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德奸案」的前世今生（下）

1906年，列寧和托洛茨基

　　「列寧德奸案」的前世今生(上)

　　(文/新浪專欄 新史記 呂新雨，華東師範大學-康奈爾比較人文研究中心)

　　四，「冷戰史」與中國「翻案史學」的來源

　　今天，中國意識形態的主戰場正發生在歷史與大眾傳媒的交合地帶，並催生出一種可稱為「翻案史學」的媒體現象，它特別集中在國際共運史和中國革命史的範圍內。上述列寧德奸案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007年12月《明鏡》周刊重新炒作此一謠言，正是為了借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之際，再行解構和污名俄國革命意義的舉措。從1917到2007年，與其一起借屍還魂的正是冷戰的幽靈。

　　的確，翻案史學往往以「冷戰史」的方式表現出來。一方面它關注的話題主要來自「熱戰」時期，另一方面，其基本敘述框架來自冷戰期間西方陣營的冷戰史研究。「冷戰」這一辭彙原本是喬治·奧威爾1945年提出來的，用來批判在原子彈的兩級世界中，被壓迫和被剝削的人民喪失了反抗的可能，處於無法改變的不宣戰的戰爭狀態。後來，這一辭彙在五十年代被美國用來專指針對蘇聯不宣戰的、進攻性遏制狀態。蘇聯在戈爾巴喬夫之前，從不正式使用這個詞，因為他們相信蘇聯是堅持世界和平的，而美帝國主義才是侵略性的。(63) 「冷戰」在中文學術世界出現也是在八十年代之後。之前，是在「現代國際關係史」的框架下進行相關研究。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特別是在美國學習的大陸學者把西方的冷戰研究陸續介紹到中國。1991年蘇聯解體，所謂「冷戰」結束之後，俄國檔案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的短暫解禁，也極大地刺激了「冷戰史」研究熱。1998年至2007年，大陸學界召開了一系列有影響的學術研討會，「冷戰史」研究由此進入中國大學研究體制。(64)

　　在很大意義上，西方「冷戰史」所承載的意識形態冷戰在後冷戰時期的俄國與中國獲得了延續和發展，這就是大眾傳媒中的「翻案史學」。它的突出表現就是用單一民族國家或國家利益的框架剪裁和重新敘述蘇俄(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係，用狹義的民族主義去取代社會主義與國際主義的視野。無視與否定二十世紀以來社會主義、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複雜歷史脈絡，以及國際共產主義實踐內與外的路線鬥爭和階級鬥爭，及其在不同歷史語境下的發生，——由此尋找不同的行動、反對的聲音其實非常容易，無論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東、西方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還是在冷戰期間的西方陣營，迄今為止，各種論辯與鬥爭從未停息。但翻案史學唯一希望證明的結論是：中國革命是蘇俄(聯)基於其國家利益對中國操控的結果，——它以此餵養和塑造中國的(網路)右翼民粹主義思潮，目的是拆解二十世紀中俄(蘇)革命的正當性，以及與之血肉相聯的新中國的合法性，這已成為一種頗為壯觀之社會潮流。

　　中國翻案史學的源頭正是六十年代冷戰前後的美國亞洲研究。在美國大學中設置區域研究、亞洲研究，本身就是二戰後美國戰略情報局對蘇聯進行「遏制」之冷戰政策的產物。眾所周知，該研究在美國受到大量著名的政府與私人基金會的資助。由於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後，由美國杜魯門政府主導、並不斷增強的對蘇聯的敵意與遏制，以及國內麥卡錫主義在學術界的迫害與清洗，使得中國研究的主導方向從中共與農民、帝國主義、抗日戰爭等中國自身的內部問題轉向蘇俄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陰謀與操控，並以此來解釋、回應和推脫「誰斷送了中國」這一問題。「當時出版的著作大都著眼於共產國際的陰謀，強調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對蘇俄的模仿，而置中國革命的社會、經濟根源於不顧。與美國政府對鐵板一塊的，由莫斯科操縱的共產主義運動的譴責相呼應，美國學術界在當時也將中心放在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操縱上。這種觀點因為50年代初的中蘇聯盟以及中國對蘇聯的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所強化。」 (65) 蘇聯解體後，這些作為美國冷戰成果的觀點借屍還魂，成為今天中國翻案史學熱衷炒作的冷飯，使得美國二十世紀的五、六十年代與二十一世紀前後的中國構成了一個富有意味的迴響，也是極富反諷的現象。

