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恭忠（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來源：《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4年第2期，原標題為《康熙帝與明孝陵：關於族群征服和王朝更替的記憶重構》，限於篇幅，注釋從略。 清代前期對明朝陵寢頗為重視，康熙帝五次親謁江寧的「明太祖陵」(今日通稱「明孝陵」)，還為其題寫了「治隆唐宋」碑文。不過，這些行為淹沒在其一生的眾多事迹當中，以往論著大多一筆帶過，多將其解釋為一種安撫和籠絡人心、溝通滿漢認同的文化策略。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單從策略層面而言，其具體作用機制是什麼?它如何溝通滿人征服漢人的事實與儒家文化正統觀念之間的距離?也有學者細緻分析了乾隆帝對待明朝陵寢的措施和相關詩作，揭示了他如何在「以史御漢」的一貫策略下睥睨前代、欲以時君定前朝是非的鮮明姿態，並且認為此種行為與康熙帝的做法相去甚遠。那麼，與乾隆帝這種姿態相比，康熙帝的謁陵又有何特殊的深意?這些問題都值得細緻討論。 從「滿漢」到「古今」：對抗性記憶符號的安頓問題
▲明太祖朱元璋像 已有的研究表明，明末清初，明孝陵曾經成為明遺民寄託舊有政治認同和前朝記憶的符號，從而被賦予了與新王朝的統治秩序隱然對抗的意義。正如民國時期學者王煥鑣早已指出的：「明亡，遺民繫心故國，無所放其意，則望陵憑弔，欲以創巨痛深之蘊訴之九淵，冀後之人有因以喻其心者。若顧炎武之七謁、屈大均三謁，尤志士所深悲雲。」對於滿人征服者建立的新王朝而言，妥善處置這一對抗性記憶符號，雖然不像處置有組織的武力抵抗那樣迫切，但也是一個頗費技巧、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 將前朝帝王及其重要象徵物(比如陵寢)「歷史化」、「再符號化」，使之成為時間鏈條和空間版圖上眾多文化符號當中的普通一員，是中國歷史上新王朝統治者操控歷史敘事、宣示國祚轉移的慣常手段之一。明初朱元璋即有先例。入關之初，清朝統治者也採用了這種策略。經過這樣一番「歷史化」和「再符號化」的編排，作為前朝重要政治象徵物之一的明太祖及其陵寢，就成為受當下皇權支配的一個歷史文化符號。「太祖」、「孝陵」直至明末依然具備的影響朝政的現實政治功能，在此「馴化」過程中逐步被棄置。 首先是明太祖被「歷史化」。順治元年(1644)六月，「遣官祭先師孔子」。隨後又遣大學士馮銓「祭故明太祖及諸帝」，祭文稱： 茲者流寇李自成，顛覆明室，國祚已終。予驅除逆寇，定鼎燕都。惟明乘一代之運，以有天下，曆數轉移，如四時遞禪，非獨有明為然，乃天地之定數也。至於宗廟之主，遷置別所，自古以來，厥有成例。第念曾為一代天下主，罔宜輕褻，茲以移置之故，遣官祀告，遷於別所。 這一行為頗有深意。一是祭告的對象。所謂「諸帝」，不是指明朝諸帝，而是指自古至今的歷代帝王，他們大多曾經創下赫赫功業，但其後人卻丟掉了江山社稷，因而已經喪失了「天運」，成為後人(特別是當權者)自由處置的對象。