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民族國家意識的形成：晚清到新中國成立

本文借鑒一些文章中的觀點，但也包含了本人一些粗淺的直觀認識，不甚完善，歡迎指教。民族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共同體形態。目前大陸通行的馬克思主義認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四個基本特徵的穩定的共同體。國家是建立在民族認同基礎之上的以公共權力為核心的主權單位。民族與國家的關係是,國家需要民族認同為自己提供合法性基礎,民族則由國家賦予其意義。可以說現代國家是民族和政治國家的統一體。 一、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民族共同體的成員在民族意識的基礎上形成的對本民族至高無上的忠誠和熱愛,是關於民族的理論政策,以及在這種理論政策指導和影響下的追求、維護本民族生存和發展權益的社會實踐和群眾運動。 民族主義從萌芽到發展,從簡單到複雜,內容不斷豐富。一般認為,民族主義發端於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之前的文藝復興時期,形成於18 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時期,發展於19 世紀亞非拉殖民地民族覺醒運動時期,歷經20 世紀一戰後、二戰後、冷戰後的以爭取民族獨立為主要目標的三次民族主義浪潮,最終形成了當代世界多樣化的民族主義格局。以西歐為例,民族主義的這一發展歷程大體分為三個演變階段,即傳統民族主義構建國家形態階段、現代民族主義消滅其他民族階段、新型民族主義的民族弱化階段。二戰後的西歐民族主義大體上處於第三階段。 民族主義有三重含義：首先,民族主義是一種思想觀念或者心理狀態,其成員都具有一定的共同心理觀念、思維方式和風俗習慣等特質；其次,民族主義是一種思想體系或意識形態,是有關世界和社會的系統思想和理論、民族感情、心理、傳統、習慣等,是民族的凝聚力所在,對各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具有直接影響,具有穩定、系統、理性化的因素；再次,民族主義是一種社會實踐和群眾運動,具有一定的目的和組織,以具體行動來實現其理想或追求,可以轉化為一種現實的民族主義力量,以建立民族獨立國家為政治目標。 民族主義有兩個基本要素：一是對內同一性,在民族意識的基礎上,產生對本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的認同感,認同、維護和發揚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堅信民族固有文化的優越性,抵制外來不良文化對民族文化的衝擊；二是對外獨立性,自主裁決民族內部事務,不受外來任何勢力的干涉,自主決定本民族的命運,反對外來壓迫,爭取自主獨立和發展。民族主義最基本的主張是建立單一的民族國家,追求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至上。 二、中國的傳統民族觀 「民族」 是一個西方概念，而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更起源於近代西方。但這並不是說中國古代從未形成類似「民族」 的觀念，事實上，它在中國原本就有著極為深厚的歷史積澱。 中國古代雖極少使用「民族」這一稱謂，即用也不是今天「民族」一詞的含義，但「族」一詞在文獻中出現的頻率都很高，家族、氏族、宗族、邦族、國族、部族等含義都包含在內。「族」原指家族、氏族或以此為基本單位建立的社會組織，其所表達的血緣宗親關係，應是構成早期族類觀念的最基本要素。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各部族活動地域的不斷擴大，當各部族通過相互接觸逐漸融合成越來越大的地域共同體——古代民族時，在其內部，由於原始的血緣成份的日益複雜，種族概念往往有趨於泛化之勢。而共同的語言、習俗和文化認同則日益成為最重要和最具韌性的聯結紐帶，由此構成人們通常所謂的「文化民族」。春秋時期中原地區已形成並日益發展的「諸夏」或「華夏」共同體，便具有這一鮮明的趨勢和特徵。 「諸夏」 和「華夏」本指中原各諸侯國及其所居地域，以別於周邊荒遠地帶的「夷狄」。當時形成的「夷夏之辨」，雖不能排除種族觀念的因素，但其關注的夷、夏差異，已漸向文化與禮俗制度方面作重心轉移。秦漢以後，隨著中央集權帝國的建立和郡縣制、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統一度量衡等一系列制度文化在全國範圍的推行，更為先秦以來的「華夏」 共同體發展成地域更寬廣和文化根基更穩定的東方大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這一種族後因漢朝聲威遠播而被稱為「漢」。