　　但是，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論證除了證明其歷史觀的狹隘、偏頗與功利主義，結果是遮蔽而不是揭示了歷史的真實，並不能證得更多。蘇聯解體之後公布的檔案，只是證明了歷史過程的複雜與曲折，並不能構成對曾經扮演了重要國際主義內涵的社會主義之否定。舍此，則無法解釋最基本的歷史事實，特別是新生的蘇維埃1917年7月25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廢除在華的沙俄不平等條約，並且在國內極為嚴峻的經濟危機下對中國革命的巨大援助。

　　就列寧德奸案來說，其實，除了《明鏡》周刊，辛子陵的歷史觀還有一個不容輕視的「高大上」來源，足以讓今天不明底細的讀者仰止：

　　以上事實已為俄國最新出版的官方歷史《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所證實。2006年俄國總統普京提出了為11年級(相當於我們高二、三年級)的學生寫一部歷史教科書的動議。原希望索爾仁尼琴完成這一大業。但索氏年事已高，確定由安德烈·鮑里索維奇·祖波夫組織編寫一本「非蘇聯味」的教科書。普京的秘書蘇爾科夫邀請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宮討論並確立了寫作計劃。《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這部書是由40餘名專家共同完成的。出版前，索爾仁尼琴審閱並修改了相當大的一部分書稿。2009年阿斯特(ACT)出版社將其印行。出版後引起轟動，不到一年再版數次。2010年6月17至27日俄國史學者潘佐夫(他參與了編寫工作)到北京做學術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學者李玉貞、陳鐵健等，與他就 《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一書進行了座談，進一步證實了德國《明鏡周刊》公布的史料已為俄國官方所確認，並寫進了這部新史書中。

　　《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從根本上否定了十月革命，認為這是一場政變。對於政變前後，列寧是否接受德國的資助，以進行反對沙皇政府的活動這一關鍵問題，該書的回答是肯定的。書中引用德國外交部公布的檔案詳細敘述德國威廉皇帝的計謀：設法從俄國內部尋找代理人，利用這支別動隊，從俄國內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寧從1915年開始得到德國當局資助在俄國進行革命活動，實際上充當了德國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就主張俄國失敗，堅持要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二月革命後，1917年4月3日，列寧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國特種兵幫助順利經德國回到彼得格勒。

　　這些材料一披露，就把「偉大的十月革命」和革命導師列寧徹底顛覆了。這就是為什麼俄國人徹底拋棄了列寧和列寧主義，當我們中國人繼續緬懷列寧的時候，他們要把列寧的遺體送到中國來。

　　中國的翻案史學與俄國的翻案史學真是難兄難弟。2007年在中國，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之際，中央電視台卻沒有按照慣例播放任何紀念十月革命的節目。(66)正式刊物中只有《炎黃春秋》在第11期刊登了一篇《俄國十月革命的回顧與思考：寫在「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之時》，卻是一篇徹底否定十月革命的文章：

　　列寧改變了十月革命的性質。根據馬克思主義(例如恩格斯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教導)，在那些專制落後的國家，革命的首要任務是：爭取民主，實行憲政，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通道路。但是，列寧修改了馬克思主義，要在專制落後的俄國先拿下政權後，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和促進世界革命。