所謂「祭明太祖及諸帝」，也就是向置身於歷史「冷宮」內的歷代帝王們通報：又有新成員加入你們的隊伍了!二是祭文的內容。祭文里出現了一連串內涵相關、相近的動詞：「終」、「轉」、「移」、「遞」、「禪」、「遷」，而這些動詞都指向相同的主語「國祚」或者「天運」，即政治統治的合法性。也就是說，這次祭祀行為，實際上是一次在現實與歷史之間划出截然界限之舉，正式宣告「天運」已從朱姓王朝轉移到新近入關的滿人手裡。 受到清朝統治者祭拜的次日，明太祖的神牌就被移入「歷代帝王廟」，即被正式打入了經過新王朝統治者「改編」、反映新王朝的歷史觀的時間序列當中。該廟位於阜成門內，建於順治初年，乃是一個象徵著當權者對以往歷史重新進行編排的符號空間。有學者認為，清王朝對歷代帝王以及配饗名臣的祭祀，最根本的用意在於對治統、道統的重視和強調，反映了清統治者對中華統緒的認同和對中華文明的歸屬。順治初年，入祀該廟的歷代帝王共有21位，另加41名歷代功臣，他們每年定期受到祭祀。這21位歷代帝王是：伏羲，神農，少昊，顓頊，高陽，高辛，唐堯，有虞，夏禹，商湯，周武王，漢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元世祖，明太祖。他們是經過清朝統治者認真挑選的，體現了不同於前明統治者對於歷史的選擇和評價標準。順治二年，清廷專門討論過歷代帝王廟的祀奉對象，重點是如何對待歷史上一些非漢人帝王。結果，明洪武初年曾受到明太祖認可、獲准入祀的元世祖仍然保留；明初未能得到認可的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則受到清朝統治者青睞。清王朝將元太祖入祀的理由是：「元世祖之有天下，公因太祖」，既然元世祖已經入廟，則元太祖也不宜遺漏。遼、金三帝入祀的理由則是：「稽大遼則宋曾納貢，大金則宋曾稱侄，當日宋之天下，遼、金分統南北之天下也。」作為最後一個前代王朝的開創者，明太祖朱元璋也被補入祀奉名單當中。也就是說，在朱明王朝那裡被奉為至尊的太祖皇帝朱元璋，到了清王朝這裡則被降格為「歷代帝王」群落的二十一分之一，並且依照時間序列排在末位。同樣，曾經作為朱元璋得力助手的徐達、劉基，也被排在歷代功臣的末尾。 其次，與此相應，在明代一直被稱為「孝陵」、享有至尊地位的南京城外朱元璋陵寢，也被新王朝的統治者「再符號化」，以「明太祖陵」這一新的名稱，被降格為「歷代帝王陵寢」群落中的四十分之一。這40處陵寢散落在清朝版圖內10個一級或准一級行政區的28個基層單位。其中，陝西13處：中部軒轅陵，咸陽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陵，涇陽漢高祖、唐宣宗陵，咸寧漢文帝陵，長安宣帝陵，富平後魏孝文帝陵，三原唐高祖陵，醴泉唐太宗陵，蒲城唐憲宗陵；河南8處：陳州伏羲陵，西華商高宗陵，孟津漢光武帝陵，鄭州後周世宗陵，鞏縣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陵；順天7處：房山金太祖、金世宗陵，宛平元太祖、元世祖陵，昌平明宣宗、明孝宗、明世宗陵；直隸3處：滑縣高陽氏、高辛氏陵，內黃商中宗陵；山西2處：趙城女媧陵，榮河商湯陵；山東2處：曲阜少昊陵，東平唐堯陵；湖廣2處：酃縣神農陵，寧遠虞舜陵；江南1處：江寧明太祖陵；浙江1處：會稽夏禹陵；遼東1處：廣寧衛遼太祖陵。