因此自秦漢起，漢族已經是一個相當穩定的人們的共同體，自北宋起，全國範圍內經濟聯繫性加強了，這個共同體也更趨於穩定。當然，這是在獨特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獨特民族。中國自秦漢以來二千多年，雖幾度出現分裂割據局面，但總體上，作為大一統民族和國家的發展趨勢卻始終處於比較穩固的主流地位，即使在近代以來列強屢屢掀起瓜分狂潮的環境下，也未能改變這一基本態勢。這種現象的存在，原因當然涉及多方面，但自周秦以來在廣大民眾中逐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族類」文化認同感，無疑在其中起有極大的作用。 當然，中國古代國家與近代以來西方形成的民族國家確存在著歷史層次上的差別。西方近代民族國家是在資本主義興起的背景下形成的，中國古代境內各地之間雖也存在著相當的經濟聯繫，但總體上仍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佔主導地位，這也是它秦漢以後幾度出現較長時期分裂割據局面的重要原因； 此外，在觀念上，西方近代國家一般被認為是民族共同體和國家合而為一的產物，中國古代則缺乏這樣明晰的界定。在古代宗法社會及其制度的框架下，「國家」概念的形成最初與家族有著更為直接的關聯。以致在秦漢以後長達二千年的歷史中，「國」往往被許多人用來混指王朝政權，而「忠君報國」 亦被合為一種不可分割的德性看待。直到19世紀末，隨著民族危機的空前加深，中國人的民族觀才真正開始了從傳統「夷夏之辨」到現代民族主義的轉變。 三、晚清危局下中國民族主義的發軔和初步形成 近代意義上的中文「民族」一詞，20世紀以前使用頻率不高。直到20世紀初年，「民族」和「民族主義」卻成了思想界最為流行的用語之一，不僅梁啟超、章太炎等人撰文探討「民族」問題，還出現了不少以此為題的專論或著作。這一風氣的形成，從根本上說，固然是國內民族救亡運動風起潮湧、日趨高漲的寫照。同時，「民族」和「民族主義」在此期的廣泛運用，也與日本甲午戰爭後對國內的影響劇增有關。「民族」 一詞在日本的運用，始於l9世紀七、八十年代，而民族一詞在19世紀末至2O世紀初又通過許多日譯書並賦予現代含義後輸人中國。 現代民族主義在晚清中國的崛起，是當時國內外多重民族矛盾交相衝突的反映，其所面臨的反抗外來侵略和爭取民族獨立，推翻國內專制統治和破除滿清貴族特權、實現民族平等的雙重使命，使這一歷史過程呈現出分外錯綜的複雜性。 其時，梁啟超撰文指出：「自十六世紀以來，歐洲所以發達，世界所以進步，皆由民族主義所磅礴衝激而成。民族主義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語言、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此主義發達既極，馴至十九世紀之末，乃更進而為民族帝國主義。民族帝國主義者何?其國民之實力，充於其內而不得不溢於外，於是汲汲焉求擴張權力於他地，以為我尾閶。其下手也，或以兵力，或以商務，或以工業，或以教會，而一用政策以指揮調護之是也。」 這種觀點得到當時思想界的廣泛認可。 但是，就民族主義的具體實施來說，革命派和改良派產生分歧。在不少革命黨人眼裡，清政府是「異族政權」，不但是君主專制的代表，也是造成國內貴族政治和民族不平等的禍首。故倡導民族主義，首當「排滿」 以推翻清廷，然後才談得上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孫中山就認為：「推到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來分作兩次去做。」改良派則認為，這樣的民族主義未免過於狹隘。康有為即指責： 「談革命者開口必攻滿洲，此為大怪不可解之事。夫以二百年一體相安之政府，無端妄引法、美以生內訌，發攘夷別種之論，以創大難，是豈不可已乎?」並說，歷史上中國境內各民族曾經歷了長期的相互融合過程， 「計今四萬萬人中，各種幾半，姓同中土，孰能辨其真為夷裔夏裔乎?若必並此而攘之，恐無從檢姓譜而行之也」。梁啟超觀點較為中間，但也認為，「滿洲與我，不能謂為純粹的異民族也」，故「以社會學者所下民族之定義以衡之，彼滿洲人實已同化於漢人，而有混同民族之資格者也」。 不過「排滿」 口號的提出，雖包含著「小民族主義」的因素，但更主要的乃是針對清腐敗統治及其君主專制制度而發的，孫中山就明確說過：「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照現在這樣的政治論起來，就算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上述圍繞民族問題而展開的紛爭，既是現實政治的折射，也有理論上的原因。