　　······

　　十月革命創造的社會主義模式不可能成功。十月革命是人類歷史上一次大實驗，不僅影響到俄國和以俄為師的國家，而且影響到了全世界，使社會主義運動成為二十世紀一個主要社會潮流，對推進人類歷史的發展起了一定作用(包括成為資本主義自我改革調整的壓力和動力)，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教訓。但是整個說來，這一偉大實驗基本上失敗了。搬用十月革命創造的蘇聯模式的國家，沒有一個是成功的。有人說這是武斷，可就是拿不出半點根據，舉不出一個具體國家來。失敗的原因，一是資本主義仍然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轉向社會主義的條件遠未成熟；二是十月革命後實行對經濟、政治、思想的壟斷，是歷史的倒退、是對二月民主革命的反動。(67)

　　如果結合2007年2月，謝韜在《炎黃春秋》上發表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事態可能就更加清楚：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是列寧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他們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武裝奪取政權，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確的；但建國以後，不顧中國生產力非常落後的國情，便放棄新民主主義即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堅持要搞共產主義，憑藉手裡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義——列寧主義對他們的影響。我們曾經走上暴力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馬克思恩格斯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承認1848年的錯誤以後，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才是《資本論》的最高成果，才是馬克思主義的主題，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這個正統叫做民主社會主義。

　　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社會民主黨就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從事社會主義運動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列寧標新立異，1918年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為共產黨，成立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分裂了國際工人運動。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他們把恩格斯擯棄的「1848年的鬥爭方法」當作旗幟揮舞，從「左」邊修正了馬克思主義。(68)

　　謝文重申「二月民主革命」、第二國際的民主社會主義與「暴力社會主義」的路線分野，呼籲中國回歸「民主社會主義」的普世價值，——回歸的唯一途徑必然要建立在對列寧與十月革命的徹底否定上，這正是「後冷戰」時代中、俄「翻案史學」的共識。

　　那麼，這本「最新」的、「官方」的俄國史究竟是一部怎樣的書呢？還是中國翻案史學執掌牛耳的《炎黃春秋》雜誌，眾望所歸，在2010年第10期發表了李玉貞的書評《一部顛覆性著作：<二十世紀俄國史>》，正是辛子陵上述引用的來源。(69) 李玉貞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被認為是重要的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研究專家。但是在這篇文章中，卻匪夷所思地出現了很多學術硬傷。

　　其實《中華讀書報》2010年09月29日就曾刊登記者康慨的報道 ：「羅蒙諾索夫莫斯科國立大學因為一本關於前蘇聯時代的歷史教科書，陷入了空前的爭議漩渦」，「 政府設立的監察機構俄羅斯聯邦社會院很快召集了會議，並在會後發布報告，批評該教科書以『極端民族主義思想』解讀國家歷史，並歪曲歷史事實。 莫大歷史系主任謝爾蓋·卡爾波夫出面否認與該書有關，並表示，《俄羅斯歷史1917-2009》只印刷了2000冊，而且事實上『已在我們的教學活動中被擱置了』。在聯邦社會院開會之後，莫大歷史系則發表聲明，表示將暫停在該校課堂中使用此書。」 (70)這起碼讓我們知道對於這部翻案史書是有巨大爭議的，並非一廂情願的「徹底顛覆」。