這些得到清王朝認可的「歷代帝王陵寢」，受到了清王朝的定期祭祀。 除了「歷史化」這一尋常策略，清朝統治者還有新的舉措。康熙三十八年，曾經考慮尋訪朱明宗室後裔為明孝陵守陵： 朕意欲訪察明代後裔，授以職銜，俾其世守祀事。古者夏殷之後，周封之於杞宋。即令本朝四十八旗蒙古，亦皆元之子孫，朕仍沛恩施，依然撫育。明之後世，應酌授一官，俾司陵寢。俟回都日，爾等與九卿會議具奏。 康熙帝作為一位滿人皇帝，搬出了讀書人所熟悉的上古時代的歷史典故來支持自己的提議，此舉顯示了他對正統儒家文化的親和姿態，無疑有利於進一步溝通他與漢族士人的文化心理距離。不過，這件事在康熙有生之年未能完成。回到北京後，大學士等奏稱：「臣等遵旨會議，行查明代後裔，俾守祀事。但明亡已久，子孫湮沒無聞。今雖查訪，亦難得實。臣等愚見，即委該地方佐貳官一員，專司祀典，以時致祭。」經歷了清初數十年的嚴厲誅殺、鎮壓，此時上哪去尋找真正的明太祖後裔?康熙帝同意了大臣們的建議。 直到康熙帝死後，此事才由雍正帝接手完成。雍正元年九月，下發據稱是康熙帝未曾頒發過的遺留諭旨： 明太祖崛起布衣，統一方夏，經文緯武，為漢唐宋諸君之所未及，其後嗣亦未有如前代荒淫暴虐亡國之跡，欲大廓成例，訪其支派一人，量授官職，以奉春秋陳薦，仍令世襲。朕伏讀之下，仰見我聖祖仁皇帝海涵天覆，大度深仁，遠邁百王，超軼萬古。朕思史載東樓，詩歌白馬，商周以來，無不推恩前代。後世類多疑忌，以致歷代之君，宗祀殄絕。朕仰體聖祖如天之心，遠法隆古盛德之事，謹將聖祖所貽諭旨頒發，訪求明太祖支派子姓一人，量授職銜，俾之承襲，以奉春秋祭享。但恐有明迄今，年代久遠，或有奸徒假冒，致生事端，爾內閣大學士，即會同廷臣，詳明妥議，以副聖祖仁皇帝寬仁矜恤之至意。 比較一下康熙帝的表述可以發現，雍正帝雖然延續了乃父對儒家文化的親和姿態，擺出一幅熟知古史的樣子，但他更加在意的還是藉此凸顯乃父超邁歷代帝王的形象。
▲南京明孝陵 清朝當局最後找來一個據稱是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王之後裔、清初即已歸順清廷、隸於鑲白旗下的朱文元，將其後人、時任直隸正定府知府的朱之璉冊封為世襲一等侯，專門負責每年春、秋二季奉派前往昌平十三陵和江寧明孝陵祭祀。對於朱之璉是否確為明太祖後裔，現代學者提出了有力的質疑，儘管如此，康熙帝卻由此留下了「隆禮前代，恩澤有加」的美名，去世之後，雍正帝就可以為其神功聖德碑刻下「致敬前代，禮逾常典」之類的贊語；雍正帝自己死後，兒子乾隆帝也可以為其神功聖德碑添加這樣一條功勞：「訪明太祖本支裔孫，襲封侯爵，以承其宗祀。」從康熙到乾隆，祖孫三人接續完成了一件高姿態的政治工程，為「朱明」歷史記憶在清朝統治秩序內的安頓問題，作出了既能顯示自己的寬仁盛德形象、又毫不危及自己的現實統治的安排。 在這種「歷史化」和「再符號化」的策略下，明朝其他陵寢也受到了清朝統治者的禮遇。乾隆五十年的一道上諭，首先回顧了順治、康熙年間對昌平明朝諸陵的保護： 直隸昌平州，為前明陵寢之地。本朝定鼎後，我世祖章皇帝，即命以帝禮改葬思陵，並敕工部修葺諸陵，親臨奠酹，並禁止樵採，添設陵戶。我皇祖聖祖仁皇帝，亦曾親臨致奠，並飭地方官加意防護，所以加禮前代者，最驎優渥。 