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振東：《金瓶梅》的「漏洞百出」說明了什麼？

《第一奇書金瓶梅》

眾所周知，《金瓶梅》是產生於明代中後期的一部世情小說，它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三部巨著一起同被列為「明代小說四大奇書」。 尤其是本書更是「奇中之奇」，因為小說有不少色情描寫，而被人視為黃書、列為禁書，至今「惡」名仍未除盡。作品的書名從故事中西門慶的妾潘金蓮、李瓶兒和寵婢龐春梅三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小說從《水滸傳》第23至26回內容引出，敘述西門慶勾引潘金蓮，毒殺武大郎。武松誤殺李外傳，報仇未得。西門慶逃生後，買通朝廷重臣蔡京，交接官府，巧取豪奪，拚命地食獵女色與暴斂財物，終因縱慾而歿於壯年。其死後，親疏友散，家業凋敝，潘金蓮終先被趕出，後又死於武松的刀下。

《金瓶梅詞話》序

《金瓶梅》的作者是誰，至今仍為不解之謎。此書明代的刊本均不題撰人。書前欣欣子《序》稱「蘭陵笑笑生」所作。此後四百年來，關於此「蘭陵笑笑生」的猜測和爭論一直未止，至今已有近七十餘種說法，主要的如：王世貞、李開先、李漁、李贄，徐渭、賈三近、盧楠、薛應旗，趙南星、馮惟敏等。還有人主張作品如《三國演義》或《水滸傳》，非一人一時之作，而是經幾代由若干人不斷匯聚累積而成，後由文人修改寫定；也有人以為此書是無名的民間藝人等所為。在學界，持非文人獨立創作說者，均主要取證於作品的漏洞與相互齟齬。

首倡集體創作說的潘開沛先生1954年8月29日在《光明日報》刊出《<金瓶梅>的產生和作者》一文，他提出其主要依據為：第一，書中幾乎處處可以看到說書人自己的語調；第二，全書每一回都穿插著詞曲、快板、說明是說書人為了說書時的演唱而引用或編撰的；第三，書中內容重複，穿插著無頭無腦的事，與原作旨意矛盾，前後不一致，不連貫，不合理，以及詞話本的回目不講對仗、平仄、字數多少不一等毛病，證明該書不是一個什麼「大名士」、大文學家所獨自創作的作品，而是許多說書人在不同的時間和相同的時間由個人編撰和互相傳抄，不斷修改、補充、擴大、演繹的結果；第四，從全書結構，故事及技巧看，是經過許多人編撰續成的。第一回的開場白說明編撰者只打算寫到八十七回武松報仇，以後各回是後人續作，以安排其他人物的結局；第五，從作者的直接描繪和一些淫詞穢語中也可以看出是說書人的創作。

徐朔方《金瓶梅成書新證》，《杭州大學學報》1981年第1期。

徐朔方先生在1980年和1981年連續在《杭州大學學報》刊文，主要從八個方面來論證小說是和《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一樣的集體創作，即：一是書中每回前都有韻文唱詞，帶有說唱藝術的特色；二是大部分回目以韻語作結，是說唱藝術詞語的殘餘；三是正文中有若干處保留著詞話說唱者的語氣，與作家個人創作顯然不同；四是書中人物哭死人及訴苦唱[山坡羊]、[步步嬌]，如作為作家個人創作，難以理解；五是小說幾乎沒有一回不插入幾首詩、詞或散曲，有時將戲曲之文整出整折地寫上，是說唱藝人以多種藝術形式娛樂觀眾的一種方法；六是書中有不少地方同宋元小說、戲曲雷同，是作為詞話的《金瓶梅》在長期說唱中同別的傳說互相吸收、滲透的結果；七是全書對勾欄用語、市井流行的歇後語、諺語的熟練運用，對當時流行的民歌、說唱戲曲的隨心所欲的採錄，說明它與說唱藝術有血緣關係；八是從風格看，行文的粗疏、重複，也不象是作家個人的作品。

還有學者認為作品為民間創作，出自中下層文人或書會才人、書賈之手。如1985年第3期《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發表的孫遜、陳詔的題為《<金瓶梅>作者非「大名土」說一一從兒個方面「內證」看<金瓶梅>的作者》一文對沈德符的『嘉靖間大名士，說提出質疑，認為《金瓶梅》回目淺陋，詩詞粗劣，寫中下層人物，市井場面比寫上層人物，大場面成功，推斷《金瓶梅》「更象是中下層文人，特別是書會才人所寫」，而決非上層「大名士」、大官僚手筆。原金瓶梅學會會長劉輝先生則在1990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發表《〈金瓶梅〉研究十年》一文，提出：「現存金瓶梅詞話的錯亂、破綻比比皆是，顯系書賈拼湊不同抄本匆匆付刻，連抄本中的批語都誤作正文入刻，不像經過語言人作家的加工寫定。」