晚清民族主義思潮的理論來源不外兩方面：一為傳統的「夷夏」觀。從「興中會」 到「同盟會」 綱領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等表述中，同樣可以看到傳統「夷夏」觀的深刻印記及其在民間社會的廣泛影響力。二是西方現代民族國家學說，其中以瑞士政治學家 J．K．Bluntschl 的學說影響尤大，認為民族是：同居地、同血統、同語言文字、同宗教習俗、同體質和同生計之人群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共同體。此外，一些西方社會學家如斯賓塞等著作包含的民族學理論也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和吸納。這些不同類型理論的相互混雜和糾葛，顯然加劇了晚清思想界在民族問題認識上的紛雜。在民族主義情緒日趨高漲之際，這類觀念和當時傳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相結合，無疑刺激和強化了人們的種族競爭意識，以致不少人一度將種族和民族視為同一概念，這在反清革命黨人方面表現尤為突出，有的甚至還表露出「種族復仇」的傾向。 但要看到的是按照歐洲的經驗，其現代國家的民族構成多較單純或不太複雜，對於中國這樣一個 多民族統一國家如何完成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並無先例可資借鑒。因而在如何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取徑上，國內思想界雖時有人援引西方史例，卻仍不免歧義：有主張推翻清政府而重建現代國家者，有主張變政體(變專製為君主立憲)而不變國體(君主制)者，有主張合多民族成一民族者，也有主張使清廷「退守舊封」(東北地區)者。這些主張，大多各執一端，不同程度地帶有從傳統「夷夏」觀向現代民族主義轉化的過渡期特徵。 但孫中山及時調整思路，樹立起「大民族」 的觀念，於1912年元旦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宣布：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日民族之統一。」正式將「五族共和」確定為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方針，並在各種場合一再作了強調。這一方針，不僅為袁世凱政府所繼承，且深得社會各界贊同。其時，各地紛紛成立「中華民國民族大同會」、「五族共進會」、「五大民族共和聯合會」、「五族國民合進會」、「五族少年同志保國會」等以為呼應。西藏達賴十三世於19l9年以後即表示願「同謀五族幸福」。在此基礎上， 自1919年起，孫中山依據形勢的發展，開始更為強調樹立大「中華民族」 的觀念。在他看來：「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我的意見，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為一個中華民族。」 並認為：「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漢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以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與此同時，李大釗的《新中華民族主義》(1917)、梁啟超的《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1922)等也都從理論上闡述了類似主張。在各方的倡導下，大致從19世紀20年代起，「中華民族」作為包容全國各民族總稱的觀念逐漸深人人心，由此顯示出中國現代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思想在整個社會的主導層面已基本形成。 四、路向何方的大探討：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 鴉片戰爭後，謀變圖強的仁人志士前赴後繼，中國的歷史進程在辛亥年間似乎有了轉折。辛亥革命好像是推到多米諾骨牌者，然後清帝國地方權力的實際掌握者便一涌而起將已為空殼的末日帝國送進了歷史墳場。這場相較流血甚少的革命卻標誌意義非凡：清帝國變了民國，共和制招牌在名義上掛到北京的城門上，中國歷史上，代議制政府破天荒地第一次建立了。辛亥革命翻開了中國歷史的新一頁，但之後歷史進程的速度實在太快，不僅一般老百姓目不暇接，就是當時的實際握權者、社會思考者和立志革新者都有點理不清思路了。