然後，上諭中再次強調了將前明皇陵作為歷史文物加以保護的態度： 今國家一統，已歷百數十年，勝朝陵寢，自應一體修復……春秋祀事如故。……我國家受天眷命，世德顯承，於前代陵寢，繕完保護，禮從其厚。此次修復諸明陵殿宇等工，節費至百萬帑金，亦所不靳。……務期完固。工成後，飭該地方官，隨時稽察，小心防護，嚴禁樵蘇，用副朕隆禮勝朝之至意。 這份上諭中交替使用的「加」、「隆」、「優」、「渥」、「厚」等含義相近的辭彙，以及不吝金錢的口吻，都是為了表達一種高高在上的政治姿態。顯然，乾隆帝的真正用意，乃是通過優禮前朝來凸顯本朝在德行方面的優勢。這份上諭中還提到： 明代中葉以後，國事廢弛，全不以祖宗為念，於陵寢並未修葺，至末年復經流寇擾亂，亦無人守衛，以致日就傾圮。若其後代之君，果能歲加繕治，整齊完固，逮今不過百有餘年，亦何致頹剝若此! 乾隆帝在顯示高姿態的同時，也不忘映襯乃至直接指責前朝統治者的無德無能。 「治亂」與「興廢」：「鏡鑒」模式下的記憶轉向
▲康熙帝玄燁像 到了康熙帝那裡，明孝陵的境遇與清初相比有所變化，不是被當做普通的「歷代帝王廟」得到常規祭祀，而是受到了特殊的禮遇。康熙帝六次南巡途中，五次前往明孝陵謁陵，並且每次都是先派遣官員致祭之後，又親自前往拜謁。康熙帝的五次謁陵，是對清初「隆禮勝朝」這一原則的延續，同時又突出體現了兩個主題：一是切實吸取歷代興衰的經驗教訓，二是偉大君主之間的惺惺相惜。這兩個主題均與「鏡鑒」模式(Mirroring Paradigm)相連。在這一模式之下，一方面，與明孝陵相關的話語被改變了方向，獨特的征服記憶和族群情感逐漸隱退，關於王朝治亂與興衰的一般性歷史記憶和反思逐漸凸顯；另一方面，康熙帝本人也嘗試著超越滿漢征服的記憶，不是將自己和明太祖定位為征服者與被征服者，而是將兩人定位為不同時代的胸懷大志的君主，甚至希望兩人能夠一同匯入儒家文化所推崇的歷代聖君英主的譜系。 >>>>1.王朝興衰的前車之鑒 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康熙帝第一次南巡歸途中，先是派內閣學士席爾達前往明孝陵致祭，後又親自率領內大臣、侍衛和部院官員前往明孝陵拜祭，在孝陵殿前行三跪九叩之大禮。康熙帝以超常的禮節表示對前朝太祖的特殊禮遇，這讓一些漢人知識分子深受觸動。當時人記載，圍觀的有好幾萬人，一些人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首次親謁明孝陵，康熙帝就體現了清醒的「以史為鑒」意識。有感於明朝後期統治的腐朽、孝陵故跡的滿目瘡痍，康熙帝「慨然久之」。此次謁陵後，康熙帝御制《過金陵論》。當然，康熙的所謂「御制」、「親撰」，未必盡屬親力親為，很可能是由漢人詞臣根據皇帝確定的基調和思路撰擬初稿，然後呈請皇帝修改審定，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滿人皇帝權威與漢人士大夫群體及漢文化傳統的匯流。這是一篇模仿賈誼名作《過秦論》的歷史評論文章，全文的主旨是總結明朝滅亡的教訓及對本朝的鏡鑒。文章先講述了康熙帝所看到的衰敗景象： 歲在甲子，冬十一月，朕省方南來，駐蹕江寧，將登鐘山，酹酒於明太祖之陵。道出故宮，荊榛滿目。昔者鳳闕之嵬峨，今則頹垣斷壁矣。昔者玉河之灣環，今則荒溝廢岸矣。