對於非文人獨立創作說，很早即有人提出質疑。如徐夢湘於1955年1月17日《光明日報》著文（《關於<金瓶梅>的作者》）指出，書中有說書人的語氣，是因為這是文人擬作，是當時風氣。書中引用了許多俗文學作品，只能說明作者非常熟悉下層生活，愛好俗文學。根據書中的首尾照應，前後照應，說明作者是有計劃地寫完全書的。1957年，張鴻勛著《試談<金瓶梅>的作者、時代、取材》一文，明確提出《金瓶梅》是現存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中個人創作的第一部，全是作者一個人的規劃，一個人的創作，這個人就是笑笑生，他是山東嶧縣人。1980年3月，杜維沫在《文獻》撰文（《談<金瓶梅詞話>成書及其他》）說《三國演義》、《水滸傳》成書後，有關故事、傳說、戲曲、評話仍流傳下來，而《金瓶梅》如果是話本，為何沒有一點類似的作品流傳？從而否定集體創作說。1985年，他又在為《金瓶梅成書與版本研究》作序中重申個人創作說：《金瓶梅》主體部分是有機的、完整的，它以一個家庭的人物活動為基點，上連朝廷，下連市井，逐步展開了廣闊社會生活的描寫，同時逐步完成了典型人物的塑造。它的故事情節是前後緊密呼應的，藝術結構是精心統一設計的。

黃霖《金瓶梅成書問題三考》，《復旦學報》1985年第4期。

1985年，現任金瓶梅學會會長黃霖先生在《復旦學報》第4期發表《<金瓶梅>成書問題三考》一文，他首先概括徐朔方稱《金瓶梅》為世代累積型集體創作的理由為三點：一、它是一部詞話；二、行文有粗疏、重複以及顛倒錯亂之處；三、抄引前人作品極多。然後駁論，關於第一點，明代冠以詞話之名的並非都是集體創作的講唱文學，萬曆前後，襲用詞話名稱而實質為散文小說的也並非《金瓶梅詞話》一種；第二點，《紅樓夢》也難免有矛盾之處，長篇小說敘述之錯亂，不能作為論證是個人創作還是集體創作的依據，而只能說明構思和創作是否周密；第三點，《金瓶梅詞話》作者把某些作品中的個別片段汲取過來，作了某些改動，溶化到自己作品中，這完全是一種個人創作的過程，作家經過獨立的構思，在自己設計的情節布局和人物形象的藍圖上「鑲嵌」前人作品中的某些片段，這理當稱之為個人創作。

^{縱觀上文的回顧和陳述，本人更傾向於黃霖先生等人的觀點，以為《金瓶梅》是文人個人的獨立創作，具有獨立而統一的構思，情節基本是前後緊密呼應的。同時，也應看到這部作品的藝術成就一直也是為學界所高度認可的，主要包括：第一，在創作題材上，作品從描寫將相英雄、神仙妖魔轉向普通家庭中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第二，在創作主旨上，作品從立意歌頌理想變為著重暴露黑暗，從表現美轉為表現丑；第三、在人物塑造上，作品從單色調變為多色調，從平面化轉向立體化；第四、在敘事結構上，作品從線性發展轉向網狀交織；第五、在語言藝術上，從說書體語言發展為市井口語。因此，可以十分肯定地說《金瓶梅》仍不失為我國古代小說發展史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是最後跨向《紅樓夢》這部巔峰之作間的不可逾越的重要鏈環。}

《金瓶梅的意義詮釋及研究》，許振東著，河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金瓶梅》中的漏洞？作品中所謂的「漏洞百出」又說明了什麼呢？這主要是與我國古代的社會文化環境、文人和白話小說的社會地位及各自品格等多方面因素所決定的。《金瓶梅》是我國文學史上把淫邪醜惡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的一部作品。作品展示出的是一個如此的世界:阻扼不住的「欲」的烈焰到處奔突。被掏空了理性的「人」，極強地為「欲」所牽引，他們瘋狂地沉浮於酒色財氣的濁浪中，人與動物相隔離的籬柵遭到了無情的踐踏。整個世界幾乎變成了動物的樂園。構建《金瓶梅》如此的世界，實際上是一種故入迷境的狂歡，體現著對解放人慾的深深企盼。古希臘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柏拉圖曾說:「我們須想到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兩種指導的原則或行為的動機，我們隨時都受它們控制，一個是天生的求快感的慾望，另一個是習得的求至善的希冀。」這段話從根本上揭示了人類行為的普通性。《金瓶梅》的作者不管如何千差萬別，距作者時代最近的「嘉靖間大名士」說，則是大多數人進行研究論證的起點。}

