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道《黃帝內經》

06-11

問道《黃帝內經》

——以生命物質為核心的臟象理論本原及其在近代的異變

施懷生山西中醫學院

《黃帝內經》藏象學說是以生命物質和生命現象研究為主體的中醫學核心理論。在這一理論視野中，生命是物質的，物質是普遍聯繫的，物質的運動變化是永恆的，物質的存在和運動變化是有其特定表現的，通過對其表現的研究，是能夠發現和掌握其內在規律的。

只要我們堅持中醫藏象理論原有的超越器官、緊扣物質、層層深入、廣泛聯繫的研究路徑，中醫學就一定能夠逐步走出邊緣化語言、孤獨式生存、自發性成才、控制性療效和從屬性地位的困境，回歸原有的與任何學科開放兼容、與時代發展高度同步的方向與路徑。

中醫學作為最具中國原創優勢的生命科學學科，在我國總體醫學科學體系中具有十分獨特的地位，也是我國醫學科學最具發展潛力的一個重要領域。然而，從各級各類中醫藥臨床科學研究開題立項及其發表的論文來看，幾乎是清一色的治療學課題，很少有關於中醫診斷學研究進展的報道，給人一種中醫診斷學不需要深入研究或中醫診斷學的研究已經到了極限的錯覺。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在現行主流中醫理論特別是器官學特徵明顯的臟象理論框架下，關於辨證診斷的研究很難深入展開，這同樣也是造成科學界對中醫理論產生誤解提出質疑的關鍵原因。因此，重申《黃帝內經》確立的基於生命物質運動的臟象理論本原，反思臟象理論在近代發生的異變，對重新確立中醫藥科學的理論自信和發展自信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黃帝內經》確立探究人體生命運動規律的主導路徑

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中醫理論形成體系的重要標誌是《黃帝內經》的問世。換言之，所謂中醫理論，指的就是《黃帝內經》所論述的理論體系。但必須清醒地看到，《黃帝內經》所給出的，主要是研究揭示人體生命運動規律的方法與路徑，那些認為《黃帝內經》已經給出了生命運動研究終極成果的看法，是苛求古人、不切實際且不符合科學發展規律的。

《黃帝內經》擺脫了器官剖析與主流文化嚴重衝突造成的研究困境

雖然《內經》成書的確切年代尚難定論，但當下比較公認的看法是秦漢時期，下限不應晚於東漢。

我們知道，同其他各種人文自然科學一樣，中醫學不可能脫離開整個社會文化環境而獨立生存。關於《內經》的研究，必須聯繫其成書之時所發生的一次重社會事件綜合分析，這就是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觀念成為基本國策，儒家文化強勢上升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此前「其死可解剖而視之」的研究方法不可能在「人之髮膚受之於父母」的價值氛圍中繼續得以延續，器官學研究遇到了空前的困難。

當此之時，中醫學並沒有消極無為，更沒有固守器官學研究的老路，而是在保留業已成熟的體表器官（五官、九竅、四肢等）和大體部位（內外、上下、表裡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毅然擱置了關於臟腑研究中的器官學研究內容，由此避免了在既有研究方法與主流文化之間所形成的嚴重衝突帶來的巨大衝擊，在強烈的社會思潮變革中絕處求生，把研究的視角聚焦於已有相當成就的「陰陽氣血精津液」等生命物質研究方面來，成功實現了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的重大轉型。

《黃帝內經》鎖定了生命物質的普遍聯繫及其運動變化的主體目標

當器官學研究不再作為中醫學研究的重心之後，關於生命必需物質和干擾生命活動物質的研究迅速成為中醫學研究的重點目標與核心理論，實現了「氣一元論」和「陰陽五行學說」的醫學化改造，賦予原本屬於哲學範疇的「氣一元論」和「陰陽五行學說」以鮮明的醫學理論內涵，開闢了以生命物質的本體狀態、自然屬性、存在方式、相互聯繫和運動變化等為主體的研究方向。同時，具體圍繞「氣血精津液」和「風寒暑濕燥火」等各類物質展開的研究如火如荼，並堅持兩千多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之所以說中醫學在《內經》時期就已經將研究重心轉移到物質研究方面來，其直接證據有三：

一是在現行主流中醫理論體系中，「陰陽五行學說」「氣血精津液學說」「外感六淫學說」和「內傷七情學說」等仍然居於核心地位，這一點毋庸置疑。

二是中醫學四診所得出的結論除「浮脈」「沉脈」反映表裡這一大體部位外，大多是圍繞「氣血精津液」和「寒熱虛實」等方面的結論，幾乎沒有關於臟腑形態、部位、結構、質地等器官學內容的四診研判。

三是中藥學和方劑學的功能主治，其關鍵要素是「升降浮沉」「寒熱溫涼」「扶正祛邪」及「調理陰陽」之類的指標，其發揮作用也無一不是針對「氣血精津液」和「寒熱虛實」等目標而設定的，幾乎沒有關於哪種中藥可以干預人體臟腑形態、部位、結構、質地等作用的記載，《內經》以降從來如此，概無其他。

《黃帝內經》確立了生命物質「推之可萬」「數之可數」的醫學理論核心模式

《內經》把陰陽作為世間一切物質的統領，把陰陽學說作為中醫理論的首要學說，使其成為認識自然、研究生命的基本法則。

首先，確立了生命的物質性，並指出了生命物質的內涵和外延均離不開陰陽，所謂「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其次，明確了生命物質是由無限層級構成的，即所謂「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陰陽之中，又有陰陽」，從而描繪出物質總體之下有陰陽兩類、陰陽兩類之下有臟腑之氣、臟腑之氣之下有不同功能之氣，且無限深入廣泛聯繫的生命物質全景圖。