路旁老民，跪而進曰：若為建極殿，若為乾清宮。階磌陛級，猶得想見其華構焉。 文章繼而感嘆： 夫明太祖，以布衣起淮泗之間，經營大業，應天順人，奄有區夏。頃過其城市，閭閻巷陌，未改舊觀，而宮闕無一存者。睹此興懷，能不有吳宮花草、晉代衣冠之嘆耶! 為何會導致這種結果?文章梳理了明朝後期的歷史，分析了內中的原因和應該記取的教訓： 承平既久，忽於治安。萬曆以後，政事漸弛。宦寺朋黨，交相構陷，門戶日分，而士氣澆薄。賦斂日繁，而民心渙散。闖賊以烏合之眾，唾手燕京，宗社不守。馬、阮以囂偽之徒，託名恢復，僅快私仇。使有明艱難創造之基業，未三百年而為丘墟。良可悲夫! 有國家者，知天心之可畏，地利之不足恃，兢兢業業，取前代廢興之跡，日加儆惕焉，則庶幾矣。 此時的康熙帝正當30歲的壯年，登基稱帝已經23年，獨立秉政也已15年。在此期間，他除掉了輔弼自己的元老重臣鰲拜，平定了在東南和西南地區擁兵自重的三名漢人諸侯，並且剛剛將台灣收歸於清朝的有效治理之下。至於漢人對於作為征服者的滿人的有組織抗爭，則早已被平息下去。可以說，此時的康熙皇帝及統治下的清王朝，正處於宏圖偉業蒸蒸日上的狀態。在這種情境下，親自來到相隔將近三百年的前朝創始君主的陵墓之前，康熙帝雖然還不能擺脫「滿」與「漢」、「愛新覺羅」與「朱」之間的糾葛，但他對「興」與「廢」、「治」與「亂」的問題也極為關注，期望從前代王朝的成敗得失當中尋求現實借鑒。這樣的認知行為正符合儒家歷史認識論的主流框架——「以史為鑒」，或者說「鏡鑒」模式。對於漢人士大夫而言，循著這一熟悉的認知方向來看待明孝陵，他們的情思所系，便不再是「亡天下」這一說法所傳達的關於族群征服的創傷性記憶，而是關於古往今來並不稀見的王朝更替現象的一般歷史記憶和時代滄桑感。而對於滿人統治者康熙帝而言，這種認知模式的運用，則意味著他已經能夠把握中華文化的精髓，懂得如何從儒家經典和漢人歷史中學習為君之道。 追求和貫徹漢人經史中所昭示的為君之道，這在康熙帝那裡並不是一種表面姿態，而是一種自覺的意識，一直持續到他的晚年。康熙五十年(1711)，他接到以諸王、貝勒、貝子、公、大學士、九卿、文武大小官員及生監百姓名義呈遞的一份奏疏，稱讚他「峻德弘功，實與帝堯比隆」，請求為他加上「聖神文武大德廣運」這一尊稱。奏疏中並且特意提到「南巡江寧，於明洪武陵復屢經拜酹，優禮勝國之君，用盡執謙之節，此又前史所未見也，惟我皇上鎔經鑄史，酌古准今，故凡所措施，悉高出於前代帝王之上」。對此，康熙帝批複說： 朕自幼讀書，歷觀經史，持身務以誠敬為本，治天下務以寬仁為尚。此心此念，恪守五十年，夙夜無問，即纖悉細務，不敢稍有怠忽。嘗觀古昔帝王，君臨天下之久，能持終者蓋鮮。……史書所載，加上尊號等事，徒為先儒所譏，有何善處而欲行之?這所奏知道了! 康熙五十八年，以諭旨形式告誡大臣們不要徒事虛文，而應講求實務： 朕披閱史書，歷觀古來帝王，因深知為君之難。……今天下大小事務……無論鉅細，朕必躬自斷制。……凡有論說，諸臣不過敷陳頌揚套語，如「勵精圖治、健行不息、聖不自聖、安愈求安」之類，若與不讀書者言之，甚覺可聽。朕讀書明理，凡事皆身體力行，此等粉飾浮詞，六十年中，盈溢於耳，久已厭聞。爾等務須實心任事，盡去虛文，於國家方有禆益也。 看來，愛新覺羅·玄燁直至暮年依然保持著清醒的頭腦，藉助於儒家文化的教導及歷史興衰的經驗教訓，他很清楚一名偉大的君主到底應該怎樣做。 >>>>2.偉大君主之間的惺惺相惜 康熙帝五次親謁明孝陵，都表達了對明太祖的極力推崇和惺惺相惜。 康熙帝第一次謁明孝陵之舉，即體現了對於常規禮儀的突破。還在杭州時，他就諭令大學士等：「明太祖，一代開創令主，功德並隆。朕巡省方域，將及江寧。鐘山之麓，陵寢斯在。朕優禮前代，況於其君實賢，可遣祀如禮。」抵達南京、派遣內閣學士席爾達致祭明孝陵之後，他又對大學士明珠等人說：「明太祖陵，已遣官致祭。但朕既抵江寧，距陵非遠，其親為拜奠。」親自謁陵之後，他又諭令兩江總督和江蘇巡撫對明孝陵加以保護：「明太祖天資英武，敷政仁明，芟刈群雄，混一區宇，肇造基業，功德並隆。其陵寢在鐘山之麓，系江寧所屬地方。……嗣後爾等督令地方各官，不時巡察，務俾守陵人役，用心防護，勿致附近旗丁居民，仍前踐踏。所有春秋二祭，亦必虔潔舉行，以副朕崇重古帝王陵寢至意。」對於年輕的康熙帝來說，明太祖是歷史上距離自己最近的開創了宏圖偉業的君主，這份推崇也表達了他努力成為一代英主的自我期許。 二十八年(1689)二月，35歲的康熙帝在南巡歸途中第二次親謁明孝陵。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南巡途中，康熙帝還親自祭拜了位於浙江紹興會稽山的大禹陵。禮部一開始的意見是，依照五年前致祭明太祖陵的成例，遣官致祭後，再由康熙帝親自前往奠酒即可。康熙帝認為這樣的規格還不夠：「堯舜禹湯，皆前代聖君。遣官致祭後，方親詣奠酒，未為允愜。禹陵朕將親祭，祭文內可書朕名。」於是，他「親撰」祭文，率領扈從諸臣前往大禹陵致祭，「行三跪九叩禮」。隨後又「御制」一篇《禹陵頌》，表達了對大禹的「仰止高山，時切景行」之意。大禹陵現場的破敗，讓他頗為不悅，遂諭令閩浙總督王騭等督令地方官加意修理。作為儒家文化中的聖人形象，堯舜禹湯受到歷代統治者的尊崇。作為入主中原的滿人統治者，康熙帝在大禹陵前以逾越常格的三跪九叩禮儀錶達仰慕聖人功德之意，此舉傳達了正當盛年的康熙帝與古代聖人相互比肩的宏偉抱負，體現了他主動將愛新覺羅家族的帝業匯入中華文明正統譜系的意味。 三十八年(1699)四月，45歲的康熙帝南巡歸途中第三次親謁明孝陵。關於此次謁陵，身邊的大臣曾經有過不同意見：「諭大學士等曰：明代洪武，乃創業之君。朕兩次南巡，俱舉祀典，親往奠醊。今朕臨幸，當再親祭。大學士等奏曰：皇上兩次南巡，業蒙親往奠醊，今應遣大臣致奠。上曰：洪武乃英武偉烈之主，非尋常帝王可比。著兵部尚書席爾達致祭行禮，朕親往奠。」大臣們可能覺得康熙帝對朱元璋太過禮遇，康熙帝則堅持認為朱元璋乃是歷史上無與倫比的帝王，配得上如此特殊的禮遇。最終當然是以皇帝的意見為準。康熙帝親自改定祭文如下： 帝天錫勇智，奮起布衣，統一寰區，周詳製作，鴻謨偉烈，前代莫倫。朕曩歲時巡，躬修醑薦，仰其遺轍，不囿成規。茲因閱視河防，省方南邁，園林如故，睇松柏以興思；功德猶存，稽典章而可范。溯懷彌切，奠酹重申，靈其鑒茲，尚期歆享。 鑒於明孝陵毀損較嚴重，康熙帝下令加以修葺，並且欽賜御制「治隆唐宋」匾額，在明孝陵懸掛。這次謁陵過程的細節，再次透露了人到中年的康熙帝對於往昔英雄的惺惺相惜之情。 四十四年(1705)四月，時年51歲的康熙帝南巡歸途中第四次親謁明孝陵。