走馬燈一樣的歷史事件帶來的不是民富國強，卻是連年的政局變動和軍閥混戰。終於在1919年，積壓的悲觀、絕望和不甘心以一場原本滿懷希望的外交失敗為導火索帶來的社會政治運動了結了，但新的探索沒有終結。 實際上護國運動中，孫中山和梁啟超為代表的兩大現代觀念和社會力量還是非常微弱的。因為當時中國的現代社會的思想和力量沒有真正發展起來。因此，護國運動的主流，不是數位革命志士發起的人民革命，而是各派軍閥的離叛。袁死後，中國進入了軍閥混戰的時代。從主流上說，這種局面的形成，是中國傳統王朝解體之後的必然結果。數次喪失機會，使中國社會的重新整合不可避免地走上從基層動員著手的艱難的道路。 失去中央權威造成的軍閥混戰帶來社會的巨大動蕩，這使一批人開始思考從思想和社會而不僅僅是制度和技術層面拯救中國。可以說，失去中央權威帶來的動亂和黑暗是整個社會改革力量的陷入了絕望與反思。從總體上看來，民國初年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解決清朝滅亡造成的政治真空，以重建國體政體。但當時軍閥混戰的局面使社會改革的美好願望迅即破滅，形成了民族性的普遍心理危機，「五四」運動的爆是對社會政治改革深陷危機狀況的一個回應。「巴黎和會」上的屈辱只是當時社會政治變革連遭失敗的折射。此時，一戰的爆發暴露出西方國家內部的種種問題，與西方國家內部的自我反省相呼應，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民主國家的崇拜發生動搖，與上層「國家」改造相對的下層「社會」變革概念的影響力迅速擴大。「五四」運動以後，社會改造嘗試不但成為歷史的主調，而且由此生髮出的各種變革理念也深刻支配著中國人的探索和實踐，革命這一觀念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取得了價值上的絕對地位和合法性。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個人主義的覺醒是新文化運動前期社會思潮的核心。有種觀點便從思想史角度認為「五四」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插曲，中斷了思想解放和個人覺醒。雖然思想解放未完成便因為「巴黎和會」的屈辱轉向救亡運動，但不可忽視的是歷史事實：「五四」以後掀起的「社會改造」運動的波及範圍之大，程度之深，在歷史影響上遠過於對個體自由觀念的認同和詮釋。思想解放和社會改造的二元問題在中國更多得呈現出「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實質上，二者正常的發展是相互促進的。 「五四」是中華民族危亡關頭的自我救贖，並實現了歷史的轉折，但這一運動並沒有使中國走上一帆風順的發展道路，反而其帶來的社會激變與歷史積重之間的衝突讓以後的路更加荊棘。其中，民族主義混雜著各種社會思潮而嬗變成各種形式的民粹主義，成為造成種種災難的根源，帶有舊式底層起義性質的民族主義革命成為當時人們認可的全面社會重構的唯一道路，只等符合歷史邏輯的政治勢力出現了。 五、抗戰存亡時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鞏固 抗戰時期，中華民族面臨為形成現代民族意識就有亡國滅種的危局。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後，不僅一直企圖從武力上征服中國，還極力分裂中華民族，為其侵華製造理論依據。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在《征討清國策案》中制定了一套肢解中國的方案，按中國國內的民族分布，在東北建立「獨立」 的滿洲國，在長江南北各建一個日本的「保護國」或屬國，另「於西藏、青海天山南路立達賴喇嘛，於內外蒙古、甘肅省准葛爾之地，選其酋長或人傑，使其成為我可監視各部之長」，以達到分而治之，以便將其全部納入自己的掌控之中的企圖。1927年的《田中奏摺》更是表示：「茲所謂滿蒙者，依歷史，非支那之領土」。「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國主義一手導演的偽「滿洲國」、「華北自治運動」 和「蒙古軍政府」 等，也反映了這一鯨吞蠶食的策略。 其時，在救亡圖存這一神聖歷史使命的感召下，各種抗日團體和武裝紛紛建立，各種民族文化建設的口號此起彼伏，各種宣傳民族主義的出版物紛紛面世，愛國民族主義迅速匯成了一股具有最廣泛社會基礎的時代主潮。 應當看到，這一時期民族主義思潮的高漲不僅體現在其空前的聲勢和影響度上，更是一種現代民族精神的構建和深化過程。這種進步，至少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大大增強了全國民眾的中華民族整體認同感。 民國初年提出的「五族共和」理念，固然體現了要求民族平等的基本目標，但仍存在著一些認識問題。