^{中國古代士大夫是一個特殊的階層，他們一方面重氣節，講行止；另一方面又流連詩酒，放任不羈。特別是當他們屈居下僚、鬱悶不得志的時候，後者又常常成為前者的具體行為體現。這些以宣洩情感來消解內心「塊壘」的方式，實質上都是「求快感的慾望」的外在表現。《金瓶梅》產生的時代，正是封建理學與商品經濟高度交匯的特殊時期。當時的士大夫多已失去憧憬未來和展示自我的信心與力量，他們以「出於名教之外」自封，耽於酒色，行為失檢。如著名文人屠隆、臧懋循因「淫縱」事罷官，仍然「不問瓶粟罄而張聲妓娛客，窮日夜。」大文學家湯顯祖雖志潔行芳，卻對屠隆等式的行為全無貶意，反而作詩稱頌，曰: 「如此風流自可人，禮法之人閑見嗔」「古來才子多嬌縱，直取歌篇足彈頌。」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體現在小說這種通俗文學體例中的不平之「鳴」就走向一種畸形。這樣，對凝聚與濃縮著人慾的濁糜之境的大力激活，就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

^{作者通過對酒色財氣四事、場面的熱鬧喧囂和人物的動物性的戲擬化描寫，既為自身，也為廣大讀者提供了洩慾的充分空間和通道。西門慶是這個世界的中心人物。在塑造這個形象的過程中，作者一方面大力鋪張渲染他作為官、商、霸的顯赫、豪奢、淫縱，並對圍繞他的酒、色、財、氣之事進行細膩全面的描繪，如對西門慶「日日花前宴，宵宵伴玉娥」(第27回)生活的津津樂道，和對他慷慨好施行為的凸現等；另一方面，又常常穿插進誇張、變形化的遊戲調笑之筆，對西門慶及其周圍人物的動物性特徵，進行最大限度的展露。如描寫西門慶性行為的大量韻文，醜化以潘金蓮為代表的淫婦群，和以應伯爵為代表的食客群，對他們的無厭貪求和百般承奉進行廓大化展示等。前者，作者以西門慶這樣一個獨特角色為替身，實現了放縱人慾的狂歡；後者，作者又在將角色動物化的過程中，進一步使這種狂歡得以更大限度地縱深和續延。總之，它們都是人慾的強烈噴射。}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產生於市民階層土壤上的白話小說屬於俗文學的範疇，其地位與作為經典的詩詞文有著雲壤之別。經典的詩詞文多書寫正統的、雅正的、怨而不怒的思想與情感；而且因其篇幅短小，非常不能鋪張盡性且酣暢淋漓；而白話小說，尤其是長篇白話小說的出現，則為廣大文人盡情抒發傾吐深壓在內心的情慾提供了很好的通路與載體。可以不談家國天下、不談經史子曰，無需冠冕堂皇、無需正襟危坐；可以無遮蓋地來說風花雪月，可以無盡滿足隱藏在內心的全部財色之願。這是文人進入痴迷的幻夢，是他們如同酒醉之後的肆意狂歡。這些人更可能把寫作看成是玩、是惡作劇、是悄悄做「壞事」。他們寫出的作品，從來很少有人署下自己的真名，他們根本不管書後的變聾變啞，罵名千載；更不會太多考慮詩詞的是否對仗工整、情節的前後榫合；他們更多的是情感的自由流動與隨意揮灑。

^{毋庸諱言，《金瓶梅》中有不少性描寫的文字，這樣的文字實際大多連書場都很難說出口。此些文字描寫入微，且並不粗糙，隱含著作者欣賞品味而略有戲謔的心態。既非金殿對策，也非高堂題詩、朋友唱和，既無人監督，也無現場人評鑒，幾乎掙脫了所有的枷鎖，完全在一種自由、放鬆、甚至癲狂的狀態，你還能對一些小的細節枉提些什麼太高的要求嗎？不少「漏洞」的出現自然是正常的了。而且，在私密並頻繁的傳抄過程中，有所遺失或隨意的填補，也可能是存在的。}

在古代的社會與文化環境下，長期被正統文化所壓抑的文人確實很需要如此的解放。正是在這樣的環境和心態下，即使如此「漏洞百出」的作品，出自文人甚至大名士之手也是正常並可理解的；即使如此的作品，在我國古代小說發展史上也應不失其偉大！

^201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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