他先遣戶部尚書徐潮「祭明太祖陵」，離開江寧時，又率領皇子、大臣前往謁陵：「至明太祖陵，導引官引向中門。上命自東角門入，曰：此非爾等導引有失，特朕之敬心耳。既入，率諸皇子及大臣侍衛等行禮。」與第三次謁陵一樣，這次大臣們也有不同意見：「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迴鑾時，朕詣明太祖陵行禮。大學士馬齊奏曰：皇上已經遣官致祭明太祖陵，祈停親詣行禮。得旨：洪武素稱賢主，前者巡幸，未獲躬赴陵前，今當親詣行禮。」可見，在康熙帝心目中，明太祖一直被視為傑出的英豪，始終保留著一份對他的特別敬意，因而一定要親自前往致敬；作為當朝皇帝，到了明孝陵不是從中門而是從角門進入，也是為了凸顯這份特別的敬意。當然，向什麼人看齊，本身就是對於自己的一種定位。
▲治隆唐宋碑 四十六年(1707)三月，康熙帝南巡途中第五次親謁明孝陵。這次也是先遣大學士馬齊「祭明太祖陵」，然後親自謁陵：「乘步輦，由東石橋至大門下輦，由東門升殿，行禮畢，回行宮。」這次謁陵，大臣們同樣有過不同意見：「大學士等奏曰：皇上前此臨幸江南，明太祖陵，或遣官致祭，或遣皇子致祭，亦有皇上親行灌奠之時，又重新廟貌，專人看守，自古加厚前朝，未見如此者。今皇上又欲往謁，臣等以為太過。況此行已遣大臣致祭，天氣驟熱，不必親勞聖躬往謁。上諭曰：天氣驟熱，何足計耶。朕必親往。」大臣們僅僅將康熙帝特別禮遇朱元璋的行為理解為策略性的「加厚前朝」，未能領會他比肩歷代英主的自我期許和抱負。對此，康熙帝不方便、也沒有必要跟他們解釋。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年康熙帝已經53歲，在當時而言已經步入老年之列。大臣們可能也考慮到了這一點，才以天氣突然變熱為由勸他不要去謁陵。而康熙帝可能也不願服老，加上希望與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再次神交，因而一意堅持己見。 前後五次謁陵，康熙帝對於明太祖似乎越來越欣賞，甚至能夠精神相通。明太祖原本是被滿人征服的漢人王朝的創始皇帝，但在康熙帝那裡，這一形象完全被傑出人君的鏡像所取代，康熙帝從中感受到的是一位開創型君主的宏大氣魄。已有的研究表明，康熙帝特別推崇明太祖勵精圖治、強化皇權、躬理萬機的做法，十分留意從朱元璋留下的《皇明祖訓》一書中尋求治國的借鑒。康熙帝以歷代聖君英主為榜樣，特別是在明太祖這個具體榜樣的鼓舞和啟發之下，畢生勤於政事，為清帝國的鞏固和強大起到了「發動機」的作用。這一持續數十年的過程，既體現了愛新覺羅·玄燁超越滿漢界限、努力成為一代中華英主的主觀期許，也反映了儒家文化傳統的深刻影響力。康熙帝躋身於歷代聖君行列的努力，後來得到了漢人士大夫的承認。大約一個半世紀之後的同治八年(1869)，一代名儒曾國藩稱讚康熙帝符合儒家聖人所指示的「至德純行」標準，「閱數百載而風流未沫」，已經遠遠超越了漢武帝、元世祖這些「英哲非常之君」，可以跟士大夫們心目中的聖君周文王相提並論。 結語 康熙帝五次主動拜謁明孝陵的行為，既是延續清初的策略有意識地進行「記憶重構」工程的一個環節，又顯示了他超越滿漢界限、主動汲取儒家文化資源、努力成為中華文明主流譜系中的一代英主的努力。 一方面，康熙帝親謁明孝陵，主要是做給漢人士大夫看的。