再次，《內經》中的經典名句「夫數之可數者，人中之陰陽也，然所合，數之可得者也」，道出了無限可分的物質及其運動變化規律是可以被人類所無限認識和掌握的。其中「推之可萬」中的「推」字，本就

是移動、擴展、判斷物體之意，而「數之可數」的「數」字，則是查點、計算、比較、考察、審辨、確認各種規律和法則的方法、途徑和技術的表徵。

可以斷言，《內經》之所以能夠指導中醫學傳承發展兩千年，中醫學之所以能夠在兩千年的歷史中不斷取得新的跨越和發展，正是歷代醫學家採用「推之可萬」「數之可數」這一正確方法，並孜孜不倦地「推」和「數」的結果。

至此，我們對中醫學理論的基本認識逐步清晰起來，這就是以超越器官、緊扣物質、層層深入、廣泛聯繫為特徵的基本理論架構。從這一點出發，中醫學的整體觀念，實際上就是以人體生命物質的普遍聯繫及其運動變化規律為研究主體的基本觀念；中醫學的辨證論治，實質上就是通過觀察人體生命狀態和生命現象的各種變化，進而分析研判並有效干預生命物質異常運動變化的基本方法。

基於生命物質運動的臟象理論是推動中醫學不斷發展創新的關鍵

《內經》在毅然放棄關於臟腑的器官學研究之後，對臟腑概念和臟象學說進行了革命性改造，形成了全新的臟象學說，並有效指導中醫學發展千百年。

臟象學說由器官研究向生命物質研究的成功轉型

《內經》對於臟象學說的轉型，重點採取了兩項措施：

一是將臟腑概念升級提位，使其成為生命物質的統領和分類學概念，即臟腑的實質是指人體內能夠協同完成特定生命活動的相關物質的統稱；換言之，臟腑是相互關聯的陰陽氣血等物質的總和。

二是臟腑概念與物質概念成為深度融合的一體化概念，臟腑與陰陽氣血形成了固定性片語，如「心血、肺氣、肝陰、脾陽、腎精」等。當我們論及心時，必然是指心陰、心陽、心氣、心血等，絕對與所謂「形如蓮花」「七孔三毛」等無關。也就是說，有關臟腑的部位、形態、結構、質地等指標在中醫理論發展和臨床實踐中已經失去了實質意義。

以物質為核心的臟象理論對中醫理論發展的成功指導

繼《內經》之後，中醫理論的巔峰之作當屬醫聖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而令人感興趣的是，《傷寒雜病論》中提到的臟腑，正是統領各種物質並論述其運動變化內涵的概念；其所關注的生命物質的異常，重點是正氣與邪氣相互作用的狀態；在器官學方面，最多也就是用到了一些《內經》本已研究成熟的體表結構和大體部位，但這些基本與臟腑及臟象本身無關。

唐宋金元時期，中醫學得到持續發展，甚至形成了學術爭鳴的高潮，但無論是王燾、孫思邈還是李東垣、張從正、劉河間、朱丹溪等名醫大家，其關注的焦點幾乎都是物質，所論及的臟腑，幾乎都是這些臟腑所統領的陰陽氣血，或者是這些臟腑自身的寒熱虛實。

明末清初，溫病學說的誕生，使疫癘之氣成為中醫學最主要的一大科學發現，傳染性病源進入了中醫學的視野，這是物質研究路徑和方法取得的重大成就，是中醫學完全走向物質研究的又一鐵證。

近代中醫學困境源於臟象理論研究主體及其方向的異變

清代中晚期到民國早中期，西學東漸已成燎原之勢，中醫學遇到了強烈衝擊，匯通學派應運而生——一方面奮起自保，功莫大焉；另一方面，悄然迎合，自證合理，從而使以物質研究為主體的方向和路徑發生偏轉，器官學研究不知不覺地嵌入其中，突出地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出現了「人體是以五臟為中心的有機整體」等論斷，而這裡所說的五臟，已不是統領物質的五臟，而是具有明顯器官學色彩的表述，託名五臟，實指器官。

二是錯誤的將使動辭彙「藏」字名詞化，偏離了《內經》中「藏」字固有的主導、調節物質及其運動變化的本意，形成了「肝中之血」「腎中之精」等表徵場所的概念。

三是病機論述與防治學說相互脫節，病機論述中有意無意地強調形態、結構、部位、質地等內容，而遣葯組方卻仍沿用「扶正祛邪」「調理陰陽」等以物質為主體的核心內涵，兩者之間漸行漸遠，前者對後者事實上不再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綜上所述，《黃帝內經》早在兩千年前就已基本擱置了器官學研究，藏象學說是以生命物質和生命現象研究為主體的中醫學核心理論。在這一理論視野中，生命是物質的，物質是普遍聯繫的，物質的運動變化是永恆的，物質的存在和運動變化是有其特定表現的，通過對其表現的研究，是能夠發現和掌握其內在規律的。

只要我們堅持中醫藏象理論原有的超越器官、緊扣物質、層層深入、廣泛聯繫的研究路徑，中醫學就一定能夠逐步走出邊緣化（而非共享化）語言、孤獨式（而非互動式）生存、自發性（而非機制性）成才、控制性（而非根治性）療效和從屬性（而非主導性）地位的困境，回歸原有的與任何學科開放兼容、與時代發展高度同步的方向與路徑。