正因如此，孫中山後來一再呼籲應以「中華民族」取代「五族共和」 的概念，主張仿效美國「合黑白數十種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堅民族主義」的做法，大力加強國內民族間的融合度。而在抗戰時期大敵當前的形勢下，連先前一意主張「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後也表示：「中國民族既已一致覺醒，絕對團結， 自必堅守不偏不倚之國策，集中整個民族力量，自衛自助，以抵暴敵，挽救危亡。」 2、促進了理性民族主義觀念的形成。 晚清時期人們對民族主義的理解，不僅夾雜著不少狹隘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等非理性情緒，對「民族帝國主義」 的認識也未能擺脫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誤區。抗日戰爭的爆發使思想界指出宣傳民族主義，應當避免像德國、日本等國走向極端，表達了對民族主義內涵的理性共識。 3、加深了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內在統一關係的認識。 民國建立多民族統一「大中華民國」的方針雖得以確立，但因軍閥割據和內戰長年不息，以及一些外部侵略勢力阻擾，這一方針並沒有得到有效實現。抗戰中，國人受時局刺激，對兩者關係作了更為深入的思考。顧頡剛在《中國民族是一個》一文中指出中國民族無論在血統還是文化上均系合眾流而成，故「中華民族」 乃其最恰當之共稱，「在我們中國的歷史裡，只有民族的偉大胸懷，而沒有種族的狹隘觀念!我們只有一個中華民族」，「我們所以要抗戰，為的是要救國，而團結國內各族，使他們貫徹『中國民族是一個』的意識，實為建國的先決條件。」 六、現代民族國家的真正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探索百年後，1949年之後中國終於完成了大部分地域的政治統一，中華民族也作為一個政治民族第一次與一個樹立了普遍權威的政治實體結合起來，可以說是現代民族國家的真正建立。因此，其意義必然非凡。建國後，隨著社會改造運動和各項社會重建的展開，以及意識形態的廣泛宣傳，國內的民族主義認同也得到社會廣泛認可。而冷戰的背景下，中國像很多新興獨立國家一樣通過意識形態對立和對外樹敵的做法強化了本國國民的民族意識，這應該說是一種特殊的民族國家構建。 應當說，上述有關加強中華民族整體團結和鞏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理論與實踐，正是中國現代民族國家意識趨於成熟的重要標誌。最後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中國古代的「民族」 觀念主要表現為一種講求「夷夏之辨」 的意識，其內涵雖也包蘊著某種血緣種族之見，然關注的要點則在「夷夏」間的文化習俗和制度差異，因而具有明顯的「文化主義」和「華夏文化中心主義」傾向。在中國現代民族觀念的形成過程中，它仍是一種不可忽略的思想資源，併產生過相當的影響。 2、「民族是臆想的社會共同體」或某種觀念想像產物的理論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民族和民族主義的產生，牽涉到許多複雜的因素。 誠如費孝通先生所說：「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儘管交織著許多恩怨和變數，但都未能改變民族統一思想的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這其中的原因，才是最值得我們深思的。 參考文獻： [1] 馬戎：《理解民族關係的新思路一少數族群問題「去政治化」》，北京大學學報，2004：(6)． [2] [美]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社科文獻出版社，2003 [3] 康有為：《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折》，中華書局，1981 [4] 金炳鎬：《中國民族理論的百年發展1900—1999》，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 [5] 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梁啟超全集(卷四)》，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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