這些人是一個政權所需要依賴的社會基礎，他們如何思考、記憶剛剛過去不久的明清易代的歷史，對於鞏固清王朝的統治至關重要。明孝陵在清初一度作為族群記憶符號而發揮作用，因而對於康熙皇帝而言，必須實現敘事和解釋模式的轉變。作為異族征服者，除了運用「歷史化」這一尋常策略之外，康熙帝還做出了特殊的努力，即主動採用儒家歷史認識論的主流框架——「鏡鑒」模式。這種努力有助於引導歷史敘事當中的問題意識或者說「記憶議程」的轉換，將一些漢人士大夫(尤其是在江南地區)仍然試圖保留的「滿與漢」、征服與被征服這一獨特的、隱含對抗性的族群記憶問題，轉化為「古與今」、「興與廢」這個一般性的歷史敘事問題，進而轉化為「治與亂」這一具體的現實行政問題。在這一點上，滿人皇帝親謁明孝陵，與官方修纂明史一樣，都是清王朝改寫歷史、重構記憶的舉措之一。 另一方面，康熙帝親謁明孝陵，又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姿態或權力策略，也體現了一種自覺的文化選擇。對於統治著漢文化區域的非漢人王朝而言，要想成功地維繫統治，就需要主動吸收漢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資源。作為滿人統治者，康熙帝採用了漢人士大夫所熟知的「鏡鑒」模式來處理明太祖的歷史定位及其陵墓的文化內涵。不僅如此，他還向儒家所尊崇的堯、舜、禹、湯等「前代聖君」表達高山仰止、見賢思齊之意。凡此均體現了康熙帝主動向儒家文化靠攏的自覺意識，並用以拉近自己與漢人士大夫之間的文化距離，進而在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問題的理解和闡釋方面取得主動地位。更重要的是，由此他可以進入一個源遠流長、博大深厚的文化體系的殿堂，從中汲取豐富的知識和精神財富，幫助自己從漢人眼裡的「異族之主」修鍊成為「中華英主」系列中的一名成員，進而使清王朝擺脫蠻族政權形象，逐漸匯入中華文明的主流譜系。 近十幾年來，美國學者的「新清史」研究對滿人漢化這一先前的主流看法提出了質疑，由此引發了學術界的熱烈討論。中國學者則試圖證明，從雍正到乾隆，在批判大漢族主義「華夷之辯」理論的基礎上，他們逐步明晰了自己的中國認同，確立了清朝在中國曆朝正統序列中的合法地位。相關研究尤其注意到，清代統治者發揮了高超的統治技巧，主動利用漢文化的核心價值為己所用，成功地收編了江南士大夫的歷史與價值觀，使之成為「大一統」統治模式的合法性資源。特別是康熙帝，面對滿漢隔閡乃至對立的社會文化格局，他不僅在策略層面對漢人士民改用懷柔政策，而且，作為一名胸懷大志的滿人統治者，他在勤於政務的同時，也熱情主動地向漢人士大夫學習，持之以恆地從儒家經典和中國歷史中汲取營養，探尋為君之道和治國之方。從康熙時代起，漢文化對滿人的深刻影響即已相當明顯。本文所述康熙帝與明孝陵的故事，即從細節層面折射了清前期統治技術的複雜性，並為滿人統治者的中國化和中國認同提供了一個小小的支持性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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