮肉多筋，金華腿一具，取其汁以供烹調，骨肉盡棄去，亦暴殄甚矣。」

　　為何「舉一國之人，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無非是在清朝這艘千瘡百孔的老船沉沒之前，各方勢力，各色人等各尋出路，各奔前程而已。

　　改革打著時代烙印照搬西方模式無力挽救風雨飄搖的封建統治

　　清末中央官制改革發生在20世紀初年，無疑是一場政治改革，打著明顯的時代烙印。

　　三權分立學說在近代傳入中國，清末官制改革按照三權分立原則設官分職。在實際操作中，清政府並不是從理論原則和精神實質，而是只就西方各國政權的表面組織形式，去理解三權分立。在資產階級思想家那裡，三權分立的實質，立足於主權在民，是政治自由的基礎，以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為根本目的；而在清政府看來，三權分立不過是政府的組織形式而已，分權是為了更好地集權和控制權力，對於人民的權力，則無實質涉及；清政府在官制改革中，只接受了三權分立的形式，淡化、迴避或者說「改造了」其實質內容，藉以控制權力，強幹弱枝，集權中央。儘管如此，清政府畢竟吸收了分權學說來改造傳統官制，其結果，便產生了責任內閣、資政院等機構，雖然與立憲實質貌合神離，但客觀上表現為封建專制官制向近代政體轉變的象徵。

　　科舉制廢除後，繼而實行的學堂選官、留學選官、議員選舉和舊有選官模式的沿用，並沒有發揮積極的效果。尤其是留學選官，弊端更大，不斷遭到朝野的抨擊、指斥。究其原因，在於清政府將教育制度和人事制度混為一談，使之發生錯位。教育制度與官吏選任制度本是兩種在職能和目的上都不同的制度。官員的選任制度是為了選拔各級國家行政管理人員，而教育的目的則是「育人」，是培養社會發展所需各方面的人才、人員；培養國家需要的官員只是教育的職能之一。科舉制廢除後，官員選任的真空很快被學堂選官、留學選官等新舊雜陳的選官模式所取代。這樣，便無形中「誤導了」教育，使教育等同了做官，從實質上仍然延續了科舉教育為官的模式。清末官場的黑暗混亂、腐敗墮落，乃至清朝的最後解體，都與這種官員選任制度的嚴重弊端，有直接的關係。

　　改革的核心當權者必須以公天下的精神，簡政放權，讓利於人民

　　改革是任何朝代、任何政權（「政權」是一個近現代意義的辭彙）都必須持續面對的永恆課題，「變亦變，不變亦變」。只有適時變革，與時俱進，才能保持一個政權的活力和生命力，才不會在大浪淘沙中被逐出局。

　　任何政權改革的核心問題，是制度理念和權力結構的再調整，以及權力資源的再分配。權之所在，即利之所歸。封建專制政體下，尤其如此。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就短時效益來看，不是當權者，應當是廣大的普通民眾；就歷史的長時段來看，則是整個國家與民族的前途命運。正如清末官制改革中，清朝皇族載澤上慈禧太后密折所稱：「憲法之行，利於國，利於民，而最不利於官。」這意味著，要進行改革，官僚統治者階層首先要做到以天下為己任，具有天下為公而不是為私的精神，不是從某一集團、某一階層的利益出發，然後的改革才有可能成功。

　　清末官制改革未得民心，在改革過程中，普通百姓不僅已不把朝廷當回事，有人甚至對時局總結出十可恨；「近有一士人狀類痴者，嘗在後門大街一帶演說十可恨。其言曰："外務部外交失敗，一可恨；法部各級審判不清，二可恨；軍機大臣不負責任，三可恨；資政院議員乞憐，四可恨；陸軍部兵士腿快，五可恨；大臣賣國；六可恨；外人強硬，七可恨；錢鋪坑人，八可恨；國民不知自強，九可恨；巡警管洋車不管馬車，十可恨。」

　　就清末的政治形勢來看，集權與立憲是恰好矛盾的。面對集權的種種指責，清政府穩如泰山，不為所動。這是因為，清政府若實行真立憲，無論採取一元式君主立憲，還是二元式君主立憲，它都必須遵循君主不負責任，皇族退出內閣，尤其皇族不任總理大臣的原則。君主可以世襲，但必須超然於行政事務之外。按照傳統封建的道德倫理來看，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和平地實行改朝換代，意味著拱手「斷送」「祖宗」之家業，意味著自動退出歷史舞台，這對於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傳統、文化、倫理道德而言，是萬萬不可接受的。對於這一點，清政府權力核心的滿洲親貴們不會不清楚，立憲派不會不清楚，革命派更是十分明白。這就是清政府無論如何不願真正立憲，而一味集權的癥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