　　2011年5月，《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雜誌刊發了針對李玉貞一文的考證文章：《譯介國外作品要準確——祖波夫主編<二十世紀俄國史>一書相關情況查證》(71)。經查證材料和詢問來訪的俄羅斯學者，李文所說與實際有很大出入，經過進一步對比俄文原書， 發現李文中引用的數字與原書不符之處有6、7 處之多。關鍵性的，也就是被辛子陵強調的幾點，都是錯誤的。1，沒有證據證明此書是普京總統授意的；2，此書非歷史教科書；3，索爾仁尼琴並不支持該書，相反，臨去世前寫材料揭發該書作者；4，李文提到的來華遞交此書的亞· 潘佐夫並非著名的俄國史學家，只是在美俄裔教師。另外，該書除主編祖波夫外， 還有來自美國、德國、英國、義大利、捷克、拉脫維亞等十個國家的境外作者， 總共43 位，其中鮮有俄羅斯權威學者和有影響的歷史學家， 多是年輕的副博士和副教授。而且作者的專業領域五花八門： 除歷史專業外， 還有藝術、語言、工程技術甚至森林保護方面的作者。主編祖波夫與俄境外宗教團體聯繫密切，長期擔任俄境外流亡人士創辦刊物《播種》雜誌主編。曾擔任反蘇組織「團結聯盟」領導人，該組織的前身是1924—1930 年流亡歐洲的白俄青年恐怖組織， 二戰前從事反蘇、反共的破壞活動， 二戰後與納粹合作， 曾深入到俄僑和被俘的蘇聯戰俘中做策反工作。俄羅斯政治自由化之後， 該組織於1996 年在俄羅斯境內得以註冊， 之後還多次參加各級議會的選舉。除此之外， 團結聯盟還利用東正教講堂開展反共的宣傳工作， 號召立法禁止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2010年4月，俄羅斯主流雜誌《專家》在第16- 17期刊登了一篇題為《造假者的歷史》的文章，批評該書把蘇聯衛國戰爭寫成蘇聯-納粹戰爭，並揭發了主編與「團結聯盟」的關係。祖波夫將雜誌告上法庭，理由是2008年之後他已不在該組織任職。《專家》代表在庭審中舉證說： 一是祖波夫在書中稱：反對蘇聯制度的許多人， 其生命要感謝德國的入侵 ; 二是祖波夫作為該書的主編曾在互聯網上撰文稱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人是比納粹還可怕的敵人， 因為他們統治了俄羅斯幾十年， 而納粹只是在2-3 年的短時間裡佔領過俄羅斯的一部分。等等。法院認定： 該書有20 多處結論表明作者的一些論斷缺乏史實根據，此書非學術性著作， 屬於政論類出版物。

　　文章還列舉了李文在摘譯中很多不應該出現的「硬傷」，尤其體現在數字上。比如李文寫道：其他如俄國中部省份在1916 年，人口總數為6，800 萬， 到1920 年僅剩下3，800 萬 ；而祖波夫原書中兩個數字分別為680萬和380萬，此處兩組數據相差十倍。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也就是說，李文在推介祖波夫主編的這套翻案史書時夾帶了很多私貨。問題是，這樣的做法究竟在何種意義上符合一位學者的身份與良知呢？

　　這裡，可以參考一下美國歷史學家安東·費得雅辛(Anton Fedyashin)對該書的評述，對於我們客觀理解或許有幫助：

　　在二十世紀尋求持中之論的讀者多少會對《俄國史》感到失望，雖然，在關於二十世紀的廣泛爭論中，祖波夫的計劃表達出一種不僅與蘇聯的遺產抗衡，也與普京政府的自由主義鞭策相抗衡的觀點。這套書對蘇聯過去的總體態度與其說是探究，不如說是基於(宗教)義理的譴責。文本提供了陳述和判斷，卻令人驚訝地很少提出問題。而且，如果讀者全盤接受書中露骨的反共信息的話，他們將不得不接受作者們相信的觀點，即俄國史上的這整整七十年，沒有給當下增添任何價值。在這個意義上說，這套書違背了它的本意，因為與天主教的激情結合的反共熱情，並不能幫助俄國人面對二十世紀的殘酷歷史，以及當今世界的複雜性。那些尋找「蘇聯的人民史」(就如這套書的封面設計所暗示的)的人也會感到失望，因為文本除以流行的編年方式列出長長的一串國家犯下的、其臣民經受的罪行外幾乎什麼也沒有提供。祖波夫這套書提示的是，蘇聯經驗不過就是一個龐大的、悲劇性的歷史錯誤。但俄羅斯的民族性格(通過其個體)就不能從中發現有吸引力甚至有營養的東西？共產主義經驗難道不是更廣泛的、西方應對現代性問題的一部分？這些問題在《俄國史》的書頁上甚至都沒有出現，儘管(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也許比一本一千九百頁的二十世紀罪行編年史更難消化。這段歷史需要平衡性處理，可嘆的是，在此意義上，《俄國史》所證明的也許是需要的、卻又是欠缺的一步。(72)

　　此論基本公允，其問題意識也正是今天的中俄(蘇)歷史研究應該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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